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方筹措，解决财政困难。
广东都督府成立后，原由毛文明任度支使，但因库府空虚，各方军需粮饷急如星火，胡汉民改委李煜堂为财政司长，并由香港绅商29人组成筹饷局。由于清朝统治走向穷途末路，加之政局变幻，清政府官员留给广东军政府的是一个烂摊子，“时财政问题，颇形棘手，括全城仓库，仅得万元(查知由张鸣岐临去时发济军龙济光部军双饷，而与属吏席卷其余以且告人云:革命党即得广东，不能守三日也)，而新军及旗营等部，立需饷二十余万”，都督胡汉民即请李煜堂与杨西岩、陈赓虞等商借港商款40万，许以3个月倍数偿还;一面将库存官钱银局纸币1，200万加盖军政府财政部印发行，使商会承认通用，“嗣后乃不虞困乏”。[110]1912年5月，军政府设立广东银行，又加印1，900万中华民国新纸币(正面印“中华民国粤省军政府通用银票”、背面印都督陈炯明像)流通。财政司长李煜堂到任后，略加改革，下设收入、度支两科，收入科由李自重负责，度支科由谭教五负责。[111]将前清清佃局改为清佃兼沙田总局，隶属财政司。1912年6月，廖仲恺继任财政司长，考选税务专员分赴各县掌管县财政，广东财政渐入正轨，并从清理各类税款和厘捐入手稳定财政，开源节流。
广东省政府通过动员海外华侨捐款、借款、发行公债和纸币等办法，暂时度过了财政困难。[112]然则这些措施的见效必需是建立在政府的信用基础上，假如革命党人控制下的广东省政府统治稳固，政局平稳、社会安定、经济发展，那么建立在以地区性流通的纸币、政府公债为依托的财政收支体系是可以维持下来的，而在此中政府保持与商人、商会的互信关系尤为重要。但是纸币发行后，便出现了兑现的困难，以致出现商家拒用纸币和纸币跌价低折的恐慌。1912年4月上中旬，省议会讨论维持纸币案; 6月中旬，都督胡汉民发布维持纸币的通令，要求“一切出纳均须行用纸币”; 9月12日，省总商会出面维持纸币，订出规约10条，纸币价格回升至9成。12月下旬，由于香港发现日本人伪造的假广东纸币，市面上纸币暴跌。
1912年全省盐税、关税、烟酒、田赋、厘捐只收了2，000余万，而军费一项已支出1，900余万，加上内务、外交、财政、教育、司法、农商诸费1，200余万，不敷1，000余万。为应付支出，军政府一面向省港商民借入港币180余万，毫洋9万余元以支军债，借入港币6万余元、毫洋15万余元以支付北京公债;同时军政府又决定发行“广东省地方劝业有奖公债”1，000万元以弥补不足。[113](www.xing528.com)
广东省行政当局也在考虑增加税项。财政司提出划分中央和地方税收，以田赋、盐课、关税、常捐、统捐、矿税、契税、当税、牙税、烟酒税、茶税、鱼税、屠捐、杂税十四项为国家税，以田亩附加税、屠税、各行营业税、茶馆捐、店捐、商税、戏捐、车捐、土油粮米捐、酱捐、畜产捐、布丝捐12项为地方税。同时准备实施北京中央政府布置的“减政”政策，“裁兵减俸”。[114]
1913年7月，当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讨伐袁世凯时，纸币由兑银8成左右跌至3成，在张我权取消广东独立时纸币又回升涨至6成。依靠纸币维持财政的省政府为维持纸币正常流通费尽心机，建立在政府信用基础上的纸币，时刻在考验着省政府，成为民初广东政局的寒暑表，也检测商民这—广州社会中坚力量对省政府人心的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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