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城市中的历史空间与空间历史

＊基金资助：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面上项目（14YSB004），主持：李海清。原文刊载：沈旸《另一种城市形态：徽商与扬州城市文化教育图景》，《新建筑》2016年第3期（总第166期）。录入本书有增删。

城市地理学中“城市形态”的定义分为狭义和广义，前者指的是城市实体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空间物质形态，后者“不仅仅是城市各组成部分有形的表现，也不只是指城市用地在空间上呈现的几何形状，而是一种复杂的经济、文化现象和社会过程，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人类各种活动与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1]大量以中国古代地方城市为对象的研究，其实都涉及“城市形态”的内容；然而，研究如此众数，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对于今人而言，仍是如此“陌生”。[2]究其原因，既往研究大多还是局限在狭义的城市形态理解中，较少关注城市物质形态形成及变化背后的社会、政治、礼法等人文动因，即广义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本文即为选取扬州进行广义城市形态研究的尝试。

明清扬州城市空间结构与这一时期的中国其他城市的双核模式大体一致，即包括城市固有发生、发展区域与因交通、经济发展而形成的新兴区域，这也是不同城市社会分工的特定模式的直接产物，城市空间的地方细节可以透露关于城市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特征的诸多信息。[3]157 城市内部具有各种文化活动集中的空间，而这些活动具有向最有利的区位聚集的趋势。因此，在一个较大的地域范围内，存在着特殊文化模式下的最优区位，这也是文化模式最精致的中心，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模式被吸收、重塑和向外辐射。[4]19 观之扬州城，文化教育建筑的地理空间分布与城市功能分区紧密相关，脱不开城市固有文化模式的辐射。

扬州地区因其大运河南北交通枢纽的地位，拥有了繁荣的盐业贸易。而徽州文化的强势注入，为城市经济和文化带来了活力。着墨于该地区的城市文化教育建筑与景观，正是为了提供另一种解读城市发展轨迹的视角，而这些与城市紧密关联的构成元素，能够为型构关于城市的观念提供部分且不可或缺的基础，也正是涉及符号学意义的徽商与扬州城市文化教育图景描绘的意义所在。

明清两代的大运河和食盐专卖为扬州在帝制晚期的繁荣提供了基础，^[1] [5,6]从某种意义上说，扬州是一个人为结构的获益者，这个结构的存在取决于国家的政策。[3]23扬州作为盐鹾总汇，殷实富商鳞集骈至，对该地区的地域分异、社会变迁，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由于鹾商雄踞闭关时代三大商（盐、典、木）之首，举手投足具有很强的示范性，^[2] [7]其中，执明清商界之牛耳的徽商则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www.xing528.com)

徽商在扬州社会构成中占有很高的比重，他们在这里留下的最为持久的遗产，就是城市文化。“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通过这一地点和空间固有的地方性联系来界定，而应通过与其他地方的关系来加以界定。”[3]8 从这个角度来说，平行地看待城市与社会，还不如从有机联系的视角来看待它们，而徽商本身就是影响这种联系的重要媒介。

明清时期商人出现侨寓、定居化的趋势，徽商更是大规模定居扬州，并形成了颇具影响的河下盐商社区。^[3] [8]其手中大量资金流出的渠道不少，而消耗在侨寓地的主要有两大项：建设性开支、奢侈性消费。其中，建设性开支包括盐业生产的发展、城市建设、繁荣文化等。[9]189 徽商们积极地参与到城市的营建中，他们的慷慨带来了慈善机构、学校、道路、桥梁、救生船和救火工具等的建造，有效地创建了城市基础结构，就如同建造了盛名沿流至今的园林一样。文化的主题是教育，徽商对教育建筑的资金投入不遗余力，这种持续的财力支持，正体现了徽商精英家族成员与地方行政和盐政部门官员之间的对话和协商，并显示了个人积极性在城市机构的创建和维护方面的持续意义。

徽商在城市社会管理方面的主动性，以及他们在城市土地拥有和科举成就等方面的显赫，说明商人和士大夫这两个社会类别在帝制晚期的扬州变得模糊，徽商在社会中的塔尖位置与中国社会的正常等级体系相矛盾（后者以士与农、工、商等其他社会群体的基础区分为前提），并且随着地域流动性导致了地区间的社会和经济整合，同乡特殊主义正在衰退。[3]223

王振忠指出：“淮扬徽商通过模仿、消融苏州文化的特质，逐渐掺以徽州的乡土色彩，最终蕴育出独具特色的淮扬城市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多层次的，高层次的精英文化总是植根于较低层次的大众文化之上，从而成为整个文化的表征。东南地区的文化中心城市汇集了本地区较大范围内的文化菁华，因此成为主流文化模式的象征。”[4]127 如果说苏州文化代表了东南传统文化的主流，那么，扬州的城市文化则是自明中叶以来东南地区新兴的徽州文化之表征，它以集大成的形式成为中华帝国闭关时代东南城市文化的顶峰。此地历来文化昌盛、海内共仰，加之徽商糜集，其城市文化及教育的建设也必然打上徽州的地方风俗烙印，相映成辉。此后，随着运河沿岸城镇的衰落，原有文化特质迅速式微，原先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之一的扬州地区，也就蜕变为一个地区性的文化中心，并与其城市地位的变化恰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