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福利会改组及职能定位：身份、组织与政治

一、中国福利会的改组和职能定位

上海解放时，中福会有将近60%的工作人员离开，参加了南下服务团、上海市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等。这些人的离去，无形中减弱了中福会工作效率，不能不说是会方的一种损失⁽³⁰⁶⁾。解放后，中国福利基金会面临的大问题是，不知道今后的活动与工作会碰到什么情况。对此，宋庆龄心中也并不清楚，事实上，“她曾多次建议，说它是可以不必存在的了”⁽³⁰⁷⁾。宋庆龄对中国福利基金会是否要继续办下去心存疑问，觉得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假若要存在下去必须得有所改变。1949年7、8月间，宋庆龄派总干事谭宁邦去北京，征询中共高层的意见，并将该会执行委员会所议的改组计划，呈交“解总”讨论。但“北平有关当局为筹组新政府，事务频繁，无暇讨论本会会务”⁽³⁰⁸⁾。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谭宁邦才得以与周恩来、董必武、胡恩复、熊季鼎等讨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改组问题及如何进行各项计划，最终周恩来的答复非常明确：中国福利基金会要继续存在；夫人一到北京，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想一切办法把工作继续做下去。重组的工作就是在这基础上进行的，在“新政府未成立前，……工作照旧，如不限于人力财力，当求增加工作”⁽³⁰⁹⁾。但由于宋庆龄启程前往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所有该处理的问题都推迟了。

这一拖延给中国福利基金会带来点纷扰，这是由于当时很多报纸刊登的一些消息指出，外国间谍机关利用在华外国救济机构、传教士与盟军最高统帅部联系，进行情报搜集等破坏活动。中国福利基金会虽然在1949年后与全英助华联合会总会及新西兰对外救济团体联合会的联系即行中断，但与美国呼吁会仍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所以这些报道给宋庆龄造成不小压力，她说，“我不知道最高领导层对我们在救济方面进行的联系会做出什么决定。我们在处理这种事情时要非常小心谨慎”。不过，她坚持认为提些建议并没有害处，“如果不可行，我们的朋友会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的”。“中福会的工作也令我困惑。我们知道，这个组织是绝对忠诚和纯洁的。我们应该认为他们的作用即使不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作用大，至少也不比他们小”⁽³¹⁰⁾。这说明，尽管宋庆龄对中共高层是否支持社会救济福利事业的信心不足，但对中福会自身还是十分肯定的。

如前所述，中福会事宜必须等全国救济会议后才能确定，而全国会议也因故推迟。此前，宋庆龄推荐赵朴初、吴耀宗、沈体兰参加筹备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赵与中福会有亲密合作关系，吴、沈则是该会的老成员，现任执行委员。代表会议负责人董必武于1950年1月31日来函，“吴、沈二位已参加救济机构之筹备工作，今后自当继续参加，兹为加强筹备力量，并密切与贵会之合作起见，我们欢迎赵朴初先生为‘中福会’派来参加筹备工作之代表”⁽³¹¹⁾。4月25日，宋庆龄率领吴耀宗、沈体兰、赵朴初、陈维博、杨素兰等中国福利基金会代表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开幕会通过了以宋庆龄为首的三十一人主席团。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会章，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并选出宋庆龄、董必武等四十九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³¹²⁾。宋庆龄做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报告》，指出：中国福利基金会是一个人民的团体，把中国人民为消灭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作为它的中心课题，并且一向设法使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的斗争互相联系起来。……工作原则是配合政府的政策，并联系有关机构共同进行工作⁽³¹³⁾。与会人员对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成绩做了充分肯定，在5月5日召开的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宋庆龄被推选为执委会主席⁽³¹⁴⁾。

会议期间，周恩来和宋庆龄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以及本身的基础与条件，研究确定了中国福利基金会今后的方针和任务，即：在妇幼保健卫生、儿童文化教育方面进行实验性、示范性的工作，加强科学研究，同时进行国际宣传⁽³¹⁵⁾。这就为该会的未来定下了基调。本此原则，宋庆龄在给周恩来的函中表示，改组工作将遵循下面两个方针：“一是保留原有的工作项目，并应计划着加强其发展，使之在全国范围内起示范作用。同时，我们也将循着救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要求来建立指导性的工作。二是遵循救代会议的决议，我们将扩展国际宣传工作。中国福利基金会将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宣传工作，但要特别集中于资本主义国家”⁽³¹⁶⁾。总体看来，宋庆龄对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是很满意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由此而成了今日中国的头号福利团体，并对今后大量的领导工作，尤其是在福利领域，负有责任”⁽³¹⁷⁾。在此基础上，宋庆龄开始进行改组的准备工作。

