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身份与组织：宋庆龄与保盟-中福会研究

一、《“保盟”通讯》与《华商报》

宋庆龄在柏林时，与共产国际运动的成员有着频繁联系，有人甚至认为，这时“她非常清楚地做出从一个国民党左派的代言人转向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决定”⁽³⁾。此论是否属实有待查考，不过，1931年底，在她的战友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处死后，宋庆龄开始联合一些在上海的外国记者，借助推动建立反对日本侵略的联合阵线而使中国共产党人合法化。通过少数经过挑选的记者作为代表，宋庆龄将她的事业传播到在中国和国际上的西方人的心里，正是如此，她被视为现代中国良心的化身。尽管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不断加以阻挠和迫害，宋庆龄先后支持创办了两种英文刊物：1931—1934年期间的《中国论坛》和1936—1937年期间的《中国呼声》。

1932年1月3日，在宋庆龄的帮助和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伊罗生和史沫特莱等人创办英文刊物《中国论坛》（THE CHIINA FORUM），由伊罗生在法租界里负责编辑。在创刊启事上声明：“《中国论坛》首先不是任何政党或团体的喉舌……但是，它将成为中国发表受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报纸的压制、或者视而不见、或者将之歪曲的消息和观点的媒体”⁽⁴⁾。《中国论坛》直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经费由在上海的地下党提供，伊罗生的薪水也拿出一部分作为补贴。《中国论坛》问世就是要暴露在公众目光之外存在着的与上海生活、政治有关的阴暗面⁽⁵⁾。宋庆龄为中共公开呼吁，“让我们团结起来，用我们最大的力量来保卫那已经由帝国主义统治和封建剥削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他们现在正受着国民党军队第五次而且是最大规模的进攻”⁽⁶⁾。斯诺、史沫特莱等人用化名在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宣传中国革命，宋庆龄还派史沫特莱和陈翰笙协助他办好报纸⁽⁷⁾。后来，由于伊罗生走向托派立场，《中国论坛》失去其应有作用而停刊。1935年宋庆龄委托史沫特莱向美国共产党请求帮助，次年派来格兰尼奇夫妇创办了英文半月刊《中国呼声》（Voice of China），主要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格兰尼奇任总编辑，宋庆龄亲自为刊物收集材料，并约请一些知名的中外人士发表对时局的看法⁽⁸⁾，使《中国呼声》在国际上为争取友人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爱泼斯坦当时在天津担任《民主》的编辑，通过中介人，爱泼斯坦应邀用笔名为《中国呼声》写稿，因为他在《民主》发表文章是用的真名。不过，所有投稿人都是义务的。通过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一次短暂的上海之行，宋庆龄知道了爱泼斯坦，不过直到1938年才见面并发展他加入“保盟”⁽⁹⁾。同这两家刊物或其中之一有关系的还有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史沫特莱是美国的一位革命作家，她曾经一度由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德国《法兰克福日报》正式聘任为驻华特派记者。艾黎是新西兰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工厂检查员。史沫特莱用假名“Rasty Knailes”为《中国呼声》写稿，艾黎用的假名有好几个。两人都不是共产党员，但同地下的共产党有密切的接触、把共产党秘密交通员掩护在他们家中，艾黎家中还收藏了一部秘密电台。在与《中国呼声》有关系的人士中，爱泼斯坦认识了朱伯森、张纪（译音）和曹亮等中共党员，不过当时他并不知情。在《中国呼声》的最后一期，发表了题为《朱德对战局的分析》和《彭德怀论游击战争》的两篇文章。在后一篇文章中编辑部特意加了按语，借以引起读者更大的重视。这两篇文章各自附有朱、彭的相片，突出地宣传了八路军的抗日活动⁽¹⁰⁾。宋庆龄和她的一些反对蒋介石的盟友，开始设法同时在上海以及在激进的美国报纸上，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这些出版物包括《新群众》（New Masses）、《民族》（The Nation）、《新共和》（New Republic）。这一新的宣传阵势的大多数活动，都是宋庆龄与史沫特莱合作的结果。

宋庆龄在国际宣传上的一大贡献是向中共推荐了斯诺。1936年，在宋庆龄与中共联系安排下，斯诺从北京出发南下，在郑州火车站与马海德会合，到西安与化装成王牧师的董健吾接头⁽¹¹⁾，然后他们在中共保卫局负责人邓发和红军驻西安联络员刘鼎的具体安排下，藏在持有特别通行证，装满军用棉大衣的一辆道奇牌卡车里，躲过城外哨卡的盘查，前往保安。斯诺运用他在中国西北角进行四个月采访获得的宝贵素材，写出了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这是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相继被译成法、德、意、俄、西、葡、日等十几种语言文字出版，在全世界拥有亿万读者，使红色中共第一次呈现于外界⁽¹²⁾。而马海德则为中共的卫生工作奉献了终生。尽管宋庆龄和路易·艾黎在上海时，艾黎的朋友、英国工程师康普林从收音机中收抄新华社的消息，然后再从上海转送到香港。而廖承志受周恩来委派驻香港，他把这些消息再散发给经过挑选的西方记者。但是艾黎说，“真正打破蒋介石、日本人和西方强加给红色根据地封锁的是埃德加·斯诺”⁽¹³⁾。《西行漫记》这本书使全世界发现了这些即将改变中国命运的人，而这不能说没有宋庆龄的功劳。

