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旅游发展进程

第二章　当代中国旅游发展的基本过程

一、中国旅游的初步发展与艰难曲折

（一）以外事接待为中心的旅游服务体系

在旧中国，以饭店、旅行社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旅游业曾有一定的发展。比较典型的是当时陈光甫创办的中国旅行社，从1927～1937年的10年里，中国旅行社的分支机构达66处，^[1]无论在企业规模还是管理水平方面，都已可以与外资的旅行社企业相抗衡。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旅行社曾一度独家经营国内旅游及代理一部分国外旅游业务。1954年5月，陈光甫在台北增资改组“中国旅行社”，建立“天祥招待所”，继续自己发展旅游事业的计划。在大陆的中国旅行社等企业没有直接转变为新中国的旅行社。^[2]加之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国际旅游成为外交事务的一部分，私营企业当然不再适合从事这项业务，只能逐渐淡出，直至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旧的旅游业运营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基础已不存在，旧中国的各种旅游企业必须纳入到新的社会体制中来。由于新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尽快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所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是头等大事，其重点是建立起新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当时的情况下，像旅游这样的消费性的社会经济活动是不可能受到重视的。

更为重要的是，对外政策要进行根本性的调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3]对外政策的转变必然会影响到与外国的政治、经济交流活动，进而对旅游活动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诞生抱着非常敌视的态度，实行封锁政策。中国与西方基本处于隔绝状态，相互之间的旅游交往自然也就停止了，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往来带有极强的计划色彩，基本上是一种政府行为，民间的旅游活动并不发达。

出于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贯彻国家侨务政策的目的，1949 年10月18日，福建厦门中国旅行社（该旅行社与原先的中国旅行社并不是同一企业，也无继承或从属关系）成立，11月19日，福建厦门华侨服务社成立。^[4]这是新中国政府成立最早的旅行社，随后又分别在各地建立华侨服务机构，专门为华侨在祖国大陆的旅行生活提供服务。同时，为了满足对外交流的需要，政府开始陆续成立一些接待外宾的服务机构，如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1950年成立的华东暨上海外宾招待委员会等，专门负责接待应邀来华访问的外国政府代表团、知名人士和港澳同胞。随着国家对外关系的发展，入境接待任务日益繁重，急需专门的服务机构。1953年6月20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了《关于筹组国际旅行社的报告》，成立了中国国际旅行社筹备委员会。1954年4月15日，中国国际旅行社在北京正式成立。该社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访华外宾的食、住、行、游等事务，并发售国际铁路联运客票。随后，按照政务院的要求，分别在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南宁、汉口、沈阳、哈尔滨、安东、满洲里、大连12个城市成立中国国际旅行社分社，开始将旅游服务纳入政府集中管理的体系。

从1958年1月起，中国国际旅行社划归国务院直属，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领导，实际上担负起了中国国际旅游事务的管理责任。国务院批准，中国国际旅行社为事业单位，中央各部门与该社发生联系时，应将其视为事业单位办理，但为了国际活动方便起见，该社对外仍可称为企业单位。1964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改组和扩大中国国际旅行社为旅游事业管理局，直属国务院，负责对外国自费旅行者在华旅行游览的旅游管理工作，指出了发展旅游事业的方针任务是：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扩大对外政治影响，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在经济上还可以为国家吸收自由外汇。^[5]

在政府统一控制对外交往的情况下，像原先的中国旅行社一类的私营旅游服务企业是难以适应新形势的，主要是不能适应政治方面的要求。显然，旧中国的旅游活动及旅游管理体制很难延续到新中国。中国国际旅行社成立后，承担了全部对外接待任务，国内旅游活动又基本停滞，因此，中国旅行社于1954年关闭。

在这一时期，一些旅游管理方面的规定也逐步出台。1950 年7月6日，全国第一次治安会议讨论制定了《外国侨民旅行暂行办法（草案）》，1951年11月29日，政务院批准公安部颁布施行《外国侨民旅行暂行办法》。主要是对外国侨民在华的旅行问题拿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实行“旅行证”制度，外国驻华的外交、公务人员可持证到开放地区旅行。如申请到非开放地区旅行，则由我国外交部给予“旅行许可加签”方能放行。^[6]外国侨民的旅行范围基本限制在少量的开放城市内。

（二）旅游事业的缓慢发展

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进入全面进行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外交活动趋于活跃，密切了与友好国家及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联系，来华的旅游者逐渐增多，旅游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其中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旅游往来更为密切。在1956年、1957年两年中，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先后与前苏联、蒙古及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旅行机构签订了《相互接待自费旅行者的合同》。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旅游者大量增加，在入境旅游者中占主体地位。例如，在1957年，来自前苏联、蒙古和东欧国家的旅游者占所有入境旅游者总人数的95%。^[7]

除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旅游往来以外，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员交往也悄然开始。如1954年10月，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31人为庆祝中国国庆5周年应邀访华。同时，由日中友好协会派遣的日本学术文化考察团15人和妇女代表团13人，首次取得了民间出国的护照访华，^[8]打开了中日民间旅游交往的渠道。这一时期，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相互联系及旅游往来也有了初步发展。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与23个资本主义国家的114个旅游机构建立了业务联系，^[9]来自西方世界的旅游者逐年增加。

入境旅游活动中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自费旅游者的比例逐渐增加。国务院批准的《关于中国国际旅行社的现状和1956～1957两年的工作规划》中，1956年计划接待自费旅行者3000人，占计划总接待人数的半数左右。这一年，仅中国国际旅行社一家就实际接待自费旅行者2331人。^[10]旅行社所接待的服务对象从党政机关、社会团体邀请来访的外宾、华侨，逐渐转向自费旅游团体和个人。据上海有关部门统计，上海所接待的自费旅游者的比重在1955年为8．4%，而到1960年则增加到了47．9%。^[11]旅游者的成分也日益多样化，从政府官员、知名人士扩大到工商业者、教师、医生、普通的职员、工人和家庭妇女等。

