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播理论：从命题群到辩证观

经过对先秦众多思想家成果的梳理，我们初步完成了“传播的辩证观”（a dialectic view of communication）的概念化和命题系统的建立工作。在命题的建立上，总共可归纳出62个命题（包括子命题）。其中，《老子》有6个命题（L）；孔子有1个命题（K）；《墨子》有4个命题（M）；《庄子》有13个命题（Z）；《尹文子》有14个命题（Y）；《公孙龙子》有3个命题（G）；荀子有21个命题（X）。这些命题在总体框架上，体现的是辩证思维；但在各个层次的论证上则逻辑严密。如果忽略各命题提出的年代，并且按照各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来考察命题系统，那么便可构成一幅先秦传播辩证论的理论图谱（见图9-3）。在这幅图谱中，时间已经被忽略，作者和著作也被淡化，但各个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则被重新确立，形成了一个关系紧密、逻辑严密、推论连续的命题系统，构成了“传播的辩证观”的理论图谱。

根据辩证法正、反、合的逻辑，先秦“传播的辩证观”大致可分为紧密相连的三部分。《老子》建立主要架构，基本命题为“道可道，名可名”（正），“道非常道，名非常名”（反），“有名无名，同出异名”（合）。《尹文子》则将《老子》的一正一反加以整合，提出“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大道不称，众有必名”（Y1）。

首先是“正”的部分，《老子》提出基本命题“道可道，名可名”（L1），这是人们认识得以可能、交流得以开始的前提。沿着这些命题，便发展为《庄子》的命题“物之粗可言论，物之精可意致”（Z1）。继续延伸，可以推出《荀子》的命题“名有固善，制名指实”（X2）和《墨子》的命题“言必立仪，辩明是非”（M4）。也就是说，在一定的限度内，人们能够用语言和符号来认识世界，交流思想，不仅需要用最为高效的办法制定名称和概念，还要为语言和符号的使用订立规则。而制定名称和概念，包含六个子命题，《荀子》和《尹文子》各有三个：同则同之，异则异之（X2A）；推而共之，推而别之（X2B）；状所状实，化实可指（X2C）；命物之名，方圆白黑（Y8）；毁誉之名，善恶贵贱（Y9）；况谓之名，贤愚爱憎（Y10）。有了这些制名的方法和规则，就可以实现《荀子》的命题“期命辨说，喻实喻道”（X3）和《墨子》的命题“以名举实，以辞抒意”（M3），透过言辞，通过约定、命名、辩论和解说，是能够说明事实和事理的；更为重要的，是实现《尹文子》的命题“善恶有分，不患其差”（Y11）和《荀子》的命题“正名辨异，正道辨奸”（X4）。这是“名”的最大价值。具体的逻辑是：失由名分混，得由名分察（Y12）；名定物不竞，无所措其心（Y12A）；分明私不行，无所措其欲（Y12B）。“名”与“分”的“察”与“混”，往往是“得”与“失”的原因。除了《尹文子》的这三个命题，孔子的“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K1）同样包含于其中。至于订立规范的命题“言必立仪，辩明是非”（M4），则包含了《公孙龙子》的三个命题：名实相符，一名一实（G1）；知此非此，实变名止（G2）；正其所实，即正其名（G3）。也就是说，必须对语言制定规则，从而辨明是非。

其次是“反”的部分，强调符号（名称、概念）的局限性，即“道非常道，名非常名”（L2）。《庄子》进一步提出“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Z3），这个命题又可以推出“不知其名，强为之名”（L3）和“名无固实，约定俗成”（X1）。在整个“反”的部分，基本上是关于“名”和“实”的辩证关系的，因此接下来又包含五个命题：名为实名，实不必名（M1）。不知白黑，取实予名（M2）。形必有名，名未必形（Y2）。形而不名，未必失实；名而不形，必检其差（Y3）。生于不称，自得方圆；生于方圆，名得其称（Y4）。而无论是这些“名”和“实”的辩证关系，还是关于以“名”指“实”时的规则，《尹文子》提出了高度概括名实辩证性的命题“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Y5），具体包含两个子命题：形非正名，名非正形（Y6）；形名有别，不乱不无（Y7）。