早期的外交宣传及办刊工作给宋庆龄积累了一定经验。爱泼斯坦认为，“她后来领导的出版物的根就扎在早期的那些刊物里，内容当然随着中国和世界其后的变动而有所不同”⁽¹⁴⁾。1935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会代表八百余人举行纪念“一·二八”抗战四周年大会，宣布正式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宋庆龄被推举为理事，并决定创办《救亡情报》等刊物⁽¹⁵⁾。经过多年的革命工作洗礼，宋庆龄已经懂得了如何宣传中国，从而能够吸引关心人权的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关注。“保盟”创立后不久，她就发起筹办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接着又支持创办了《华商报》，成为对国际进行宣传的重要阵地。尽管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作用非常明显。大陆解放后，面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宋庆龄在周恩来支持下办起了外文刊物《中国建设》，将新中国建设的成绩展现给外界，后文将进行论述。

国民党迫于国外国内压力，与中共联合抗战，但对作为地方力量的中共军队，一直采取压制政策。直到1938年10月时，重庆新闻界对共产党的战绩仍然是鸦雀无声⁽¹⁶⁾。而保卫中国同盟一经诞生，就“积极参加了争取民族生存的尖锐斗争，积极参加了反抗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争取民主、自由与人类进步的世界性的斗争”⁽¹⁷⁾。其中，对外宣传是其重要工作内容。《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创始于1938年后期，开始是一份油印的简报；1939年4月在香港第一次印刷出版，其最后一期出版于1941年11月，正是香港陷落前不久。总计出版了三十六期（均用英文出版），编辑先是“保盟”的中央委员爱泼斯坦，1940年春末，爱泼斯坦在香港的第一次居留结束，新西兰作家和记者贝特兰接管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的编务⁽¹⁸⁾。在刊物的最后一年里又出了中文版，陈君葆当时任职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又是中英文化协会的秘书，宋庆龄找了他来负责半月刊中文版的工作⁽¹⁹⁾。中文版主要面向在海外的中国读者，内容与英文版有重叠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由著名的文化界人士邹韬奋和金仲华担任编辑和写稿，中文版的威望在华侨社区内是很高的。

宋庆龄在《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上发表了八篇文章和评论，起了定下主要方针和基调的作用。1939年7月，抵抗日本侵略两周年，宋庆龄以《战争以后——抗战两周年给美国友人的信》为题告知在美国的朋友，直率地谈到中国遭受到许多军事失利，但是对最后的胜利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她强调对付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需要举国一致以及国际上的团结一致，同时，批评破坏这两个一致的人。首先，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在破坏民族团结，他们无视国民党的创始者孙中山先生的信念。（这指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故意破坏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孙中山生前表示，欢迎共产党一起来合作打出和建立一个新的中国。）第二，外国的反动分子想同日本在远东进行妥协，借口是战斗下去的中国可能要“赤化”，他们不理解他们自己的国家将吃这样的绥靖姑息之苦。（这指的是西方那些主张搞“远东慕尼黑”的人⁽²⁰⁾。）

“保盟”《通讯》的办刊条件十分艰苦，宋庆龄的生活也颇简单，她只有一把风扇，请编委们吃饭时要把它从客厅搬到饭厅里，饭毕又搬回来。请客做的菜很好，却是向宋子文借用的大厨。金仲华与许乃波、陈君葆通常在中华百货公司，一边饮茶一边讨论保卫中国同盟宣传部的进行方针。保盟通讯的编辑方针，也是在许乃波家吃饭时讨论决定的⁽²¹⁾。但他们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尽力把《“保盟”通讯》办好。爱泼斯坦经常应邀参加香港总督罗富国为英文报刊的高级人士举行的吹风会，在吹风会上，不仅可以享受到雪利酒和大麦茶，还可以听到官方的观点⁽²²⁾。爱泼斯坦几乎经常在晚上与香港《星岛日报》的编辑、进步人士金仲华通电话，所以这两家报纸的社论调门儿往往是一致的，共同抵制从日军占领区传出的一些歪曲中国局势的报道。此外，陈翰笙主编的英文半月刊《远东通讯》，与他们之间也有良好的合作关系。陈翰笙1936—1939年在美国太平洋学会工作时，主要任务是帮助饶漱石宣传，因巴黎的《救国时报》办不下去了，就将机器、铅字都运到纽约来，创办起《华侨日报》，通过这份报纸，联络海外华侨，为革命出力⁽²³⁾。回到香港后，他参加了“工会”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不久，新华社派胡愈之来香港，筹办一份对外宣传的英文刊物。胡愈之与陈商议，陈又请邱茉莉帮忙，很快办起了《远东通讯》，专门向国外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使国外人士对中国的抗战有个正确的认识⁽²⁴⁾。这样，几份刊物互相呼应，形成一个有力的宣传抗战的阵营。