国家对旅游活动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控制的程度有所放松。1956年4月25日，国务院批复外交部《关于批准外国私人旅行游览者来华旅行游览放宽尺度问题的报告》，同意中国国际旅行社在各地加紧建立分社，健全机构，调集训练干部，调拨旅馆、汽车，为放宽接待外国私人旅游者准备条件。同年10月29日，公安部公布，全国有48处地区向外国旅游者开放。^[12]次年3月19日，公安部进一步规定，某些向一般外侨开放的地区，可由当地市县公安部门直接接受和批准外侨的游览申请，方便了外国旅游者的活动。

在接待入境旅游者的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对旅游的经济作用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这在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及政府的管理文件中已经清晰地表现出来了。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就“关于外国海员旅行问题”批示：“如果全国各码头（当外轮停3～7天时）都搞，而且有计划地允许一些自费旅行者来中国玩（有计划地开放一些玩的城市），全国高级宾馆又都空着，很可以赚些外汇的。”国务院还要求中国国际旅行社应采取各种措施，积极组织各国自费旅行者来华，以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贯彻和平外交政策，并为国家吸收外汇，积累建设资金。规定旅行社按企业化方针经营管理，初期由国家投资，以打好基础，逐步做到收支平衡和上缴利润。^[13]表现在旅游接待方面，开始对自费旅游者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希望通过招徕和接待自费旅游者来获得相应的外汇收入。

不过，政府有关的旅游接待政策时有反复，大多数地区和城市也并不向一般自费旅游者开放。而且还限制了旅游者在华滞留的时间，规定：“外国自费旅行者只能在我国对外国人开放的地区和中国国际旅行社设有服务机构的地区旅行，在华游历所停留的时间一般最多不能超过两个月。”政府部门对旅游接待的政治因素看得比较重，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指示：发展旅游事业应采取“政治挂帅，稳步前进，逐步发展”的方针，“逐步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管理办法”，^[14]将旅游与政治挂钩，当然不利于外来旅游者的活动。

虽然如此，中国的入境旅游活动从总体上看还是处于一种平稳发展的状态的。尤其是1965年，入境旅游者人数增长较快，共接待外国旅游者12877人次，^[15]达到了“文革”以前的最高峰。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也以参观旅游的名义派中国公民赴境外进行交流。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加上政府对出境控制严密，出境旅游活动数量是比较小的。如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市，从1957～1960年，总共组织了255人到前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蒙古、罗马尼亚、朝鲜等国旅游。^[16]1962年一年，国务院批准出国旅行的人数只有125人。出国旅游的费用是由政府包办的，国务院规定：“出国人员的全部费用由各地列入预算开支，国外所需要的外汇由中国国际旅行社编制外汇预算报财政部审核后统一支付。”^[17]可以说，这样的出国旅游只是为了满足政治、外交方面的需要，不可能有很大的规模。在旅游的整体构成中，只能起到一种点缀的作用。

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也开展了一定数量的国内旅游。上海市于1958年将过去的中国旅行社、友声旅行社、基督教青年会旅游部、绿洲旅行团等单位的职工组织起来，成立了上海旅行社，专门办理国内旅游业务。仅1960年，上海市通过旅行社组织的国内旅游就达到4000余人次。^[18]而大多数地区对国内旅游并不重视，也很少有明确而完整的记录。

虽然国内旅游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人们也还没有从旅游的角度来观察有关的现象，不过，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国内客运量迅速增长，大体情况见表2－1。

表2－1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1981）．Ⅵ—19．

1979年，旅游人数达到了近29亿人次，是1949年的21倍。如此大的客运量表明，在国内因各种原因流动的人数是非常巨大的。在这些流动的人员中，按照现在旅游统计的标准，相当一部分无疑是会被视为旅游者的。当然，当时人们并未意识到一定范围内人员的流动属于旅游活动，更很少有意识地去进行旅游活动，恐怕是与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内旅游的根本差异之所在。这是在研究与认识中国旅游发展过程时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曲折与波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以外事接待为主体的旅游接待受到了严重影响。本来，国务院批准1966年要接待自费旅游者6000～7000人。经对外联系，有354批7590人预计来中国旅行。^[19]但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远没有完成接待计划。据有关统计，全年实际只接待了4500人，外汇收入只有200万美元。^[20]此后的几年中便陷入了一片混乱，基本是逐年下降。1968年，作为旅游接待服务的主体企业，中国国际旅行社全年只接待了303名外国旅游者。^[21]而到1970年，入境旅游活动萎缩到了极点，全年接待计划只有600人，但也未完成，只接待了区区400人。^[22]

实际上，中国政府对旅游问题的政策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由于极度狂热的政治运动，才导致了对外接待人数的急剧下降。经过一段时期的混乱之后，国家领导人开始注意外交工作，旅游接待服务当然又被放到了比较重要的位置上。为了打开外交工作的局面，必须允许外国人到中国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1971年初，毛泽东曾亲自过问旅游工作，批准了旅游局上报的1971年接待800～1000人的接待计划。周恩来指出，旅游工作的方针是“宣传自己，了解别人”。自此，入境旅游接待服务很快复苏。

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以压倒多数的票数，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派出了代表，并以常任理事国的资格参加了安理会的工作，中国的外交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发表《上海公报》，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经贸、科技、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美国旅游者开始来中国参观游览。同年9月，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宣布两国结束战争状态，正式恢复邦交。截至1972年底，中国已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更加广泛和深入，来华的外籍人士较前有较大增长。旅游事业发展的政治条件可以说是比较宽松的。

