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思·亨利：南方的裂像

贝思·亨利于1952年5月8日出生在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城，她的父亲查尔斯·博伊斯（Charles Boyce）是一位律师，母亲伊丽莎白·乔瑟夫·亨利（Elizabeth Josephin Henley）是一个演员。贝思在家中姐妹四人中排行第二，曾就读于南方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于1974年获得了戏剧专业学士学位。随后，她到伊利诺伊州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e）读硕士，专攻表演。因为母亲是演员的缘故，贝思从很小开始就在剧院里生活，因而熟悉剧院里的各种场景，并且喜欢她母亲所主演的每一部戏和每一个角色。早在读大学期间，贝思就创作了独幕剧《我忧伤吗》（Am I Blue, 1972）。1974年该剧在南方卫理公会大学首演，从此，贝思的剧作开始引起关注。1976年，贝思搬至洛杉矶居住。当时，她原本只是想当演员，而非成为剧作家，但是洛杉矶没有给她什么表演的机会。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她转向剧本创作，写出了《心灵之罪》（Crimes of the Heart, 1979），一举获得了成功。《心灵之罪》于1980年12月9日开始在外百老汇剧院上演，1981年11月4日开始在百老汇剧院上演，连续上演了500余场。1981年，贝思带着该剧登上了美国戏剧界的最高奖坛——普利策奖，打破了普利策戏剧奖颁奖史上23年来无女性剧作家获奖的现象。此后，该剧又获得了纽约剧评界最佳美国戏剧奖和托尼奖提名，1986年被改编成电影后，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改编奖的提名。在舞台剧以及电影电视的合力推动下，贝思·亨利的名字以及她的剧作《心灵之罪》变得家喻户晓。

和《心灵之罪》一样，贝思·亨利的作品多以美国南方为背景，主要反映南方家庭的解体。幽默调侃中夹杂着哥特式的恐怖描摹，人物对话精辟，语言具有南方口语传统，故事的展开巧妙而跌宕，细节丰富，让观众在对剧中人物产生绝望的同时忍不住笑出声来。这就是贝思·亨利剧作的魅力所在。约翰·西蒙（John Simon）在他所撰写的《美好的姐妹情谊》一文中指出，贝思富于魅力、温情与坦诚，是一位艺术风格鲜明、视野独到的作家。^[23]评论家哈姆（Humm）则对贝思戏剧的人物对白尤为感兴趣，称其“自然而富有原创性”^[24]。琳达·佩琪（Linda Paige）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去考察贝思的剧作，认为贝思戏剧中女性主义意识强烈，反映了女性寻求自我、独立、转变的过程。^[25]弗兰克·瑞克（Frank Rich）在评论中则称赞贝思“笔下的人物质朴无华，没有丝毫的暴力和肮脏”^[26]。卡尔曼（Kullman）则称“贝思·亨利的戏剧世界是荒诞悲剧与悲情喜剧的混合”。在他看来，贝思·亨利“有一种化解不可能化解的问题的能力，幽默与恐怖混杂在一起，用一种哥特式的弦外之音制造了一种荒诞的效果。让人物在特定的南方背景下说南方话。所有这一切都是贝思·亨利的标志性特征。”^[27]

