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权力：鲜明特征与实践

这一节讲媒介权力【4】作为符号权力的形式，讲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但我们先说一说反对意见。其中之一是，媒介是为各种力量(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物理的力量)起中介作用的机构，各种各样的力量组成世界及其权力斗争。这个观点没有就媒介机构对权力的贡献作任何论述。让我们将其称为媒介对社会本体贡献的“经典观点”: 在基本层次上，媒介并不对社会本体作出任何贡献，仅仅是以各种力量的中介物发挥作用。从未有人就这个经典观点做过如此直截了当的表述，但唯有这样的设想能解释，为何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甚至今天，大多数社会理论和普通社会学都缄口不提媒介。突出的例子有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论权力的权威著作，它居然不提媒介【5】。与此同时，虽然与斯科特的角度不同，曼纽尔·卡斯特在他开创性的著作中也摒弃这一经典观点;20世纪90年代，他率先论述网络对当代社会和政治的贡献。他坚持认为，媒介没有这样的力量(比如不能决定政治的内容)，比较准确地说，媒介构成一些节点，权力通过这些节点运行【6】。在一本新作里，他说媒体有时拥有强大的潜在力量，但像默多克新闻集团一样，它们在网络空间中发挥转换器的作用。卡斯特的著作坚持认为，数字媒介网络启动了一个新的权力时代，但在媒介内容如何影响社会生活中，它们多半都三缄其口【7】。

另一个反对实质性记述的意见来自相反的方向。它主张，媒介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本体论，和媒介判然有别的视角并不存在: 结果，媒介机构权力的影响有何差异，我们是无法识别的。波德里亚对这一点所作的表述是“社会性的终结”。他写道，媒介“表面上生产更多的社会性，但其内在功能却是使社会关系和社会性中性化”【8】。在这个媒介饱和的世界上，“社会性不再是参照的空间”【9】。波德里亚率先考察仿真电视的兴起，讨论1971年美国的电视连续剧《家庭》(The Family)。他的结论宛若预言:“再也不必在楷模面前恭恭敬敬，也不必看着他们发呆。‘你就是模式!’……‘你就是新闻’，你就是社会事件，社会事件就是你，你被事件所用，但你能发出自己的声音。”【10】

结果在他看来，电视不再是一种媒介:“电视化入生活，生活化入电视。”【11】鉴于随后仿真电视剧的兴起，你可以把他这句话视为了不起的预言，或幸运言中的归纳。这样的叙事语境没有对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作具体的表述，因为社会生活里没有不被电视“代码”入侵的领地。姑不说他的分析是否符合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之外的情况(我们稍后回来做比较)，他的分析有一点十分怪异，读起来像理论的旧肌体对入侵者的发热反应: 入侵者是媒介，理论机体是社会学(和哲学)。这种理论把社会视为真实的“整体”。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在媒介和社会经验的随机站点的信息回馈路径的作用下，那一“整体”已经受到损害，“整体”这一概念再也不可能成立了。无论是何原因，在媒介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上，我们从波德里亚学不到什么东西。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摒弃社会是一个整体的观点。我们要把焦点放在行为者网络理论倡导者约翰·劳(John Law)的观点上，这就是他所谓的“社会—技术排序的多元过程”。排序的方式“在社会生活的网络中表演和体现”【12】。约翰·劳没有考虑媒介，但我们没有理由不把他这个思想用于考察媒介的功能【13】。实际上，如果说当代社会正在经历权力性质与合法性的变革，媒介必然就是那种变革的关键部分。若要理解媒介的这种功能，我们就需要理解媒介权力的独特形式。

既然媒介涉及符号，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就是了解符号的权力。“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这个概念的阐述是相当不够的。一种阐述可见于约翰·汤普森的《媒介与现代性》(The Media and Modernity)。他借用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坚持认为，符号权力是与政治经济权力并行的一个维度。但他给符号权力下定义的用语却不太令人满意: 他说，符号权力仅仅是“凭借符号形式的生产和传输来干预事件进程、影响他人行为并实际上创造事件的力量”【14】。这一定义把握住了一些社会机构(媒介、教会、教育机构)的功能，但没有捕捉住符号权力的某些集中形式可能在广阔范围内产生的影响【15】。

一切形式的权力以分散的方式运行，但符号权力比其他权力形式(如经济权力)对社会的影响面更宽广，因为社会符号资源的集中不仅影响我们的所为，而且影响我们描绘“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能力。强势的符号权力概念认为，符号权力的某些集中形式(如当代媒体从中受益的集中形式)异乎寻常地强大，它们决定着社会风景的全貌，相当于“构建现实”的权力【16】。符号权力的集中化既是事实，又是影响一切社会事实再现的因素。因此，误识的效应是符号权力不平衡分布固有的特征，而其他权力形式并不具有这种特征。唯有强势的符号权力概念承认，符号权力的不平衡分布对社会空间产生扭曲的效应。我认为，对媒介机构的理解需要这种强势的符号权力概念。

