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丝绸之路胡商活动的规模和参与者

第四节　商队的规模及其参与者

古代丝绸之路上商队的规模一直是一个值得大家关心的问题，搞清楚商队的规模，对于了解商队的运营情况，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只有人多，才能够在艰险的旅途中相互照应和应付突发事件，所以商队的人数不会是小数字。从娄叡墓的驼队中可以看出，骆驼的数量也是很多的。虽然并不能按图索骥地认定当时商队的实际规模，但可以根据它的象征意义来推测娄叡家族当时所拥有的商队规模是比较庞大的。

在北齐、北周墓葬的壁画中多有反映与胡商有关的内容，太原娄叡墓墓道两壁上部壁画，各绘有一幅商队图。一幅场面中有四人五驼，（图六八）。^[116]最前一人头顶光秃，但前额、脑后与鬓间仍乌发如墨，鼻肥硕高耸，浓眉环眼，似大食人形象，右手背于身后牵着驼缰，驼首高昂，大步缓行。右后一驼，驮圆鼓大白软包。两驼间，一人高大修长，戴高筒毡帽，高鼻短胡，浓眉深眼，似为波斯人（图六九）。《北史·西域传》记载：“（波斯国）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箱近下开之，亦有巾帔，缘以织成。”^[117]所牵驼冲天长啸，驮大花软包与垂橐。后一驼引颈扭头面向画外，驮大软包、虎皮垂橐及丝绸，大步紧跟。两驼右侧二人二驼，相随前进。

图六八　娄叡墓商队图

图六九　娄叡墓商队图（局部）

史料中明确记载了商队遭受袭击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商队的规模，《周书·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使团通使北齐，西魏伏击了这支使团，“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远，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匹，杂彩丝绢以万计。”^[118]吐谷浑使团中竟包括了240名西域商人，推测大部分为粟特商人。

商队的规模有时很大，“每支商队的骆驼数目多寡不等，有50头、100头，甚至多达1000头。商人总喜欢结队而行，这是因为在遇到劫贼的情况下能增强抵抗力量。最富有的人养一些弓弩手作为私人保镖，稍穷一点的就出一点钱求助于前者的保护。丝绸驮子特别沉重，而首饰、乳香和香料驮子虽然较轻，却特别贵重，西域胡族居民对此总是馋涎欲滴。”^[119]

随使团经商的商队人数少则数百人，多则5000人。此外，其中伴随有大量的学者、传教者、工匠、艺术家，或官方的使者搭载商人的驮队。^[120]陆路贸易是沟通古代亚欧文明的动力，随着丝路贸易的发展，丝路贸易中商品交换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大量的日用生活品代替了过去的贵重奢侈品，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已经深入丝路沿线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使这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图七十　高昌郡昭武九姓胡人曹莫门陁等名籍

阿斯塔那31号墓出土《高昌郡昭武九姓胡人曹莫门陁等名籍》（图七十），时间约为公元620—623年：

（前缺）

1．一人，奴一人，曹莫门陁一人，何□遮一人，曹莫毗一人，安木之一人，何沛沛知□一人，何簿畔一人，何都伦一人，

2．何阿火一人，穆钵息一人，曹枯一人，曹少类一人，康莫天一人，康婆颉骑知一人，曹浮类一人，曹

3．阿揽一人，曹遮斤一人，曹阿至皮畔阤一人，奴二人，安虎木一人，何荫布一人，何枯绵一人，曹头六

4．贪旱一人，伽那贪旱一人，曹莫毗一人，曹浮贺一人，曹莫毗一人，曹演莫一人，曹提始潘一人，

5．曹□□一人，曹虎但一人，曹钵息一人，曹贺力一人，曹阿逻山一人，曹贺都一人，曹莫里一人，

6．曹俾山一人，曹莫槃一人，曹阿至皮揄一人，曹莫□一人，曹摩真真畔陀一人，曹阿揽延一人，曹

7．浮夜门畔阤一人，曹那潘一人，曹乌□□□曹枯虔一人，曹莫之一人，曹（后缺）。^[121](www.xing528.com)

这是一份专门登记粟特胡商的名册，说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较多，需要对他们进行著籍。在同一时期的吐鲁番未纪年文书中反映出这样的特点，凡粟特人名大量集中出现的文书，无一例外也都是商业文书或与商业活动有关。在《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文书中，^[122]所记录人物有康姓18人、安姓5人、曹姓6人、何姓10人、石姓1人、白姓4人、车姓4人、翟姓3人、宁姓1人、供勤大官1人，其中康、安、何、石、曹五姓粟特人计有40人，占全部53人的近80%。其他姓氏之人也多为龟兹、高车等西域地区居民，对此朱雷先生已有详细论述。^[123]

