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党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中国农民党

彭兴华　潘洵

中国农民党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出现的众多小党派之一。虽然存在的时间只有两年多，但在当时社会急剧变迁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与同时代的其他政党一样，也扮演了其应有的角色，特别是它对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关注，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的。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对中国农民党的专题研究，笔者试图把中国农民党置于近代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对中国农民党的发展演变作一初步探讨。

一、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中国农民党的建立

（一）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基本问题。正如中华民国史专家李新所言：“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度，农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为80%，因而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¹⁾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统治者的掠夺和各种天灾人祸的打击，近代中国的农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落，农民问题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农村里小百姓的小问题，可能牵动整个国家，戕害人类的生机。”⁽²⁾

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只有帮助农民解决了土地问题，才能调动农民生产和革命的积极性。因此，在新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农民问题是任何一个政党和政治派别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太平天国政权曾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其后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也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土地主张。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更加注重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认为它不仅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而且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只有依靠农民的支持，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除了众多政党和政治派别对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严重的农民问题还受到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关注，并形成了乡村建设运动。他们“深入民间”，致力于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精神和勇气是应当肯定的。但是，由于他们反对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只是一味强调乡村的改良，结果不仅没有复兴农村，反而由于地主阶级统治的强化，农民问题进一步加深。

（二）抗战胜利后国统区严重的农民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政府一度对农业、农民问题比较重视，但广大农民在为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为民族解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农民问题继续恶化。尤其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农民问题之严重，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兵灾匪祸，征兵征粮，拉夫派款等极其普通的一些事体，确是农村最迫切的问题。农人们为了国家，不知流了多少血，滴了多少汗呢！现在抗战胜利了，内战又起，他们还要出钱出力，甚至还要出丁，作自相戕杀的驱使，这是何等痛心的事！”⁽³⁾关于战后农民问题的表现，我们以中国农民党的主要言论刊物《现代农民》的相关报道和分析作一归纳。

1．政治方面

（1）不懂民主，深受政治剥削。当时在国统区的农民，“不能自主，只当了别人的武器，做了别人的牛马和傀儡。”⁽⁴⁾“政府机关，和城市的知识分子对农民的态度，常犯一种重大的毛病，即是把农民和小孩、牲畜一样看待，事事都不问农民的意思，都要越俎代庖。”⁽⁵⁾农民“依旧是上古时代的顺民，多数一字不识，浑朴驯良，视县官如神圣，畏乡保长如虎狼，而且终年为温饱挣扎之不暇，又何能过问政治。所以他们只有受别人的操纵，作政治的傀儡”。⁽⁶⁾他们“整日的为着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而发愁，奔走，忙碌，蜷伏在黑暗的一角。他们不知道选举国大代表是怎样一回事！他们只希望辛苦操作的结果，不被别人夺去，能够不愁衣食，可以生活下去，其余的事，就非他们所愿过问了”。“只愁生活，不问选举。”⁽⁷⁾

（2）深受战乱之苦，不断被征兵、征工。八年抗战结束后，农民并没有过上和平的生活。农民刚脱离抗战的苦海，又陷入了内战的深渊。“抗战胜利以后，想来应享点太平日子，谁料大陷深坑，更是大难。被征兵一项，贫富都被拖倒。在五个月内，征三次兵，农人们实在难负担啊！”⁽⁸⁾中国是农业国，其兵源绝大部分来自于农民，因此兵役最令农民恐惧。自国民政府征兵令发出后，农民“都像强盗一样被捉去充数”，“闹得农村中鸡犬不宁，壮丁相率逃亡，农民终日愁眉叹息，无法安居乐业。”⁽⁹⁾“老百姓最怕的是抽兵，弄到一家人死的死，跑的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职业不敢出来做，有饭得不到吃，老百姓都要哭哭啼啼，只求早死，免得活起受罪。”⁽¹⁰⁾此外，国民党政府征发劳役的规模和频繁程度也是难以想象的。修筑道路、挖战壕、建要塞……凡是能用农民来完成的土木工程几乎都用征发劳役的办法来完成。征发劳役都属强制性的，人数庞大，动则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不仅男人，连妇女和孩子也都在被征发之例。“征工多半都是不给工资的，即使说给，也大概是有名无实。有时候甚至于饭食也不供给，而必须自己带去。自从征工的端一开，各地仿行越来越普遍，不仅政府为全国的工事征工，即各省各县，乃至于乡镇保甲也征工，又不仅为公共的事体征工，往往为一些官吏或土豪劣绅的私事也征工。”⁽¹¹⁾

