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故城曲阜-匠人营国

位于今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至今不少地段的城垣仍耸立着，尤其是城的东南角及其两侧，残垣的高度在10米上下。依据这些城垣遗址及考古发掘报告，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地复原出当时城市的基本面貌与布局结构。

根据考古发掘报告，鲁国都城的平面是一个南北稍长的长方形。在城址的西北两边曾利用洙水的自然水道作城壕，东南两侧则用人工开凿的城壕引洙水，构成一个环形的防御系统。城墙上共有城门十一座，东、西、北三面各三座，南面两座。其中，北部的城门分布较密，间距较小，约半公里左右。贯通全城的大道位于城市中、南部，都是东西向。城门的设置和交通大道的布局，证明城市的布局是东西方向。

图5-3 曲阜鲁国故城遗迹分布图

但是，根据考古试掘的结果，位于古城东墙北门的向西通道中部偏东北部的地方，即今周公庙高地一带为夯土基台，应该是当时的宫殿区。《水经·泗水注》中记载“周公台，高五丈，周五十步”，周公台应该是当时的宫殿区。宫殿区以北，今盛果寺一带，是城中最大的居住遗址。该处遗址的西部文化堆积厚2米以上，从西周前期一直延续到汉代。故城城址内早期的手工业作坊，也主要分布在北部和西北部，大致在盛果寺以及西北部今药圃一带有冶铜遗址，而药圃北部和弹簧厂则明显是制陶遗址，与居住区大致吻合。

从鲁国故城的城门和交通大道布局来看，主要居住区原来在西部和中北部，整个布局杨宽先生认为是符合周宗法制的坐西朝东方向的。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一般的都城大多是由一个城发展为城和郭连结的结构，这首先应该是由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西周初期东都成周，在王城以东建设大郭，主要用来安置国人、迁居殷民和驻屯军队，以巩固新建立的周朝对于四方的统治，加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力量。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许多诸侯中的大国，先后采用这种布局，同样具有加强统治力量的目的。建设大郭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需要。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发生变革，手工业与商业越来越发达，小城内已无法容纳日益扩大的手工业工场和商业区，郭区成为居民集中的居住区、手工业和商业集中之区。因此，这种小城连结大郭的布局也就逐渐扩展到中原各国。(www.xing528.com)

另外，采用坐西朝东的布局，也就是说把宫城或者宫室造在西部或西南部，以东方、北方为正门，是依据周人的礼制设计的。古代周人的礼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以室中西南隅为尊长居住之处。《礼记·曲礼上》说：“为人子者，居不主奥。”郑玄注：“谓与父同宫者也，不敢当其尊处。室中西南隅谓之奥。”这是说，室中西南角，是尊长居住之处，小辈是不能居住的。在举行祭礼时，周人还把室中西南隅作为神和尸的安坐之处。而神是指主人祖先的神灵，尸则是在祭祀时作为祖先神灵的代表，往往是选用族中孙子一辈的人充当。《仪礼》中的《少牢馈食礼》，是卿大夫祭祀其祖庙的仪式。整个仪式过程大致是以下这样的：

当主人要祭祀祖先的时候，先要派司宫陈设神筵于庙中室内的西南隅，同时由祝在神筵的东南陈设一个长的几案，作为神的安坐之处。在西南角陈设好神座后，祝把尸请进庙来，升登室中。这时，代表神灵的尸就安坐在位于西南隅的席位上，面朝东北，祝和主人就立于东面祭拜。由此可见，无论宗庙中的室，宫殿中的室，都是以西南角的奥作为尊长者所位处的地方，坐西朝东，以东向为尊。

古代都城的设计者，就是把整个都城看作一个室，因而把尊长所居的宫城或宫室造在西南隅，整个都城的布局坐西朝东，这显然是周人的传统习俗。因为当周的先祖公刘建都于豳时，就是“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夕阳就是指西部地区，把宫室造在西部，自然是以西为尊了。

不仅祭祀祖先如此，平时在室内举行的礼节都是以东向为尊的。当时殿堂虽是南向的，但是室内的席次以东向为尊。直到秦汉之际，还是盛行这种礼制。例如鸿门宴中，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樊哙后来也是西向立。韩信攻破赵的陈余军，生擒广武君（李左军），“乃解其缚，东乡坐，西乡对，师事之”。这里的乡是向的通假字，所以韩信是尊敬广武君，让他坐西面东，处于上位以示尊崇。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刘汉灭诸吕匡正后，当汉文帝（代王）被迎入长安，群臣劝请他即帝位时，他“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西向让是表示不敢居尊长之位，南向让是表示不敢居君上之位。代王先西向让，无非是表示他在皇族中不敢居尊长之位。因为在宗法制度下，宗统，也就是宗族长对成员的支配权，和君统，即君主对臣下的支配权，是合为一礼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规则，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的都城，几乎都是由西“城”和东“郭”结合，坐西朝东。这从目前保存较完整，且经过初步调查的齐都临淄（今山东临淄）、郑韩都城郑（今河南新郑）、晋国都城新田（今山西侯马）、魏国都城安邑（今山西夏县）、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楚国都城郢（今湖北荆州纪南城）、秦国都城雍（今陕西凤翔）的情况来看，大都如是。而这种城市布局特点似一直持续到西汉时期的都城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