《心灵之罪》以70年代的美国南方小镇为背景，塑造了马格拉斯（Magrath）三姊妹形象，讲述了她们的人生悲喜剧。由于生父离家出走，生母自杀，马格拉斯三姐妹蕾妮（Lenny）、梅格（Meg）和贝蓓（Babe）从小和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外祖父是她们真正意义上的监护人。作为男权社会的代言人，外祖父依照南方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调教三姊妹，并按照追求物质财富和追逐名利的原则安排她们的生活：贝蓓因为年轻漂亮而被外祖父安排嫁给了镇上有钱有势的议员，期望借助婚姻“一步登天”^[28]；梅格有一副好嗓子，所以被外祖父劝说到洛杉矶去寻求事业的发展，期望成为好莱坞的明星；蕾妮是三姊妹中最不幸的，她患有子宫萎缩症，因而成为“没有用”的女人，也是没有男人会娶的女人，只有留在两位老人的身边，成为他们的保姆。然而，三姊妹的生活轨迹并没有如外祖父所愿地发展，而是出人意料地悲惨：蕾妮因一直待在老人身边而变得敏感且沮丧，最终成为一个多疑、怪异的老处女；梅格没有能够出人头地成为明星，而是成为饲料公司的记账员；贝蓓的命运则更为令人震惊：因为不满外祖父给她安排的这段婚姻，她始终看不顺眼她那有权有势的丈夫，在她的一段婚外情被丈夫发现后，为了保护情人，她开枪击伤了丈夫。全剧的开始便是贝蓓射伤了她的丈夫之后与梅格和蕾妮相聚在一起的场景。经历了不同生活的三姊妹在重聚中宣泄了各自压抑已久的情感，分享了彼此生活中的秘密，缔结了姐妹情谊。

评论家克雷格（Craig）指出：“贝思善于用裂像——把古怪、哥特的意象与简单熟知的意象挤压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源于她的南部文化。”^[29]确实，马格拉斯三姊妹是三尊扭曲、变形了的裂像，她们给人以怪异、恐怖和不可思议的印象。三十岁的蕾妮孑然一身，想找个男友，却因子宫萎缩症而不能实现自己的心愿。她的愿望与现状形成鲜明的对比与反差，成为一幅蕾妮的“裂像”，映射出男权社会中，作为生育工具而存在的女性所承受的压力和压抑。当没有生育能力的蕾妮成为被男人放弃的“废物”时，当她身边的男人都不看好她、甚至她的外祖父也不看好她时，我们能够感受到蕾妮内心的苦闷与忧伤。她对梅格说：“我的卵巢发育不健全，我不能生孩子。男人会爱我什么呢？什么样的男人会爱我呢？”这虽然看起来是一种自问，但更是一种诘问。所以，贝思笔下的蕾妮不是一个抑郁疯癫的女人。相反，她是马格拉斯三姐妹中最具勇气的女人，也是最具觉醒意识的女人。在戏剧的最后，蕾妮让她的昔日男友忽略了她的子宫萎缩症。这样，贝思暗示女性主义影响下女性的自我意识的变化以及男女关系的变化，嘲讽了外祖父象征的父权制。

与蕾妮最初严重的自卑分裂不一样，梅格自幼得到外祖父的重点栽培，从来对自己都是信心满满。然而，她最终却成为一个对别人毫无感恩之心、自私的“坏女孩”。梅格的“裂像”是她受到的精心培养和自我中心之间的反差。对于这个三姊妹中唯一拥有艺术细胞的女孩，外祖父为梅格精心谋划，试图将来引她走向好莱坞。但是，梅格并没有用潜心修炼自己的艺术才华去回报外祖父的培养，而是成为一个毫无爱心和责任心的人。她在外游手好闲，从不主动与家人联系，也舍不得花费时间和金钱打电话问候家人，甚至对收到的家书也懒得阅读。她一度与镇上的男子道哥相恋。当时小镇即将遭遇恐怖的“卡米尔”飓风的侵袭，人们纷纷弃家出走。而此时，梅格却心血来潮，要恋人留下陪她，并暗示这样才愿嫁给他。后来，她的恋人不幸在飓风的袭击中瘸了一条腿，而她自己却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最终，梅格的“明星梦”并没有能够实现，为了生存，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她只能在一家猪饲料公司谋得一份差使。贝思用梅格过平庸生活的结局去讽刺外祖父的判断力，同时也讽刺那些被虚荣心驱使的自私女人。(www.xing528.com)

贝蓓的“裂像”则是美丽贤惠与她的杀人犯形象之间的反差。如果说蕾妮令人敬重，梅格令人生厌，贝蓓则是一个令人同情的人物。她生性敏感，渴望真情，然而在象征父权的外祖父的一手操纵下，她嫁给了镇上看起来最具远大前程的扎克里。贝蓓能够嫁给扎克里，用外祖父的话说是掉进了蜜罐，从此只消等着青云直上。然而，贝蓓不爱扎克里，还频遭扎克里的暴力虐待。在与镇上一名黑人男孩的婚外情被发现后，为了保护心上人，贝蓓开枪打伤了自己的白人丈夫，因此“一夜成名”。