为了适应外事接待与旅游服务的需要，1972年，外交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建议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尽快恢复和健全地方旅游机构，并报请恢复于1969年停办的华侨旅行社总社。同时，对旅游服务企业的经营情况也有所注意。周恩来曾批示：“旅游事业的收支应该略有盈余，但目前我们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今后将按照‘该自费者应自费’的精神，对旅游者应按旅游原则收费，对优惠也要从严掌握。”^[23]按照国务院的批示，外交、公安、财政、铁道、民航、海关、商业等有关部门都积极制定了相关政策，为旅游的发展提供方便，并加大了接待自费旅游者的工作力度。

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善及相关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从1971年起，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开始了恢复性增长。1971年，接待有组织的外国团体旅游者1600人，零散旅游者8000余人，综合服务^[24]的外汇收入为11万美元。1972年，接待来自49个国家的团体旅游者3245人，接待零星旅游者3．77万人次。1973年，接待团体自费旅游者6184人，采用委托代办方式^[25]接待的零星旅游者2．06万余人。1974年，接待有组织的团体旅游者1．09万人（采用综合服务），接待零星旅游者3．4万人（采用委托代办服务）。综合服务的外汇收入为370万美元。^[26]1974年的外汇收入是1971年的近34倍，应该说增长是比较快的。而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接待外国旅游者已近5万人。^[27]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的近30年时间，除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几年外，中国的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活动都处于缓慢发展的状况。这一时期中国旅游的主要特点是，在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它始终从属于国家的外交事业。实际的组织体系和业务运营都是按照国家的对外交往和对外宣传来设计和开展的。可以接待境外人员的机构统属于国务院外办或侨办，考虑到国外及港澳台地区人们的认识及行为习惯，旅行社等对外有一个企业的形象，实则按行政或事业单位管理。这样，旅游工作可以说是“配合了外交工作需要，产生了一定的政治效应。对于宣传中国的建设成就、加强国际友好往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8]这也就决定了旅游服务不会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当然也就不会有多大增长与发展的空间。至于旅游接待人数的增长，实际上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尤其是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旅游业的飞速发展，中国旅游业增长的数量就显得有点微不足道。

二、旅游的产业化

（一）改革开放与中国旅游的迅猛崛起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旅游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机遇，旅游事业的发展受到了应有的重视。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旅游事业”。1978年10月～1979年7月，邓小平先后5次专门发表谈话，要求尽快发展旅游业。他说：“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29]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云也谈到了发展旅游事业的重要性：“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旅游收入实际上是‘风景出口’，比外贸出口收入要来得快。英伦三岛每年收入54亿美元，我们中国这样大，可以收入更多。但是，又不要看得太容易，有大量工作要做。”^[30]国家领导人的谈话至少已清晰地表明是要注意旅游的经济意义的。

政府管理部门对旅游及旅游业的认识也逐步深化，认为旅游业是一项包含着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诸内容在内的综合性行业，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很重要的、很有希望的事业。认为发展旅游业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可广交朋友，传播我国文化，有助于增强国家声威；二是可增加人民就业，可刺激消费和生产，富国富民；三是可开阔眼界，培养人才；四是可美化环境，美化生活，加快装点祖国大好河山。”^[31]对旅游发展影响的广泛性已有比较充分的认识。当然，对旅游的看法难免还受到以前外事接待惯性的影响，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如在旅游工作方针上要求“友谊为上，经济受益”。^[32]但无论如何，随着认识的逐渐转变，国门洞开，航路架通，改革开放路线开始孕育中国旅游的大发展。

1978年3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外交部党组《关于发展旅游事业的请示报告》，指出：我国旅游业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批示同意报告提出的意见：第一，本着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大力发展旅游业。第二，加强领导，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投资建造旅游饭店，添置交通车辆等设施，扩大接待能力，为国家增加外汇收入。第三，加强旅游业的领导。国务院成立旅游工作领导小组，将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改为直属国务院的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由外交部代管。各省、市、自治区成立旅游局，负责管理各地方的旅游业。根据中共中央的批示精神，1978年一年，就有黑龙江、浙江、吉林、云南、安徽、内蒙古、湖北、上海、广西、陕西、广东、北京、河北、湖南、四川、天津等省、市、自治区的旅游局纷纷成立。^[33]政府管理旅游活动的行政机构基本上建立起来。

在中国，对外联络、促进旅游活动的工作向来是由政府部门直接管理的旅行社来承担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旅游业务基本由中国国际旅行社和中国旅行社（华侨旅行社）两大系统垄断。“国旅”系统负责接待外国自费旅游者，“中旅”系统负责接待海外华侨、外籍华人和港澳台同胞。在经营运作方面，都是由总社负责国外客源的招徕，分、支社负责当地的接待工作。1980年6月，国务院批复共青团中央，同意成立中国青年旅行社。“青旅”系统的经营管理体制与“国旅”、“中旅”基本一致。“青旅”成立前，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青年团体来华访问大都采用邀请的方式。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这种形式已明显不能适应旅游活动的需要。因此，成立“青旅”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扩大国际青年之间的友好往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三大旅行社系统按照各自的分工，垄断经营中国的旅游服务，尤其是入境旅游服务。

