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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求对媒介文化的贡献及经济影响

时间:2023-11-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可以说,社会需求形塑媒介文化。一个重要的视角是社会需求对媒介文化的贡献。然而,重要的是,记住社会需求本身正在受到大范围经济动态的深刻影响。许多国家的住房成本飙升,迫使许多年轻人学校毕业后住在父母家里,造成居住空间不独立却维持社会独立的特别需求。经济压力、社会需求和媒介费用的交叉使维诺克获得一个重要的洞见: 媒介文化是如何“浓稠”的。

社会需求对媒介文化的贡献及经济影响

可以说,社会需求形塑媒介文化。在这里,人们的一般社会接触需求,或与同侪(工作同事或同龄人)交往的特殊需求,都形塑着特色形式的媒介生产或消费。媒介文化常常大到足以促成和鼓励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有时却又造成激烈的代际冲突,因为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可能需要特殊的交流地盘。今天基于手机的青年文化很令人感兴趣,但对它的理解必须总是与地域的动态关系挂钩。比如在阿拉伯地区,35%的人不到15岁,平均年龄是22岁,因此,在社会和文化迅速变革的时代,年轻人能接触的独特的媒介频道就成为亟需的资源。艾斯·阿尔干(Ece Algan)提供了一个相关的例子: 在土耳其东南部乡间,妇女出门受到限制;在容许她们出门的社会机制中,当地的青年音乐电台扮演了主角【105】。在有些地方,性取向是公共空间里严厉管束的对象,网上社群在年龄段和性行为这些路径上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玛丽·格雷(Mary Gray)率先研究美国乡间年轻人使用互联网的情况,就显示了同龄人交往的需求【106】。较少戏剧性的现象是,快速变革的媒介资源把不同辈分的人区别开来,他们使用技术的熟练程度不同,如此,以年龄区隔的媒介文化就可能浮现出来。然而,正如达纳·波伊德对美国青少年的生动研究所示,表面的“技术语境”不能和深层的动力条件区隔开来:“互联网的特点是,它容许青少年在没有规制的空间里活动,而这些空间就位于由成人定规矩的物理空间比如家园和学校中。”【107】毋庸赘言,社会需求与政治需求、族属需求和被承认的需求的纠缠在一起,难以分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单独研究社会需求。

一个重要的视角是社会需求对媒介文化的贡献。高桥利恵对日本媒介受众的研究就是一例。他探索日本人一对反差很大的概念在数字媒介时代里是如何体现的。这对概念是:“圈内”(uchi)和“圈外”(soto)。“圈内”主要由家人互惠界定,一个相应的日本特色是,工作环境中也有类似的互惠关系【108】。据高桥所示,“圈内”的概念是,“家人积极强化彼此的联系和亲密关系,以维护稳定和安全感”;他的研究显示,当家人围绕电视机聚集时,前数字时代典型的“圈内”景观也许不可能再实现了。即使家人坐在电视机前,他们也可能做不同的事情(打电话、发短信、在笔记本冲浪等)。同时,传统媒介维持的“圈内”存在时,新形式的“圈内”也可能会出现: 比如在网上看昔日同窗的照片,在社群网站上构建新的局域网络。一些新形式的“圈内”显然是跨地域的,比如,无论幼儿园老师和家长的粉丝网,抑或留学生靠电子媒介与朋友维持的社交网络,都是跨地域的【109】。最近,高桥又探讨了社交网站上形成和维持的多重“圈内”,尤其日本最大的社交平台Mixi上出现的这种新现象【110】

高桥的研究显示,在日本社会交往独特形式的语境下,媒介文化能采取非常特殊的形式。韩国非常活跃的“网吧”文化也产生了类似的洞见,这里所谓“网吧”不像其他国家那样的物质实体的“网吧”,而是指因网上共同的活动或热情所结成的群体;据2006年的一份调查所示,韩国大约80%的互联网用户参与了这样的群体活动【111】。实际上,互联网显然有形成社交网络的潜力,且正在形成以社交为基础的媒介文化,即使在高度个人化的国家比如英国,这样的媒介文化正在以网络链接、视频、音乐等为基础形成;但对于这种机制如何形成的,我们还知之甚少。

然而,重要的是,记住社会需求本身正在受到大范围经济动态的深刻影响。我们在本章里已经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社交网络;不过,邱率先研究以后,我们从经济需求的视角作了研究。由于失业率高涨和许多就业场所的倒闭,我们大概能通过数字媒介看到新形式“圈内”背后的因素【112】。许多国家的住房成本飙升,迫使许多年轻人学校毕业后住在父母家里,造成居住空间不独立却维持社会独立的特别需求。罗莎莉娅·维诺克(Rosalia Winocur)研究了墨西哥年轻人的媒介文化,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社会需求底层经济压力的视角。年轻人经济独立的能力下降,他们需要在家庭的空间里找到个人自主的新形式。和老一辈的情况一样,媒介文化是年轻人寻求自主的重要工具,不过年轻人的情况更加复杂;他们谋求“调节或协调不同的兴趣……在不离家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兴趣、社会和文化喜好”。经济压力、社会需求和媒介费用的交叉使维诺克获得一个重要的洞见: 媒介文化是如何“浓稠”的。(www.xing528.com)

刺激社会和传播领域里变化的并非数字的汇集本身,而是数字汇集的可能性如何被丰富的想象力转化为年轻人日常生活里丰富多样的社会文化条件……数字汇集的维持不是靠其技术框架,而是靠其组织起来的意义汇集。【113】

正如波伊德所示,这样的数字意义汇集产生“公共领域的去中心化”,这些公共领域非常特殊,常常有别于正式的公共领域【114】。所以,这里产生的独特媒介文化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新传播技术与底层的社会需求的交叉,这就再次确认了罗杰·希尔维斯通的洞见: 媒介技术总是表现出双重性,既是实践的界面,也是意义的载体【115】

对年轻人但并非仅限于对年轻人而言,社交网的出现是媒介技术发展最富有戏剧性的新例证之一,不过,社交网是在主页和博客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116】。尚不清楚的是,在不同的人口中,和不同的国家里,是否正在出现富有特色的社交网文化【117】。这方面的数据稀缺,我们希望,宗教、政治和社会经济因素在这里同样重要,就像它们形塑了真人秀电视节目的特色文化一样。我们应该谨慎看待社交网的全球发展,不要将其视为单一的、自我表现普适的“文化”【118】。更加重要的是紧紧把握各种需求的紧密关系,正是这一点相互关系形塑了媒介文化的多样性,有时又形塑了媒介文化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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