2．经济方面

（1）国民党政府巧设名目，苛捐杂税比比皆是。各种摊派名目繁多，有“捐献新兵草鞋税”、“新兵养家费”、“高射炮手训练税”、“驻军取暖费”，此外，还有救国债券、电线杆、修路、教员米粮津贴、学校设备、保长会议食物及油料等。⁽¹²⁾“他们收成的一半，照例要缴交地主，此外还要担负政府的苛捐杂税，应付三征政策。”⁽¹³⁾这导致“农人食不能饱腹”、“衣不能蔽体”，造成农民人为的饥荒。

（2）通货膨胀，而农产品价格则相当低廉，高利贷盛行。“从前的物价是几个月一变，逐渐到了几日一变，如今是一天数变了。一天数变的物价是任何人都受不了的。现在大家把钞票都当作是一种少不了的祸害，它到谁的身上谁就遭殃，所以一手抓进，一手立刻抛出。”⁽¹⁴⁾“物价一涨几百千万倍，上半天的行市和下半天的行市，大不相同。”⁽¹⁵⁾农民“一方面用低价出卖农产品，另一方面以高价购进日用品，在经济上显然蒙着很大的不利。”⁽¹⁶⁾此外，“高利贷又是一副枷锁。”⁽¹⁷⁾压在农民身上喘不过气来。

3．社会生活方面

（1）没有受过相当的教育。农民都是“少知识无学问愚笨之汉，所以受人之压迫盘剥致于忍饥受饿不敢出言者，被专制压力笼罩深刻于心以为若祖若父都如此为人奴隶不以为异”。⁽¹⁸⁾“农村的男妇老幼，就都成了愚昧无知的可怜虫，注定了各个人终身悲惨命运！”⁽¹⁹⁾

（2）乡间治安没有保障，土匪横行。“乡下大股小股的土匪遍地皆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架火烧人以及各种残酷的行为也时有所闻。”⁽²⁰⁾

从以上《现代农民》的相关报道和分析可以看出，“负担最重是农人，呼吁无由更无门”。⁽²¹⁾中国近代的农民问题不仅没有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出现丝毫的好转，反而因为国民政府的内战、独裁政策而变本加厉。

（三）中国农民党的建立

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改变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政治形势。困扰中国百年之久的民族危机问题初告解决，摆在国人面前的现实政治问题是：如何实现和平建国和民主政治。中间势力抓住这一契机，纷纷组建党派，希望能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因而出现了一个政党发展的高峰期，成立的“大小政党竟达105个之多。”⁽²²⁾其中“形成气候且有一定影响的党派有40余个”。⁽²³⁾尤其是1947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宪法》颁布后，“结党自由公开”⁽²⁴⁾，各种势力纷纷组建政党。当时各政党的政治主张虽然不尽相同，但反对专制，要求民主，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是共同的政治诉求。中国农民党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于1947年5月12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留美农学博士董时进当选为主席。中国农民党的前身是1938年由董时进等组织建立的“中国农业协进会”，这是一个关心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职业学术团体。在抗战时期，董时进除为改进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积极奔走外，也热心参加政治活动，曾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因1945年10月民盟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未能通过他所提交的农业问题的方案，退出民盟，决定另组政党。⁽²⁵⁾董时进组建中国农民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使农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不能“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²⁶⁾达到“建立民主政治，促进经济发展，合理分配财富，消除一切战争”⁽²⁷⁾的目标。

中国农民党是在中国农业协进会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人员组成除一些农业界人士及相关知识分子外，强调吸收“具政治经济及法律等学识者参加”，强调“为农民选择代议士及官吏”，⁽²⁸⁾由他们来领导农民，因此农民党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具体而言，包括“（一）在公私机关社团从事农业有关工作者；（二）研究农业从事农教及各级农校学生；（三）实际从事各种农业生产者；（四）从事地方基层行政（乡镇）工作地方教育工作（保校）及地方民意机构之人士；（五）各地士绅及贤达；（六）从事农会及农业推广工作之人员；（七）其它各阶层之优秀青年工作者。”⁽²⁹⁾中国农民党自称其代表的是“农民的立场”、“农民的利益”。⁽³⁰⁾但从其政党构成来看，在中国农民党中，真正农民出身的人是极少的，因此，它虽然有中国农民党之名，但并无农民党之实，这是需要特别指出的。