第三是“合”的部分，即《老子》提出命题，认为有名和无名都是源自同一世界，“有名无名，同出异名”（L4），这种辩证的认识就带来了极具启发性的命题。《庄子》进一步发展为“是”与“非”的辩证统一，提出没有绝对的是非，是非都是相对的。“是不是，然不然”（Z6），有是就有不是，有然就有不然。一方面是说，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尤其是宇宙的永恒规律，越是声称清楚地表达了这些，越有可能越陷入认识的局限之中，因而《庄子》主张“大道不称，大辩不言”（Z7）。这也是承《老子》而来，包含四个命题：正言若反，希言自然（L5）；名亦既有，知止不殆（L6）；知止其所不知，谓天府葆光（Z7A）；忘年忘义，振于无竟（Z7B）。另一方面，如果还是自以为是，那就会导致《荀子》所提出的“物异为蔽，蔽于一曲”（X5），包含《荀子》的五个命题和《庄子》的两个命题。《庄子》分别从主观和客观方面提出了“蔽”的原因与表现，主观是“是非之争源于成心”（Z4），客观是“道不可语束于教”（Z5）；《荀子》则提出了五种对立的“蔽”的原因与表现：欲为蔽，恶为蔽（X5A）；始为蔽，终为蔽（X5B）；远为蔽，近为蔽（X5C）；博为蔽，浅为蔽（X5D）；古为蔽，今为蔽（X5E）。对于这样的状况，唯有“解蔽”，才能上“明”下“化”，具体的方法就是“一分为三”的辩证法，即“兼陈万物而中悬衡”（X6F）；度以远事，验以近物，参以平心（X6G）。它们包含了五对命题：无欲、无恶（X6A）；无始、无终（X6B）；无近、无远（X6C）；无博、无浅（X6D）；无古、无今（X6E）。

值得一提的是，由“道可道，名可名”（L1）和“有名无名，同出异名”（L4），便能推出《庄子》创造性的命题“言者在意，得意忘言”（Z8）。

因而，“传播的辩证观”理论呼之欲出：《老子》奠定了其主体架构，其他各家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进行了系统论证，并在各自的层面进行了理论创新。这些命题，有些已经成为常识；有些则类似公理；而有些命题，是现代传播学所密切关注的；还有一些命题，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提炼，将有利于新的传播研究的开展，乃至新的传播理论的建构。“传播的辩证观”的现代价值，并不仅仅在于“正确”发现符号与意义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交流如何“正确”进行，更在于用辩证的思维来把握它们，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传播。辩证思维是中国思维的一大特色与传统，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传播，启发性地看待传播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图9-3　先秦辩证传播思想的命题系统

注：“”表示包含关系；“”表示推论关系；“”表示反向关系；“”表示平行关系。

【注释】

[1]汤一介：《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8页。

[2]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41页。

[3]沈清松：《宋代理学与道家道教·序》，见孔令宏：《宋代理学与道家道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页。

[4]邵培仁、姚锦云：《寻根主义：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建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5]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0期。

[6]陈国明：《中华传播学研究简介》，见陈国明主编：《中华传播理论与原则》，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20页。

[7]陈国明、〔美〕威廉姆·J.斯塔柔斯塔：《一个有关人类传播的亚洲研究方法的对话》，见赵晶晶（J.Z.爱门森）编译：《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1页。

[8]陈国明：《有助于跨文化理解的中国传播和谐理论》，见赵晶晶（J.Z.爱门森）编译：《“和实生物”——当前国际论坛中的华夏传播理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页。

[9]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0期。

[10]〔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数学》，《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337页。

[11]何道宽：《〈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译者前言》，见〔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6—7页。

[1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13]〔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50、56页。

[14]〔美〕沃纳·赛佛林、〔美〕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徐培喜等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14页。

[15]卫周：《道德经新译新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2—193页。

[16]卫周：《道德经新译新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

[17]卫周：《道德经新译新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6页。

[18]卫周：《道德经新译新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1页。

[19]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0页。

[20]〔英〕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4—95页。(www.xing528.com)

[2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09页。

[2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3页。

[23]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835页。

[24]〔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75页。

[25]〔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202页。

[26]〔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88页。

[27]〔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231页。

[28]〔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7页。

[29]〔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6页。

[30]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5页。

[3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08页。

[32]关绍箕：《中国传播思想史》，台北：正中书局，2000年，第208页。

[33]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74页。

[34]关绍箕：《中国传播思想史》，台北：正中书局，2000年，第193页。

[35]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74页。

[36]关绍箕：《中国传播思想史》，台北：正中书局，2000年，第208页。

[37]庞朴：《公孙龙子译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页。

[38]关绍箕：《中国传播思想史》，台北：正中书局，2000年，第136页。

[39]关绍箕：《中国传播思想史》，台北：正中书局，2000年，第135页。

[40]蔡先金、王玉泉：《〈尹文子〉文本之解读》，《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41]厉时熙：《尹文子简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6页。

[42]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191—192页。

[43]张觉：《荀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38页。

[44]〔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王东亮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2—43页。

[45]张觉：《荀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40页。

[4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7页。

[47]〔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48]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4—105页。

[49]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1页。

[50]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