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思想关系比较及研究方法

二、古今中外各家思想的关系与比较

（一）各家思想之异同创因真假醇杂的比较研究

例如儒、墨、道、法四家，在大体上是相异的。孔、孟，或老、庄，或申、韩，每一对各自在大体上是相同的。但如严格地研究一下，便会发现孔与孟，或老与庄，或申与韩，每一对，又是同中有异，或因中有创的（颜元、李塨、王源三人亦然）；儒、墨、道、法四家，是异中有同、创中有因的。（陆、王与禅，周、邵、程、朱与道亦然。潘平格已明言其相近，见李塨《恕谷文集》、《万季野小传》、《醒葊文集序》、《学记·恕谷四》，及归庄《玄恭文续钞》、黄宗羲《南雷文案》。而清代汉学如考据、校勘、目录、金石、辑逸等，几尽启于宋儒，亦经皮锡瑞提出五证，见《湘报类纂》乙集下，《皮鹿门学长第七次讲义——论圣门四科之学》。）他如《礼运》“大同说”和《论语》等书比较一下，便会发现其到处互相矛盾，误二为一；再把《礼运》“大同说”和《墨子》一书比较一下，便会发现其到处互相符合，误一为二（详见俞樾《宾萌集·公私说》、王祖畲《王文贞文集·读礼运论》，及拙作《评梁任公先生先秦政治思想史》一文）。这在儒家方面言，是以他家之说为自家之说的（宋明理学家亦多如此）。又若荀子固然和孟子大不相同，但如将其所骂思孟二人之语，与《荀子》书中本人之说仔细比较一下，便会知道有许多是相同而不相异的（此点有前人如黄佐等之说为证）。《庄子·天下篇》讥慎到、彭蒙“块不失道”之说，而不知此说实与老、庄相同（此点详见拙作《评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册》）。这在荀子、庄子方面言，是以自己之说为他人之说的。又如《淮南子》入杂家，而实则多主道家，是杂中有醇；《春秋繁露》入儒家，而实则多混阴阳家、道家，是醇中有杂。儒家荀子言礼，与法家言法，多名异实同；庄、荀、墨、名诸家谈名，多名同实异。其余另详后面“先内博而后外博的博学步骤”、“中国思想与多方面的问题”两节。我治学很喜欢比较，如昔曾作《孔丘左丘墨翟三种教义之比较观》、《韩非与道儒墨三家之异同》、《老易异点论》三文（均见《中国学术大纲》“中国哲学”）和《中国三大思想之比观》一书，由今观之，虽未详尽或未完全正确，但已因此而更深切的认识了。近著《中国近百年思想史》一书，亦侧重比较，视前作为可观。此已可见比较法之极为重要了（其他如《墨经》的求同、求异、同异交得三法，梁任公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史迹之论次》所述“同中观异，异中观同”，亦可参看）。

（二）先内博而后外博的博学步骤(www.xing528.com)

我们整理中国学术思想，第一步，要先采用西学的方法；其次，才是把西学的内容来比较。而就此比较来说，我也以为要“知所先后”。就空间而言：应该先拿中国思想去比较中国思想，而后拿中国思想去和外国思想比较，例如先把荀子去比同国的孟子，而后把荀子去比异国的亚里士多德。不去比亚里士多德，尚不要紧；如不去比孟子，那就大不可了。就时间而言，应该先拿古代思想去比较古代思想，而后拿古代思想去和近代思想比较，例如先把先秦诸子去比同时的先秦诸子，而后把先秦诸子去比异时的宋明理学。不去比宋明理学，尚不要紧，如不去比先秦诸子，那就大不可了。反之，如研究近代思想，则应该先拿近代思想去比较近代思想，而后拿近代思想去和古代思想比较，例如先把孙中山先生去和康、梁、谭等“公羊派”比较，而后把孙中山先生去比较古代儒家如孔子等。就学科而言，例如研究孔子哲学，应该先把孔子的“仁”去和孔子的“恕”对比，而后把孔子此种人生哲学，去和孔子其他如政治哲学等对比。又如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应该先把此人的井田、均田、限田等思想去和他人的井田、均田、限田等思想对比，而后把这种“分配”的思想去和“生产”的思想对比。就宗派而言，应该先比同宗派者，而后去比异宗派者，例如先把功利派的陈亮、叶适等互相比较一下，而后再拿陈亮或叶适去和性理派的朱熹比较；先把道家的老子、庄子互相比较一下，而后再拿道家去和儒家比较。为什么定要照此种次序？这是因为中国思想与中国思想，古代思想与古代思想，同科思想与同科思想，同派思想与同派思想，是较有密切的关系的。至于中国思想与外国思想，古代思想与近代思想，此科思想与他科思想，此派思想与他派思想，有的没有关系，有的虽有关系，终也比不上前一类之密切（*）。今之学者，多未明此种研究或比较的次序，往往比外而不比内，比人而不比己，未免有点“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的味道；而且因此便不免生出拟不于伦、似是而非的错误。例如梁任公先生比墨子于马克思和基督，我们总觉得三者缺乏可比性：墨子主张个人慈善的空想的社会主义、阶级妥协，马克思主张国家分配的科学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墨子主张现实世的宗教、务抵抗；基督主张他界未来世的宗教、无抵抗。梁漱溟先生的以孔、老和印度佛学相比也非极合。老子主为我、长生、不勤（孔与老又不相同），佛氏主无我、厌世（*）、苦行。今人又多认北朝的均田制度就是现今的社会主义，其实二者几乎一一相反（详见我编的《中国通史述要》）。而研究中国思想的采用西洋名词一问题，我也以为，我们在此时候，对于名词绝不可纯粹采用西洋，也不可完全仍用中国；必须在中国名词不易懂和不切合的情况下，然后才采用西洋名词。反之，如西洋名词仍不易懂和不切合，也就仍用中国名词。总之，关键在易懂不易懂、切合不切合，至于中西固暂可不分。再切实些说，就是我主张不用不易懂和不切合的古名词和西名词，并且不随便地用古典和详典，一切名词与论述，均以易懂切合为标准。

我所谓先内博而后外博，已略如上面所述。内系指较有关系的本国、同时、同派、同科等，外系指较少关系的外国、异时、异派、异科等。但此亦只在大体上、比较上言之罢了，学者不可固执，尤其是宗派、学派二者，有时更有例外。就是所谓外国思想与中国思想的关系方面，在现代的情形也就和从前不同了。有许多提倡宗教的宗教家，受西方基督教与佛家的影响比受中国方面的道、墨诸教的影响来得大；有许多提倡社会主义的无产者，受西方马克思、列宁的影响，比受中国方面儒、墨诸家均产说的影响来得大；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受西方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等的影响，比受中国方面道家、许行等虚君说、无君说的影响来得大。许多民权主义者，受西方卢梭、孟德斯鸠等的影响，比受中国方面孟子民贵说的影响来得大。这是因为在古代的中国闭关自守，不与西洋往来，所以不生关系；在现代的中国，门户大开，与西洋交通，所以发生关系。又如方法方面，则不但应该先西洋，而且须多借重西洋，亦不可与此处之“先本国而后外国”一言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