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研讨会探索本土化：《华夏传播理论》成果

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实际包括了“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和“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两种说法。

首先提出“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的人，可能是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兼中心主任余也鲁（讲座）教授。他在1978年3月主办的第一次中国传播研讨会（香港）上作了题为《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余也鲁认为，“我们除了可以在中国的泥土上学习与实验这些（西方传播）理论外，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因为，“传的艺术已深潜于中国文化中，流漾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只差作系统性的与科学性的发掘与整合。现在该是开始的时候了”。

1978年9月出版的《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一书中写道：“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先生，目前正积极主持该中心的一项工作——‘传播研究的中国化’，大力整理我国的传播遗产，以期能够推出一套完备的‘中国的’理论，并将我国的传播经验‘回馈’给外国人。”余也鲁认为，中国的传学可以回溯到数千年，例如战国时代，七雄争霸，苏秦、张仪在“合纵连横”中用了什么说服的策略？郑和七下南洋，没有发过一枪一炮，而威震番邦，所用的外交技巧是什么？运河的建设，沟通了中原与南方，建立了文化的交流……也许从这些历史文化的成就上，可以探讨出中国传播学的脉络。郑贞铭认为：“这种研究方向是值得国内新闻界与传播教育界重视的。”

1978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在台湾政治大学主办了第二次中国传播研讨会，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系主任徐佳士教授）协办。余也鲁、徐佳士、朱立等30余位来自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历史学的学者参加了会议，向会议提交了14篇论文，大家用一周时间共同探讨传播学研究中国化问题。会上，余也鲁、徐佳士分别宣读了论文《环境与传播》《中国传统中人际传播特征初探》；会后，朱立教授在《报学》上发表了香港会议上的论文《开辟中国传播研究的第四战场》。当然，在此之前台湾地区已有一些相关论文面世。例如，方鹏程的《先秦合纵连横说服传播研究》（硕士学位论文，1973），阎沁恒的《汉代民意的形成与其政治之影响》（1971），张玉法的《先秦时代的传播活动及其对文化与政治的影响》（1975）。

1993年5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实际上可以看作第三次中国传播研讨会，同前两次一样，余也鲁和徐佳士两位教授仍然是会议主办者和主席。22位来自海峡两岸暨香港的文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民俗学、人类学、经济学、新闻学、传播学学者向会议提交了专门论文，最后以《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为题结集于1994年7月出版。会议决定在二三年内集中力量写一本《中国古代传播概论》（1997年正式出版时定名为《华夏传播论》，37万字），编一套《中国历史上传播理论与实践资料选辑》。

1997年11月，第四次中国传播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中国、新加坡、澳大利亚、韩国的社会科学学者38人与会，其中正教授（研究员）和拥有博士学位者21人，博士生导师4人，其余大多为副教授职称。会议收到30余篇论文和10余篇书稿提纲。会议回顾和总结了以往的传播研究，集中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试图从中归纳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为建立科学的有时代意义的“中国传播学”创造必要的条件。会议要求在1993年“中国传播研究资助项目”学术招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争取在1999年之前，由香港海天基金赞助，编写与出版一套“中国断代传播史”和一套“中国传播问题史”（或“中国传播观念史”），共计约20本。

纵观四次会议，虽然中国传播研究的主帅因年事渐高而逐步远离研究一线，但牵动的地域却不断扩大，研究的队伍正迅速壮大，研究规模及成果也在不断增大和累积，呈现出一派喜人景象。(www.xing528.com)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人们最初介绍西方传播学时（1956—1960），是把它当作“批判的靶子”引进的，而不是要学习它。18年后，当人们再次介绍这门学问时，仍把它定性为“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并对它保持高度警惕。直到198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97年9月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32位学者才有机会聚在一起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对今后的研究予以规划。最后，会议提出：“对西方传播学，我们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简单否定，也不要简单肯定。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我国新闻事业的传统，对传播学作具体分析，千万不能照抄照搬。我们对它的基本态度，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十六个字：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使它在‘四化’和‘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从此，建立有中国特点的传播学，成了中国大陆传播学者的长期工作。

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于1986年8月在安徽黄山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主办。31名会议代表提交了27篇学术论文。与会者指出了以往引进、消化西方传播学工作中的弱点和不足，探讨了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结合、传播研究与新闻研究结合的途径，讨论了国际传播学界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分歧。会议认为，“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应是我们对待西方传播学不同学派的基本态度；“而从我国的传播实践出发，逐步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则是我国传播学研究者当前的主要任务”。

1993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在厦门联合举办了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35位与会学者提交了31篇论文。会议对大陆15年来传播学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对“建立有中国特色传播学”的诘难给予了有力反驳，对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和联系实际的应用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媒介崇拜、文化冲突和信息侵略等跨国传播问题进行了认真研讨，提出要继续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以解决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于1995年6月在成都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62位与会者提交了60篇论文。由于会议主题被确定为传播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讨，大多数论文也以此为中心展开。与上次会议一样，会上又有学者对“传播研究本土化（中国化）”提出反思和非议，又理所当然地遭到与会者的驳斥。会议认为，虽然我们在“传播研究中国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努力中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缺点，没有完成以往几次会议提出的“中国特色”的任务，但是，“没有完成不要紧，因为这是一项相当大的系统工程，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我们继续努力就是”（俞权域，1995）。

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于1997年4月在原杭州大学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原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这是一次真正的全国性会议。海峡两岸暨香港的70位学者（台、港学者7位）向会议提交了62篇论文，大多数论文显示了较高的理论水平。与会专家讲述了市场经济对大众传媒发展的影响，探讨了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观念，论析了面对互联网、信息洪水、商业文化所应采取的对策，探析了媒介经营管理的机制、取向和效率问题，对上海与香港、香港与新加坡的大众传媒进行了比较分析。会议要求传播学者密切关注中国大众传播的实际和发达国家传播新科技、新动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要对中国一百年来的新闻与传播研究进行一次全面回顾与总结，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