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企业精细化安全管理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一、煤炭精细化安全管理的影响因素

其他煤炭企业运用精细化安全管理的成功经验越丰富，获取的经济效益越高，越能激发组织向其他煤炭企业学习的动力，并结合组织自身情况开展精细化安全管理。

较为剧烈的社会变迁、不同经济体制的转轨使得安全管理方面的有关法规不够健全，相对地国家的监管也较为松弛，这些问题都导致了大量的制度空白，造成了煤矿企业不重视安全，对安全不负责任现象的发生。由此，许多研究人员提出强调国家应建立完善的宏观管理机制和法制体系，全面完善安全生产法规和监督体系，制定严格的安全法规，实行严格的国家监察^［1－2］。

国家法律法规及监督机制有助于煤炭企业建立知识内化制度。国家颁发的有关规范煤炭企业安全的法律法规，能促进煤炭企业整改其生产方式，不断提高其管理知识水平。

安全文化、安全科学管理、安全教育培训机制、安全生产物质投入、绩效评估和奖惩制度、信息化建设等组织内部因素都影响着知识内化的水平，且成正相关关系。其中，安全文化包括对安全生产的重要程度认识、创新意识、规章制度完善程度；安全科学管理包括组织结构设置、责任体系的构建、管理方法技术应用；安全教育培训机制包括邀请专家次数、定期培训情况、培训的方式；安全生产物质投入包括安全配套设备的购置、技术更新情况；绩效评估和奖惩制度包括绩效评估制度的合理化和奖惩制度的有效化；信息化建设包括信息化技术应用情况。

安全投入主要是指安全活动的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人员、技术、设施等的投入、安全教育及培训、劳动防护及保健费用、事故援救及预防、事故伤亡人员的救治花费等，均可视为安全投入。(www.xing528.com)

孔留安、李武提出重特大煤炭瓦斯爆炸等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和装备水平落后；致煤炭恶性事故多发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对灾害事故的发生机理和防治技术研究不够，装备的安全保障能力低^［3］。国汉芬通过对安全投入不足的经济学分析，从成本效益来看，认为安全投入可以增加安全生产效益^［4］。他将机械设备成本分为两种：一是预防性投资成本，该成本与安全性能成正比，与安全产出效益成正比；二是机器设备折旧成本，设备发生折旧时安全性下降。他提出足够的安全投入是有效减少与避免事故发生的重要措施。李石新、王文涛、肖石英等在进行煤炭企业安全生产滞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时，将安全投入指标解释为安全生产的技术投入和管理投入，技术投入主要涉及安全生产设备的建造和运用；管理投入主要指管理制度措施和技术人员的投入。研究结果表明，安全投入与百万吨煤死亡率反向相关，其确定方法是，按安全生产技术和管理状况确定样本企业的技术投入评分，正常条件下SPI取值为0，低于正常条件时SPI按评分取值－1～0，高于正常条件时SPI取值0～1^［5］。向号、李明、王致民提出调整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等因素，可使系统可能发生的事故得到控制，并使系统的安全性达到最佳状态^［6］。

员工素质指员工从事某项事情（行为）所需具备的知识、技巧、品质以及工作的能力。员工心理主要是指员工的心理反应能力、注意力分配、注意力稳定，气质、性格、人格特征等。

人职匹配即人的素质特征与职业性质一致，其基本思想是个体差异普遍存在，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而每种职业由于其工作性质、环境、条件、方式的不同，对工作者的能力、知识、技能、个性等有不同的要求。进行职业决策时应根据人的个性特征选择与之相对应的职业种类，即进行人职匹配。

领导者对精细化安全管理越重视，越有助于知识内化。首先，在煤炭企业推行精细化安全管理的关键是领导者的支持，包括采用何种方式、多大力度上支持精细化安全管理的实施，领导者越支持，推行精细化安全管理的阻力越小。其次，管理者对安全管理执行力度越强，知识内化的进程越快。精细化安全管理的具体实施情况依赖于管理者的执行力度，具体包括管理方法技术的应用情况、现场管理情况等。另外，员工的自身素质影响着知识内化的水平。精细化安全管理是一种系统的管理方式，员工自身的素质如文化程度、技术素质、安全意识都影响着知识内化的水平，影响着精细化安全管理的实施效果。员工对精细化安全管理的参与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知识内化的水平。精细化安全管理实施的最终效果直接体现在一线工作人员的参与情况上，具体可体现为对自身责任的明晰程度、安全培训的参与情况等。

陈红等认为员工传记特征对高成本—高效价故意违章行为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对高成本—低效价故意违章行为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7］。刘铁忠和李志祥认为职工的文化知识与操作技能对改善其操作习惯具有积极作用；提高职工的文化知识与操作技能不能通过其自身的努力，必须借助于外部因素才能实现；职工的身体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心理素质的影响；职工的文化知识与操作技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心理素质构成影响^［8］。朱红青等从人性假说、非正式群体、奖惩机制和亲情管理四个方面论述了员工心理与安全管理的关系，认为把员工看成唯利是图的“经济人”的观点否认了工人在安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不可能激发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亲情管理可以满足员工的社交需要，可以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改善员工的工作情绪^［9］。赵士兵等认为，特殊工种员工心理与岗位职能要求相吻合，能有效增强员工的岗位天赋能力指数和操作行为安全的稳定性，对增强煤炭井下安全生产和劳动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特殊工种员工的劳动岗位效能对井下安全生产的作用，相对一般普通员工具有“放大效应”。通过培训调整措施，使特殊工种员工队伍的岗位心理适应能力水平在整体上得到全面提高。在实践中，突出表现为操作行为的稳定性、准确性、安全性得到显著增强^［10］。李石新、王文涛、肖石英等认为，从业人员素质与百万吨煤死亡率反向相关。企业应从创新员工培训开发机制、建立合理用人机制、健全激励机制、强化企业文化建设四个方面提升从业人员素质^［5］。张雨良对每个人的思想因素和行为因素（主要包括安全道德修养、安全心态、安全观念、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行为、安全措施）进行系统追问，认为在煤矿安全管理中应提升人的安全可靠性，塑造本质型安全人^［11］。张恒志和赵素梅从员工心理角度指出，由于长期处于恶劣的环境中工作，煤矿从业人员经常会被烦躁、急躁、侥幸等心理状态所影响，员工安全心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方面引起的安全隐患^{［12－13］}。在安全管理角度上，大多数研究学者认为安全生产责任制是保证安全生产的重要手段，应不断完善目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使其更加严格和全面^［14］；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现场管理和落实安全培训^［15］。隋鹏程指出由于历史、地方保护主义、政策、职工素质、矿山建设指导思想等方面的欠缺和阻碍，使我国煤矿企业的安全问题具有更为复杂的社会性原因^［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