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在西方音乐史中的地位

正当瓦格纳将德国歌剧推向一个创作高峰之时，约翰内斯·勃拉姆斯走向另一条道路。作为捍卫德国古典音乐传统的最后一位音乐大师，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音乐同极为盛行的浪漫主义标题音乐形成对峙的状态。爱德华·汉斯立克是他的主要支持者，他一度被“汉斯立克派”作为反对瓦格纳及其崇拜者的中心论战人物。他于1860年在《柏林回声报》刊登抨击瓦格纳“未来的音乐”的正式宣言上签过名，早年又反对过李斯特为首的“浪漫派”，为此遭到胡戈·沃尔夫（Hugo Wolf，1860～1903）等人在刊物上不遗余力的攻击和贬评。有一些西方音乐学者将他作为“纯音乐”（Absolute music）的杰出作曲家进行评价。然而，勃拉姆斯是在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氛围中生活的，他与舒曼夫妇结下终生的真挚友谊，其创作尤其是艺术歌曲、狂想曲、随想曲和叙事曲等都具有浓郁的抒情性，表现出浪漫主义的情感和音乐特点。作为德奥重要的音乐代表人物，勃拉姆斯同瓦格纳并列于史册，是当之无愧的。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于1833年5月7日生在汉堡一个市民家庭里，父亲是一个演奏低音大提琴的乐师，年轻时在市军乐队里当过圆号手。他从小师从父亲学小提琴、大提琴、圆号和音乐基本知识，受到良好的音乐教育。十岁时，他向马克森（E.Marxsen，1806～1887）学钢琴、作曲理论。13岁开始在酒店、舞厅、剧院演奏钢琴，以获取报酬贴补家用，以减轻他父亲的经济负担。1848年，勃拉姆斯在汉堡举行他的第一次独奏音乐会，其中曲目有他根据民间舞曲、歌曲改编的圆舞曲和幻想曲，显示出他的艺术才华和注重情感表现的音乐气质。

1848年至1849年，匈牙利革命失败以后，不少匈牙利艺术家流亡到汉堡，其中有著名小提琴家爱德华·雷门伊（Eduard Reményi，1830～1898），勃拉姆斯与他一见如故，结为挚友，两人合作举行音乐会，勃拉姆斯担任他的钢琴伴奏。这位小提琴大师真姓为霍夫曼，早年在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因参加1848年革命而被迫流亡国外。他的演奏曲目广泛，自己将不少匈牙利舞曲和歌曲改编成小提琴曲，使勃拉姆斯有机会接触和熟悉匈牙利民间音乐，并且产生浓厚的兴趣。勃拉姆斯用《拉科西进行曲》旋律写了1首钢琴四手联弹曲，1852年至1869年又写成有名的21首匈牙利舞曲四手联弹曲以及其他用匈牙利民间音乐素材写的作品，表明这位年轻作曲家在雷门伊的思想影响下，用音乐来表示对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和支持。

勃拉姆斯一生都热衷于民歌的整理和研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人道主义观念。他认为民歌是人民创造的艺术品，自称是“真正的德国人”，改编了许多德国民歌，并将不少民间流行的通俗歌调运用到他的艺术歌曲创作中。在维也纳居住期间，他写有两集《恋歌圆舞曲》（Liebeslieder，有译《爱之歌》，op.52，18首，1868～1869；op.65，15首，1875），他采用四重唱与钢琴二重奏的形式或钢琴四手联弹与歌唱结合的形式，描绘维也纳一幅幅富于诗意的音乐画面，表示对奥地利圆舞曲之乡的敬意。年轻的德沃夏克同他相识后，一直得到他的鼓励和帮助，使这位尚未出名的捷克作曲家于1875年起向民族音乐风格方面发展。