《通讯》的最大特色，就是刊登了很多从边区或战场发回的实地报道。“保盟”虽是中国人领导的组织，其会员则是国际性的。因此，从实地发来的报道不仅有中国人写的，也有外籍支持者写的，其中还有美国人，这些人有的当时已是知名人士，有的后来才成为知名人士，诸如，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埃文斯·卡尔逊，他在题为《同江南游击队员在一起》的报道中描述他访问新四军的经历。马海德医生也写了一些文章，其中写了他对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动人回忆。有年轻高尚的英国作家乔治·霍格，他是培黎学校的校长。还有“保盟”的名誉秘书希尔达赛尔温·克拉克夫人，那时她在视察一些实地事业项目。新西兰著名诗人路易·艾黎、作家兼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凯塞琳·霍尔——她是一位女传教士，曾冒了生命的危险，通过日本占领军的防线，把医疗物资送给爱国的中国游击队。那时还看到印度国民大会派遣来中国的医疗队的报道。欧洲的写作者包括弗里茨·詹森和罗尔夫·贝克尔两位医师，他们在为保卫西班牙共和国而战的国际纵队服役以后来华帮助中国，还有前国际联盟的官员埃里克·兰多尔医生等等。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保盟”通讯》被迫停刊。尽管“保盟”的中央委员会在重庆重新围绕着宋庆龄集合起来，可是在国民党统治的临时首都却无法印刷、恢复出版《“保盟”通讯》，也不可能另创新刊。然而在重庆的那些年月里，“保盟”不仅做了大量的救济工作，而且设法通过朋友在国外出版刊物。“保盟”的见解首先由宋庆龄来加以表达，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她的主张表达得最有说服力和动人的时期——没有任何差别对待，要的只是反法西斯的团结！1943年，“保盟”另一份总报告在重庆编成，但是是在纽约印刷的。在开头的《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里，宋庆龄再度强调中国需要团结和民主。她的批评的矛头现已转向中国的一些要人，他们看到美国既已参战，希望它去打日本而把他们自己的军队保存下来准备将来打内战。她着重指出与这种情况完全不同的是中国的人民武装力量，他们通过斗争和实践已经把分散的游击中心连接成强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²⁵⁾。

“保盟”对外宣传的一大作用是第一时间向国际上报道了皖南事变。1939年6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再次开始反共高潮，直至酿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保盟”得知消息后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由廖承志报告皖南情况，并宣布延安的抗议报告，引起全体人士同情激愤。司徒永觉奋起提议，立即电告伦敦援华委员会。贝特兰也提出马上电告斯诺，并同时向英美公布。电报草案经香港最高检查人特准拍发，电文略谓：新四军在皖南之军直属队及第三支队，由叶、项率领，五日遵命北渡至泾县南茂林，突被国军二十三个师重重包围，新四军被迫抗击，由鱼至文（电报代号，指六日至十二日）血战七昼夜，弹尽粮绝，士兵死者四千，虽小鬼亦惨遭杀害，被俘二千，女看护均横被奸淫，叶挺受伤，项英虏后被杀。一部突围后受日军和国军夹击。延安对此惨变提出严重抗议，重庆当局禁止发表真相，并部署二十万大军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情势紧迫，大局可危⁽²⁶⁾。廖承志还对在港各方人士告称：我党坚持抗战、团结方针绝不改变，但反共军事进攻迫使我们不能不有所戒备，我绝不愿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内战挑衅者如做出更大阴谋，从而使日寇坐收渔利，加紧南进，则我国抗战前途岌岌可危，望国际人士主持正义共挽危局。得到一致赞许。