1950年6月，她在致友人函中说，“由于不再要求‘基金’，‘基金会’这个名称已不适用，我们的机构将改名为中国福利会。我们再不能捐出款项，而必须接受资助”⁽³¹⁸⁾。7月10日，宋庆龄主持召开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委员会议，讨论改名和执行委员人选问题⁽³¹⁹⁾。改组计划之第一步，为扩大原有之执行委员会。宋庆龄分别致函金仲华、沈体兰、吴耀宗、杨素兰等人，邀请参加中国福利基金会新执行委员会⁽³²⁰⁾。7月15日函中说，“我们改组的计划不久要实现，所以关于人事的配备更是急需。新的执行委员已经选定，有文化、工商、慈善各代表总计15人（潘副市长也列席）”⁽³²¹⁾。7月16日、25日紧接着又说，“新的执行委员会大约将在7月25日前后组成。委员会成员将包括副市长和医药、文化、教育、劳动、工业、商业及福利等各界的头头。这意味着我们将能迅速发展。工作人员中将有一人被邀参加执行委员会。还将有一个常务委员会，负责中福会的日常工作”⁽³²²⁾。相较于解放初期，此时宋庆龄对中福会的前程已较有把握，特别是在取得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上层的肯定答复后，宋庆龄决定着手改组。

1950年7月25日，中国福利基金会正式开会，讨论通过《中国福利会章程》，决定更改会名，改选领导机构。“本会宗旨系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从事福利方面实验性及示范性的工作，并为中国人民的建设工作进行国际宣传。”工作范围：“（一）妇女儿童福利保健工作：从事妇幼保健托儿医药卫生等工作，改善儿童生活环境，保护与增进妇幼身心健康。（二）少年儿童文化工作：举办图书阅览、休闲活动、戏剧活动和出版读物等工作，以团结教育少年儿童，并以取得经验达成示范目的。（三）国际宣传：出版有关中国人民建设方面的宣传资料，通过国外联系，进行国际宣传。”组织：“（一）本会最高权力机构为执行委员会，由主席一人、委员若干人组成之。（二）执行委员会决定本会基本政策，批准工作计划和预算及审查工作。（三）执行委员会由主席随时召开之。”设主席办公室、宣传委员会、妇女儿童工作处、人事处。经费“以政府拨款为主，并得接受人民团体或个人的捐助。如果国际友好援助，经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批准亦可接受。⁽³²³⁾”会后致函执委会全体委员，解释改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研究机构”（Institute）这个字体现了组织的最终目的。这就是，要体现中福会是从事母亲儿童文化福利工作的权威机构。选用这一名称的另一原因为在国际上，在宣传工作中，这一名称将大大加强会的价值。用“研究机构”这个字作为名称，“将引起外国朋友的研究兴趣和尊敬，而不是把我们看成一个主要进行宣传的组织。由此，我们发表的新闻和报道亦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更容易被接受”⁽³²⁴⁾。此项章程经执行委员会考虑后通过，并已送往北京救济总会备案。自8月15日起，按照新章程规定着手进行改组工作。先成立主席办公室，然后将原有各项组织，逐步改组，俾与新章程完全符合。在改组过程中，“原有工作是不容间断的；应在改组手续进展之中，逐渐使它转变为新的形式”⁽³²⁵⁾。(www.xing528.com)

中国福利基金会当日即刊登启事：“本会自八月十五日起，改名为中国福利会（China Welfare Institute），……前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所订之一切契约，仍然有效”⁽³²⁶⁾。此启事在《新闻日报》、《大公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连载三天。《人民日报》也做了重要宣传：“中国福利基金会创办人及主持人——宋庆龄，鉴于中国已属于人民所有，工作上可放手向着各方面提高标准地做去，可朝着有计划有效率的方向做去，特宣布自八月十五日起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将成为永久性之组织，任务为医务、妇女儿童福利、文化教育方面”⁽³²⁷⁾。尽管如此，宋庆龄还是有点不放心，会议结束不久即致函周恩来，“我非常急切地等待着你对有关新组织的职能和人员方面的几个其他问题的答复”⁽³²⁸⁾。

