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主义在《灶神之妻》中的显著表现

《灶神之妻》中彰显的多元文化主义

熊光敬

摘　要:谭恩美是美国当代知名的华裔女作家。她的处女作《喜福会》一经问世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她一夜之间成为美国文坛明星。她的第二部作品《灶神之妻》同样也受到了读者的喜爱，但是关于这部作品的评论相较于前者却是少之又少，将其和多元文化主义联系起来的评论更是寥寥无几。本文试图从两方面证明多元文化主义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即角色的重塑———谭恩美颠覆了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重新塑造了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和文章的主题———母女矛盾的解决代表了中美文化的相互接纳。

关键词:灶神之妻　多元文化主义　刻板印象

一、引　言

《灶神之妻》是华裔作家谭恩美在1991年推出的第二部小说。评论称其为“谭的第二次胜利”，“它甚至超出了生气勃勃、感人肺腑的《喜福会》”^［1］。谭恩美的第一部作品《喜福会》讲述了四对母女的故事，生动地描写了中国移民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从冲突走向和解的过程。这本书的出版使谭恩美成为美国文坛明星，而这本书本身也让评论家如获至宝，关于它的评论及研究作品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内容的多样性方面都颇丰。她的第二部作品《灶神之妻》依然延续这一主题，只是叙述视角更多地从女儿转向母亲，着重讲述了母亲的过去———在旧中国受到的种种压迫和在美国挣扎的种种心酸。这本书的出版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关于这本书的评论，较之于前者却是少之又少。而且关于这本书的评论大多围绕母女关系、文化身份、女性在封建制度中遭受的压迫以及东方主义等主题展开。很少能有人将多元文化主义与小说联系起来，本论文旨在揭示《灶神之妻》中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以阐明其促进多元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

二、多元文化主义

2.1　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及定义

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在1960年代美国声势浩大的黑人民权运动中，少数民族群体要求主流社会承认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民族身份。这迫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在面对种族、民族、宗教、语言、文化等社会异质性基础上重新定义他们的国家。随着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以及少数民族争取承认和平等的斗争的展开，同化政策越来越无法适应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就在同化政策失败的情况下，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更为自由和民主地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模式而出现^［2］。

但是，究竟什么是多元文化主义?由于该词被用得太多、太泛、太随意，涉及政治理论、民族主义、文化研究、教育等学科领域，它直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一个界定分明、一致公认的定义。本文中谈论的多元文化主义主要指涉当代美国社会种族及文化研究方面的问题。

在种族方面，多元文化主义强调种族多元论，提出“双承认”理论，即承认种族差异和承认差异平等。在文化上，多元文化主义提倡文化相对主义，具体而言，多元文化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族、各民族、各群体迥异不同，但本质上大家只是存在差异，无优劣之分，少数族裔的文化与美国白人的文化是可以并存的。这一理论挑战了以盎格鲁－撒克逊为根基的美国价值体系，并逐步改变着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2.2　谭恩美的多元文化主义理念

大多数华裔美国作家都或是从父母早年的讲述或是在自己的阅读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因此，无论是出于有意或是无意，他们都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添加一些中国元素而使自己区别于其他作家。谭恩美就是其中一位比较杰出的代表，她自身也是中西方文化的完美融合体。

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谭恩美自创了一个合成的、呈现中美两种文化的写作模式，在这个模式里中美文化得以接触、碰撞，最后达到沟通和解。这种写作方式在她的第二本小说中尤为明显。读者可以发现，尽管书中并列了中美两种文化，可是我们却找不到一丝文化差别或是歧视的痕迹。而这也正体现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本质，即中美两国文化的和谐共存。

本文主要从两方面论证《灶神之妻》是一部体现多元文化主义的作品，即角色重塑和文章的主题。

三、角色重塑———对中国人刻板印象的颠覆

刻板印象这一术语是1922年沃尔特·李普曼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提出的，它是指按照性别、种族、年龄或职业等进行社会分类，形成的关于某类人的固定印象^［3］。刻板印象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证明外来人受到的待遇是合法的，并让他们无能为力。这样，那些把别人刻板化的人就会把自己置于一种相对优越的位置，而那些被刻板化的人则处在了一个相对低下的位置。在美国，不论是华裔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在社会、文化和道德上被置于这样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上。

