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苗族村庄的媒介与文化变迁

在本章的这一部分，我将结合田野观察所得及问卷分析结果，对施洞居民的媒介使用现状进行描述。考虑到其他媒介的使用行为在施洞日常生活中比例很小（表2.5），这里只讨论当地最为普及的电视媒介和新兴的网络媒介（包括电脑和手机）的使用情况，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两种媒介与施洞苗族文化变迁的关系。

表2.5 家电媒介拥有情况

在巴拉河村，每家的电视自主人起床后基本是一直开到晚上睡觉，开启和关闭基本上是以孙辈们起床和睡觉的时间为准。老年女性白天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家做家务、哄小孩或者做刺绣，她们基本没有固定观看的节目。电视常常固定在一个频道并不调换，只是因为开着，可以给安静空荡的房间提供背景音。男人们白天主要在外劳动，或者看田、或者放牛、或者打鱼，午后的时间，他们靠在堂屋的门槛上盯着电视发呆，没有午睡的习惯，听电视里传出的声音放空大脑，似乎是他们常用的休息方式。因为父母亲大都外出务工，在整个白天的时间，孩子们是电视的主要观众。年幼的小孩有时在堂屋里乱爬，有时到屋外玩耍，为了不让孙孙跑远，老人用播放动画片光盘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即使小孩们常常为电视里的画面发出惊叹，但要让他们长时间专注于电视内容是相当困难的，如何看好孙孙就成为让老人每天都很挠头的事情。在有电视剧的时间，大一些的孩子三五成群地聚在其中一个人的家中看电视，也许是觉得只看电视太浪费时间，他们经常一边玩扑克一边看电视，似乎剧中大部分情节光听就足够了。只是在面向电视机的孩子偶尔发现特别精彩的段落时，所有人才会放下扑克，回头看一会电视。这个时候，孩子们激动的情绪吸引了一直坐在门槛边做刺绣的祖母或外祖母，她会停下手中的活计，抬头看上两眼。晚间是最为清闲的时候，忙碌了一整天的老人们坐在堂屋里，用看电视度过临睡前的时光。对老人来说，看了几十年电视，如今的电视节目似乎让他们提不起兴趣。电视中都市生活的迷离超过了很多人的理解范围，本地新闻的千篇一律让他们味同嚼蜡，民族内容的光盘也已经看过太多遍。天气预报是很多人必看的节目，其他时候就在频道的转换间有一搭没一搭地打发无聊。九点多钟，小孩们陆续睡去，老人们关掉热得有些发烫的电视。

以上文字是我在巴拉河村一天晚上记下的日志内容，记录了村中最常见的电视收视场景。电视以其生动、直观的影像语言，消除了受语言文字水平限制的村民们的使用困难。在他们眼中，电视“能说会唱”，是家中最人性化的电器，因此村里的电视总是从早到晚处于播放状态。在施洞，除了人们的休闲方式更为丰富外，电视的使用频率同样相当高，对于像LSL一样不愿意出门的人，看电视在一天中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对于放假在家的学生们来说，“在学校没机会看电视，所以都趁放假在家霸着电视，一天基本上都不关”。表2.6显示了被访者收看电视的频率，可以看到，如果把“几乎每天”和“经常”观看电视的被访者划分为重度电视收看者，那么这一比例高达72.5%，而“偶尔”和“从不”看电视的人仅仅占到8.8%和2%。

表2.6 收看电视的频率

但正如开头所描述的那样，高频度的接触和长时间的收看并不等于对电视内容的高关注度。首先，电视并不能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在巴拉河的实践中，电视真正的消费者是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或是出于让着孙辈的目的，或是因为忙于家务和劳作而难得有整段时间的空闲，基本处于随机的收视状态。而在施洞镇，人们有更多的选择。在看电视之外，许多成年人用打麻将、打扑克、打台球来消磨时间。对于未成年人而言，除了固定时间的动画片、电视剧和综艺节目，他们更愿意与同学、朋友待在一起。特别是那些放假在家的中小学生，聊天、游泳、钓鱼、打篮球、骑自行车，任何类型的人际交往方式都能让他们产生摆脱学校束缚的快感。其次，收视时间仅仅代表电视播放的时长，并不能说明观众的收看状态。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看电视的行为往往伴随着其他娱乐活动或日常生活细节，或者可以说，看电视本身就被村民作为日常生活琐事的一部分。很难说村民们从收看电视的活动中接收到什么有意义的信息，电视只是经常性地被当作可以看的“收音机”，给空寂的乡村生活和缺乏沟通的断层家庭增添些生气而已。从对当地人收视时长的调查中可以发现，每天收看电视在两小时以上的人所占比例非常少。人们关注电视的时间主要集中在30-120分钟，大致相当于1-3集电视剧或1场综艺节目的时间，这也印证了即使电视整日不关，但当地人真正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并不长（表2.7）。

表2.7 每天看电视的时长

通过观察，我发现这种高接触率、低关注度的电视使用习惯有大致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从总体上说，电视在施洞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已经不再像改革开放初期时那么重要，人们的狂热随着对电视的习以为常而逐渐消退。美国人类学者康拉德·科塔克（Conrad Kottak）在《黄金时代的社会：对电视和文化的一项人类学分析》一书中提出了电视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四个阶段：