确立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以神秘的东方大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对世界各国的旅游者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大量旅游者涌入中国，希望游览中国的名胜古迹，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而实际上，中国在旅游接待服务方面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接待能力明显不足，矛盾最为突出的是饭店行业。1978年，我国能够接待国外旅游者的饭店仅有137座15539间客房，其中绝大部分是国宾馆和招待所，数量稀少、设施陈旧、功能单一、条件简陋。^[34]据有关材料反映，1979年2月15日以后，经常有一些外宾来京后不能及时住进饭店，有的要等候十几个小时，接待单位只好先组织外宾游览市容和公园或让外宾在饭店大厅、机场坐等。^[35]由于住房紧张，引起了外来旅游者的强烈不满。外来需求膨胀与供给短缺的矛盾格外尖锐，已成为制约中国旅游发展的“瓶颈”。

政府管理部门工作的核心就是采取各种措施，尽快提高旅游服务接待能力。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要在人员培训、外资引进、企业建设等方面进行相应准备：“要搞一些培训班，培养翻译、导游、经营管理人员甚至服务员。”“全国要搞若干个旅游公司。公司之间可以互相竞赛。”“搞旅游要把旅馆盖起来。下决心要快，第一批可以找侨资、外资，然后自己发展。”^[36]对旅游业发展提出了一个大致的方向。为了对外接待的需要，国务院要求：“各地要把高级宾馆、接待中央领导的房子、招待所统一拿出来，对外开放，而且要彻底开放。”“旅行社要搞企业化，管汽车，管房子，管衣、食、住、行，从头到脚都要管，统一管，就是不要搞成官僚机构，要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权和积极性。”^[37]同时要求，各地要加强对旅游工作的领导，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大力支持，及时解决旅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4个城市利用侨资、外资建设6座饭店，开利用外资建设旅游饭店之先河。全国范围内积极发展旅游业的氛围已经形成。

1984年7月，国家旅游局在提交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开创旅游工作新局面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初步提出了发展旅游业的“五个一起上”的方针。^[38]1985年1月，国务院批转国家旅游局《关于旅游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报告》，明确了旅游体制改革的目标：要从只抓国际旅游变为国际、国内旅游一起抓；从以国家投资为主建设旅游基础设施转变为国家、地方、部门、集体和个人一起上，自力更生和利用外资一起上；从主要搞旅游接待转变为开发、建设旅游资源与接待并举。要破除不适应旅游发展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探索一条适合国情、日益兴旺发达的中国式的旅游道路。^[39]上述方针政策的出台表明国家对旅游业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形成了开发旅游业的新思路。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建设提高了中国的吸引力，是旅游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五个一起上”则解决了旅游发展急需的投资问题，使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千军万马办旅游”的局面，直接促成了中国旅游业接待能力的飞跃。如果单纯从量的增长方面来看，“五个一起上”是功不可没的。

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加上国际旅游需求旺盛，从1978～1985年，中国的旅游业，尤其是国际旅游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入境人数增长了近9倍，外汇收入则增长了3．75倍。虽然起点较低，但这样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无论从入境人数还是从旅游外汇收入的增长情况来看，都是一种超常的、井喷式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在旅游快速发展的同时，旅游经营管理体制开始了转变。1985年5月，国务院发布实施《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简称《条例》）。《条例》明确了旅行社是指依法设立并具有法人资格，从事招徕、接待旅行者，组织旅游活动，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旅行社的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散经营的方针。按照经营业务范围不同，旅行社分为三类：第一类，旅行社经营对外招徕并接待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来中国、归国或回内地旅游业务；第二类，旅行社不对外招徕，只经营接待第一类旅行社或其他涉外部门组织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来中国、归国或回内地旅游业务；第三类，旅行社经营中国公民国内旅游业务。同时，《条例》规定了各类旅行社的开办条件、审批程序和权限。《条例》的实施使旅行社经营管理走上规范化的道路。虽然对各类旅行社的经营范围还有严格的限制，但毕竟已打破了三大旅行社总社对“外联权”的垄断，使旅行社经营对外业务有了法规基础，开始了竞争发展的新局面。

（二）旅游产业地位的确立与入境旅游的波动

经过几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的旅游业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全国上下对于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1985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批准了《全国旅游事业发展规划（1986～2000年）》。会议认为，发展旅游事业投资周转快，创汇比较多，所需设备和钢材等原材料少，不消耗资源，不污染环境，可以安排大量人员就业，还能把交通、民航、机场等基础设施带起来，把地方一大批手工业、轻纺工业、食品工业带起来，并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必须坚决地、积极地支持旅游业的建设。^[40]受当时旅游发展水平的限制，有的认识是不恰当的，如旅游投资周转快，创汇比较多，不消耗资源，不污染环境等。但旅游在经济方面的作用，特别是旅游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已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1986年4月，六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七五”计划提出：要大力发展旅游业，增加外汇收入，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国家计划中第一次列入旅游业，使旅游业的产业地位首次被明确。这标志着中国旅游业在国家对国民经济管理的政策体系中，终于正式完成了由外事接待服务向经济产业的转变，旅游业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当然，并不能因此说明中国旅游的产业化进程，是始于“七五”计划中旅游产业地位的确立。旅游的产业化进程与中国旅游产业地位的确立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旅游产业化是指旅游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现在人们通常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的出现是近代旅游业产生的标志，^[41]也可以认为是世界旅游产业化过程的开始。“旅游活动从一项个体活动转化为一项群体活动，进而上升为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产业。”^[42]按照这样的说法，中国旅游的产业化过程应该开始于20世纪初中国境内旅行社企业的出现。也就是说，在此后很长的时期内，虽然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把旅游作为一个经济产业，但实际上中国旅游早已进入了产业化的阶段。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旅行社“在组织结构、业务范围、管理方式、市场功能等各个方面都反映出西方工业国家近代旅行社的模式和发展趋势”，“将近代中国的旅游活动和旅游经济活动推向一个新的时期和阶段”。^[43]应该说，这样的评价是客观公允的。中国旅行社等旅游服务企业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旅游的产业化进程已经开始了。至于后来的中断，则是另外的问题了。