1853年，经匈牙利杰出的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希姆（Joseph Joachim，1831～1907）介绍，勃拉姆斯在杜塞尔多夫会见了舒曼夫妇。舒曼听了他的作品，在当年12月28日的《新音乐报》发表题为《新的道路》的评论文章，赞赏他的音乐创作成就。这篇绝笔之作对他的生活和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1854年2月，舒曼精神病加剧，他以晚辈的忠诚和友情给予克拉拉最大的精神慰藉。他将克拉拉看做是女性和艺术的完美典型，始终蕴藏着一种对这位比他大14岁又有7个孩子的女性的真挚的恋情，这种对爱情的渴望在他的一些作品里有所表现。但他又在自我的感情克制中经受精神痛苦的折磨，他的感情波动和生活烦恼的复杂心理有时也流露在他的音乐中。19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由于共同的美学观点和艺术理想，他与克拉拉·舒曼和约阿希姆一起旅行演出坚持着德国古典音乐的传统和原则。他于1878年写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op.77），约阿希姆特意为这部杰作编写精巧的华彩乐段，并在1879年1月于莱比锡首演时担任小提琴独奏。这部被称为“带有独奏声部的交响曲”，构思深刻而严谨，全曲交响乐化，3个乐章有戏剧性的明显的对比，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诗情，充分表现出他创作交响乐的才能，并且反映出贝多芬作品对他的影响。

19世纪50年代，勃拉姆斯在德国各地旅行演出期间，写了不少作品，有第一d小调钢琴协奏曲（op.15，1854～1858），钢琴奏鸣曲、谐谑曲和叙事曲、钢琴三重奏、弦乐六重奏、二首乐队小夜曲（op.11，16，1857～1859）、＃f小调舒曼主题钢琴变奏曲和五部歌曲集（共3l首，1852～1858），通过这些作品，他表露出自己对祖国大自然的感情，对德国民歌和民间叙事诗的爱好，对舒伯特、舒曼两位前辈的崇敬和对艺术理想的追求。1857年至1859年间，他任利佩德特莫尔亲王宫廷合唱队的指挥和音乐指导，创作了不少合唱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德意志安魂曲》（Ein Deutsches Requiem，op.45，1857～1868），这是继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曲》之后的又一部杰作。后来，他写的《命运之歌》（Schicksalslied，op.54，1868～1871）、《悲歌》（Nänie，op.82，1880～1881）等，都是重要的合唱作品。

1857年波及欧洲的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德国普鲁士王室与容克贵族通过强权和武力实现了德意志于1871年的统一。俾斯麦（1862～1890在位）任首相，采取“铁血政策”，镇压民主运动，维护君主制度，促使容克贵族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勃拉姆斯在这种形势下深感民主思想被强力压抑的苦闷，同时他因被卷入“莱比锡派”与“魏玛派”的音乐论争之中，给他带来不少精神的痛苦。实际上，勃拉姆斯没有参加反李斯特、瓦格纳的“魏玛派”的行列，他的音乐思想是倾向于浪漫主义的。为了摆脱困境，他于1862年迁居维也纳，力求隐退到自己音乐创作的小天地里。(www.xing528.com)

在维也纳的35年中，他完成了花费20年心血创作的第一c小调交响曲（op.68，1855～1876），汉斯·吉多·冯·毕罗将这部作品称为“贝多芬的第十交响曲”，以此来说明勃拉姆斯对贝多芬的崇敬。最后一个乐章的主题同贝多芬的《欢乐颂》的主题很相似，旋律、节奏以及和声进行都接近贝多芬这部《合唱》交响曲的风格。全曲有着标题性的史诗般的思想内涵，体现出勃拉姆斯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民族意识。