二、中国农民党的基本政治主张

中国农民党成立后，针对当时严重的政治问题和长期对农业、农民问题的关心，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张。

（一）政治方面

1．主张和平，反对内战。国共内战使“全国各战区无数的人民，流离失所，受饥受寒，房屋被烧了，父母儿女被打死了，或者鼓着眼睛看见他们的房子在燃烧，看见他们的父母儿女的血肉横飞。”⁽³¹⁾为尽快结束战争，中国农民党主席董时进于1948年2月24日和3月1日两次致信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其能够调停国共战事，对司徒雷登大使的调停表示“同情拥护”。⁽³²⁾该党利用中国农业协会创办的《现代农民》月刊，大量发表有关和平、反内战的言论：主张“争取和平，劝告停战”⁽³³⁾；“立刻和谈、改组政府”⁽³⁴⁾；“积极组织及教育农民，使任何野心家不能利用纯粹的农民作为争夺的武器和牺牲品”。⁽³⁵⁾认为要“根本消弭内战，只有一个办法，即是叫农民不去打仗。”“根绝内战的唯一手段，是将农人由军阀及武装党派的手中解放出来。要办到这一层，就必须有核心，有组织，使农人可以依附，形成强大的团结，摆脱军阀党阀的吸引与征调，则战争自然就消灭了。”⁽³⁶⁾

（2）主张“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一切极权政治”。⁽³⁷⁾中国农民党认为，“要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除了培养农民的政治力量，及发动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而外，别无办法。”⁽³⁸⁾“每个人民对于政治都有干预的权利，和改革的责任”，“唯有农民能团结起来改革政治，然后政治才能够好，民主才能够实现。”⁽³⁹⁾针对当时农会组织素不健全，不足以代表农人。中国农民党主张“彻底肃清改革农会，然后进行农业界职业选举。”⁽⁴⁰⁾“选举本是很神圣的事，选民要在他的自由意志之下，选择他最适合的代表，这样才能表示民意，说得上民主，若像这种巧取豪夺，强奸民意，实在是宪政史上留下的大污点。希望全县民众，不要怕他，起来罢免他，洗涤这耻辱。因为人民有选举权，同时也有罢免权。如果大家都怕事怕得罪人，这样开了端，以后大家都不循正轨，公开的行诈施骗，结果非使一县的事，弄得遭致无法收拾不可。”⁽⁴¹⁾

3．“促进各国农人之联络，以期实现全世界人类之永久和平。”《现代农民》第11卷第1期对“东欧各国的农民运动”进行大篇幅刊载；主张与波兰农民党等进行联络；利用本党积极开展国民外交，努力参加其他国家组织的活动或会议，如“亚洲农民大会”、“国际农业协会”，1948年5月29日派代表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农业生产者协会第三次会议，“此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⁴²⁾

（二）经济方面

1．反对土地改革。认为“土地问题不是最紧迫最严重的农村问题”⁽⁴³⁾，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建地主剥削制度，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的剥削”。⁽⁴⁴⁾“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亦应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必须一面严明法纪，肃清贪污，杜绝利用军政权力，搜括人民。一面竭力发展生产，以求全国总财富的增加，及一般人民经济地位的提高。”⁽⁴⁵⁾“主张”不要实行土地改革，否则社会动乱，为共党所利用。⁽⁴⁶⁾“强调为农民谋利益，不一定要损害地主。”⁽⁴⁷⁾即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进行改良，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2．“注重乡村建设，使其与都市建设平衡发展。”主张“竭力发展乡村交通”⁽⁴⁸⁾，在1947年5月14日公布的《中国农民党各级组织规程》中提出了“促进农业与工业及农村与城市之平衡发展”⁽⁴⁹⁾的主张。强调要“提倡新农业，建设乡村，及改善农民生活。”⁽⁵⁰⁾

（三）社会生活方面

1．重视农村的教育。中国农民党主张“中国要政治清明，实现真民主，乃至根本清除内战，第一急务是厉行大规模的农村教育，限期普及，并扶持及鼓励农人参加政治”。⁽⁵¹⁾“厉行国民义务教育，限期肃清文盲，俾一般人民皆具民主国家公民应有之知识及能力。”⁽⁵²⁾“本党员重要之使命是要在和平统一及优良的政治情形之下，积极发展建设与教育。”⁽⁵³⁾