而这里讲中国旅游业产业地位的确立最主要的意义是在于旅游业的发展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旅游业在政府产业政策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旅游业产业地位明确以后，涉及旅游价格制定、旅行社及旅游饭店发展与管理方面的政策、措施逐步完善。

首先，明确了国家旅游局管理国家旅游事业的权力与地位，政府部门明显加强了对旅游事业的支持与领导力度。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国家旅游局要成为抓方针、政策、立法以及同外国人谈判合作的旅游行政主管机构；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旅游局负责制定全国旅游业的发展规划和行业法规，统一管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央单位的旅游部门；国家旅游局应成为管理全国旅游事业的归口单位，旅游局统一规定，有关部门都应遵守。^[44]由于当时还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掌握着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主要资源，有一个统一负责管理的部门对中国旅游事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开始探索中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子。根据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深化改革的精神，开始进行各级旅游管理机构的改革。实行政企分开、职能转变、权力下放，使各级旅游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寻求提高企业经营效益的方法与途径。

再次，旅游行业管理法规进一步完善。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发布了《导游人员管理条例》、《旅行社管理暂行办法实施条例》等法规，规范导游的旅游服务行为，引导和支持旅行社的发展。1988年8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评定旅游涉外饭店星级的规定》，将国际上流行的饭店星级制度引入到我国的饭店管理中来，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的饭店业与国际惯例接轨，对提高中国饭店业的硬件水平和服务质量都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最后，定价机制逐渐市场化。1985年以前，旅游涉外价格都是由国家物价部门制定的。从1985开始，首先允许中外合资、合作饭店可以自主定价。1987年，国家物价局与国家旅游局将广东、福建和江苏三省的饭店客房定价权下放给各省的物价和旅游管理部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旅游业的供需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旅游饭店的接待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客房供应充足。由于中外合资饭店在管理体制上的优势，国有饭店经营压力非常大，迫切要求在价格管理上有更多的自主权，以利于各合资企业平等地进行市场竞争。在这种情况下，1989年7月，国家旅游局与国家物价局联合发文，规定饭店客房租价的季节浮动时间和价格浮动幅度，原则上由国营饭店自行掌握。^[45]由于各级旅游及物价管理部门不断地向饭店下放定价权，旅游饭店客房的定价机制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了向市场机制的转变。与此同时，在旅行社价格管理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改革，允许组团旅行社在对海外销售时，可以对价格构成的各项内容进行自由组合，提高了外销价格的灵活性。

产业地位的确立及相应措施的出台极大地刺激了旅游业的发展。中国旅游业的产业规模急剧膨胀。全国旅行社企业的总量在1987年有1245家，1988年为1573家，到1989年则发展到了1617家。全国旅游涉外饭店的数量在1986年只有974家，到1989年则达到了1788家，^[46]几年的时间增长了近一倍。相应地，1986～1988年，入境旅游人数的增长都在15%以上，而旅游外汇收入的增长每年更保持在20%以上。

1989年的“政治风波”给蓬勃发展的中国旅游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由于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制裁，我国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都出现了两位数的负增长，旅游企业的经营自然也都陷入了困境。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入境旅游快速增长过程中的第一次剧烈波动，使人们对旅游及旅游业的脆弱性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面对入境旅游市场的严峻形势，在采取各种补救措施的同时，国家旅游主管部门开始对旅游业进行治理整顿。在此之前，中国的入境旅游市场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状态，导致了旅游供给能力的迅速膨胀，突出地表现在旅行社数量和饭店客房数量的迅猛增长上。在市场需求滑坡且市场经济秩序并不完善的情况下，过剩的供给能力造成激烈的市场竞争，必然导致市场混乱。治理整顿的主要对象是涉外旅行社，整顿的重点是清理经营国际旅游业务的一、二类旅行社，撤并不符合经营条件的旅行社，“切实解决多头对外、削价竞争、服务质量差的问题。”^[47]而在涉外旅游饭店的管理方面则主要强调严格控制新建饭店的数量，尤其对增长较快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饭店的建设要严格审批程序。严格的治理整顿对规范市场秩序应该说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但客观上也对旅游企业的经营造成了一定压力。1990年与1991年，全国旅行社数量连续出现负增长。

（三）中国旅游业的新增长

不过，此次中国旅游业的波动主要是受突发因素的影响，是短暂的，并没有改变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整体趋势。有学者认为，“政治风波”以后的滑坡是特殊现象，但也存在着市场发展自身规律性的原因。市场经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以后，会出现停滞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主要客源国来华旅游者的增长速度就出现了逐年递减的态势。见《中国旅游年鉴（1991）》第176页。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是一种追赶型的高速发展，发展的潜力与空间都很大，认为入境旅游市场的发展已出现成熟市场的迹象似乎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并没有逆转，国民经济总体快速发展的根本趋势也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中国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内部条件并没有恶化，而只是偶然因素引起的外部环境的突变。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入境旅游市场的恢复与进一步发展也只是时间问题。

经过1990年与1991年的治理整顿与初步恢复，199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旅游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旅游业是第三产业的重点。此后，中国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府对旅游的重视程度明显加强。各级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相继把旅游业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从1992年起，先后有福建、云南、四川、广东、湖南、陕西、新疆、河北、西藏、湖北、浙江、甘肃、安徽、黑龙江、广西、江苏、重庆、吉林、河南、山东、山西、内蒙古等省级人民政府颁布了《加快发展旅游业的决定》（或称《通知》、《意见》），有2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重点产业和先导产业来发展。^[48]政府各有关部门对旅游业的支持力度大大增强。