在最初的阶段，电视是一种新奇之物，它的奇异性俘虏了观众的全部注意。在这个阶段，催眠者是媒介，而非信息。当人们适应了电视，并习惯于它的经常存在时，他们便进入了第二阶段。观众对他们收看到的内容变得更加具有选择性，“对电视信息的抵制、解释和加工的过程”便开始了。根据科塔克的观点，第二阶段可以持续10年至15年不等。在第三阶段，电视进入某地的大多数家庭。第四阶段表现为“电视收看行为对土生土长的当地人的持续和终生的影响，后者一生都生活在电视传播的全国文化和电视制造的大众现象之中。在第四阶段，电视的更复杂、更长期的社会文化效果变得清晰可辨”……随着巴西的乡村进入电视发展的第三和第四个阶段，电视似乎“正在加强核心家庭和家族，其代价是减少了一般的社区生活”。^[22]

根据这个观点，施洞正处于电视影响的第三到第四个阶段。电视在大约三十年前进入施洞，借助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渗透到施洞的社会文化中，并逐渐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电视最初带给人们的新鲜感已经褪去。首先，曾经作为家庭最贵重的财产以及能力、地位、财富的象征的电视机因为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而成为寻常的家用电器。如今，黑白电视机早已退出施洞的家庭生活，每家每户使用的多是29英寸以上的彩电，不少家庭在更新旧电视时选择了技术更为先进的平板电视。我在ZTR家采访时，正好碰见他刚花1550元买了一台康佳牌平板电视。有的家庭甚至购买多台电视机，以此满足全家人的收视需求（表2.8）。其次，随着技术的革新和基础设施的完善，有线电视网络及相应的接收终端进入村民家中，清晰、稳定的画面质量让村民们已经难有更多的期待。

表2.8 家电媒介拥有情况-电视机

第二，通过数字机顶盒或小天锅，施洞居民能收看到的电视节目与城市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按理说，丰富的频道选择和节目类型应该能满足当地人的收视需求。而实际情况却相反。一方面，老年村民在面对琳琅满目的电视节目时常常陷入选择困难。总体而言，农民在长期的社会底层生活中对国家、社会公共事务形成了较为冷漠的心态，认为电视里播放的政治、经济、科技内容与自己没有太大关系，看电视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天气预报、农业知识，以及“不用动脑筋”的娱乐类节目上。然而总的来说，今天的中国电视，节目制作者面向的是城市观众，节目所反映的多是城市观众眼中的世界。因此，电视中有关农业知识的节目常常脱离农村生活实际，与针对城市观众的“生活百科类”节目相似，常常基于一般性经验，而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绝大多数娱乐节目要么反映的是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要么是情节雷同的谈情说爱、枪战打斗。这些节目对于老人而言，既缺乏营养，又难以理解，在最初的新鲜之后很快就产生了审美疲劳。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给年轻人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新玩具。在他们眼中，与电脑、手机相比，电视已经落伍。在田野中我们发现，“宅”在家里的中学生的第一选择是使用电脑。在没有电脑而又无处可去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坐在看电视的弟弟妹妹旁边。对于电视节目，他们往往没有要求，弟弟妹妹看什么，他们就跟着看什么，更多时候是捧着手机上网或玩游戏。对于那些喜欢出门社交的孩子而言，电视仅仅是休闲娱乐的备选方案而已。

图2.9 村民收看电视的场景

虽然总的来说电视在乡村生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具体到每个家庭和个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太多娱乐选择的家庭和个人，看电视仍然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多对农村电视收视情况的研究中常常看到类似于下面的表述：“男人们喜欢信息类节目，比如新闻、时事、天气预报等，女人和小孩更喜欢娱乐类节目。”至少在施洞，这是太过笼统且不合乎实际的判断，研究者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这里的情况正如尼尔·波斯曼在《娱乐至死》中描述的那样，娱乐类节目是村民们的第一选择，整个社区的媒介实践呈现出一种“全民娱乐”的状态。

ZJJ的孙子，10岁的ZZZ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州府凯里读小学，放假回乡的日子对他来说是自由而惬意的。白天骑单车，看电视，经常连饭都忘了吃。凯里家里有电脑，可以看他最喜欢的《熊出没》，回到巴拉河就只能看电视。早上八点起床，八点半到中午十二点看电视剧《活佛济公》，午饭后一点到四点有电视剧《少林寺》。四点以后写会作业，之后随便看看电视，到晚上七八点钟吃完晚饭跟着爷爷再看一会电视，一直到九点左右上床睡觉。

ZZZ的一天是跟着电视剧的节奏度过的，他的电视体验在当地颇有代表性。电视剧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节目类型，再大一些的孩子如放假在家的中学生还喜欢看综艺节目。他们告诉我，湖南卫视和安徽卫视的节目最好看，这一阵村里最火的电视剧是《仙剑奇侠传》《古剑奇谭》和《活佛济公》，《爸爸去哪儿》《快乐大本营》也相当有市场。由于等不及电视的播放进度，有电脑的人家会把电视剧一次性下载到电脑上观看。

LSL的两个孙女LLP和LMX与邻居家的小女孩坐在客厅百无聊赖。她们告诉我：“今天的《活佛济公》播完了，哥哥电脑上有，每天霸着电脑不给我们看，电视上放得又太慢，真着急。”我拿出笔记本电脑，看到有部叫《普罗米修斯》的电影，LLP找来语文课本给我看其中一篇课文，讲的就是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我问她要不要看动画片，可是电脑里存储的宫崎骏和梦工厂的动画片引不起她的兴趣。