表三　　　　　　　　　　　《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贸易货物^[124]

续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当时高昌城内设置官市，这些记录是向途经本地的商人征收的商税，交易双方在商品成交时征收银钱。主要交易的商品有五种：香料、金、银、硇砂和丝，其他商品如石、药材、铜、鬰金根和石蜜。从交易量看，买卖双方所进行的是批发贸易而不是零售。

对商队的国别甄别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古代活跃在丝绸之路上胡商的种族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参与者肯定不会是单一的民族，由于都能从丝绸之路上获得利益，很多民族都是丝绸之路上贸易的参与者和经营者。判断这些胡人的种族成分是比较困难的，也只有从一些细微的差别上，即通过图像中的人物穿戴和长相不太一样的特点来加以区分。《通典》卷193记载：“（哒）衣服类胡，加以璎珞，头皆剪发。”^[125]Miho第七幅图是出行图，有两人骑在一头大象由右向左行走，头上有华盖，大象后有一人徒步跟随。Marshak认为这个突厥体质并穿突厥服饰的骑象的人极有可能是哒人，他的后面可能是他的继承人（儿子）。他还认为另一块石屏风（编号A）上所刻，也是同一类型（服饰、体质）的哒武士们正在竞赛射猎。Marshak从两种不同风格的披发游牧人的形象，将其分成哒和突厥两个民族，很有见地。^[126]

《北史》记载：“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独为部落，盖匈奴之别种也。其俗：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事，食肉饮酪，身衣裘褐。”^[127]《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其俗披发左袵。”西安昭陵的蕃酋像中就有披长发的突厥人形象。在欧亚草原地区，特别是新疆的阿勒泰、伊犁等地，有许多古代游牧民族的石人像，从其面貌特征看，多为长发披肩的突厥人。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发现的石人，背后披发，为典型的突厥人发式，这些草原上的石人像与突厥人有很大的关系（图七一）。^[128]新疆博尔塔拉自治州石人，位于温泉县阿尔卡特墓地，披发形象明显（图七二）。^[129]草原石人的披发形象与虞弘墓、安伽墓石棺床上的披肩发者非常相似，另外，与Miho美术馆、史君墓石棺床商队中披长发者很相似。由此，商队中有突厥人参与是可以肯定的。

图七一　吉尔吉斯斯坦石人

图七二　新疆自治州石人

古代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商队，从其组织结构上来说，是一种混合型商队，而不是由某一个单一民族所组成的商队。古代商队在丝绸之路上运行，要经过很多不同统治者的势力范围，要确保商队的顺利通行，就必须有熟悉当地风俗、环境的本土人士加入，不论他个人在商队中的地位如何，是否与商队存在长期的合作关系，他都是多民族混合商队中的一分子。在当时丝路沿途复杂的环境下，不可能由单一的民族组成一个商队来顺利完成经商的任务。因为中亚、西亚地区处于东西交会的十字路口，有农耕民族，也有游牧民族，流动性特别强，长期以来不同民族交流关系一直存在着，这些局面也就决定了商队构成人员的复杂性。可能商队中有少数成员是固定的，不排除其他人员临时随机加入的可能性。从粟特第五封古信札可透视出单独的商人必须跟随商队前行。

另外，哪一个政治势力在商队经行地区处于统治地位，商队就要千方百计与之结好，方能确保安全运营。目前，我们已经发现在Miho、安伽、史君墓石棺床商队图像中有不同民族存在，因此，哒、突厥、回鹘等民族都先后成为商队的同盟者，安伽墓的图像中就出现粟特人与披长发的突厥人会盟的场面。

