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二黑结婚》:个人叙事与意识整合

《小二黑结婚》:个人化叙事与主流意识的整合

唐克龙

作为赵树理的成名作与代表作《小二黑结婚》，问世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几十年的雨雪风霜没有销蚀它的光辉。相反，倒把它打磨得更加玲珑剔透，夺人心目。在21世纪的今天，在“众语喧哗”的所谓“后现代”背景下，我们重读《小二黑结婚》，复杂的心情难以言喻。它不仅仅使我们重温了那个年代那一代人的事，更让我们走近赵树理，看他如何锦心绣口、伶牙俐齿，把那一代人的事讲说得直到今天还鲜活如初，栩栩如在目前。

应该说《小二黑结婚》不是一篇能给我们巨大的审美愉悦感的“美文”。它的主旨相当明显，叙说方式也简单之极。然而就在这明显与简单之中，我们感受到了它挡不住的风情，它是一篇相当“抓人”的作品。它是赵树理随意为之的吗?问题不那么简单。那么回到本文，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启示一:个人化叙事与主流意识结合的可能性

按照周扬的说法:《小二黑结婚》是一篇“实践了毛泽东同志文艺方向的结果”的作品。而用今天时髦的讲法，则是一篇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它是赵树理根据左权一个青年民兵小队长和一个美丽的农村姑娘为争取婚姻自主而被村干部打死的故事改编的。经过赵树理的一番点化，这个本来悲悲切切的乡间故事变成了一篇颇具喜剧色彩的小说。这样一篇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背景下创作的小说，却没有我们惯常所见的同类作品中那种十分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秘密究竟何在?我们认为，就在赵树理成功地实现了个人化叙事与主流意识的结合。

中国文学历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这个传统积久而成为一种价值取向，延续既久，对文学的支配作用也既深且巨。五四文学革命企图把文学与意识形态的中心分离，企图退出意识形态的中心，退回到人生、历史、生命之中去，重建文学的本性。应该承认五四文学的先驱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在叙事文学领域，鲁迅、郁达夫等作家基本上成功实现了叙述的个人化，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然而文学的本体化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文学到底是什么?五四时期“众语喧哗”的文坛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言说的多元给此后文学的发展留下了充足的空间。到了20世纪30年代，意识形态终于长驱直入这个空间，使文学充满了强烈的主流意识。与此同时，作为五四文学的延续，个人化的写作虽然在文坛乃占有一席之地，但已日益遭到排挤。现代文学终于在抗战特别是《讲话》发表之后产生了巨变，工农兵文学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流，虽然还有一部分作家坚守个人叙说，但声音已极其微弱。作家被迫失去个性，影响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公共写作”的诞生。但是就在这整齐划一的异口同声中，我们听到了一个独特的声音，他就是赵树理。他一样是时代的歌者，但他吟唱的独特、别致使我们再也难以将他忘记。

作为官方意识的自觉传达者，赵树理的叙述迥异于他人。在他的作品里，找不到观念的图解与概念的堆积。他说:“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就冲谈了。”这句话表明赵树理对叙事操作是有充分的心理自觉的。他之所以能蹊径独辟，与他的这种自觉性关系甚大。在《小二黑结婚》这篇小说中，他到底表达了什么呢?小二黑和小芹的爱情故事吗?不是，他要传达的是:爱情，这样一件本来十分纯粹的个人化事件，只有当它依附于新政权时才有可能实现。因此赵树理在此叙说的不是曲曲折折的个人化爱情波折，而是一件政治化、权力化的婚姻事实。作者叙述上的故意遗漏、情感的有意规避，以及行文的轻松幽默，都是为了抵达这一叙述终点。我们在此可以分析一下他是如何达到此目的的。

小说标题《小二黑结婚》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叙述上的圈套。赵树理为什么不写成《小二黑的爱情》殊耐玩索。在中国伦理观里，结婚本是纯粹个人的事件，儒家道德的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齐家”是“内圣”至于“外王”境界中重要的一环。传统道德把婚姻看做道德秩序的物化，看做道德稳定的一个标尺。对个人而言，婚姻则是个人情感的依托与必然要求。赵树理用“结婚”这一结局性的事件，巧妙引开了读者对过程性爱情描述的期待与关注，从而避开了情感过程不可罢休的叙述诱引。否则，一旦赵树理展开对小二黑与小芹爱情故事的叙述，他必然滑入庸俗的爱情小说的窠臼。如此一来，他势难阻止主观情感的介入，而情感倾诉的大门一旦打开，这篇小说如何收场，赵树理就很难控制了。这样，他的先在意图就将全盘颠覆。

