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与生物学思想在中国哲学通史中的探索

中国古代农业一直以来就强调“因”天地之“宜”。这样一种观念在明清时期依然得到继承。例如“启原宜深,启隰宜浅”(《农说》);“轻土宜深,重土宜浅”(《知本提纲》),在这些观念或论述中仍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先秦时期《管子》和秦汉时期《吕氏春秋》、《氾胜之书》中就形成的相关思想。像前面考察所反复指出的,“宜”或“因”的观念与思维,说到底也就是强调天人之间的关系,强调顺应和遵循自然法则。如马一龙所说:“天有时,地有气,物有情,悉以人事司其柄。”“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农说》)这里,天、地、时、宜与人的关系清晰呈现。宋应星在他的《天工开物》中同样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天工开物·乃粒第一》)以防止虫害的办法为例,不同地区是不同的,“陕、洛之间,忧虫蚀者,或以砒霜拌种子”(《天工开物·乃粒第一》)。“晋地菽、麦必用(砒石)拌种,且驱田中黄鼠害”,而“宁、绍郡稻田必用蘸秧根,则丰收也”。(《天工开物·燔石第十一》)宋应星在这里不仅是关注和强调“宜”或“因”思想,而且关注和强调与“宜”或“因”密切相关的多样性和具体性问题。类似的思想在清代陈淏子撰写的《花镜》以及官方编修的《授时通考》中也都完好地被继承和保存。

不过在明清时期的农学与生物学活动中,人的因素或能力的意义、作用被进一步强调。在与自然的交往中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早在先秦时期荀子的哲学中就已经萌芽。在具体生产实践中,汉代《氾胜之书》中的区种法理论最早强调了“人为”的意义。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类似的思想不断出现在农学和生物学中,也出现在炼丹术中。而这些思想同样也在明清时期得到延续并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例如:

(丘浚)土性虽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或可以胜天,况地乎!(《大学衍义补》卷一四)

(马一龙)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农说》)

(吕坤)人定真足胜天。……夫冬气闭藏不能生物,而老圃能开冬花,结春实。(《呻吟语摘》卷上)

徐光启对于这一思想也有很充分的论述。他说:(www.xing528.com)

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农政全书》卷二《农本》)

其又引丘浚的话说:“土性虽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或可以回天,况地乎!”(《农政全书》卷二五《树艺》)这表明丘浚的思想对徐光启影响颇深。徐光启的这方面思想将在后面第四节的天人观念中再作详细考察。以后清人陈淏子也说:

能审其燥湿,避其寒暑,使各顺其性,虽遐方异域,南北易地,人力亦可以夺天功。(《花镜·课花大略》)

可以说,这样一种认识在明清时期实际已经形成了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共识。如前所说,这样一种认识的普遍出现与园艺农业的广泛性有关,这也是自唐宋甚至更早一段时间以来的一个重要发展。自然农业与园艺农业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园艺农业为人力所为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在这里,传统的自然农业连同它与自然关系的种种规定性有可能被极大地改变,这也已经为现代农业所充分证实。而我们要看到的是,这在中国古代其实早就有悠久且连续的认识历史。并且更有意义的是,中国古代特别是明代的人们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毫无疑问,这样一种认识或思想无论是对于当时的农学、生物学,还是对于当时的哲学都是具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