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思想在英语世界的多元化研究与分析

英语世界总体上对《中庸》的研究颇为冷清，研究成果甚少，本阶段亦不例外。从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本阶段《中庸》研究视角较为多样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从中西哲学对比分析的角度，探究《中庸》思想与西方经典哲学思想的相关与差异。梅·西姆（May Sim）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中”和《中庸》的“中”具有比较性和互补性，即两个“中”既相互不同，又相互补充。^[65]《中庸》的“中”指不过不及，处于适中，强调不走极端，它是万事万物的准则，“中”居于万物之首，不仅调节人的情感，还调节天下所有事物，独立于任何情感的影响。而亚里士多德的“中”则与人类情感相关，指情感状态不走极端，处置得当，它与人类行为相关。亚里士多德的“中”不具备调节万物的作用，只限于处理人的极端情感，亚里士多德的“中”的含义不及《中庸》的“中”的含义丰富和广泛。但是二者也有相同之处，即都强调家庭教育或教养，重视家长在孩童成长和教育中的重要性，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清楚地昭示家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史迪奇勒（Stichler）^[66]通过对安乐哲与郝大维《中庸》译本进行细致分析，指出《中庸》其实充满了亚里士多德的物质世界观，可以用实体语言来表达《中庸》的意义与意图，并非只能用过程语言来解析《中庸》，《中庸》的世界更像亚里斯多德世界中的自我完善而非普罗泰戈拉世界中的未完善的过程和事件。湍·努尹（Tuan Nuyen）对比分析了《中庸》和希腊哲学关于“义”（Justice）的认识，^[67]认为儒家伦理与希腊伦理之间存在共同的形而上基础（metaphysical basis），二者都以世界秩序和谐为基础。古希腊的伦理观根源于“dikê”（正义，justice），儒家的核心伦理观是“中庸”（doctrine of the mean）。“中庸”和“dikê”都基于相同的关于世界及宇宙的形而上的观点，都注重协调各类力量，维持世界秩序与和谐。儒家的伦理与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德的特性，即人不走极端，处于“中”有相似之处。但是二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例如儒家伦理并未区别自然与人类道德（morality）的差异，而只强调人与宇宙的和谐。

2．对比分析《中庸》对于中西文人、学者的思想影响。王松林（音译，Wang Songlin）通过回顾和考察理查兹和吴宓在清华大学的学术生活，发现两位学术大师虽然在某些思想观念上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理想主义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却深受《中庸》思想影响。^[68]理查兹受到《中庸》“中”与“和”（equilibirum and harmony）的启发，在《美学基础》中提出了“共生美学”概念，即美的产生需要保持中和的心态，使得各种对立的情绪和谐共生。在《文学批评原理》中，理查兹再次运用《中庸》的观点提出了“和谐冲动”（harmonised impulse）的美学概念，指出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协调作品中各种不同元素的冲突，协调冲突程度的高低决定作品质量的好坏。理查兹还用“诚”定义诗歌的本质，指出“诚”是诗歌中最重要的品质，“诚”就是去行动、去感受、去思考如何与个体真实的本性一致，如何把外在与内在情感连接，自我完善，足见《中庸》对理查兹美学思想的影响。吴宓认为《中庸》道出了人生原则和道德行为原则。理查兹和吴宓作为道德理想主义者和精神浪漫主义者对儒家的人文主义有着共同的兴趣，都认为《中庸》及儒学思想是拯救现代社会的良方。

3．从精神分析角度探究《中庸》思想与精神病治疗的关系。有学者没有从纯技术的角度分析精神病例，而是从中国哲学汲取理论源泉，剖析强迫症和恐惧症患者病源，探究治疗方法。萨巴·鲁斯特吉（Sabar Rustomjee）对《中庸》的核心思想——“中”与“和”进行了分析，指出二者表达了平静与和谐。^[69]“平静”（equilibrium）表达内心宁静，“和”（harmony）强调个体与外在环境和谐共处，要获得这种宁静与和谐需要通过“空”（emptiness）来实现，即达到一种忘我的心灵状态。作者在进行小组诊疗（group analysis）的过程中，发现《中庸》的“中”“和”与小组诊疗工作原理一致，“中”可以理解为“与真实自我和谐共存”，“和”可以理解为个体的社会属性，二者相互依赖、和谐共存，从而使每一个个体认识到自我实现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依赖他人的自我实现而完成。作者认为“中”与“和”的这种精神特质对于治疗精神病人的疾病具有积极的作用，有助于成员之间学会公平相处，提高自我修养，加强向内的修炼，提升内在力量。(www.xing528.com)

4．从物理哲学角度探讨《中庸》思想。容尼·利特约翰（Ronnie LittleJohn）^[70]运用中国哲学的五行物理说，探讨《中庸》蕴涵的五行物理学意义，指出在五行物理学中，焦点的形式得到改变，所有的物体都变换为其他的形式，未必非要运用过程哲学语言来理解和认识《中庸》之类的中国哲学典籍，还是应该遵循中国模式，不用刻意分类，应让文本自己发言。

5．从社会学视角分析《中庸》的理性意义与现代性的关系。钟太兴（音译，Tak-sing Cheung）等^[71]运用韦伯和哈贝马斯社会学理论分析《中庸》的理性意义，指出《中庸》的理性含义很难归属于西方理性——工具理性、交往理性和价值理性中的任何一个类别。工具理性强调不惜一切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中庸》的理性代表一种含蓄的模式，不仅要最大化个人目标，还要考虑其他人的目标。至于交往理性（交际理性），《中庸》的交际理性更注重从整体角度看待人际和社会关系，更强调和谐关系，权衡不同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强调在多方敌对力量中保持一个适度的位置，在社会交往中开启对话模式，以维护交往系统中的社会和谐。中庸的理性模式是最为中和的模式，强调个人的周到细致与社会整体性的融合，它既可以是工具理性，但不是以此为目的，它也可以是价值理性或形式理性模式。

总体而言，该阶段的《中庸》相关研究成果有限，但是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化，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物理学等角度研究《中庸》，取得了一定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