这一时期，中国的旅游发展是快速而平稳的，各项指标都有较大提高。在入境旅游方面，1996年，旅游外汇收入突破了100亿美元，到2000年达到了160多亿美元，年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国内旅游则呈迅猛崛起的势头，随着国民旅游意识不断增强，公共假期不断延长，国内旅游的市场展现出了无比广阔的前景，国内旅游热点普遍、高潮迭起，强有力地带动了我国“假日经济”的发展，在拉动内需中发挥了突出作用。旅游业的产业规模迅速增长，根据1999年的调查，到1999年末，全国共有各类旅游企事业单位24．92万个，其中旅游住宿设施23．70万个；旅行社7326个；旅游车船公司和主要旅游景点等其他旅游企业4882个；全国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512．13万人，间接从业人员约为2500万人。^[49]

旅游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更是引起了各级政府对旅游发展的重视。199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将房地产业、信息业和旅游业确定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全国各地加快发展旅游业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2001年1 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让旅游业大放光彩》的社论，明显体现了对旅游业发展的高涨的热情。社论指出：“旅游工作是经济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旅游促进发展’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识……旅游业在扩大消费、增加创汇、脱贫致富、安置就业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今后，加快发展旅游业仍是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任务，各级地方要为我国旅游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旅游业这轮‘朝阳’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芒。”^[50]这标志着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中国旅游发展将会有更加宽松有利的政策环境。

三、中国旅游发展的过程分析

（一）旅游发展的阶段特征及与政策的关系

有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国际旅游政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政治主导期（1949～1978年）；二是政治与经济并行期（1978～1985年）；三是经济优先期（1986～1991年）；四是经济主导期（1992年至今）。^[51]这种划分方法基本上是恰当的。不过，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国际旅游政策是一个逐渐开放的、连续的过程，从实际情况来看，所谓“经济优先期”与“经济主导期”之间并无很大的差别。且改革开放以来的时间并不长，而过细地划分并不容易把握，现阶段似乎也无必要。从国家社会发展政策的整体来看，中国的国际旅游政策大体可简单地分为三个阶段：

1．计划管制期（1949～1978年）

旅游作为外交工作的附属物而存在，是外事活动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及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外事接待不可能有很大的规模，旅游接待服务的规模自然也有限。旅游服务的政治色彩极为浓厚，基本没有经济及文化意义可言。

2．体制转型期（1978～2001年）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旅游终于走出了外事接待的影子，成为独立发展的产业。旅游的经济功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旅游业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规模，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面临着极为繁重的发展经济的任务，中国旅游发展的主要任务当然也是要为这一中心工作做出贡献。各级政府对发展旅游业都抱有极大的热情，“政府主导”是旅游业发展的鲜明特色。从整个过程来看，中国旅游发展的整体趋势主要表现为中央集中控制的弱化以及旅游产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的管理也由改革开放前的集中控制转变为后一阶段的政府主导。

3．初步市场体制时期（2002年至今）

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内旅游市场的开放也达到新的高度，政府的国际旅游政策逐渐向市场体制的要求靠近。旅游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其影响绝不局限于经济方面，只不过由于社会发展及旅游发展的阶段不同，会表现为不同的特征。从世界范围看，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则会进入所谓“后产业化”阶段，其特征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发达程度的提高，旅游活动完全转化为一种普通的生活必需品，旅游人数和出游率继续保持上升趋势，旅游者不再高度集中于某些目的地，旅游消费出现分散化的趋势，旅游服务更加便捷，专门从事旅游服务的企业数量可能减少。”^[52]旅游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也不仅仅是其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旅游发展对社会进步与繁荣的影响，旅游的发展将更加全面与深入。政府对旅游业发展的管理将更主要地体现为对行业进行引导与服务。

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旅游发展的速度及质量主要取决于政府的作用，尤其是在初始阶段。换句话说，旅游发展与否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旅游业发展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关系：“旅游业作为一种经济事业，是一种以横向联系为其重要特征的开放型的事业。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与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及闭关锁国的状态相对立，而有赖于开明的内外开放和自由贸易的政策。实践证明：对内、对外的开放政策是它的生命所系，不啻是它的一块‘通灵宝玉’。”^[53]国际舆论也普遍认为，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旅游业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54]

（二）中国入境旅游发展的趋势与周期

中国旅游发展的长期趋势和周期也是值得进行研究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所谓中国旅游发展的长期趋势是指能够表示旅游发展的诸多指标，如旅游人数、旅游外汇收入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稳定的增长或下降的倾向。不过，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旅游发展缺乏系统的数据。1978年以后，最初也只是统计入境旅游的情况，国内旅游及出境旅游是近年才开始重视的。因此，这里只能对入境旅游发展的趋势进行简单的分析。1978年以来中国入境旅游发展情况见表2－2。

表2－2　中国入境旅游发展情况

注：＊1994年国际旅游收入统计方法进行了改革，采用了与国际接轨的办法，与往年不能作简单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通过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出，20多年来，中国入境旅游的主要指标的增长是极其迅速的。到2000年，入境旅游人数为8400多万人，旅游外汇收入达到160多亿美元。入境旅游人数为1978年的近47倍，年均增长率为19．08%；旅游外汇收入则是近62倍，年均增长率为20．61%。从入境旅游20多年的发展情况来看，虽然在“政治风波”以后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但从总体上说，无疑是长期上升的趋势。

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不会是平滑的、直线式的，而是存在着曲折、循环往复与波动，旅游的发展当然也不会例外。从经济方面看，社会经济的产出、价格、利率和就业的上涨和下降的运动构成了经济周期。根据经济波动周期的长短，分为基钦周期（3～4年）、尤格拉周期（9～10年）、库兹涅茨周期（平均长度为20年）、康德拉捷耶夫周期（50～60年）。^[55]如果把旅游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分析，中国20多年的旅游发展同样也存在着周期性现象，尤其在增长率的波动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