可是，谭恩美在小说中对中国人的角色设计完全颠覆了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刻板印象。本文选取了《灶神之妻》中的两个角色吉米和雯妮来加以分析，详细阐释谭恩美是如何塑造中国人的形象的。

3.1　吉米———对中国男性刻板印象的颠覆

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在《哎呀!美国亚裔作家文集》的前言中将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华裔刻板形象划分为“种族主义之恨”与“种族主义之爱”，具体体现为黄祸论和模范族裔神话。最充分体现黄祸论调的文学人物是爱尔兰作家萨克斯·罗默笔下的傅满洲。傅满洲是个“通晓西方科学知识，却对西方的情感、道德伦理毫不知晓”的中国人^［4］。他邪恶凶残，令人恐惧。他无疑是西方将华人妖魔化的最典型例子。

如果说傅满洲是华人邪恶形象的代表，那么陈查理就是美国主流文化刻意塑造的模范少数族裔的代表人物。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毕格斯在1925年到1932年的7年时间里，连续写了6本陈查理系列小说。陈查理是一个“身材矮胖、笑容可掬、充满智慧”的华人侦探^［4］。他虽然具有东方人的智慧，但是却谦卑顺从的，行为举止缺乏阳刚感，极富女子气。(www.xing528.com)

但是谭恩美笔下的吉米却是一个高大潇洒、果敢睿智、忠诚正直、有情有义的华裔美国人。雯妮第一次见到他时，对他的印象是:“我(雯妮)和胡兰注意到有个很不寻常的人……他长得和美国人差不多高大，精力充沛，态度友好”^［5］。吉米当时为美国情报部工作，帮助美国志愿兵和中国空军做翻译。在中日战争中，他对美国很有价值，因为他掌握了好几门语言:英语、汉语、日语，还会广东话以及几种少数民族方言。

第一次见面时，吉米对雯妮就很有好感，甚至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可惜的是，在那之后隔了五年他们才有了第二次见面。那是在上海的一条小街上，他果断地用自己特殊的方式表达了他对雯妮的深情和忠诚:“他把那张有四个漂亮姑娘(可以任选其一作为他的妻子)的小照片留在桌子上了”^［5］。并且第二天在他们俩约定了的地点等了四个半小时，盼望和雯妮再见面。

在雯妮被送进监狱期间，吉米虽不得已回到了美国，但空间上的距离并没有把他们的心隔开，吉米对雯妮依然不离不弃。他频繁地给雯妮写信，诉说他的真心，告诉雯妮他愿意等她，不论多长时间。

3.2　雯妮———对中国女性刻板印象的颠覆

对于华裔女性来说，美国主流文化对她们的刻板描述与男性的两种类型非常相似。按照亚裔美国学者彦·勒·埃斯皮若塔斯的说法，华人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龙女”型，即阴险、邪恶、足智多谋、身手矫健、智勇双全的女魔王，与傅满洲的形象极为类似;另一类则是“莲花”型，即娇小可爱、温柔顺从、渴望被白人男性拥有、拯救，即便是遭受遗弃也无怨无悔的“亚洲娃娃”，这与陈查理的形象也不无共通之处^［4］。

与西方文化语境中东方女子柔弱温顺的形象不同，谭恩美笔下的中国妇女具有无穷的勇气，她们敢于反抗封建婚姻和男权压迫，以实际行动捍卫了自己的尊严。《灶神之妻》中的母亲雯妮就是这样一位敢于反抗的勇士。

