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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与民本观:孔子的政治思想及中国社会转型

时间:2023-11-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可见,周人虽在神与人的关系中强调了人的作用,含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但仍受着神的影响。其包含的 “仁者爱人” 的思想,强调百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民本思想的理论形态。然而,笔者认为必须指出:虽然强调统治者德行的 “人治” 思想和突出重视人民作用的民本思想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它们缺乏对最高统治者的监督制约机制,从而延缓了中国社会由 “人治” 向 “法治” 的转化过程。

德治与民本观:孔子的政治思想及中国社会转型

孔子的德治思想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是当时社会各种政治理论的最高形态,孔子的德治思想是对周人 “礼治” 思想批判、创新的产物。“以仁释礼” 的政治思想把 “礼治” 从 “神治” 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实现了中国古代政治从 “礼治” 到 “人治” 的转换,体现了民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特色。

“神治” 思想是夏、殷两代政治的根本特征。夏、殷统治者把国家政治置于神权之下,认为自己的政权来自上天的命令,突出上苍、鬼神对国家政治的主宰作用,因而政治笼罩在宗教蒙昧主义的阴影之下。

周人 “礼治” 思想实现了从 “神治” 到 “礼治” 的转化,但仍处于“神治” 思想的束缚之中。“礼治” 思想最初的表现形式是周人制定的“周礼”。“周礼” 包括 “礼仪” 和 “礼制” 两方面,“礼仪是对原始社会的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宗教祭仪发展的结果”,“礼制” 则是周人对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提炼而制定的社会统治秩序和伦理规范准则。“礼制”实际上是对夏、商两代 “神治” 政治的批判和改造,它开启了从 “神治”思想到周人的 “礼治” 思想的大门。

周初敬德思想对神权即天命思想的修正,在天命观念中纳入了人治和道德的内容,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大进步。“明德” 也好,“保民”也好,周人同时强化其道德内涵,用人治和道德限制神权的发展,最终把神权排除到主导地位之外,敬德保民思想把民情当作天意的晴雨表,在神学里注入最现实的内容,这是中国理性文化思潮的开始。从此标志着中国政治开始逐渐走上 “不语怪力乱神” 的面向人伦的政教,神学逐渐被推向 “神道设教” 的附属地位。

周代 “礼治” 思想的内容是 “以德配天”。“德” 在当时的主要内容是指道德规范,而非个人的道德品质。周人提倡 “以德配天”,就是要突出 “德” “礼” 等政治伦理规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决定作用。“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尚书·蔡仲之命》) 周人 “敬德” 的同时还注重 “保民”,要求统治者勤于民事,不要沉迷于安乐享受。周人 “敬德保民” 的 “礼治” 思想是对殷人 “神治” 的突破,是中国古代政治从 “神治” 到 “礼治” 的转化。这是划时代的进步。然而周人的 “敬德保民” 并未完全摆脱殷人 “神治” 的束缚,周人的 “敬德保民” 还要 “以德配天”。周人的伟大业绩虽包含了他们自己的主观努力,但最终还认为是在 “天命” 的帮助下完成的。可见,周人虽在神与人的关系中强调了人的作用,含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但仍受着神的影响。(www.xing528.com)

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周人 “礼治” 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剥离了其中“神治” 的宗教成分,建立了 “以仁释礼” 的政治思想体系,实现了从“礼治” 到 “人治” 的转化,体现了民本思想的特色。

孔子 “以仁释礼” 的政治思想是对周人 “礼治” 的肯定和赞同。孔子对周人 “礼治” 的遵守、肯定,就必须对 “周礼” 所包括的社会秩序、伦理规范的肯定和认可。不仅如此,孔子政治思想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将周人的 “礼治” 思想从 “神治” 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孔子把周人的“礼治” 还原为现实社会的政治秩序、伦理规范,改造了 “礼治” 神秘主义的 “神治” 色彩,实现了从 “礼治” 思想到 “人治” 思想的转化。孔子 “为政以德” 的 “德治”,其核心思想是 “仁”,而 “仁” 思想的基本内容包含 “克己复礼为仁” 和 “爱人” 两方面。“克己复礼” 为贤人政治,而 “爱人” 则表现为政治上宽民、经济上富民、思想上教民等多个方面。

孔子 “克己复礼为仁” 的思想突出了统治者个人德行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构建了中国古代社会 “人治” 思想的基本框架。其包含的 “仁者爱人” 的思想,强调百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民本思想的理论形态。孔子遵循 “古之为政,爱人为大” 的原则,把 “爱人” 放在为政之首位。孔子认为,如何处理好君民关系是对待民众的第一层面问题。孔子的民本思想是对殷周至春秋时期民本思潮的总结与升华,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民本主义思潮为孔子的民本思想奠定了非常深厚的思想基础,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创新,是其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巨大贡献。然而,笔者认为必须指出:虽然强调统治者德行的 “人治” 思想和突出重视人民作用的民本思想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它们缺乏对最高统治者的监督制约机制,从而延缓了中国社会由 “人治” 向 “法治” 的转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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