从上表的增长率数据来看，中国入境旅游增长率的短期波动虽不表现为典型的基钦周期，但其发展动态还是可以分为四个明显的周期。1978～1982年是起步高速增长期，波峰为1979年的132．4%，是20多年来中国旅游增长的最高值；1982～1989年是巩固快速增长期，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迅猛增长之后，中国的入境旅游进入正常的快速增长阶段；1989～1994年为复苏快速增长期，从1989年的低谷中迅速恢复起来；^[56]1994年可以看做是第四个周期，为稳定增长期，入境旅游的增长率经过剧烈波动以后，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增长率非常平稳，没有出现大起大落。从中期波动的角度来看，前10年增长率的波动周期与尤格拉周期倒是基本吻合。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还无法观察中国的旅游发展是否存在康德拉捷耶夫周期现象，甚至还不能精确地说明入境旅游增长的库兹涅茨周期。

当然，入境旅游的周期性波动并不能代表中国旅游业的整体状况。有学者认为，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尚未表现出典型的周期性波动：影响中国旅游发展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有些因素是偶发的、随机的和不可逆的。因而，从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看，这些因素本身是不具有周而复始的规律性波动和周期变化的”。也就是说，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还不具备周而复始的规律性波动。^[57]因为只有在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经济发展的是纯粹的市场因素，才会有周期性波动。而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旅游的发展更多的是由于制度变迁引起的，不可能存在典型的经济周期。这种看法也有其片面性，不论在何种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的波动都在所难免。只是在中国这样的过渡经济体制下，由于许多非市场经济因素的干扰，经济周期性的波动会表现得不规则罢了。(www.xing528.com)

一般认为，“经济周期主要是由总需求变动引起的”。^[58]也就是说，入境旅游需求的变动引起了入境旅游发展增长率的波动。“政治风波”导致的负增长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不过，对此人们也有反对意见。熊彼特认为，是更深层次的原因造成了经济周期。在他的经济周期分析中，主要通过创新活动说明经济活动的涨落起伏。不同的创新引入经济的时间过程有差异，所以引起长短不同的经济周期。^[59]熊彼特的理论用于解释中国入境旅游发展中短周期的波动，似乎并无太直接有力的证据。但对于中国旅游整体的长期发展而言，他的理论还是很有启示意义。熊彼特注重的是有些技术方面的创新对社会经济的长期影响，如一个国家的铁路化或电气化等，可能在半个到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充分显示其作用。中国旅游发展的背景中当然有这些重要的技术方面的变革，如工业化、信息化，都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长期而重大的促进作用。尤其应该看到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政治制度的创新，这一过程可能要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对经济发展、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根本和长期的。这样看来，中国旅游的发展时间与空间都还有很大的余地。

（三）五十多年旅游发展的历史教益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中国旅游处于特殊的、低水平的发展状态，有时甚至遭受到严重挫折，其中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第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旅游发展的桎梏。新中国在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对社会资源与经济活动的组织进行集中控制，甚至于人们的消费行为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旅游行为是一种消费行为，需要有适宜的消费环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是入境旅游消费、国内旅游消费还是出境旅游消费，都受到政府严格的计划管理，要服从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及生产力发展水平，政府不可能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开展旅游活动，因此，旅游没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过分强调政治功能窒息了旅游发展的活力。旅游活动可以对社会政治生活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国际旅游的影响更为突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非常注意利用旅游活动的政治功能，要通过国际旅游来“了解别人，宣传自己”、“增进友谊”。所以，出境人员要经过严格审批，在境外的活动也要严格管理；而且还计划控制入境旅游者的数量，并对入境旅游者参观游览的对象进行选择与修饰，以树立国家的对外形象。由于承担着如此重要的政治任务，旅游活动便成为郑重其事的政治交往，当然不能有多大的规模，失去了应有的发展活力。如被喻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中美乒乓球队互访，按现在的观点看，只是一次普通的以体育交流为目的的旅游活动，也需经过国家高层领导人批准。虽被称为外交史上的佳话，却也体现了当时旅游发展的艰难。

第三，片面注重物质产品生产和积累的观念阻碍了旅游消费水平的提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建设的首要目标是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提高生产能力，改变物质匮乏的局面，这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但一些非物质生产的服务性部门，如旅游服务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重积累而轻消费，“为了我国的工业化，也就是说，为了我国人民集体的、长远的利益，我国人民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不仅应当低于社会生产发展特别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而且应当低于积累增长的速度”。^[60]因此，像旅游这样的消费活动必然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第四，“左”的思想对旅游发展的严重影响。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党内一些“左”的思想也逐步发展起来，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和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空想理论，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使得国内旅游消费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而且“左”的思想对人的旅游消费权利的漠视使旅游活动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与肯定。在国际旅游方面，由于“左”的思想泛滥，经常与其他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争论，从而影响了国家之间的正常交往，进而阻碍了国际旅游的发展。“文革”期间严重的政治动荡是“左”的思想与错误发展的顶峰，更使旅游活动遭受了灭顶之灾。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旅游业的发展高歌猛进，成就举世瞩目，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改革开放为旅游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一般认为，旅游需要的限定因素主要是个人收入水平及余暇时间。实际上，这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旅游发展情况的总结，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他因素的限制作用并不明显。而在一些特殊条件下，政治性因素则决定着旅游的发展或不发展。也就是说，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是旅游发展的前提条件。纵观新中国旅游50多年发展的历史，改革开放前后的情况可谓泾渭分明，就是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为旅游的大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也必将为旅游打开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旅游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关于什么是现代化，学术界迄今并无统一而明确的概念。我们曾认为现代化主要是指工业化，但现在越来越倾向于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首先，现代化既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长期历史转变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其次，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全面的社会变革，不仅仅是指经济和科学技术，还包括政治、组织、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最后，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是基础，工业化是核心，科学技术是先导和关键，人的现代化是主题，要从各个方面加以努力。”^[61]实现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发展变化过程，这其中就包括旅游活动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集中资源加快工业化进程，没有对国内旅游采取相应的鼓励措施，但国内旅游还是快速发展起来，成为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有人认为，“旅游需要的产生是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必然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62]是符合世界旅游发展的历史实际的。因此，也可以说，旅游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实际上，旅游发展与社会现代化是互动关系，旅游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现代化，而旅游发展又可促进社会现代化。