1871年德国统一，勃拉姆斯写了以管弦乐队伴奏的八个声部的大合唱《凯旋之歌》（op.55），表示祝贺，流露出他对祖国统一的喜悦。但俾斯麦的专制统治和德国统一后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很快感到失望、不安，在他的4部交响曲与晚期的室内乐作品中都明显地反映出这种复杂而矛盾的思想感情。第一交响曲充满着贝多芬式的英雄凯歌似的乐观情绪。第二D大调交响曲（op.73，1877）富于维也纳田园的诗意，明快欢欣又有一种孤寂沉思的忧郁。第三F大调交响曲（op.90，1883）的第一乐章，结构简洁，民歌风的主题，音乐发展多变而不稳定，表现了复杂的心理；终曲充满着戏剧性的悲剧气氛，尾声出现宁静而安逸的回忆，用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结束。第四e小调交响曲（op.98，1884～1885）是一部戏剧化的悲剧性的作品，全曲表现出深沉的哲理性的冥想和苦痛的内心陈述，真实地反映了他晚年极为孤独的隐退生活的忧郁和苦闷。

勃拉姆斯与他同时代的李斯特、瓦格纳、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1824～1896）等“浪漫派”大相径庭，走他自己不同的创作道路。作为贝多芬、舒伯特和舒曼的真正继承人，他始终坚持德奥的古典音乐传统，将浪漫主义的激情与严谨的古典形式结构结合起来，保持自己的艺术理想追求，音乐构思开阔而周密，形式手法运用力求简洁精巧。他用舒曼式的“F-A-E”三个音构成的格言：德文词意为“自由-然而-孤独”作为他自己的精神归宿的隐喻，企图摆脱现实生活的烦恼，在安静的、隐退的生活环境里从事自己的音乐创作。晚年，勃拉姆斯获得各种荣誉称号：柏林艺术学院院士、汉堡市“光荣公民”、英国剑桥大学和德国布雷斯劳大学的博士学位。1896年5月21日，克拉拉·舒曼在波恩逝世，他从维也纳赶去参加葬礼，由于过度悲伤和旅途的劳累，返回后发现他的肝已硬化，严重损害了他早已衰弱的健康。1897年4月3日因肝癌不治，勃拉姆斯在维也纳病逝，终年64岁。他被安葬在维也纳距贝多芬、舒伯特墓不远的坟地。

勃拉姆斯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其作品除歌剧、戏剧音乐和标题交响乐之外，几乎包括器乐和声乐所有的体裁形式。奥地利历史学家曼迪切夫斯基（E·Mandyczewski，1857～1929）及其门生汉斯·加尔（Hans Gäl，1890～1987）于1926年至1927年在莱比锡编辑出版他的全集26卷，其中有交响曲4部、序曲2首、钢琴协奏曲和乐队小夜曲各2部、小提琴协奏曲和大小提琴复协奏曲各1部；弦乐四重奏、钢琴二重奏、四重奏和小提琴奏鸣曲各3首；弦乐六重奏、五重奏、大提琴奏鸣曲和单簧管奏鸣曲各2首；钢琴五重奏、单簧管五重奏、钢琴小提琴与圆号三重奏、钢琴单簧管与大提琴三重奏各1首。钢琴曲有奏鸣曲3首、狂想曲2首、间奏曲3首、圆舞曲16首、练习曲51首、匈牙利舞曲4首以及用舒曼、亨德尔、海顿、帕格尼尼和匈牙利的主题写的变奏曲等。歌曲有300多首，其中有声乐套曲《玛格洛娜浪漫曲》（op.33，共15首，1861～1868）、《严肃的歌》4首（op.121，1896）。还有用斯拉夫诗歌谱写的独唱曲和合唱曲20多首、《女低音狂想曲》（op.53，1869）以及《吉卜赛民歌》（op.103，8首，1887～1889）等。

汉斯立克一派将勃拉姆斯推上对抗瓦格纳的音乐论坛，在西方至今仍有不同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他对欧洲音乐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抹杀的深远影响。现代无调性十二音体系的创始人阿尔诺德·勋伯格在1933年纪念勃拉姆斯百年诞辰的广播讲话中称他为“进步作曲家”，评价他的作品具有革新性的意义，由此可见他在西方音乐史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