与外国动画片相比，国产动画片在当地更有市场，《熊出没》《喜羊羊》《晶码战士》是更小的儿童们的最爱。虽然不见得能看懂，动画片中的角色却在无声无息中潜入了他们的生活。

干妈的孙孙ZFX和ZQY年龄小，还不会说汉话，他们争着给我看自己的小书包时，竟能模糊地说出书包上的图案：“光头强”和“懒羊羊”。ZFX剃了个光头，下巴上翘，村里的小孩说他像“光头强”，便给他起了个“光头强”的外号。

对于LSL、ZJJ、干妈这些老年观众而言，也许是露天电影时代给他们留下太过美好的记忆，他们对“打国民党、打特务、打日本、斗地主”等战争题材的影视剧内容仍然情有独钟。电视里不播放，他们就买刻录光盘。因此，DVD机和光盘是大部分村民家的必备之物。LSL家的光盘装了几个大纸箱，一些是在镇上音像店买的，一些是自己刻录的。光盘内容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影视剧，多是国产或港台的战争片、武打片、言情片、都市情感剧，如《毛泽东》《南征北战》《我要当八路》《手机》《爱的代价》《中南海保镖》《乌龙院》；一类是苗族传统节日、习俗、活动的视频，包括独木龙舟节、姊妹节、婚俗丧葬、斗牛、歌舞等；一类是给孙孙看的动画片和学习英语或唱歌跳舞的教学光盘。LSL说，很多民族内容的光盘都是自己导演或拍摄的，看的次数太多已经腻烦。这一类光盘很受当地年龄较大的人欢迎，经常有街坊管他借，至于有没有归还，他也记不清了。干妈家也有20多张独木龙舟节、姊妹节等传统苗族节日的光盘，看的次数太多，现在主要在哄孙孙的时候才放。

吃完早饭，干妈打开电视，找了一张今年独木龙舟节的光盘放给ZFX和ZQY看。光盘是台江电视台录制的，村里几乎每户人家都有。吃饭喝酒的场面中，围成一桌的苗族妇女一会儿唱苗歌，一会儿用汉语唱《大中国》《信天游》。干妈说，孙孙看不懂讲的什么，主要是有他们妈妈的镜头，还有就是唱歌跳舞热闹，可以吸引小孙孙的注意力，不让他们到处乱跑。

我在田野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所有人都处于“全民娱乐”的现实中，但在面对“看电视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最喜欢看什么节目？”的问题时，孩子们相对诚实，而成年人，特别是有政府工作背景的人的回答则要世故得多。

看电视是为了了解外界信息和国家政策，我经常看《新闻联播》和《贵州新闻》，中央七台关于科技兴农的节目也不错，最近有一个养蛇致富的节目很好。（LSL）

看得比较多的是新闻，《新闻联播》和《贵州新闻》都看。（干爹）

睡不着觉的时候会看一点点，喜欢看新闻，这样可以晓得国家形势。（ZTR）

从田野观察来看，与三个人的回答恰恰相反，实际情况是大多数村民很少看电视新闻。在施洞，晚饭时间一般在晚上七八点钟，在这之前，妇女们要准备晚饭，男人们要为白天的劳作收尾，全家人坐下来共进晚餐时《新闻联播》通常已经结束。即使没有结束，多数家庭也不会选择观看。因为白天的忙碌，人们只有在晚上才能坐下来从容地吃一顿饭，很少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用跟自己生活毫不相干的新闻报道来打扰一家人难得的相聚时光。

身居社会底层，在国家事务中长期失语的经历，让中国的农民在面对国家强权时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一方面，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多数农民选择保持冷漠来远离风暴的中心。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生存特别需要“正确的”信息，而“由于农民只能从国家与组织的方向获得媒介资源或者信息资源，在没有别的信息来源的情况下，接受舆论工具传达的官方信息成为人们唯一的选择”。^[23]以上两个方面的经历练就了中国农民自我保护的本领。即使严苛的政治环境早已成为历史，村民的回答经常与他们的收视习惯南辕北辙，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经验的留存。对于曾经的政府基层工作人员LSL和干爹而言，他们的回答符合自己的身份，或者说他们描述的电视收视偏好是他们工作需要的体现。而作为普通群众，ZTR的反应与其说表现了从生活经验中磨砺出的精明，不如说是曾经必需的一种生存技能的写照。当地人的这种态度也体现在调查问卷中。在对电视节目偏好的调查中，选择音乐歌舞、影视剧、文艺晚会、综艺节目、动画片、戏曲等娱乐类节目的总量在所有节目中最高，这反映了当地的实际情况，而表示经常收看《新闻联播》、本地新闻、农村新闻的人也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表2.9）。在对为什么看电视的调查中，选择“了解外界信息”和“了解国家政策”的被访者甚至高于其他选项（表2.10）。

表2.9 经常看的电视节目

续表

表2.10 看电视的动机和需求

有意思的是，在另一项调查中，我请被访者选择心目中最可靠的消息来源，认为电视最可靠的被访者比例远远低于排在第一位的报纸（表2.11），这多少反映了村民们的心理现实。这个结果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当地人普遍不关注电视新闻，或者说电视并不是消息的主要来源。即使对于那些真正关注电视新闻的观众而言，电视所传递消息的可靠性远不如报纸。第二，村民眼中的电视扮演着并不严肃的角色，多数情况下，电视只是休闲娱乐的工具而已，不可以当真。