实际上，宋庆龄对国民党的新一轮反共浪潮有所觉察，并提醒国人和外国朋友注意。1941年1月1日，她在和宋子文、克拉克联名签署的新年致海外友人信中就指出：近来日本在中国从政治上发起了“和平攻势”，利用汪精卫和别的一些派别的代理人，煽起中国内部的分裂，为抽调日本部队投入别处的行动做准备。“广大中国民众对这种挑起分裂的企图进行了坚决回击，他们绝不会上日本人的圈套。但是，我们不能低估这种伎俩对今日中国团结的危害。”现在国内的重要任务是民主和团结，“在这种形势下，保卫中国同盟坚定地站在中国的团结、民主和继续抗战的一边。没有民主就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抗战”⁽²⁷⁾。14日，宋庆龄又联合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愤怒谴责他们的背信弃义行径，抗战尤在艰难困苦之中，“不料最近讨伐共军之声，竟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之势难保持。倘不幸而构成剿共之事实，岂仅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隳于一旦。……我国家民族以及我党之前途，将更不堪设想矣”，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²⁸⁾。这份宣言刚刚印好，不料皖南事变已于7日发生。18日，宋庆龄与何香凝、陈友仁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制止内战祸国行为”，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²⁹⁾。2月15日，《保盟通讯》第26期发表了题为《坚持统一战线》的长文，向全世界详细报道了事变真相，驳斥了国民党的污蔑不实之词。4月1日，《保盟通讯》第38期刊登了一封署名“中国的一个友人”的来信，进一步揭露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迫害进步民主力量的行径。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援华团体的领袖和知名人士纷纷来电，谴责蒋介石制造内讧，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印尼、新加坡、菲律宾、缅甸等国的华侨团体和进步报刊也一致呼吁“捐弃党见”，“抗日图存”，反对在抗战中走“独裁的、反共的、一党专政的路”。据参加《保盟通讯》编辑工作的陈翰笙回忆，后来叶挺到香港，通过孙冶方介绍专程拜访他，感谢该刊向国外报道了皖南事变的消息，争取了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³⁰⁾。中共能得到各界的一致同情，首先应归功于保盟。宋庆龄和《“保盟”通讯》所做的工作得到了中共方面的肯定，1941年3月8日，延安各界召开了纪念妇女节大会，通过了给宋庆龄、何香凝的致敬信。写到，“……不幸皖南巨变发生，全国的反共浪潮高涨，致使阋墙之争又将重演，分崩之祸迫于眉睫。……你们通电，号召停止反共，一致对敌，仗义执言。你们对于维护民族命运的这种拳拳之心，使我们倍加振奋”⁽³¹⁾。

经过“保盟”和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宣传，社会各方得以了解情况。在香港，不仅各界人士对国民党的罪恶行径表示极大的不满和愤慨，甚至连某些国民党元老也纷纷集议，认为当局破坏抗战之行为极为不当，在港的国民党某要人表示：“皖南新四军事件，绝非所谓执行军政、军令、军纪之问题，实在是秦桧用十二道金牌召害岳飞的事情”⁽³²⁾。海外侨胞对国民党制造的惨绝人寰的事件同感义愤填膺，数百侨团纷纷致电蒋介石，抗议皖南事变，反对枪口对内，要求加强团结、抗战到底。华侨领袖陈嘉庚的通电说：慰劳团“南归未逾一月，危机又遍国中，值此敌寇横行，国仇未雪，如复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民族惨祸，伊于胡底。”强烈呼吁：“制止内争，加强团结”⁽³³⁾。菲律宾各侨团的电文指出：“焉可同室操戈，枪口向内，使敌人坐收渔人之利。……全体华侨对祖国抗战一贯主张精诚团结，坚持抗战，实不忍坐观萁豆相煎，而使亲者痛仇者快。”要求国民党当局“恢复新四军并释放叶军长，加强团结，倾全力以歼日寇”⁽³⁴⁾。纽约群社的代电，称赞八路军、新四军为“最能配合友军作战之部队”，他们“可歌可泣之战绩，为敌奸之致命打击。”指出，对这样的部队“我自应爱护”，但今却令其“调防”，这“或为汪派分子从中作祟。”要求“彻底查究，严惩制造摩擦分子”⁽³⁵⁾。(www.xing528.com)