在日本Miho博物馆所藏北朝祆教画像石、西安北周萨宝安伽墓石床画像石、太原隋萨宝虞弘墓画像石中（图七三），^[130]西安北周安伽墓石棺床上，均有披长发的阿尔泰系突厥人形象与短发的伊朗系的粟特人与波斯人形象。安伽墓中屏右手第三图，为一波斯系粟特人与突厥人会盟图（图七四）。^[131]上半部为身着红色紧袖胡服的粟特骑手与长发披肩的突厥骑手相会；下半部为一平顶木结构典礼性空间，顶部装饰着象征祆教的“日”、“月”。中间有一祭司或监誓人站立，戴虚帽的粟特人和披长发的突厥人分坐两边。跪坐的突厥人举一刀，象征歃血之盟。我们判断此图为盟誓图。Miho博物馆之北朝祆教画像中，也有一幅内容几乎相同的图像。此一图像可解释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宁朔将军造寺碑》中“同盟”一词的含义，该碑记高昌麴氏赴突厥汗庭结为“同盟”，此“同盟”，即流行于游牧部落间的“会盟”。^[132]

图七三　虞弘墓突厥人形象

图七四　安伽墓突厥人与粟特人形象

到了北朝、隋代，随着突厥统一漠北以西直至波斯的广大地区，东西贸易进一步繁荣，这时粟特在国际化贸易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但商贸之道路控制在突厥人手中，为了保证入华贸易的顺畅，粟特人努力交好突厥人是唯一能采用的正确措施。在安伽墓第五幅屏风中，下部有驮丝绸包囊的驼、驴，且有三名粟特人守护；上部的虎皮帐篷中，坐在毡毯上左为粟特人即商队主人，手执来通，向右侧披发的突厥人敬酒，帐外则有戴高毡帽或花冠之其他草原民族，整个画面描述了粟特人行进在丝绸之路上，与突厥人及其他草原民族相遇而欢饮的场面，反映了当日丝路之畅通与草原各族民众的密切关系。这是当时中亚定居的农业民族与中亚各游牧部族在族源、语言、宗教和一系列文化特征上有着亲缘关系的反映。这种亲缘关系和经常性的接触，就是北周、北齐屏风石榻的内容的时代背景。

有学者对墓葬中出土的胡商的形象进行了讨论，墓主人安伽来自中亚粟特地区的安国，北周安伽墓人物形象：头戴虚帽，身着红色圆领紧身对襟长袍，领口、前襟、袖口及下摆饰红彩，腰束带，脚蹬黑靴。太原隋代虞弘墓简报也有相似的描述，如人物黑色短发，深目高鼻，身着一件红地白花的圆领窄袖长袍，下摆为白色和绿色宽边，腰系白色革带，足蹬一双黑色长筒靴。石榻围屏的图像内容展示了粟特祆教美术的宏大场面。隋代虞弘官职为萨保，掌管来华外国人事务，石椁的雕像也具有明显的粟特美术特征。而大同北魏墓葬出土胡人俑的面部特征，如圆形黑色小帽，罩住短发，深目高鼻，和虞弘墓石椁上刻画的人物极为相似。另外，身着圆领窄袖对襟长袍，领口、袖口和下摆饰不同的色彩，则与安伽墓石榻围屏刻画的粟特人服饰相同。据《北史·西域传》“康国条”下记载：“丈夫剪发，锦袍……人皆深目高鼻，多髯。”^[133]大同北魏墓葬出土的胡人俑，所着服饰，图案新颖，色彩艳丽，应该是模仿织锦彩绘的结果。通过资料对比结合文献分析，初步认为大同北魏墓葬出土的胡人俑，具有中亚地区粟特人的特征。^[134]

《隋书·康国传》记载：“其王束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剪发，锦袍……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日本Miho博物馆收藏的北朝石棺床、太原隋萨宝虞弘石椁画像石、西安北周安伽墓石棺床上，都雕刻有披长发的阿尔泰系突厥人与短发的伊朗系的粟特人、波斯人形象。虞弘墓石椁图像上，三个民族形象特征较明显，即粟特人、波斯人与突厥人形象。虞弘墓图像中，粟特人的形象特征之一是留着黑色短发。

Miho商队行进中走在最外边的两个骑马者为突厥人形象，在史君墓商队中，除了粟特人之外，也有披发的突厥人。由此看来，商队中有粟特人、哒人、波斯人、突厥人，还有大食人。贸易是国与国之间通过经济交往来互通有无的一种交易活动。无论如何，称做“商胡”或“兴胡”的商业活动，其活动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通过某个中介民族而间接进行的。丝路贸易不是由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民族单独来完成的，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其他先后兴起的民族都是其中的参与者，即后来兴起的民族对前一民族在发展贸易上具有一种继承性，如匈奴、月氏、乌孙、粟特、鲜卑、哒、突厥、回鹘等北方游牧民族，他们都曾先后参与了丝路贸易，在丝绸之路贸易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