雯妮18岁时被安排嫁给了文福，并默默忍受着文福施加给她的各种折磨。可是她的沉默和忍受换来的只是文福变本加厉的羞辱。正是在这样无休止的迫害中，雯妮深埋于心中的自我意识开始慢慢苏醒，“然后我冒出一个念头:我本来可以嫁一个更好的男人。男人不会全部像文福那样的，我干吗就不知道自己挑一个呢?”^［5］这时候的雯妮尽管在话语上仍保持沉默，但内心里已经在寻找机会反抗。在一次舞会上，雯妮被吉米·路易邀请跳了一曲舞，没想到这招来文福的百般羞辱和蹂躏，于是她选择了离家出走，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摆脱丈夫的折磨。虽然这次出逃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此时雯妮的自我意识已经进入了一个自觉的阶段。因此尽管困难重重，雯妮却一直没有放弃离婚的念头。“或许有些故事是夸张的。但是你知道我想过什么吗?有一次我对自己说，我宁可去要饭，也要离婚!……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也许是顽固吧。我只知道我不能再这样和文福生活下去了。”^［5］在这里，那个认为“女人无权生气”的雯妮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敢于付出任何代价、追求自己幸福的叛逆者的形象。最后，雯妮终于在堂妹华珍和小俞母亲的帮助下成功出逃，并为了彻底摆脱自己不幸的婚姻在法庭上与文福公然对抗。“我宁可睡监狱里的水泥地”，“也不愿意回到那个男人的屋子去!”^［5］一个反抗压迫，以行动捍卫自我尊严的女性形象在这里被刻画得栩栩如生，这种具有反叛精神的女性形象极大地颠覆了美国主流文化中东方女性柔弱可怜的牺牲品形象。

四、主题———母女矛盾的解决代表中美文化的互相接纳

谭恩美作品中的母女矛盾远非通常存在于每个家庭中的“代沟”那样简单。她们分别代表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价值观。小说中的母亲在移居美国后，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因为中国几千年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在其头脑中已根深蒂固，使她潜意识中一直试图按照自己的观念去塑造女儿;而完全西化的女儿则竭力要否认母亲的权威，摆脱母亲的影响。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母女之间的不和谐、不交流进而发生冲突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小说中母女长时间不能交流，导致女儿竟连自己得了多发性硬化症这样严重的病症也无法或不愿向母亲倾诉，更不用说向母亲求援了。“开始我只是不想听她对我的病情发表一大套理论”，“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久，我至今还没有去告诉她这个事实似乎使病情加重了十倍”，“我看到我母亲在很多场合坐在桌边，就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孤独。我感到我们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使我们无法分担生活中的许多最重大的事情。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简直感到要窒息，我想逃走”^［5］。至此，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东西方不同文化价值观相互冲撞的剧烈程度及其产生的恶果，进而也折射出两种文化进行交流的必然性和迫切性。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母亲最终还是决定把自己不幸、屈辱的经历告诉女儿，并希望她能包容自己的过去，母女的血缘天性使“中国母亲”与“美国女儿”最终取得和解，并最终相互理解。听完母亲的讲述后，“我不由自主地说了出来，‘你这辈子可真够苦啊’，我的眼泪忍不住就流下来了”^［5］。女儿对于母亲的理解和认同象征着东西方文化对立的消解，从而确立了双方平等交流的基础，肯定了两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小说结尾，女儿终于向母亲敞开心扉，如实告诉母亲自己的病情。此外，小说中女儿对于体现中国典型文化形象的灶神之妻塑像的接受，也从侧面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最终融合。总之，在《灶神之妻》这部小说中，谭恩美站在两种文化的交叉面上，将个人家庭的经历放大，既描述中美两种文化的矛盾和对立，又展现两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必然趋势。

五、结　语

通过上述论证说明，多元文化主义在谭恩美的《灶神之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谭恩美渴望中西文化畅通交流之情也溢于纸上。其实，各个民族、文化都是有共通相融之处的，而这种共通相融之处正是人类走向“大同”的基础，并且中美文化最终的理解与融合也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张瑞华.对谭恩美作品的文化思考［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6)

［2］杨洪贵.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探析［J］.学术论坛，2007(2)

［3］陈茗.刻板印象的解构［J］.广州番禹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3)

［4］陆薇.渗透中的解构与重构:后殖民理论视野中的华裔美国文学［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5

［5］谭恩美著.张德明，张德强译.灶神之妻［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