许多外国援华团体和知名人士也致电致函蒋介石，呼吁团结，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英国援华委员会殷望中国团结抗战，战胜日寇，广泛发动英国名流签名，并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表示：“彼等切望重申过去之信念，即中国团结抗战，直至获得完全胜利及巩固之独立为止，为远东以及全球和平与进步中之重要因素”⁽³⁶⁾。纽约《先驱论坛报》在发表的题为《不适时之中国奋斗》的社论也指出：“当日本正准备向南海推进时，中国为本身及其友邦之利益计，急应尽量牵制多数在华日军，是故此刻竟发生此种剧烈内讧，实为极大不幸”⁽³⁷⁾。美国社会各界联名给蒋介石拍发电报，警告他“中国内部的自相残杀将导致美国援助的减少”⁽³⁸⁾，要求保持中国的团结，才能保证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英、美等国政府因为要中国继续抗战，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也表示不满。斯诺曾回忆说：华盛顿对他报道皖南事变的这些电讯“极感兴趣”，“以至于它中断了向中国提供一笔新贷款的谈判。摩根索先生（美国当时的财长——译注）甚至明确表示，如果重开内战，重庆就别指望从美国获得更多的财政援助”⁽³⁹⁾。事实正是这样，2月中旬，美国政府正式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当然，除了《“保盟”通讯》外，实际上中共方面准备了其他途径向外报道。在1940年底，抗战处于相持阶段时，国共就面临分裂的危险。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短暂访问重庆即将离开时，周恩来向斯特朗做了情况介绍，并给了她一份秘密的背景材料带出国外。他的意见是，只要还有可能防止蒋介石计划中的军事进攻就先不要发表，如果最坏的事发生，就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揭露。皖南事变发生时，斯特朗已靠近美国口岸，因此她能向世界各国、向反法西斯舆论提供事实真相，使得短时间内国际上有越来越多的人觉醒过来⁽⁴⁰⁾。那时国民党不准斯诺进入中国，但中共也向他传递了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以便必要时发表。在香港，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也得到了同样的材料⁽⁴¹⁾。这样一来，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便被打破了。金仲华主编的《星岛日报》将周恩来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手迹制成锌版刊出，并连续刊登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文章，使海内外广大读者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为此，国民党当局非常恼火，不断向经理胡文虎施加压力。杜月笙约见柳亚子，列举新四军的罪状，说廖夫人何香凝受人利用。柳亚子这才醒悟到，杜约见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金仲华。他怒不可遏，拍桌骂道：“我今天的让步，答应不发表宣言，完全是为了你们以释放叶希夷为条件而答应的，我现在来这儿，也是为此，难道是为了听这种三等走狗的教训而来的吗？⁽⁴²⁾”1941年5月31日，金仲华被迫辞去《星岛日报》主编职务，邵宗汉、羊枣（杨潮）、郁风等职务也被解除。但他们与印刷工人商量好，于是该报次日的版头署名栏内，原刊的“督印人胡好”（胡文虎之子），变成为“督印人周佛海”，报社负责人极为愤怒⁽⁴³⁾。

不过，《“保盟”通讯》所起的作用显然是最大的。“保盟”的各种报告宣传册在《通讯》上广告出售，既起到宣传作用，又可以筹集资金⁽⁴⁴⁾。仅从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以金钱（不包括物资）捐助保盟的，就遍及美、英、加、新、印等各国社会团体一百多个，以及无数个人。“保盟”还印制了形象生动、寓意深刻、通俗易懂、引人注目的套色招贴画，张贴在世界很多城市的街头港尾，对唤起海外友人和华侨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也起了动员作用⁽⁴⁵⁾。它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产生了轰动的效应。保盟对皖南事变的报道激怒了蒋介石，使他在国际舆论上陷于被动，也正是从这时开始，蒋对宋和她领导的“保盟”提高了警惕。5月，他致电作为保盟会长的宋子文追责，而这时宋子文正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在美国游说增加对华军事援助，并不想开罪蒋。他开始误以为蒋要追查的是“国际反侵略大会”而不是保盟，但在看到董显光寄来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后，唯恐受到牵连，为向蒋表白，遂声明退出保盟。这对于一个组织的领袖来说，在事先未交换意见做出安排之前，就以通电的方式辞职，这种做法是很罕见的。但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保盟”安稳渡过难关，1941年2月18日，保盟工作机构增加了人员，建立了更多的部门。塞尔温克拉克夫人负责与欧洲国家的通讯，陈翰笙博士处理和美国朋友的通讯⁽⁴⁶⁾，健全了通讯机制。

《“保盟”通讯》虽然短小紧凑，却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国外的友好组织机构以及个人都仔细阅读该刊，因为刊物报道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战争的起伏，并使他们团结奋起支援这场战争中的最活跃和最重要的战区，即敌后的游击战线⁽⁴⁷⁾。宋庆龄发起向国际上呼吁援助中国的“一碗饭”运动。她以合乎情理、十分得体的休戚与共的语态报道说：“本月份在英国，尽管在敌机轰炸之下，英国的中国运动委员会仍在举行这个援助运动，募集经费，购置送往中国的医药救济品。”那时候，苏联也已受到纳粹德国的攻击。《“保盟”通讯》立即号召加强正在中国形成的反法西斯伟大同盟。它警告那些不愿意在里面起作用的反动派，因为相反地，他们正在“怀着掩盖不住的急躁情绪”等候“莫斯科的陷落和肃清中国的共产党军队的机会来临”。当然，《“保盟”通讯》并不全是谈政治。它的大部分篇幅报道在中国内地存在的救济需要和进行的工作，1940年5月15日登载了由宋美龄特别写就的文章，涉及她领导的“伤兵之友”运动。保卫中国同盟被邀审计该运动在香港募款的账目，宋美龄以有文采的赞辞向她的姐姐、孙中山夫人致敬，称赞她通过中国工业合作社为中国的战争受苦者所做的工作⁽⁴⁸⁾。“保盟”的工作把重点放在游击区方面，该区是人民抵抗的先驱，其原因是对这些区的其他援助很不公正地被扣住不发或者干脆赖账⁽⁴⁹⁾。虽然如此，但《“保盟”通讯》上约有一半的文章是号召对国民党领导的区域里值得支持的计划也予以援助，其中包括中国红十字会的医疗服务队和中国工业合作社。