表2.11 您认为什么渠道获得的消息最可靠？

这种对待电视的娱乐心态反衬出当地人对政治的冷漠。在村民眼中，政治离自己太远，新闻里发生的事情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了解再多国家大事也只是为闲聊增加谈资，对现实的生存问题并没有多少帮助。因此当地人不会主动收看新闻，从新闻中获取的时政信息也非常少。一部分村民能说出村长和镇长的名字，但再往上则知之甚少。由于对时事的不熟悉，村民们经常闹出笑话，不断地给弥漫全镇的娱乐气氛增添小插曲。AH回忆说：

汶川地震那年，镇里组织村民集体收看抗震救灾的报道，观众寥寥。改天不知有谁传出温家宝总理是苗族人，当晚几乎全镇街的人都涌到播放地点，要看看“苗族”的总理长什么样。

除了对政治的冷漠，我们还可以为施洞电视的娱乐化倾向找到两个原因。第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结构转型的确给当地一部分人通过非农就业增加收入提供了机会。但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提高以及农村地区较为落后的学历教育水平，多数外出打工的当地人仍然在劳动力市场底层徘徊。虽然有的家庭把握机遇逐步富裕了起来，但这部分人在当地的比例极少。对大多数人而言，改变命运的希望似乎遥不可及。由于始终难以找到向上发展的通道，人们在改革开放之初表现出的热情逐渐冷却。正因为如此，相对于城市的剧变，乡村生活依然波澜不惊，再加上绝大多数中青年人在外打工，社会中坚力量的流失使整个社区普遍缺乏活力和进取精神。所有这些造就了当地人中难以言喻的整体性痛楚，只能依靠精神麻醉来抵消，电视的娱乐功能正好为村民们提供了最好的麻醉剂。因为，“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24]。第二，在现代社会，电视的商品属性逐渐遮蔽了它的政治属性，电视节目的运作需要符合市场规律。在这一前提下，娱乐化成为电视的总体发展趋势。正如波斯曼所说：“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25]与城市的情况相同，各种娱乐类型的节目充斥着施洞居民的电视屏幕，除了在不同的娱乐节目间跳转，他们几乎别无选择。

波斯曼对美国电视娱乐化倾向表达了强烈的担忧，他认为，“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26]同样的，这种担忧也让很多关心中国农村发展的研究者感同身受。在施洞，波斯曼所说的“另一回事”一方面表现在电视的麻醉作用消磨着当地人对改变命运的渴望，即反正没有改变的希望，不如接受现实，而越消极面对现实，越难以改变命运。另一方面，电视给村民们编织了一幅都市生活景观。通过模仿城里人的生活而营造的现代性想象，村民们获得一种满足感。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有意无意地模糊了自我和电视中呈现的“他者”的界线，从而改变了当地原本的社会文化情境，传统文化受到冲击自然是难以避免的事情，而这是身处其中的人们很难意识到的。

根据人们的使用目的及行为模式，莱文森将媒介的功能演化分为“玩具”“镜子”和“艺术”三个阶段。他认为，媒介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首先是有趣的玩具，然后是实用的镜子，最后才演变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也就是说，一种新媒介在刚进入社会时常常以玩具的形式出现，人们最初关注的是它的娱乐性而非实用性，“先是从其存在中感受好玩和震惊，然后才集中注意去看它的内容，就像我们看镜子里的影像一样”。^[27]在施洞，互联网及其信息终端——电脑和手机处于从“玩具”向“镜子”过渡的早期阶段，在多数人眼中，它们首先是数字时代最有趣的玩具。

对于当地多数人，特别是老人而言，互联网仍然是一种新鲜事物。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对于何为互联网语焉不详，仅有的一点网络知识主要来源于孙辈们的只言片语。从总体上说，互联网是属于年轻人的媒介，电脑、手机越来越让人眼花缭乱的娱乐功能往往由他们最先掌握，并以他们为圆心向家人、朋友辐射。

下面这段文字记录了我在镇上一户居民家的调查情况：

在人民路的一幢四层楼房，我们找到了镇计生办L主任的女儿LGH。女孩今年20岁，在黔东南民族师范学院学经济学。LGH房间里放着一台旧电脑，去年刚买了一台联想笔记本在学校用，家里这台就淘汰了。放假的一天LGH一般这样度过：早上八点半起床，帮妈妈做点家务，随便一晃就到了午饭时间。午休后一两点开始上网一直到七点吃晚饭。晚饭后再上会儿网，十点左右休息。对于上网最常做的事情，她给我排了个序：第一，看视频。最喜欢综艺节目，湖南台、深圳台的最好看，韩国、（中国）台湾的也不错。第二，浏览博客、微博，看娱乐新闻。没有特别的爱好，主要是随便看看。第三，上淘宝购物。很多生活用品，如衣服、鞋子都是在网上购买，连爸爸妈妈都常常让她帮忙在网上买东西。在凯里上学时，商品可以通过中通、顺丰等物流直接送到学校。如果在家买，用邮政小包可以直达施洞；如果是快递公司，包裹先送到台江，再由施洞本地的物流班车运回。买家在镇上的固定地点领取包裹。第四，用QQ聊天及浏览QQ空间，但并不多。