在这篇小说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物被简单三分:以小二黑、小芹为代表的正面人物，以金旺兄弟为代表的反面角色和以三仙姑、二诸葛为代表的中间派。在展开这三派人物的矛盾冲突、揭示新旧权力的斗争时，赵树理没有把他们的意识表面化、观念化，没有简单地给人物贴上标签，作平面处理。而是采取了生活化的叙事，也就是赵树理自己所说的“评东家长，论西家短”的方式。如表现二诸葛的迷信落后，作者没有站出来大发议论，他只是用一连串生动有趣的细节，如动不动翻历书、掐指算黄道吉日来使观念具象化，表现三仙姑的这一点也是采取同样的办法。我们甚至在文本中找不到一处有“落后”、“迷信”字眼的地方。作家完全相信生活本身，让生活本身展示它本来的面目，使接受者读来宛如身受;同时在叙述过程中，作者又用喜剧性的叙事手段揭示观念意识。比如小二黑被押到区上去以后，二诸葛请求区长“恩典恩典”那一节，浓烈的喜剧色彩令人忍俊不禁。而在一笑之中，读者已悄悄完成了对人物的道德评判。生活化使叙事具体可触，亲切如在目前，喜剧性则使叙事生动鲜明，令人回味无穷。二者的成功结合不唯突出了主旨，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阅读勇气。

《小二黑结婚》要表达的社会意识是简单的。换了另外一个叙述者，也许会在把它变成一套标语口号、一阵宣泄之后草草收场。但是赵树理显然高明得多。他把标语口号转化成引人入胜的故事，使读者于潜移默化中悟出一点什么。他没有把人物观念化，而是极力形象化。叙述的长度安排保证了故事的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比如“斗争会”一节，正反两方人物的交锋在长度叙述中完成，故事获得了完整性，同时观念化的意识也获得充分的时间与理由隐蔽自己，而形象化的人物和生活化的故事站在前台，成功地完成了作者想要他们完成的意图，并且不露声色，令人信服。

和赵树理其他作品一样，这篇小说的目的也是“劝人”，也就是说，他必得表达主流意识，必得把观念形态随作品一起交给读者。我们看到，他“劝”得是多么委婉曲折，表达得是多么不即不离而又中拍中节。奥秘全在他的“劝人”手段上。他把个人化叙事与主流意识的表达这看似水火不容的手段和目的的结合相当成功地完成了，达到了“五四”以来此类文体的高峰，此后也似乎没有能出其右者。

然而掩卷沉思，我们觉得，仅此一点好像还不足以说明赵树理小说的魅力，那么，让我们再一次走近赵树理，走进《小二黑结婚》文本，让我们看看，在小说技术这一层面上，《小二黑结婚》是如何使得它的“作者意图”得到凸显的。

启示二:创造性继承与转化传统的可能性

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身历新旧文明的激烈冲突与转化，在对传统投以怀疑目光的同时，开始张开双臂，热情迎接欧风美雨的沐浴。文学观念发生了裂变，文学技法随之也呈现出迥异于前的面貌。基于集体无意识思维模式而形成的群体写作开始淡出，而一批观念激进、技术新锐的个人化写作开始抢占前台，波澜壮阔的20世纪中国文学于斯滥觞。然而很明显的是，在此背景下崛起的个人化写作，仍然是面向受过良好教育阶层的“精英写作”，是背对庞大的文化层次较低阶层的喃喃自语。一方面，写作者希望他们的作品能起到唤醒大众的作用;一方面，他们又与大众在审美观念和接受方式上拉开了距离。只要不是抱定了“为未来写作的坚定决心，任何作家都必得寻找出路”。在这一列长长的“寻路者”队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自信、脚步稳健的身影:赵树理。

赵树理涉笔之初，也曾迷惘，也曾彷徨。在师范读书时，他也“学着写了新诗新小说，学习欧化”。但是不久，他“厌其做作太大，放弃了”。因为欧化不适合中国受众的接受心理，与中国的传统审美相去不舍云泥。作为一位为既定的阅读群体而写作的作者，赵树理自觉而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为此，他求援于被一些人鄙夷不屑、被“打入冷宫”的传统资源。细读《小二黑结婚》文本，我们发现，赵树理在小说叙事思维、结构和语言上用力甚轻，从传统里获益甚大。对此，我们不妨作一粗略分析。

考察《小二黑结婚》的叙事思维，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与传统一脉相承的关系。在中国人的民族心理积淀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凡事力求圆满。文学为适应这种心理需求，浸久也形成了一种“大团圆结局”叙事思维模式:故事发展、人物命运一波三折，中间经过无数悲欢离合，最终皆大欢喜。在《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和小芹的婚姻事件在趋向既成事实的过程中，由于新旧权力的斗争而一再受到挫折:既有两位“神仙”的干扰，又有以金旺、兴旺为代表的旧势力的干扰，中间经过若干斗争，最后小二黑和小芹终结连理，新的权力取得胜利。这种叙事模式符合受众的接受规划和习惯，文本作为活的事件得到合乎逻辑的展开，而作为结果发生的事件与读者心中的“预期结局”对上了号。读者得到满足，作者也获得了“愿望实现”的释然，可谓两全其美。(www.xing528.com)

