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琢磨刻画与淡泊的四灵

相较于《诗经》，叶适对“近诗”即文人诗有更多的评述。虽然叶适宗尚《诗经》，但是尊古并不陋今，他详考诗歌质文递变的源流，对古今以来由古拙到华茂的诗歌修辞进步予以肯定。比如，他对雕琢字词、细究声韵的六朝诗就持宽容的态度，说：“建安至晋高远，宋齐丽密，梁陈稍放靡。大抵辞意终未尽。”⁽¹⁵³⁾《诗经》之后的诗歌风貌的变化，有三个时期最引人注目：先是汉魏气格拙朴的古体诗，其后是以浮声切响、以单字只句计较工拙的“永明体”，尔后是唐代成熟的律诗，把近体诗的创作推向巅峰。

唐诗物象缤纷，意兴宛然，既具风神情韵而又意象丰满。叶适认为唐诗的优长在于“取成于心，寄妍于物”，“争妍斗巧，极外物之变态”⁽¹⁵⁴⁾，这乃是继承了古诗的优良传统：因为叶适认为“古诗作者无不以一物立意，物之所在，道之所在也”，所以，对“极外物之变态”的唐诗的称赏，与叶适的《诗经》学思想是相一贯的。关于诗歌中物象的采摭安排，赵汝回曾经指出：

世之病唐诗者，谓其短近，不过景物，无一言及理。此大不然。诗未有不托物，而理未有出于物之外。古人句在此而意在彼，今观三百篇大抵鸟兽草木之间，不可以是訾也。……永嘉四灵为唐诗一时，水心首见赏异。四人之体略同，而道晖、紫芝奇山林闺阁之气各不能掩。⁽¹⁵⁵⁾

借《三百篇》的招牌论证唐诗的托物寓理合于古人，和叶适之论如出一辙。赵汝回是叶适的同乡，并曾学诗于叶适，他的这段话可看作是叶适“以物立意”诗论的最好注解。

叶适认为《诗经》发抒人和之感，能感发读者中和的性情，这种中和之情既是一种道德涵养的境界，同时又是一种审美的境界。叶适以唐诗为诗学楷模，虽没有明确提出师法哪一家，而在流脉蕃衍、格趣迥殊的唐诗中，他最崇尚雍和冲穆、疏朗淡雅的诗境。由他反对韩愈诗派的叫嚣怒张可见：“孟郊谓‘诗骨耸东野，诗涛汹退之’，而愈亦自谓‘还当三千秋，更起鸣相酬’。呜呼！以豪气言诗，凭陵古今，与孔子之论何异指哉！”⁽¹⁵⁶⁾又，叶适门人吴子良曾向老师求教诗文之所得，叶适指出其“气未平”之弊：

余少时未涉事，亦颇喜为讥切之文。筼窗袖以质水心，水心曰：“隽甚。吾乡薛象先端明，其初声名满天下，特少隽耳。然当吴之年，未有吴之笔也。吴年少笔老，脱似王逢原，但好骂，气未平，亦似王逢原耳。”后二年余以新稿见水心，曰：“此番气渐平，宜更平可也。”余因是知好骂乃文字之大病，能克去此等气象，不特文字进，其胸中所养亦宏矣。⁽¹⁵⁷⁾(www.xing528.com)

从叶适对吴子良诗文的指点，可以明确发现叶适的诗学偏好，即心气平和，雅静蕴藉，不为讥刺之语和愤怒之态。

叶适的影响下，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等所谓“永嘉四灵”一时并起，以诗作较好地践履了叶适的唐诗学理想。叶适早年曾不吝奖誉之辞，对四灵大加揄扬，并且由许棐《跋四灵诗选》⁽¹⁵⁸⁾得知叶适曾编选过《四灵诗选》（已佚），可见他对四灵诗是颇为推重的。四人因此也得以名声大噪。四灵诗作和叶适诗学理想的契合，主要体现在对物象的细腻表现与对“中和”美学格范的追求两方面。

与江西派诗作多筋骨思理而物象匮乏、“尚理而病于意兴”相对，叶适以托物寓意为诗歌创作的重要法门，追求物象的显豁切近，而这也是四灵诗歌的优长。四灵以晚唐的贾岛、姚合为师法对象，擅长在五律中推敲锤煅，而五律是最宜于写景的诗歌体式。四灵诗作长于摹写物态，风月花雪、山石林泉成为他们表现最多的物象，藉以发抒对山林野趣的爱赏和落拓自怜的兴味。徐照就曾在自己诗中一再说：“心向征途老，诗凭物景全。”⁽¹⁵⁹⁾“人未嗟故迹，胜景入名诗。”⁽¹⁶⁰⁾“逐时看景异，风物入诗情。”⁽¹⁶¹⁾胜景风物点缀充实了他们诗歌的状貌。比如赵师秀的名句“禽翻竹叶霜初下”一句，就广获赞誉，韦居安《梅涧诗话》评价道：“盖霜落则禽寒，寒则翻身，写物之妙可见矣。”⁽¹⁶²⁾正因为能雕琢入细，且能兼摄物象之形神，因而四灵诗虽清而不枯，虽淡而有味。

四灵诗的格趣野逸清新，往往在山石草木的描写中流露出寂寞闲淡的意态。四灵诗以五律为最多，本来五律的格调舒缓纡徐，四灵又比较偏爱清冷的色彩，特别是徐玑和赵师秀，两人共二百多首诗中，“清”字便有七十多个。四灵的诗中也说：“心夷语自秀。”⁽¹⁶³⁾“无欲自然心似水，有营何止事如毛。”⁽¹⁶⁴⁾“《楚辞》休要学，易得怨伤和。”⁽¹⁶⁵⁾四灵仕途不顺，飘转江湖之间，生计落泊。这几句诗虽是为自己强作宽解之词，但也反映了他们中和的诗学审美取向，这和他们向内收敛的性情和写作心态有关。叶适在《题刘潜夫南岳诗稿》中说：“往岁徐道晖诸人摆落近体诗律，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夸所未有，皆自号‘四灵’云。”⁽¹⁶⁶⁾“敛情约性”，也即作者性情和平蕴藉，体现于诗作则显示出中和之美。这与叶适中和的诗学思想可谓同声相应。

总之，四灵诗歌物象显豁尽致、意态宛然；且性情中和，含蓄蕴藉。这两方面的审美追求都很好地践行了叶适的唐诗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