LGH的使用习惯在施洞的女孩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安静地上网比玩游戏更具吸引力。与此不同的是，视频游戏几乎总是排在男孩们娱乐选项的第一位，至于上不上网，不同年龄段的男孩有不同的偏好。与年龄较大的初高中生相比，小学生对网络的利用率较低，对他们而言，上网冲浪或社交似乎太过麻烦，宁愿选择简单粗暴的游戏。年龄大一些的孩子有了更多群体意识，他们渴望在网络中获得归属感，通过网络和朋友一起玩游戏、聊天是建立这种归属感的主要手段。

玩游戏有意思，电脑游戏最喜欢《穿越火线》《西游记》，用手机也可以玩，最喜欢《神庙逃亡》。上网没什么意思。（LY，10岁）

喜欢上网玩游戏、聊QQ，也会去淘宝买衣服。（LCB，15岁）

我喜欢上网玩《穿越火线》，和朋友联网玩最有意思。（电脑配件店老板的儿子，16岁）

喜欢玩《英雄联盟》，聊QQ。（在施洞中学打篮球的高中生，17岁）

与孩子们相比，成年人的网络世界远没有那么丰富，他们还常常有赖于自己的孩子帮忙解决上网时遇到的问题。对于很多成年人而言，电脑更像是电视，主要用来观看视频。在巴拉河村，T姐家是村里最早买电脑的，她告诉我，平时主要用电脑看电视剧，其他功能她不大会，也懒得琢磨。在施洞镇，电脑的拥有量远远大于村里，使用电脑的群体也远不只是学生。在街上、塘龙等商业比较集中的地方，很多店铺都摆放着电脑。在漫长的白天，店主人经常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靠电影、电视剧、娱乐节目打发没有生意的无聊时间。当地网民对互联网的依赖在对人们上网频率的调查中得到了印证。图2.10表明，被访者过去一个月中，每天上一次网所占的比例最大，为65.6%，其次为三天左右上一次网，占19.4%。

图2.10 过去一个月的上网频率

作为电脑的替代品，具备上网、娱乐功能的手机受到当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欢迎，尤其在巴拉河村，由于绝大多数家庭没有电脑，手机就成了村里年轻人上网的唯一途径。在村里访谈过的放假在家的学生，只要有条件使用手机的，都向我表达了对手机上网功能的爱好。

放假在家的时候，JJL和在州民族高中读高三的哥哥每天都会用手机上网。妹妹喜欢聊QQ、看娱乐新闻，哥哥则喜欢玩游戏，最近迷上了一款叫《霸三国》的网游。哥哥每天的生活排序是玩手机、写作业、看电视。看电视不是他的生活重点，妹妹看什么，他就跟着看什么。有6个妹妹、1个弟弟的ZCH喜欢在QQ空间发照片，也上微信。她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的图片大部分是自己身着苗族盛装的照片。在施洞中学读初三的妹妹ZCZ没去过网吧，想上网就借同学的手机，她用同学的手机看过电视剧《爱情是从告白开始的》。

从图2.11中可以看到，手机在当地的使用频率相当高，81.4%的被访者几乎每天都使用手机，14.7%的被访者表示经常使用手机。如此高的接触频率当然包括对通话、短信等基础功能的应用，但上网作为当地人频繁使用手机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原因是毋庸置疑的。

图2.11 手机使用频率

由于移动网络的覆盖，用手机上网已经不存在技术问题，最大的障碍是较高的费用。对于很多住校的学生来说，他们需要在日常开销和手机话费间进行权衡，权衡的结果常常是“宁愿少吃几顿好的，也要省钱上网”。镇上一家手机店的S老板告诉我，虽然施洞刚刚覆盖移动4G网络，但镇上一些年轻人已经开通了4G功能，特别是没买电脑的家庭，年轻人就用手机上网。在他家购买包月流量，10元70M，20元150M，镇上其他一些手机店提供30元500M的流量包。对于喜欢用手机聊天、玩网游的人，流量常常不够用，需要多次去手机店续费，这时候他们就成了最受S老板欢迎的顾客。在对当地人每月手机资费的调查中发现，每个月花费在30元以下的占11.8%，30-50元之间的占28.7%，50-100元之间的占到32.7%，100-150元的占12.9%，150-200元之间的占8.8%，200元以上的占5%，表明大多数人的手机资费集中在每月50-100元之间（表2.12）。随着使用手机上网功能的人数的增加，以及网页设计和网络应用的不断精细化，上网流量的消耗将更大，当地人的手机资费还会增加。

表2.12 每月手机资费

像LYZ家这样经济比较困难的家庭，每月几十元的上网费完全不在家庭开支预算之内。安装了无线路由器的街坊就成了LYZ们上网的依赖。LYZ告诉我，从2013年开始，芳寨村买电脑的人家越来越多，不少家庭开始使用无线路由器，整条老街都覆盖了WIFI信号。获得邻居家的WIFI密码在小伙伴中成了能力和人缘的象征，WIFI密码也作为“不能公开的秘密”成为芳寨村年轻人之间用于人情交换的“硬通货”。我在LYZ家特意用手机做了测试，搜索到3个WIFI信号，LYZ悄悄把其中一个的密码告诉我，并反复叮嘱我不要告诉别人。