《小二黑结婚》的结构也与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赵树理本人对结构是非常重视的。他曾说:“写小说搭架子最难，差不多要用去写作品所花费的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一二。”中国传统的白话小说以及说书人的讲说往往采用“链式结构”，即文本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承接关系:上节点出某人某事，下文紧接着就叙述该人该事。这种结构在叙事上造成了一种紧张气势，读者的兴趣被有效调动，欲罢不能，必欲一读而后快。《小二黑结婚》成功运用了这种结构。如第一节最后一段写三仙姑下神，第二节开头就讲“三仙姑下神，足足有十年了”;第二节最后一句是“这秘密在她女儿小芹身上”;第三节开头就从小芹叙述起，等等。除去第五、六节之间不是链式关系，全文其余十节均为这种结构。

结构上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章回模式”，在赵树理的小说中还可找到其变形的痕迹。受传统美学“对偶”原则的影响，白话小说的章回数目一般为偶数，如《红楼梦》有八十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其他白话小说也大致如此。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我们也发现了这种有趣的现象，当然传统的章回变成了章节。如《小二黑结婚》十二节、《三里湾》三十四节、《李有才板话》十节、《李家庄的变迁》十六节、《登记》四节、《表明态度》三十四节等。当然，这也许是与传统的一种无心暗合，但基于赵树理对结构煞费苦心的态度，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这是他的有意安排。

赵树理摒弃了章回小说中陈腐的对联式标题，而变通使用了与整个文本的叙述口吻相一致的、极富乡土气息的口语式标题，以概括每一叙事单元的故事梗概。如“神仙的忌讳”、“三仙姑的来历”、“三仙姑许亲”等等因为赵树理的接受群体是受教育不多的广大农民，这种简洁化、平易化的标题有助于他们抓住中心，保持高度的注意力。

细续《小二黑结婚》，我们会发现它的语言清新爽健，充满活力。实际上，语言往往能决定一个文本的成功与否。赵树理十分注意语言，他曾说:“我尚未完全绝望者仍在语言。”《小二黑结婚》的语言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最大的特点乃是对语言陌生化的反动，即反陌生化。语言的陌生化，依我们的理解，是指语言以一种悖于自身惯有的构造规则和接收习俗而呈现出来，往往引起阅读挫折感的一种倾向。五四时期深受西方影响的个人化小说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即是一种陌生的写作。赵树理所说的“做作”即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它对浸淫于中国传统中的读者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难以接受的。反陌生即反其道而行之，力求语言贴近经验事实本身，贴近特定阅读集体的特定语言期待。那么在《小二黑结婚》这篇小说里，语言的反陌生化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我们看到，在《小二黑结婚》里，语言呈现为一种自然生长、朴实本分的乡土化色彩，但是与某些乡土作品不同的是，它又并非某一地域的方言展示，而是经过了提纯，成为一种普通话化的乡土化。如此一来，它的接受群体无形中就扩大了规模，小说中叙述人的语言与人物语言达到了高度一致，都是纯粹的口语化。为避免接受者阅读陌生感的出现，赵树理竟然将“然而”、“于是”这类在书面语体中不可或缺的连接词都成功放逐了;另外一个特点是语言的动作感相当强烈(也有论者称之为戏剧化)。整个文本基本上不涉及冗长单调的环境描写、心理描写。因为这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也是一种陌生，如果保留，势必遭到他们无情的遗弃。

赵树理反陌生化的努力，使我们联想到传统白话小说、说书等艺术形式类似的语言策略。应该说赵树理从中汲取了有益的养分。这种反陌生化的成功，能使接受者在再创造过程中获得对于他们熟悉情境的完整性、连贯性的认识，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意义的愉快交流和经验的“在场”，从而使一文本获得生命，得到承认。

综上所述，不管是叙事思维的力求圆满、结构的苦心经营，还是语言上的反陌生化，实际上都是赵树理“认同策略”的成功体现。所谓认同，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是指读者在阅读文本时，有一个对他所阅读的东西逐渐同化的过程，也即与他自己之外的某人某事建立密切的关系，借此达成对陌生事物的体验的过程，即认同。虽然作者的目的是传递经验，但首先是传递对此经验的态度，因此认同首先是一种策略，而不是目的。作者靠它来激发读者积极的态度。认同感愈强烈，则此策略的运用愈成功。而此策略的运用要想成功，写作者必得把读者放在中心位置，必得采取各种使读者感到亲切的手段展开文本，从而使读者积极卷入，完成一个完整的创作—阐释过程。赵树理以既定的阅读群落为对象进行写作，写作过程中采用了各种各样易为此群落接受的艺术手段，事实证明他获得了成功:读者的反应热烈而又持久。“认同策略”展现了其迷人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赵树理文集:第1卷[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0.

[2]赵树理.赵树理著作年表//赵树理文集:第4卷[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0.

[3]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文集:第4卷[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0.

[4]赵树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赵树理文集:第4卷[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0..

[5]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文集:第4卷[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0.

[6]赵树理.赵树理谈语文教学//赵树理文集:第4卷[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0.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