这种符号权力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的特征。波德里亚主张媒介驱动的社会内爆的广义理论，相对而言，布尔迪厄坚持认为，描绘“构建现实”的过程是可能的，认识这种构造在流通过程中的作用也是可能的。如果是这样，布尔迪厄所谓的“构建现实”就不是我们栖居其中的整个现实的构建，而是排序方式所产生的构建;这些排序方式被持久和广泛地应用，就许多功能而言，他们足以被当作普遍适用的参照点。根据布尔迪厄这个观点，现实并不内爆，而是容许描绘和范畴的广泛流通，容许其他的概括和构建，并不会进行有效的对抗，也不会制造矛盾。结果，就许多功能而言，这一种“现实”始终如一、井然有序、不可挑战;然而其一致性建立在一连串的区分和排斥上，这样的区分和排斥多半是隐而不显的，连描绘它们的基本语言也付诸阙如。(www.xing528.com)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里，埃米尔·迪尔凯姆断言，宗教是社会自己交流的方式。我们暂且把他的宗教理论搁置一边，保留其核心理念:“社会对个人的刺激效应和提振精神的作用。”在第三章里，我们已经借用这一观点来描绘媒介仪式和媒介事件。有时，媒介就用这种“提振精神”的力量(如媒介事件里的力量)说话;更常见因而更重要的是，它们参照这种力量、用仪式语言说话，暗暗利用社会的参照点。迪尔凯姆对社会的兴趣超乎社会罕有的热情高涨的时刻，涵盖了“各种行为”，借此，“社会对个人的感情提升了个人对自己的感情”【17】。他指出，一些社会支持的行为方式地位特殊，其特殊性来自它们的再现功能:

由于这些行为方式是在共同的实践中形成的，所以个人脑子里对这些行为方式的看法在其他人的脑子里共鸣，反之亦然。我们每个人译解它们的表现形式随之增强，个人意识里的私密状态的强度就望尘莫及……人们言说这些行为方式，社会借其言说来确定这些行为方式在我们生活中的存在;我们听他们说话时就是在聆听社会;全体社会人的声音的调门是个人的声音不可能拥有的。【18】

这是对形式、语言和范畴机制的重要洞见，其基础是媒介中心神话。稍早一些时候，有一些论者表达了迪尔凯姆这个观点。帕迪·斯卡内尔(Paddy Scannell)分析广播电视，达杨和卡茨记述媒介事件，视之为“共同的经验，团结社会成员，并使之与社会团结”【19】。不过，这两种记述都表现出有机功能主义的倾向。从更具怀疑倾向的视角看，我们可以跟随迪尔凯姆并相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断面对这样一些时刻: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似乎“大于”我们小小的自我——这是社会纽带的代表，代表着把我们联系起来组成群体或社会的纽带。这些代表社会纽带的形式与代表社会现象的手段密不可分，存在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毕竟，媒介产业复制的东西颇像迪尔凯姆与社会现象的邂逅;这些复制品回忆、再生并参照社会现象，那些参照点又在生活里流通。那些排序方式(约翰·劳)是双重意义上的悖论: 首先，它们在媒介机构的具体过程中被复制，却声称拥有最广泛的适应性(它们的对象是“社会”);第二，虽然它们是今天的复制品，却被投入普遍的流通过程中，超乎在具体的社群里完成的“社会化”旧模式【20】。面向社会的社会理论必须理解由此而产生的矛盾。这一点至关重要。

媒介产业在各种地域条件下演化，它们是社会表征的一般生产者。结果既不是不触及社会本体论(经典观点)，也不是破坏作为参照点的社会现象(波德里亚的预言)，亦不(像达杨和卡茨早期的新迪尔凯姆式观点那样)直接通过媒介生产重新构建社会。相反，其结果是，媒介过程里的一切权力效应和排除在外的东西被引进日常社会互动和社会形象的经验。在我们最深层的共同经验中，我们发现有一种东西在起作用——就像诗人威廉·布莱克[1]作品里隐约不见的小虫子。这就是媒介符号权力固有的分割性，也就是说，社会是两种人的分割: 拥有媒介大量富集的表征性权力者和没有这种权力者的分割【21】。这日常的社会动因有重要意义。

[1]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157—1825)，英国诗人、版画家，前浪漫主义代表人物，讴歌自然，抒写理想与生活，风格独特，主要诗作有诗集《纯真之歌》、《经验之歌》等，对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