如果家里没有电脑或不方便使用电脑的时候，网吧是当地人接触互联网的另一个渠道。SM常常为网吧生意不好发愁，但她并不认为镇上很多人家自己买了电脑是网吧顾客减少的主要原因。据她观察，即使家里有电脑，一些年轻人也愿意结伴来网吧消费，目的是为了凑在一起联网玩游戏。SM告诉我：“他们基本上都是来打游戏的，玩局域网游戏的人很多，比如《穿越火线》，跟朋友坐在一起玩，他们觉得有意思啊。你看我每台电脑都装了摄像头，但是用摄像头聊天的人很少。”

正如上文讨论的那样，当地人上网的主要工具是电脑和手机。对当地网民年龄结构进行调查，网民年龄段集中于21-40岁的中青年群体，占到了46.7%，而似乎应该在当地网络世界中唱主角的青少年群体（20岁以下）所占比例仅为19.6%。这一比例低于31-40岁年龄段，只高于最不出意料的50岁以上的网民群体（14.1%），排在所有年龄段网民的倒数第二位（图2.12）。

图2.12 不同年龄段的网民比例

在田野中发现，这一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不管在县城还是在施洞，电脑和手机的娱乐功能最为中小学生所看重。在大多数家长和老师眼中，电脑、手机往往被看作影响学习的玩具，常常对子女的使用行为加以控制。在施洞，由于父母大多在外打工，孩子们面临的管制首先来自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由于老人对孙辈普遍缺乏控制力，在针对上网的这场博弈中，单凭自己的力量很难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事实上，相对有效的控制来自学校。在绝大多数学校领导和老师眼中，对学习的专注程度与学生的学习成绩以及以后的升学率紧密相关。在现实情况中，这是中小学教育工作者绩效考评的主要指标，将直接影响自己的实际收入。因此，校方常常反对学生从事与学习无关的活动。在当地老师看来，学生们总是想方设法上网、玩游戏，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学习上来，电脑和手机便成为他们眼中的“洪水猛兽”，总是想方设法加以控制。对于学生们的上网行为，施洞小学校长LYQ和施洞中学副校长WY有这样的评述：

施洞小学全校学生931人，20%-30%的学生会上网，住校生中比较有钱的会去网吧，镇上的学生回家上网或用手机上网。有的学生上网后不吃饭不睡觉，每天打游戏，而且不能正确对待网络上的信息。我们每次全校大会都会强调上网的危害，希望学生们有正确的认识，班主任也会挨个找上网比较严重的学生的家长谈话。（LYQ）

学校现在对在校生管理很严格，不准上课期间上网。学生主要都住校，本镇学生只是回家吃晚饭，基本处于半住校状态，方便管理。学校还经常与家长沟通，控制学生上网时间。上网对学习没什么帮助，主要是学生不知道怎么用，都用来打游戏看视频了。（WY）(www.xing528.com)

校方的态度被老人们当做“救命稻草”，以学校之名教育孙辈让他们感到更有底气。在与当地小孩聊天时，如果有家长在场，他们常常表示上网会影响学习，但私底下却无法掩饰对电脑和手机的喜好。

LY每天中午可以用一两个小时电脑，觉得玩游戏最有意思。感觉到父亲的在场，LY改口道：“老师说会影响学习”。说到这里LY的脸上泛起不好意思的笑容。

施洞中学门口有家电脑配件店，店老板上初三的大儿子正在拖地，他说自己最喜欢玩《穿越火线》，但是妈妈管得严，也不让他用手机，“老师说手机不好，有些同学，还有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用手机来谈恋爱，影响学习”。

JQQ说村里没几台电脑，主要是给在外读书的学生回家时使用。每到放假，老师都会跟家长打电话，请他们协助管理放假回家的学生。弟弟最喜欢玩游戏，但爸爸管得很严。JQQ让着弟弟，也懒得跟爸爸讨价还价，所以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做作业、预习下学期的功课。

面对来自学校和家长的双重压力，孩子们不得不做出妥协。因为长时间使用电脑和手机在家长眼中目标太过明显，从而招致更严厉的控制，他们常常选择减少每天的上网时长，希望用这种“细水长流”的方式，换来尽可能多的“触网”机会。从下列图表中可以看到，20岁以下的被访者上网时长主要控制在1小时以内，其比例（55%）也是所有年龄段中最高的（表2.13、图2.13）。

表2.13 上网时长的年龄差异

图2.13 上网的场所

在对网吧的态度上，老师和家长保持了出奇的一致。在很多人眼中，超出自己控制范围的网吧不是正经的场所，“孩子去了容易学坏”。因此宁愿让孩子在家中上网，也要千方百计阻止他们去网吧。在当地，67.4%的被访者选择在家里上网，在网吧上网的仅仅只有5.3%（图2.14）。这一方面说明越来越多的家庭配备了互联网连接设备，同时也与学校和家长对学生去网吧的限制有不小的关系。在中国，网吧等娱乐场所与学校的距离常常有严格的规定，这也是SM家的网吧远离学校的原因^[28]。由于学校对学生的严格管理，网吧平时的生意很冷清。SM认为生意和家庭是两码事，虽然自己开网吧，她对自己孩子的态度跟其他家长没有区别。SM告诉我，她儿子现在上小学四年级，以前经常偷偷用她的电脑打游戏，即使设置了开机密码，也总会被他设法破解。现在是假期，为了不让儿子上网，SM把他送到台江补习英语去了。

