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是我国儒家的经籍之一，重点是对人们的道德、行为提出规范。而涉及帝王修建都城的规定，则集中见于《考工记》部分。由于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周礼·考工记》成书并非一时之作，有部分为周时的遗文，如手工业部分，但更多的是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增补、纂入，最终是在西汉时期形成今本，所以《周礼·考工记》中关于理想都城的描述也就被认为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关于都城营建的理想或标准。在随后儒家地位不断提高，并演变为中国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周礼·考工记》中的“匠人营国”也逐渐成为后世帝王营建国都的“玉律”。
“匠人营国”一节专述城邑建设制度。所谓“国”，意即指“国都”，营国就是营建国都。西周有封邦建国制度，封邦就是将天下分划给周天子的属臣进行管理，建国意味着建立统治中心，即作邑作邦，从而完成建立城邦国家的任务。营国的具体内容不仅包括修建城池、宫室、宗庙、社稷等，同时还要规划所属的田地和属邑，即所谓治野。有国有野是西周封建制的体制性表现。所以，那时的营建国都，实际上是建立一个以城为中心连同周围田地一起的城邦国家。因此，建城实为建国。从周天子到诸侯再到卿大夫，都各有自己的城邦国家。
正因为此，《考工记》关于“营国”的文字，实际上是三个等级：第一级是王城，即周天子的首都；第二级为诸侯城，即诸侯封国的国都；第三级为“都”，即宗室和卿大夫采邑。《考工记》中对王城描述得较详细，其他两类城邑只是以城隅、道路为例，就营建制度来说明它们与王城的差别，而没有直接叙述城市内部的具体规划。因此，历代学者的解释也就都是以王城的规划为基准，按照礼制，即按一定的差额依次递减来决定这两类城邑的各项具体规划内容。
《考工记》中关于王城的规划制度虽然讲了一些，但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三段：
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
归纳起来，《周礼·考工记》中明确的理想国都的设计，首先是确定宫城作为全城规划的核心。而其余的重要建筑，无论是祖（太庙）还是社（社稷坛）的空间位置都是以天子所居的宫城为坐标的。都城内重要建筑的布局原则是以宫城为中心，前为处理国家大事的外朝，后为经济活动中心的市场，宗庙和社稷则分据宫城的左右两侧。城门、主要道路及居民区的布设，也是以宫城为中心对称分布。
在《周礼·考工记》中，都城规划有着具体而微的设计方案，如：朝、市规模为一“夫”，即占地方百步；王城城垣高七雉（丈），城隅高九雉，每面城墙各开三门，共十二座城门；宫城城垣高五雉，宫隅高七雉，宫门门阿高五雉；全城采用经纬涂制（即棋盘格式）干道网，由三条南北和三条东西主干道（一道三涂）为骨干所组成，顺城加辟环城干道——“环涂”，连接经纬干道，构成一个干道网，城外有“野涂”沟通内外，经纬涂宽九轨即周尺七丈二尺，环涂宽七轨即周尺五丈六尺，野涂宽五轨即周尺四丈；庙门宽周尺二丈一尺，庙中门（闱门）宽周尺六尺，应门宽周尺二丈四尺，路门宽周尺一丈六尺五寸等。
显然，《考工记》所述的营国方略带有浓重的礼制色彩，考虑到它是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各国工商食官制度濒于崩溃边缘的时代产物，也无怪乎要设计出如此森严的等级，以企图恢复井然有序的周礼。值得注意的是，《考工记》“匠人营国”构建的王城规划，不是战国时人们的营建都城的方案，
而是构想出的首都建设规划。从现在的城址考古来看，无论是疑为夏都的二里头遗址，还是殷墟商城、偃师商城以及周人的丰镐、雒邑遗址中，都没有发现与《周礼·考工记》相近的城市格局和道路体系。(www.xing528.com)
由于《周礼·考工记》只是关于古代都城的规划思想，在宋代以前并没有真正实现过，故后世硕儒多借题发挥，因此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周礼·考工记》的空间表达形式。如聂崇义《三礼图》中的“王城图”依据《考工记》勾勒出了一个十分直观的形象。只是聂图着重于绘制出道路、城门之间的空间关系，而都城中极其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宗庙、社稷及市场的位置却含糊不清，当然不能令人满意。
清代著名的朴学家戴震则在他的《考工记图》中的“王城图”中，将宗庙社稷统置于皇城宫寝的东西两侧。其实，这并不是戴震的创新，而是宋代以来一个学派的主张。只是因为戴震名重一时，经他的推广，这一王城图在清代曾大行其道。
当代学者贺业钜则对《考工记》营国制度有过深入研究，绘制了具体而微的示意图。
图5-1 聂崇义《三礼图》王城图
上述示意图都是对《周礼·考工记》中的规划思想的一种高度概括，而《周礼·考工记》，也就是儒家礼制对中国都城制度的影响，实际的情况却要复杂很多。
事实上，平王东迁后，周王室进入了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由于诸侯国之间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征战频繁，列国内部也政局不稳，犯上作乱的事件时有发生。出于防御考虑，各国对城邑的建设都加快了步伐。我们从《左传》中就看到大量关于建城的记载。这也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地上遗存绝大多数是战国时期的城址的直接原因。但当时正处于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旧的秩序已经破礼，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起来，因此城市也不可能依照一个规范的方式修建，列国的国都修建大多如《管子·乘马》中所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无近旱而水用足，下无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一段话说得很明白，即国都的营建更多需要的是因地制宜、经济实用，而这也与春秋战国时的状况相吻合。所以像《周礼·考工记》这样中规中矩、周正标致的城市显然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它只是处于乱世中的人们对于秩序和规范的想象与期盼。那么，当时的城市规制和城市格局到底如何？《周礼·考工记》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透过对考古遗存和历史文献的分析，拨开蒙在历史上的面纱才能得到答案。
图5-2 戴震《考工记图》王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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