“皖南事变”后的局势是严峻和急迫的，从1月到4月，包括桂林《救亡日报》在内的内地数十种宣传抗战的进步报刊被迫停刊，重庆《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又遭到诸多阻挠和破坏，昆明、成都、桂林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均被查封，香港的进步报刊也相继被查封。这样，香港同胞和广大华侨就很难看到进步书刊，听到宣传抗战的声音了。为了使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和外国友人了解中国抗日战争实情，知道中共和爱国民主党派的抗日主张，周恩来指示香港党组织创办一份统战性质的报纸，作为“对‘南洋’（现在叫东南亚）和西方各国华侨、进步人士的一个宣传据点”⁽⁵⁰⁾，让廖承志负责筹备。廖承志与宋庆龄商量后，决定由“保盟”拨款，邀请金仲华、邹韬奋、邓文钊三位“保盟”执行委员筹办，并担任编委。在《新华日报》受压迫，而香港其他报受国民党收买的情况下，“为冲破封锁办这个报，就是其生命只有几个月也是有意义的”⁽⁵¹⁾。为此廖承志特地找夏衍商量办报事宜，几天后，范长江、邹韬奋等先后抵港。2月中旬，由廖承志主持，邹韬奋、金仲华、范长江、夏衍、乔冠华、羊枣、张明养、胡仲持等讨论办报具体事宜。会议商定将报纸定名为《华商报》，由范长江主持编委会，夏衍负责撰写社论、时评，并兼管文艺副刊⁽⁵²⁾。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1941年4月8日，中文晚报《华商报》创刊。《华商报》报头三字是从孙中山的墨迹中找出拼成。宋庆龄为该报题词：“为坚定抗战作有力之后盾，为保持团结作有效之喉舌，为实现民主作正义之呼声，为人民幸福作公正之申诉，给予侵略者以严重之打击”⁽⁵³⁾。

对于办报，廖承志很有经验。他1937年底到达陕北时，就被分配在红色中华通讯社，专门负责外国电讯工作。红中社迁到延安改名新华社后，廖承志不仅翻译全部外电，而且担负了编辑新华社广播稿件的任务。同时负责综合国际动态情况，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为了加强对外报道工作，他还负责编辑《斗争》杂志，阐述中共的对外政策⁽⁵⁴⁾。经他考虑决定：申请办报的“法人”由其表兄邓文田担任，邓有香港华比银行经理的头衔，港方当局容易通过；报纸的具体经营由表兄邓文钊负责，他对革命事业同情，对国家命运十分关心，又善于理财。报纸的名称也是廖承志想好的，起名《华商报》一方面是使报纸不要有太“红”的色彩，邓文田也确实是商人，商人办报，工商界和一般市民不会恐惧排斥。于是邓文田出面当“督印人”，范长江任总经理，邓文钊任副总经理。创刊号请商界巨擘何东题词，以增加报纸的工商界色彩⁽⁵⁵⁾。最初，报纸交给一家印刷厂出版，但它收费高，出报没有保证，报社决定自己办印刷厂。但至少要八九万元，邓氏兄弟商量后，决定自己拿出四万元。所差四万元由廖承志请新加坡的陈嘉庚赞助。买下了铜锣湾一间印刷厂以及租了皇后大道中一座四层高的楼房作为编辑部、营业部。宋庆龄经常亲自执笔为《华商报》撰稿，金仲华则积极为《华商报》撰写有关外交和国际问题的社论、专论以及连载文章，揭露国际法西斯暴行，号召华侨热爱祖国，积极抗日，为祖国尽一份力。《华商报》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团结一切力量一致抗日的舆论阵地。同时，它也有效地配合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⁵⁶⁾。