图2.14 街边玩手机的小孩

在家里使用电脑受到限制，家长又不让去网吧，手机成了施洞的小网民们与家长和学校周旋的有力工具。无论在镇上还是在村中，经常能见到或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的小孩坐在路边埋头把玩手机。手机市场的激烈竞争让智能手机的价格迅速平民化，加之老人对孙辈的习惯性宠爱，以及父母对长期不在身边的子女的一种弥补，花几百块给孩子买一部智能手机成了很多家庭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当地小学以上的孩子很多都有自己的手机。在他们看来，携带方便是手机最大的好处（表2.14），用手机上网、玩游戏可以轻松地避开来自成人世界的监督，这让学校防不胜防，也是家长们始料未及的。

表2.14 使用手机的好处

虽然互联网在施洞主要被当作一种娱乐工具看待，但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其信息查询、资料下载等功能并没有被当地人所忽视（表2.15、2.16）。甚至在少数人的生活轨迹中，互联网的实用性起到了改变命运的作用。

表2.15 上网主要做什么

镇上经商的居民是最早拥有电脑、手机，并接触互联网的一批人，网络为他们了解市场信息、联系客户、拓展市场提供了便利，他们也是因此而直接获利的群体。因为施洞的少数民族背景，制作刺绣和银饰的家庭是这个群体的主要代表。

表2.16 上网对自己的帮助

在镇北通往台江的公路边偶遇一家民族刺绣厂。厂房里有三台大型刺绣机，两台正在工作，两个女工来回走动着监看机器的运行情况。42岁的老板LLH正蹲在地上修理没有运行的那台机器。LLH介绍说，厂子建于2010年，前后雇了六七名工人。虽然本地比较讲究的人家不愿意买机绣的衣服，但是手工制作苗装时间长、成本高。电脑控制的机绣，一台机器可以同时绣16幅同一图案的绣品，平均一天就能完成，因此价格比手工制品低很多，这对不少人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因此生意还不错。现在LLH除了用电脑进行设计，还经常上网搜集服装图案，丰富自己的绣品样式。同时，LLH还通过网络联系客户，寻找外销渠道，他的产品有不少已经卖到越南等苗族比较集中的东南亚市场。

与LLH相同，互联网对塘龙的银饰店老板WJP的帮助，同样主要体现在生意上。

在路旁的一家银饰店里，30岁的WJP正领着徒弟制作银饰，上小学的儿子靠在身旁看电视剧《西游记》。WJP从1998年开始学习银艺，谈到互联网对自己最大的帮助，他觉得主要有三点，第一，通过网络搜集图案，看外地人喜欢什么样的样式。第二，客户可以自己提供图案，通过网络发给他，然后用电脑设计模板，非常省事。第三，在网上查询银价信息，掌握市场动态。WJP告诉我，现在的银饰图案有了很大变化，苗族人和汉族人喜欢的也不一样，他指给我看挂在墙上的一幅“马到功成”的银饰，“这些汉人的图案以前是没有的，所以我们需要经常上网了解情况”。

除了生意上的好处，互联网也让普通家庭从中受益。对于那些乐于接受新事物、喜欢琢磨的当地人而言，互联网给他们似乎一成不变的生活展开了一幅完全不同于传统大众媒介的世界景观。L大哥在镇上经营一家照相馆，2005年全国推行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因为需要拍摄上传证件照片，L大哥买了电脑并开通了网络，成了镇上最早接触互联网的一群人。他觉得网络给自己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可以随时答疑解惑，“内事问百度嘛”，L大哥说，“比如我想了解茶叶、蜂蜜的保质期，或者有点小病小痛怎么办，上网一查就得了”。L大哥喜欢看牛打架和苗族飞歌，“可以上‘黔东南文化网’，直接在网上看视频，又快又省钱”。SM也觉得上网最大的好处是查资料和了解信息，还可以买东西。她觉得网上的商品便宜，款式又多，比县城里买的衣服强多了。在网上下单后，快递可以送到台江，如果愿意多等也可以直接寄到施洞，很方便。SM告诉我，网吧刚开业的时候，镇上有电脑的家庭还很少，除了玩游戏、看视频、上网聊天，人们来网吧还会顺便办点事。

很多在外地打工的人来网吧买火车票、飞机票，有学生来上网查成绩，还有的人要考驾照，为了提高考试成绩，会提前来上网参加模拟交规考试。

互联网的实用性不仅体现在信息的获取上，信息在网络中的实时传输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丰富了当地居民的人际交流方式。与休闲娱乐相比，即时通讯虽然不是施洞互联网用户最常使用的功能，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养成上网聊天、加入网络社区的习惯，通过网络建立社交圈、维护关系、拓展人脉的作用在当地正在慢慢显现。歌师LGQ家里没有电脑，但他觉得电脑挺好。这个结论不是来自别人的判断，而是来自他自己的生活经历。

LGQ说电脑是个好东西，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自己以前是镇上的古歌歌师，有一次电视台的人来家里拍他的生活，后来在电视和网上播出。在上海打工的子女正好在网上看到老父亲上山砍柴的画面，便打电话回家叮嘱他注意身体，不要再干那么重的活。“讲电话的时候他们都哭了”，LGQ告诉我。