与其说马格拉斯三姊妹各自是一尊裂像，不如说她们组成了一尊具有裂像特征的群像，其中以蕾妮为主。蕾妮的命运充满隐喻，她是作为“第二性”的女人的代表。在男人的眼中，“女人是生理上和精神上都有病”，因此女性有分裂感。她们自以为是什么与她们被认为是什么之间总是有偏差。^[30]梅格和贝蓓是蕾妮隐藏的自我。自卑而压抑的蕾妮心灵深处是梅格式的狂野不羁以及贝蓓式的躁动不安。姐妹三人的性格组合起来映照出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性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冲突。

《心灵之罪》中三姐妹的命运裂像展现了女性被压抑和扭曲的自我，折射了美国南方的现实和世界的不景气，映射了女性生存中的紊乱与危机。拉夫林在她的“犯罪，欲望和团体：对于《心灵之罪》的女性主义解读”一文中称这部戏剧“形式上保守，主题上妥协，但是对于社会之于女性的压迫却意味深长。”^[31]确实，用激进女性主义的理念去衡量，《心灵之罪》算不上一部具有革命性的女性主义戏剧。在一些女权主义批评家看来，贝思·亨利笔下的女性人物对传统观念挑战不力，她戏中的女性形象是依赖于男性的、被动的传统女性形象。即便是贝蓓的自杀冲动、梅格的疯狂举动，以及蕾妮的压抑和古怪的行动，都只是反映了女性在男权压迫下所遭受的痛苦。她们拒绝但却没有改变，最终都采取了妥协的方式，接受了更稳妥的“男性现实主义传统”。亨利本人对于女性主义的态度也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她承认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如果说它意味着女性权利，”她说，“我当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是另一方面，她又否认自己的女性主义身份：“我憎恨这个词（指女性主义——笔者注），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她否认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受到了女性主义的影响。她说：“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并没有把女人写得好一点而将男人写得坏一点。我试图理解他们每个人……我觉得一些女人比一些男人好，这是事实。当然也有一些男人比一些女人要好。我其实并不想说谁好谁坏。我所喜欢的人物是那些在生活中挣扎着向上的人。那些被激情推向极致并做了一些极端的事情的人对于我来说极富吸引力。”^[32]她坚持认为“女人的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有些问题我可能没有写到，只是因为我缺乏必要的知识，但我不认为我作为一个女人限制了我所关心的问题的范围。”^[33]但是，无论怎样，从马格拉斯三姊妹的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出贝思·亨利看待世界以及男女关系的视角：世界充满了混乱与荒诞，人与人的关系中充满了芥蒂和隔绝，爱是一种不可靠的愿望和实践，唯有姐妹情谊可以延续与依靠。

人们往往总是拿贝思·亨利与其他几位南方作家相比较，比如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和尤多拉·威尔第（Eudora Welty），因为她偏爱写以南方生活为背景的南方古怪人物。《心灵之罪》中三个南方女性人物形象跟田纳西·威廉斯笔下的失意南方女性人物的确有相似之处。评论家西蒙说过：“蕾妮出自契诃夫，贝蓓出自弗兰纳里·奥康纳，梅格出自田纳西·威廉斯。”^[34]亨利也承认自己受到契诃夫、贝克特、萧伯纳和莎士比亚等人的影响，但是她否认受奥康纳的影响，说在发现一些评论文章说她受奥康纳的影响之前从没有读过她的作品。在接受访谈时，亨利说：“我总是被分裂的意象所吸引……荒诞怪异的和优雅天真的混合在一起，拄着拐棍行走的孩子，大头猫，喝果汁的驼背人等等。这些情景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一种象征。因为他们，生活变得丰富多彩。”^[35]确实，南方地域文化是亨利考察女性的自我和身份问题的重要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