办报方针廖承志讲得十分明确：对内要求团结、民主、进步，反对分裂、独裁、倒退；对外是反对英美对日妥协，也要求“有理、有利、有节”。报社成立了编委会，每周一次，主要是讨论国际形势⁽⁵⁷⁾。但《华商报》创办初期，销量不到两千份。对此邓文钊曾委婉对中共方面提过意见，要他们研究一下香港的所有大小报刊，意思是说，“我们不一定入乡随俗，但在香港这地方办《新华日报》式的报纸是没有人看的”⁽⁵⁸⁾。另外，国民党特务对《华商报》采取破坏承印、威胁报贩等多种手段捣乱，致使《华商报》发行量从一万份降到两千余份。陈嘉庚在新加坡得到消息后，立即派自己的得力助手到香港开办有利印刷公司、专门承印《华商报》⁽⁵⁹⁾。据陈嘉庚先生回忆，“至范君自重庆逃来香港后，有粤侨备资创一家日报，名《华商报》，以范君任经理，然系雇印字馆代印，自家无印字机，致出版诸多不便。余以为非根本办法。乃来函招余合作，重新组织股份公司，资本港币八万元，余认半数，即先汇去港币二万元，寄存中国银行，馀二万元待公司注册再汇”⁽⁶⁰⁾。因为陈嘉庚的威望高，国民党特务不敢随意破坏。经过一番调整，《华商报》办得有声有色。1941年8月26日，廖承志向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汇报道：“《华商报》现在由张友渔任主笔，范长江任经理，胡仲持任总编辑，第一版廖沫沙主持，副刊由夏衍实际主持。《华商报》开办迄今通由邓文钊做生意出资本，未花我们半文钱，现在实际销路已超过5 500份，为香港晚报最大者。”⁽⁶¹⁾

《华商报》连载了邹韬奋撰写的《抗战以来》，从创刊开始，至6月23日才登完，一共77期，近二十万字。邹韬奋根据自己切身经历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残害人民的行径作了无情的揭露，受到海外侨胞的热烈欢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是邹韬奋对《华商报》的最大贡献⁽⁶²⁾。此后，邹韬奋继续为《华商报》撰稿，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先后发表了近三十篇论文。这些文章严厉抨击了国民党政府反民主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尖锐驳斥了他们阻挠、破坏民主运动的种种谬论。《华商报》成了宣传抗战的主要阵地，宋庆龄发表《纪念七七四周年》一文，严厉批判了皖南事变制造者“破坏内部团结，主张妥协投降”的勾当⁽⁶³⁾。《华商报》还积极报道“保盟”发起的“一碗饭运动”，7月1日晚，宋庆龄在“一碗饭运动成立典礼”致词说，“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工业合作社是民主性的组织，我们这样富有民主性的一碗饭运动，来使工业合作社完成救济事业，岂不是很愉快而值得提倡的吗”；“一碗饭运动，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济被难的人们，并且是要节饭节食，来表示牺牲的精神，这是我们做人的美德”；“一碗饭运动，是同情于我们抗战建国而发扬民主精神的表示”⁽⁶⁴⁾。港督罗富国致函祝贺，并表示赞同宋庆龄的观点，指出，在“侵略主义”下，“吾侪两国人民，惨遭轰炸，同处水深火热之中”，应该互相支援，并感谢香港人民“对于不列颠之浩劫，曾作慷慨之捐输”⁽⁶⁵⁾。宋庆龄的题词：“日寇所至，骨肉流离，凡我同胞，其速互助”也刊登在《华商报》上面⁽⁶⁶⁾。著名法学家张友渔为“一碗饭运动”呼吁：“假使你不是不关心国家的兴废，民族的存亡。……你就应该同情这一运动，帮助这一运动。”著名演员王莹鼓动说：“希望每一个海外同胞都参加孙夫人领导下的一碗饭运动，这是你的责任，你的荣誉”⁽⁶⁷⁾。运动期间，《华商报》几乎天天报道运动进展情况，并出了特辑。

不过，如此一来，“不管写作上如何讲究技巧，文字上如何小心，办起来还是被人认为红了”⁽⁶⁸⁾，而它本来是想办得灰一些。《华商报》在香港和东南亚华侨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引起国民党不满。当香港警察总监俞允时访问重庆时，戴笠向他提出，取缔在港出版的汪伪《南华日报》、《自由日报》，同时《华商报》、《大众生活》、《国家社会报》亦均应取缔，因这些报纸都是反政府的。俞允时答复说，当依据香港政府法律办理。俞回港后即函宋庆龄、邓文田、邹韬奋和廖承志约谈，宋庆龄得知原委后立即出面宴请俞允时，廖承志、邹韬奋、邓文钊作陪，联络感情，向他做解释工作，此事便被化解⁽⁶⁹⁾。7月25日，国民党又采取各种办法来压迫《华商报》及其他进步刊物。重庆政府向比利时公使提出抗议，要求比利时政府转致比银行总经理来压迫邓文田停止督印《华商报》。同时，中央社不发通讯稿给《华商报》，并企图破坏《华商报》与印刷厂的关系等。但《华商报》仍坚持了八个月，直到年底日军攻陷香港，《华商报》被迫结束，抗战胜利后才恢复。