网络跨越时空的优势给留守老人和儿童与在外打工的子女和父母提供了情感交流的空间。虽然对于不会使用电脑的老人而言，这种作用常常是隐性和间接的，但从结果上来看，互联网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给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互联网在施洞还处于对社会文化影响的早期阶段，当地人更多地将网络作为一种“玩具”。在更早进入施洞的电视媒介对当地娱乐情境的建构中，互联网将发挥远大于电视的作用，为当地人提供更为丰富的娱乐选择。在此之外，互联网工具性媒介的一面并没有被人们当下的偏好所遮蔽。在互联网这面“镜子”中，施洞的网络用户不仅看到了自己被愉悦的身心，同时，“镜子”中慢慢呈现的丰富的景观让他们看到更多反映、接触、理解世界的可能性。为了进一步了解当地人对互联网的态度，研究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来测量被访者对互联网的意见程度：5.非常同意；4.同意；3.说不清；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因此，均值越大表示同意的程度越高，均值越小表示不同意的程度越高（表2.17）。

表2.17 被访者对互联网的意见程度

为了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当地人观念行为的影响，我将当地人互联网接触频率作为自变量，将人们对互联网的意见程度作为因变量，分别计算轻度网民与重度网民在互联网意见程度方面的差异性和相关性。

调查对当地人互联网接触频率的测量采用了5个指标：（1）一个月；（2）半个月；（3）一个星期；（4）三天左右；（5）每天。为了更好地区分上网频繁程度，我以第三个测量指标为临界点，上网频率大于“一个星期”（>3）的，表示上网较为频繁，可视为重度网民；上网频率小于或等于“一个星期”（≤3）的，表示上网不频繁，可视为轻度网民。表2.18显示了不同上网频率下施洞网民对互联网的意见程度平均值（均值越大表示同意的程度越高，均值越小表示不同意的程度越高）、标准差以及线性相关系数^[29]。

从表2.18的均值得分可以看出，上网程度不同的网民（即重度网民和轻度网民）在对互联网的意见程度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标准差反映的是网民意见得分的离散程度，可以看到“网上的苗族形象比现实生活中的更完美”和“上网太贵，不如看电视”这两句话的得分离散程度最大，即网民对这两个问题的意见分歧较大，而“互联网可以帮助其他国家的人了解我们苗族”和“互联网改变了年轻人的恋爱方式”等方面，被访者的意见比较集中。

表2.18 上网频率与意见程度的关系

续表

从相关系数的角度来看，与上网频率存在显著相关的题目有2项，均属于负相关：

（1）上网频率越高的网民（重度网民）越不认同“经常上网会让当地的孩子学坏”，反之亦然；

（2）上网频率越高的网民（重度网民）越不认同“上网太贵，不如看电视”，反之亦然。

[1] 约翰逊.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M].展明辉，张金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91.

[2] 贵州省民委事务委员会.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辞典[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有限公司，2011：56-57.

[3] 转引自潘海生.苗族口承习惯法的器物与文化符号[J].柳州师专学报，2011（8）：6.

[4] 张晓松.符号与仪式——贵州山地文明图典[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1074-1076.

[5]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J].考古学报，1981（1）：16.

[6] 翻拍自周滔，肖凌霄.刻在心灵上的歌谣[N].贵州商报，2006-06-09.

[7] 田兵.苗族古歌[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281.

[8] 徐晓光.古歌——黔东南苗族习惯法的一种口头传承形式[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125.

[9] 曹端波.苗族古歌中的婚姻伦理与规则——以黔东南清水江苗族为例[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116.

[10]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6-27.

[11] 罗洛夫.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M].王江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25.。

[12] 贵州省台江县志编纂委员会.台江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677-678.

[13] 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通史[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238，331.

[14] 贵州省台江县志编纂委员会.台江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675-676.

[15] 卢勋，等.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台江县：苗族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174.

[16] 贵州省台江县志编纂委员会.台江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679.

[17] 张祺.草根媒介：社会转型中的抗拒性身份建构——对贵州西部方言苗语影像的案例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85.

[18] 尤游.大众传媒在农村社区的角色变迁——湘中S村的个案阐释[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54.

[19] 资料来源：1994年版《台江县志》第677页及台江县史志办提供的数据。

[20] 填写问卷的102名被访者中，1995年上网的有1人，1996年1人，1998年2人，1999年3人，职业为“党政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行政事业公职人员”“商业贸易、服务业人员”和“科教文卫从业人员”。

[21] 全国人大信息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EB/OL].中国人大网（2006-03-18）[2016-01-03].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6-03/18/content_5347869.htm；国务院办公厅.“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EB/OL].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3-08-17）[2016-01-03].http://www.gov.cn/zwgk/2013-08/17/content_2468348.htm；台江远程办.台江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EB/OL].台江县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2011-05-09）[2016-01-03].http://www.qdnyj.gov.cn/tj/jzxx/201105/110084.shtml.

[22] 转引自柯克·约翰逊.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M].展明辉，张金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21-223.

[23]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90.

[24] 波斯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M].章艳，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6.

[25] 同上，77.

[26] 同上，76.

[27] 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M].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01.

[28] 施洞大道是施洞镇的主干道，南北走向横穿整个镇区中心，施洞中学和施洞小学位于大道的南端，SM家的网吧则开在远离学校的最北端，接近通往县城的公路。

[29] 这里用的相关系数是肯德尔（Kendall）非参数相关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