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认为，“社会”是由一个个具有能动思维能力的人组成的。“社会的构成”从根本上依赖于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而“社会行动”则是由社会成员的观念系统驱使的。吉登斯提出：“普通行动者是有思想的人，他的观念构成性地进入他们所做的事情中；社会科学的概念不会与他们在日常行动中的潜在占有和结合相分离。”[84]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家要理解并解释社会，他必须深入社会成员的思想或观念体系，它不能像自然科学家研究天体一样从“外部”进行“黑箱观察”（天体没有思想），而必须深入社会成员的“大脑”进行“理解”（社会成员能够思想）。吉登斯认为，自然界不是人类的行动创造出来的，但是社会不一样，尽管不是任何单个个人创造出来的，但的确是由每个参与者共同创造出来的（而且是在观念系统驱动下创造的）。因而社会科学家与普通人享有一部分“共有知识”，即社会科学家会首先像“社会成员理解自身”的方式一样来理解社会成员的行动。[85]只不过，作为专业研究者的社会科学家不能止步于普通人的“常识世界”，而必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构出更为精致的理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由概念、命题组成的理论。
吉登斯的“双重解释”说明，社会科学理论与普通人的常识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社会科学理论建基于常人的常识理解。“每一个（健全的）社会成员都是一个实践的社会理论家；在保持任何一种日常接触的过程中，他或她通常都以一种自然而然的、习以为常的方式利用社会知识和理论，而且这些实践资源的使用恰好就是产生日常接触的条件。”[86]社会科学家要做的，就是理解这些常人借以利用的思想资源，因为普通人正是借助这些思想资源展开社会行动的。吉登斯将社会理论与常识之间的中间地带称为“共有知识”[87]。其次，社会科学理论不能止步于常识，它必须超越常人的理解，揭示更为深层的联系，主要表现为概念的语言。后者能描述普通人开展社会行动的心理过程，却又是以普通人意识不到的方式来描述的。换言之，社会科学家甚至能比其研究对象更了解自己。“它要求社会科学家比普通行动者‘更了解’为什么事情会像他们所做的那样发生。”[88]例如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被米尔斯认为能够“超越‘个体性的’对于自身及其所处情境的意识”[89]，因为韦伯运用了历史与结构的观念（将清教徒的动机置入宗教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广阔结构及其变迁中）。第三，社会科学理论会转化为常识。这是社会科学理论比自然科学理论复杂的最大原因。社会科学理论一旦建立，就极大地影响着常识世界，甚至完全融入常识世界，成为常识的一部分。这种情况等于说，社会成员直接调用了社会科学理论进行社会行动。换言之，社会科学理论直接参与了“社会的构成”（直接影响了研究对象的观念系统，从而改变其参与构成社会的过程）。吉登斯认为，表面上看，“双重解释”导致了社会科学理论的“常识化”，消解了其原创性和威望，但实质上这恰恰体现了社会科学理论的贡献。[90]
实际上格尔茨“文化的解释”也很类似于“双重解释”。一方面是“揭示贯穿于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活动的概念结构”，即社会性话语中“所说过的”；另一方面是“建构一个分析系统”，对民族志来说，“理论的职能在于提供一套词汇，凭借这些词语，符号行为关于其自身”所要说的“得以表达出来”。[91]也许在格尔茨看来，人类学的解释比社会学还要复杂，可能还不止“双重解释”。只有“本地人”才能做出第一等级的解释，而人类学家的解释则是第二和第三等级的解释。[92]他这样为《文化的解释》结尾：“社会，如同生活，包含了其自身的解释。一个人只能学习如何得以接近它们。”[93](www.xing528.com)
吉登斯的“双重解释”说对通过“传统思想”发展“传播理论”的路径意义重大。社会理论和常识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意味着，理论和经验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鸿沟，相反它们是经常互相转化的。实际上，比社会理论与常识互动更为频繁的是一种文化中的传统思想，后者经常成为普通人开展社会行动的思想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思想和日常经验是难舍难分的，因为任何经验都是某种理论框架下的经验，哪怕是一种意识不到的“无意识”，同样是一种理论框架（即“日用而不知”）。这种情况在中国的语境中更为明显，因为两千年的文化连续性，特别是语言文字的连续性，使中国的传统思想无处不在地发挥作用，只不过一般人“日用而不知”罢了。
因为人是通过历史来理解现实的，正如第一章所重点论证的，我们之所以理解自己的语言（包括字、词、成语、典故、诗歌、戏剧等），正因为其描述的是我们的生活过程，而同时语言又建构了我们的生活过程。因为过去的一切经验形式，都可以为现在的经验提供形式和调子。[94]总之，中国传统思想是理解中国人行为的一把钥匙，无论是何种中国人的社会理论，如果它想更好地理解中国人，都可以与之拥有“共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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