2．“推行农村医药卫生，提倡优生节育，由国家训练医务人员，派往乡村服务。”⁽⁵⁴⁾以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

此外，中国农民党在“厉行廉洁政治”、“改善乡镇基层政治机构”⁽⁵⁵⁾、“兴办水利”⁽⁵⁶⁾等方面也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总之，中国农民党的基本政治主张和同时代的其它政党一样，尤其关注的是和平与内战、民主独裁权等严重的政治问题，提出了“建立民主政治、促进经济发展、合理分配财富、消除一切战争”四大目标。但它与其它政党不同的是，对农民教育问题和农村建设的极其关注，强调“繁荣必须回到农村，资本必须回到农村，农人辛勤的结果必须归农人。农村不能再做都市的刮金板，农民不能永远作他人的牛马”。⁽⁵⁷⁾提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主张。

中国农民党自称是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但又明确主张“为农民谋利益，不一定要损害地主，更犯不着不必要的徒惹地主的反感。”⁽⁵⁸⁾从其政治主张来看，中国农民党既不是像当时一些报刊所言是一个完全代表地主利益的政党，也不是如其自身宣传的完全是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而是一个特别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其目标仍然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三、近代社会变迁与中国农民党的演变

（一）中国农民党对待国共两党态度的转变

中国农民党成立于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中国农民党一成立，摆在它面前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对待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两个政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与两党的关系，直接制约着该党的发展，为此中国农民党采取了自认为非常谨慎的态度。但是，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农民党也被迫不断进行调整，最终以“解散”来完成其历史的使命。

中国农民党成立之初，就公开声称“不愿做任何党派的尾巴”，⁽⁵⁹⁾对“共产主义并不感兴趣，但同时对于（国民党）政府亦不满”，⁽⁶⁰⁾但在国共两党之间中国农民党更倾向于国民党，认为“国民党当政较共产党当政有利于本党，因在共党统制下，其它政党根本不能存在。”⁽⁶¹⁾国民党政府解散民主同盟后，中国农民党对国民党开始不满，认为“此举殊违背民主宪政的精神”，⁽⁶²⁾“此种现象实为民主政治发展之重大障碍”，⁽⁶³⁾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中国农民党被迫采取秘密活动方式。随着国民党在“军事方面，节节失利；经济方面，濒于崩溃；政治方面，亦逾加分歧”，⁽⁶⁴⁾特别是“勘乱”总动员令发布，中国农民党认为“和平竟告绝望”。⁽⁶⁵⁾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纪念“五一”节口号》和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文告，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通电、宣言和声明，认为它“符合于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⁶⁶⁾中国农民党也表示“当无不乐闻此项消息”，⁽⁶⁷⁾此时虽然中国农民党依旧标榜“对目前时局绝对保持中立态度”，⁽⁶⁸⁾但中国农民党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强调“对中共持观察态度，注意其发展，研究其政策，不主动求好感，并避免恶感”；另一方面“对政府持应付态度，党与政府保持距离，不以党的立场参加政府”。⁽⁶⁹⁾对国民党政府是“厌恶”，对中共则是“害怕”。⁽⁷⁰⁾1949年1月，中共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这不能说不是可以令人欣慰的”，⁽⁷¹⁾瑏瑠但国民党对和平缺乏诚意，自此中国农民党才最终抛弃了国民党而真正转向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中国农民党的选择是时势逼迫的结果，但也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

（二）中国农民党的解散

自1948年8月起，中共开始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并就筹备召开新政协问题同他们进行了商讨，很快达成了初步协议。1949年1月22日，在东北和华北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袖和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乌叙伦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意见》，表示：“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⁷²⁾1949年4月，中国农民党主席董时进自香港派代表到北平，谋求农民党作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5月17日，董时进自香港到达北平，致函周恩来要求会见。6月5日，李维汉在北京约见董时进，批评了他在1948年公开发表的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土改的文章，指出他在解放区土改高潮时反对土改，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农民党的路线成了地主路线。因此，农民党并不代表农民，而是代表地主富农利益，并且组织严重不纯，不能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董时进表示接受批评，农民党可以宣布解散，并愿意推荐农业技术人员贡献技术。1949年6月25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宣言》宣称：“本党中常会决，自即日起停止本党一切党务活动。号召全体党员一致在中共和即将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的领导下，将大家的学识技能和一切力量贡献出来，帮助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建设成功。”至此，成立仅两年的中国农民党解散了。