最关键的是经费问题尚未落实。保盟和基金会时都靠募捐维持，如今性质改变，只能依赖政府。宋庆龄曾派谭宁邦、陈维博先后到北京向周恩来请示今后的工作方向和经费等问题，周明确答复：等孙夫人到北京后，有关经费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但到1950年5月30日，经费还没有着落，宋庆龄将中福会计划及预算说明书寄给周恩来，后附有下属各部门的详细预算书纲要，计有开办费222 521、经常费1 124 030，共1 346 551个折实单位，建议他在核准以后通知上海市领导陈云、潘汉年，以便将经费照拨应用。同时她致函陈、潘，“如果认为有增加特殊示范工作的必要，不论是否在我们的计划范围以内，请你们尽量建议。我可以保证对于你们所提出的任何要求，我们都可应用同样的科学调查方法与计划去工作”⁽³²⁹⁾。6月份时，中福会财政上“仍靠前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供应。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现由上海物资供应管理委员会管辖，该委员会的主管是赵朴初”⁽³³⁰⁾。

8月下旬，宋庆龄派陈维博赴京，向救济总会及政务院解释该会工作计划及预算。宋庆龄提前致函救济总会的伍云甫，“定于8月21日携计划预算赴京，须迅返，盼早为安排晤谈时间”。然而，直到9月7日仍未能解决，陈维博心急如焚，但一星期内还不能结束。董必武的意见是，“中福会顶好维持原状，不要扩充，经费也照原来的情况开支”⁽³³¹⁾。陈维博解释说，原状是不能维持的，工作一定要有某种限度的扩充，而且事实上已经扩充了。经费方面本来是在最低限度的开支下勉强维持的，所以实际也是要增加的。政务院将中福会的计划转到外交部，因为在国际宣传工作中，有建立中英、中美、中印等友好协会的计划，这牵涉到外交政策，所以交外交部研究后再做决定。中福会计划自9月份起一年预算，经常费总数1 614 210单位，开办费总数426 111单位。比例如下：

表：中国福利会1950—1951年经费预算

资料来源：宋庆龄关于向救济总会汇报义养会情况给主任秘书的备忘录及陈维博奉命赴京的工作报告和宋庆龄对报告的意见，上海市档案馆C45-1-21。

陈维博等了半个多月，才于9月11日、15日得到周恩来两次接见。周提出以下意见：1﹒原则上同意中福会的工作计划；2﹒国际宣传工作等待最后决定；3﹒因为原计划中工作是逐渐开展的，所以预算也应该分期按实际需要逐渐增加，最后达到原预算中的数字。分期办法及各期预算概数如下（不包括国际宣传）：第1期1950年9月至12月，每月经费概数50 000折实单位，第2期1951年1月至4月，每月经费概数65 000折实单位，第3期1951年5月至8月，每月经费概数80 000折实单位，第4期1951年9月至12月，每月经费概数95 000折实单位；4﹒中福会须逐月提出财务计划，交由政府财务机关审核后拨款，决算按期呈报政府核销；5﹒关于开办费的问题，希望中福会尽量节约，经中福会再度考虑后提出计划，由政府拨款，概数希望在二十万到三十万单位⁽³³²⁾。当时中国的财政经济还非常困难，毛泽东在三中全会的文告中指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的三个主要条件之一便是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俭。目前救济福利工作的政策是以救济为主的，而救灾工作更是紧急任务，尤其当年皖北灾情严重，政府大力进行救灾工作，以致救总预算中的事业费都没有批准，而集中力量于灾区的救济工作。中国人民救济总会1956年7月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合署办公。在此期间，“救总”对中国红十字会等三千多个旧的救济福利社团进行了改组和调整，处理了四百多个接受美、英、法、意、西班牙等国津贴的救济机构⁽³³³⁾。但中福会没受到丝毫影响。周恩来对中福会的计划基本照准，说明政府相当重视中福会的工作，认为在救福事业方面进行实验性及示范性的工作，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有其重要性。不过为了适应新中国的客观情况，希望中福会的事业也能够本着“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的原则来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