第三，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旅游发展的经济基础。旅游是一种消费活动，没有较高水平的经济收入为后盾或基础，这个消费过程就无法实现。从需求层次理论的观点来看，旅游消费需求属于人类较高层次的需求，只有在基本的生存需求满足以后才能产生。据世界官方旅游组织联盟（世界旅游组织前身）估计，旅游消费的收入弹性系数为1．88，即收入每增加1%，旅游消费便会增加1．88%。^[63]当代中国旅游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逐渐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经济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极大地促进了当代中国旅游的迅猛发展。

第四，旅游发展需要稳定的国内局势。从“文化大革命”期间旅游发展的严重挫折到“政治风波”导致的剧烈波动，都说明政治秩序的动荡对旅游发展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旅游平稳发展的前提。世界旅游发展的过程已反复证明，可靠的安全保障是开展旅游活动的基本条件，而只有稳定的国内局势才能使旅游者有安全感，才能保证旅游活动的顺利进行。

第五，要正确发挥政府的职能。根据旅游发展的实际进展，中国政府确立了旅游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旅游发展的政策措施。如“五个一起上”的方针、旅游的标准化管理、旅游涉外专项管理、旅游服务质量控制以及实施适度超前的旅游发展战略，不少地方将旅游业定为先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等，都对中国旅游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当然，现在看来，政府的某些旅游政策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存在明显的冲突，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于这些问题应该持有历史的态度，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政策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因此，对于中国旅游的快速发展来说，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注释】

[1]张俐俐．近代中国第一家旅行社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1）．第123～134页．

[2]吕伟俊，宋振春．陈光甫的旅游管理思想与实践．东岳论丛2002（3）．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4页．

[4]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1页．

[5]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6、8、10页．

[6]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3页．

[7]杨时进，江新懋．旅游概论．中国旅游出版社1986年．第53页．

[8]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本部．日中友好运动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7页．

[9]杨时进，江新懋．旅游概论．中国旅游出版社1986年．第53页．

[10]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4、5页．

[11]上海经济（1949～1982）（内部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868页．

[12]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5页．

[13]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4～6页．

[14]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7、11页．

[15]何光主编．中国旅游业五十年．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5页．

[16]上海经济（1949～1982）（内部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868页．

[17]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9页．

[18]上海经济（1949～1982）（内部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868页．

[19]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20]中国经济年鉴（1981）．Ⅳ—170．经济管理出版社1982年．

[21]何光主编．中国旅游业五十年．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5页．

[22]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14页．

[23]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16页．

[24]对旅游者的整个旅行行程进行整体服务，整体包价收费。

[25]旅游者将行程中有关的某些事项委托给旅游服务企业办理，企业按所代办的事项收取费用。

[26]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14～17页．

[27]何光主编．中国旅游业五十年．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5页．

[28]何光主编．中国旅游业五十年．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5页．

[29]中国旅游年鉴（1993）．第3页．

[30]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31]中国改革全书·旅游体制改革卷．大连出版社1992年．第36页．

[32]中国改革全书·旅游体制改革卷．大连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33]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19～23页．

[34]魏小安．旅游行业管理工作纲要．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81页．

[35]中国改革全书·旅游体制改革卷．大连出版社1992年．第183页．

[36]中国旅游年鉴（1993）．第3页．

[37]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38]据魏小安《旅游发展与管理》记载，是由中共中央于1984年6月听取旅游工作汇报时提出的。见《旅游发展与管理》第75页。

[39]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53页．

[40]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41]申葆嘉．旅游学原理．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6页．

[42]阎敏．旅游产业化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1997）．第10页．

[43]张俐俐．近代中国旅游发展的经济透视．天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0～281页．

[44]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45]魏小安．旅游行业管理工作纲要．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1页．

[46]何光主编．中国旅游业五十年．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40、47页．

[47]国家旅游局．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旅行社的意见．中国旅游年鉴（1991）．第47～48页．

[48]何光主编．中国旅游业五十年．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30～32页、第14页．

[49]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局．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0）．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年．第2页．

[50]人民日报2001年1月8日．

[51]松村嘉久，辻本雄纪．中国にぉけるッ—リズムの発展と政策［J］．東ァジァ研究．第26号（1999）．第15～38页．

[52]阎敏．旅游产业化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1997）．第13页．

[53]杨时进．旅游述略．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年．第113页．

[54]楚义芳．旅游的空间经济分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1页．

[55]王慎之．西方经济思想库（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550～551页．

[56]马耀峰，李天顺．中国入境旅游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00～101页．

[57]张凌云．试论我国旅游业周期波动的复杂性和不规律性．旅游学刊2001 （6）．第27～30页．

[58]保罗·A．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上）．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308页．

[59]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96页．

[60]薄一波．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44～456页．

[61]郭德宏．什么是现代化．郭德宏，柳建辉．五十年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青岛出版社2000年．第159～170页．

[62]申葆嘉．旅游学原理．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

[63]国家旅游局人事劳动教育司．旅游学概论．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年．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