在抗战胜利后急剧的社会变革中，中国农民党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中国农民党，特别是以董时进为代表的一批长期关心和致力于改善中国农村事业的知识分子的诸多主张和实践追求，以及中国农民党党员对国事的关心、对和平与民主的呼吁，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的。

（彭兴华，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4级硕士生；潘洵，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注释】

(1)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M］，山东：青岛出版社1993年，前言第1页。

(2)储福：强暴的乡长和自卫队［J］，现代农民，1948，（3），第16页。

(3)心平：读后感言［J］，现代农民，1948，（8），第11页。

(4)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三）［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75页。

(5)关于农民节［J］，现代农民，1946，（1），第20页。

(6)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三）［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76页。

(7)周亿昌：我在农村发选举权证的经验和感想［J］，现代农民，1948，（4），第12页。

(8)景明：农人穷困的来由［J］，现代农民，1948，（11），第12页。

(9)吴云复：替我们解除痛苦［J］，现代农民，1947，（1），第15页。

(10)陈笙：不要再打仗了［J］，现代农民，1948，（8），第8页。

(11)禁征农工［J］，现代农民，1942，（2），第1－2页。

(12)宋平，蒋介石生平［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5页。

(13)现代农民，1948，（6），第8页。(www.xing528.com)

(14)物价疯狂上涨请政府拿办法出来［J］，现代农民，1948，（7），第1页。

(15)陈笙：不要再打仗了［J］，现代农民，1948，（8），第8页。

(16)曲日升：救济农产品价格［J］，现代农民，1947，（1），第15页。

(17)陆诒：对土地法的观感［J］，现代农民，1948，（6），第8页。

(18)韦伯齐：为长江流域的垦农呼吁［J］，现代农民，1948，（5），第13页。

(19)有名无实的乡村教育［J］，现代农民，1948，（12），第8页。

(20)临时社员大会议决，本社改名中国农业协会［J］，现代农民，1946，（1），第7页。

(21)杨朴：佃农写真十则［J］，现代农民，1946，（7），第17页。

(22)叶兴艺：现代中国第三势力的渊源流变［J］，甘肃社会科学，2005，（6），第106页。

(23)鲁广锦：略论现代中国的中间势力［J］，东北师大学报，1994，（5），第5页。

(24)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三）［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97页。

(25)政坛上的匆匆过客—中国农民［EB／CD］．http://www.njzx.gov.cn/Default.asp?WP=P1V3&PARA=［［ICNID：12116］］。

(26)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三）［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75页。

(27)同上，第589页。

(28)同上，第600页。

(29)同上，第630页。

(30)同上，第589页。

(31)董时进：和真比战难么？［J］，现代农民，1948，（12），第15页。

(32)中国农民党致书美大使响应和平运动［J］，现代农民，1948，（3），第12页。

(33)争取和平，劝告停战——农业界发表宣言［J］，现代农民，1947，（7），第6页。

(34)张泽农：立刻和谈，改组政府［J］，现代农民，1948，（8），第10页。

(35)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三）［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76页。

(36)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三）［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76页。

(37)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三）［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76页。

(38)同上，第583页。

(39)同上，第577页。

(40)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三）［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17页。

(41)佳杰：骗选国大代表［J］．现代农民，1948，（3），第15页。

(42)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农人参加集会［J］，现代农民，1948，（6），第16页。

(43)什么是当前最迫切的农村问题［J］，现代农民，1948，（5），第1页。

(44)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三）［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79页。

(45)同上，第588页。

(46)国民代表暨政府诸公钧鉴［J］，现代农民，1948，（6），第15页。

(47)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三）［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20页。

(48)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三）［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88页。

(49)同上，第693页。

(50)呼吁农民参加政治［J］，现代农民，1946，（2），第7页。

(51)农民党致魏德迈备忘录［J］，现代农民，1947，（9），第22页。

(52)同①，第581页。

(53)同上，第587页。

(54)同上，第584页。

(55)同上，第580页。

(56)同上，第583页。

(57)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三）［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76页。

(58)同上，第620页。

(59)同上，第623页。

(60)同上，第616页。

(61)同上，第604页。

(62)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三）［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28页。

(63)同上，第586页。

(64)同上，第606页。

(65)同上，第587页。

(66)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507页。

(67)同①，第590页。

(68)同①，第606页。

(69)同①，第607页。

(70)同①，第588页。

(71)同①，第591页。

(72)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5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