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的传递观到传播的接受观获得新成果

“观”“味”“知”都体现出中国古人在接受意义时的主体性，可以称之为“接受主体性”（receiving subjectivity）。“传”与“受”是传播过程的两端，相当于霍尔的“编码/译码”。但现代大众传播的思维方式往往是“传”和传者的立场。“受众”概念指向的是作为群体的、抽象的、被动的对象，而不是作为个体的、具体的、能动的主体。这既符合效果研究的传统，也是现代社会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体现。对早期中国的传播学者来说，传播就是传，传播学就是传学。实际上，传播不等于传，传播应该是“传—受之链”（the chain of transmit-receive）。古今观念的区别在于，“传”在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更为凸显，而“受”在媒介不发达、人们对符号充满崇拜的古代更为重要。中国古人特别体现出一种“受者”的主体性思维方式，例如文人雅士“观”“味”“知”的主体性接受观念，可以称之为“接受主体性”。

“接受主体性”体现了思维方式和立场的转变，我们可以进一步建构一种新的理论观，即“传播的接受观”（a recept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传播研究的立场可以从传者转向受者，从“传递”转向“接受”，但这不是传者眼中的“受众”接受，而是“受者”眼中的主体性接受，即“接受主体性”。换言之，“接受主体性”指向的是能动的、具体的、个体的受者，而非被动的、抽象的、群体的受众。如果说凯瑞通过反思和批判“传播的传递观”，发现西方深厚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中还有一种“仪式”的原型，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那么我们通过立场和视角的转移，在梳理与总结中国古代文人雅士“观—味—知”传播观的基础上，可以建构出“传播的接受观”，既是对中国古代传播现实的表征，也能为新的传播现实提供表征。

从“接受主体性”到“传播的接受观”，体现了概念化、理论化的努力。一方面，我们发现越是往前回溯历史，就越是发现“传播的传递观”解释力的式微，早期华夏传播研究者的“牵强附会”也正是这个原因；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了与“传播的传递观”不同的传播观念，体现为“观”“味”“知”，但又不能直接提取古代语言作为概念。我们可以在吉登斯“双重解释”、格尔茨“对析解进行析解”^[32]（explicating explications）^[33]等“他山之石”的启示下尝试概念化：第一，“观”“味”“知”体现了对信息/意义的主体性接受的传播观念，这是对古人的“同情的理解”，属于第一重解释；第二，“观”“味”“知”的传播观念实际上偏向于“传播之链”的“受”的一端，即霍尔“编码/译码”的“译码”一端，但前者是“受者”之“受”，后者是“受众”之“受”。换言之，后者在接受信息/意义时主体性更加凸显。因此，经过传统观念与现代概念的对话之后，我们在第一重解释基础上进行第二重解释，即提出“接受主体性”的概念。这一概念既对接了古代观念与现代概念，也弥补了两者之间的鸿沟；既是对吉登斯“双重解释”程序的实践，也是对黄光国建构本土理论方法的效仿。

总之，相对于“传播的传递观”，“传播的接受观”更注重能动的、具体的、个体的受者，而非被动的、抽象的、群体的受众。它体现了思维方式和立场的转变，既是对中国古代传播现实的表征，也能为新的传播现实提供表征。

【注释】

[1]John Durham Peters，Speaking into the Air：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the Communic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9.

[2]〔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3]转引自〔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8页。

[4]〔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5页。

[5]〔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译码》，朱晨译，见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3页。

[6]〔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译码》，朱晨译，见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7页。

[7]〔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译码》，朱晨译，见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5页。

[8]〔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译码》，朱晨译，见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5页。

[9]程国赋、蔡亚平：《论明清小说读者与通俗小说传播的关系——以识语、凡例作为考察中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0]〔德〕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9页。

[11]〔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4页。

[12]〔美〕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3页。

[13]〔美〕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3、89页。

[14]另一个译本这样翻译：“不论谁传递信息，人们都可以从输入和输出两方面对其考察。怎样的言论声明引起了某个传递环节的注意？他逐字传送了哪些？丢弃了哪些？改动了哪些？增添了哪些？输入与输出内容的不同与文化、性格有什么关系？”参见〔美〕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谢金文译，见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7页。

[15]〔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译码》，朱晨译，见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3—425页。(www.xing528.com)

[16]余也鲁：《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代序）》，见〔美〕W.宣伟伯：《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余也鲁译述，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第Ⅺ页。

[17]陈培爱：《记华夏传播研究的奠基人——余也鲁教授》，《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期。

[18]〔美〕W.宣伟伯：《新订本序》，见〔美〕W.宣伟伯：《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余也鲁译述，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第Ⅵ页。

[19]关绍箕：《中国传播思想史》，台北：正中书局，2000年，第157—167页。

[20]〔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21]〔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8页。

[22]汤一介：《〈汉学名家书系〉总序》，见沈清松：《沈清松自选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页。

[23]汤一介：《〈汉学名家书系〉总序》，见沈清松：《沈清松自选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页。

[24]汤一介：《〈汉学名家书系〉总序》，见沈清松：《沈清松自选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页。

[25]汤一介：《〈汉学名家书系〉总序》，见沈清松：《沈清松自选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页。

[26]〔美〕杨联陞：《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0页。

[27]〔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2页。

[28]〔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06页。

[29][明]潘之淙：《书法离钩》卷二，见[明]杨慎：《墨池琐录（外十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30]林语堂：《中国人》（全译本），郝志东、沈益洪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223页。

[31]林语堂：《中国人》（全译本），郝志东、沈益洪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226页。

[32]〔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33]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New York：Basic Books，Inc.，1973，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