宋庆龄迁居重庆后，由于国民党新闻封锁，印刷条件艰苦，保盟就把一些文字材料和相关刊物，编好后发到海外出版，如1943年的保盟报告，又名《游击战下的中国》，就是在重庆编好后寄到纽约印刷出版的。为了及时向国外报导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的英勇事迹，“保盟”发挥易于邀请到从敌后根据地来的人这个优势，请他们现身讲述在抗日根据地的观感和了解到的情况，然后整理成文章寄到国外发表。尽管不能再办报办刊，但宋庆龄继续通过非官方、非正式的途径开展对外交涉与交流。为了继续争取国际上的援助，宋庆龄设法很快与国外接上了关系，纽约的美国援华委员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会、加拿大维尔依中国战灾救济委员会、荷兰西印度阿鲁巴爱国华侨协会和伦敦的中国运动委员会，继续给保盟提供援助，它“为香港沦陷后的保盟工作带来新的生命，又为工作人员增添了信心”。由于美国援华会的帮助，“保盟”从联合救济会取得五万美元，救济河南游击区灾民，因为“还没有任何救济机构曾涉及这个地区”⁽⁷⁰⁾。这样与政府外交相互补充，构成一个国家总体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具有多层次、多渠道、形式灵活、针对性强等特点。另据不完全统计，“保盟”历年直接提供给国际和平医院的援助为：1942年，七万五千四百美元，1943年，五万四千多美元；1944年，一万两千多美元，四百七十多万元法币，1945年，五十多万美元，一亿六千多万元法币⁽⁷¹⁾。这些援助，构成中共抗日根据地医疗事业的基本经费来源。没有宋庆龄的个人能力和社会网络，募捐救济是难以实现的。宋庆龄和“保盟”对中共的支援，显然是违背蒋介石的意志的，使得蒋企图从经济物资上扼杀中共力量的阴谋破产。鉴于宋庆龄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崇高的威望，积极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呼吁各国援华制日，为中国抗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礼聘她为名誉理事长⁽⁷²⁾。这种民间外交的开展，一方面为中共呼吁国际社会援华制日，动员全民族抗战的一条重要渠道；另一方面也是中共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来源。

宋庆龄的抗日言论中贯穿着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并且她认识问题的起点高，其中不乏远见卓识。爱泼斯坦以记者身份，将宋庆龄那封促使人们注意中国内战危险的《致美国工人运动书》转给了美国的工会报纸，工会的许多报纸都刊登了它。在冲破国民党的封锁而获得医药和其他救济物品的工作中，她终于得到像约翰·谢伟思这样具有民主思想的美国外交官们和驻华美军司令官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支持⁽⁷³⁾。她说，中国的抗战也是“为了全人类”，中国的抗战粉碎了远东慕尼黑阴谋，中国的抗战迫使日本推迟“南进”和放弃“北进”的计划，中国战场始终是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关键地区”。“中国的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势力很强……下述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国家军队中的一部分被转用于封锁和紧盯游击区；一些人仍置私利于国家公益之上，镇压农民；缺少真正的劳工运动……中国的一些反动分子正在准备（内战）以便消灭我们斗争中的民主部分。这一部分是陕北和敌后的游击区。”直接抨击蒋介石对中共的政策，要求美国像供给重庆国民党军那样供给共产党，在重庆，“除了委员长这位反叛的大姨子外，没有人敢用这种口气提出中国最具爆炸性的问题。至于孙夫人，她肯定是感到不得不这样讲的紧迫性”⁽⁷⁴⁾。因宋庆龄呼吁取消对共产党的封锁，她的姐夫孔祥熙很为她忧虑，不安地问道：“如果你继续发表这样的言论，他们把你关起来，你怎么办？”她对孔祥熙说，她欢迎他们这么做。她平静而又温和，毫无惧容⁽⁷⁵⁾。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和自身通讯设备条件的限制，中共要向外报道真实情况困难重重，致使“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美国新闻处因此设立译报部，原想从当时出版的中文报刊选择一些能反映客观实际的新闻报道，译成英文，由负责部门处理，供美国决策机构及关心中国局势发展的人们参考。但其时国民党正在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凡如实报道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新闻都禁止登载。出售进步报刊的报童常被特务、流氓殴打，一些登载不利于国民党统治、反映群众呼声文章的报纸，甚至被捣毁封闭。在整个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期内，国民党对中共控制区始终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和军事围剿，一不许共产党发战报，二不许边区报纸对外发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往来。总之，“只许国民党的诋毁、恶骂、造谣、污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⁷⁶⁾，市场上尽是国民党所办报纸的歌功颂德之声。美国人想通过中国报刊了解中国实情已不可能，至于共产党的声音他们更难听到。金仲华利用译报部这个特殊渠道，将进步报刊上反映的实际情况摘译成英文，向海外发播⁽⁷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