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经过长期的海禁，闽粤沿海私人出海贸易的狂潮并没有被遏止，官府的禁令竟然成为一纸空文。一些具有冒险和开拓精神的商人纷纷南下，号称“走广”。他们依靠祖先积累下来的资本及建立起来的商业网脉，将生意的重心逐渐转移到更能赚钱发财的广东沿海，广州的珠江边聚集起闽、粤、徽籍海商。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春，正是粤海关建立的第二年，为了规范贸易和保证税收，广东官府、粤海关公开招募较有实力的商家，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同时代海关征缴关税，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
十三行是粤海关征税的总枢纽，洋行商人是惟一得到官方承认的外贸代理商，他们控制着广州口岸全部的外贸生意。为了保证洋行经营的底蕴和对外贸易的信誉，清政府规定，洋货行商人必须是“身家殷实，赀财素裕”的人。行商的营业执照，要花20万元从官府方面获得，虽所费高昂，却保证了行号财源广进。比起其他商团，洋行商人的资产更为集中，最显赫的家族是潘、伍两家，他们家业雄厚、园宅华丽，在当时是世界级的豪富。伍氏家族让行商的资产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但真正贯穿行商历史的却是潘氏家族。
潘氏是十三行历史上惟一经营长达百年的商家，从这个家族的第一位行商潘振承开始，他们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在广州的对外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洋行商号受外贸形势的影响经常兴衰变迁，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潘家商行能绵延不绝，是洋行中绝无仅有的。清代中国轻视商业，虽然潘氏商人是广东洋行界的领袖人物，但在现有的官书、方志中对他们发迹经商的历史是没有记载的。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清代中央政府外交、财政方面的档案中，挖掘出一些有关同文行潘振承、潘有度父子的历史记录。
早期对外交往中的潘振承
潘振承（1714—1788年），广州十三行同文行的创始人，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生于福建泉州府同安县栖栅社，原籍漳州府龙溪乡。他年轻时由福建到广东经商，1744年在广州开设同文行。洋行商人的行号在十三行街附近，但他们的住处却是比较分散的。潘振承致富后，1776年在广州珠江南岸海幢寺西侧购置了一块地，用来营建园宅。他在广州所建的有度龙溪乡四面环水，表示不忘故乡。今广州市海珠区龙溪首约、龙溪新街、栖栅街、潘家祠道等地，均为潘家旧宅的遗址。开阔的视野与拓展商业的能力，使同文行的商务冠于一时。潘振承凭借雄厚的资本和广泛的商业联系，在广州贸易界居于显要地位，他在对外贸易上的强大权势，在18世纪70至80年代，即清朝乾隆盛世时达到了顶峰，货物定价或商业事项基本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然后通过粤海关下达执行，因为当时的海关官员并不懂贸易。
作为一个外贸商人，潘振承利用自己对外交往的便利，曾为朝廷精心操办了一个乾隆盛世的中法文化合作项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一套清宫铜版画《平定西域战图》，纸本，册页，每开纵55.4厘米，横90.8厘米，清宫著名洋画师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安泰四人1764年绘制。1757年，清朝中央政府平定新疆准噶尔部叛乱获得胜利，为了给自己的文治武功留下生动的形象资料，乾隆帝决定用绘画形式记录这次重大历史战况。1764年，由十六幅分图组成的彩绘稿画毕，为追求逼真效果，乾隆帝听取郎世宁的建议，决定送往法国制成精美的铜版画。北京和巴黎相隔万里，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大胆的设想。
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保存着一份契约，那是广州十三行潘振承等十位中国绅商与法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在1765年签订的“《平定西域战图》刊刻铜版合同”。其中写道:行商先付银5000两，如风水不顺，其费用由行商支付。因为是“钦定”之画，合同中特别强调，务须雕刻精致按期带到。落款是潘同文等当时广州十三行的全体行商。乾隆三十年八月初一日（1765年9月15日）两广总督杨廷璋、粤海关监督方体浴在向皇帝汇报情况的奏折中提到，“法兰西国距粤程途五万余里，海洋风信靡常，船只往返迟速难定”[1]。为了避免海上不测，潘振承等将16幅组画分散在不同的商船运抵巴黎。
《平定西域战图》底稿送达法国后，巴黎皇家艺术院亲自挑选极负盛名的雕刻家参加制版。巴黎至广州的海路上，洋船往返迟误莫测，使这项工程历时十一年之久。《平定西域战图》这套组画，用西洋绘画形式描绘中国的历史场面，既有很高的艺术品位，又具独特的史料价值，被视为200多年前东西方艺术合作的经典巨作。值得遗憾的是，当组画全部制成送抵紫禁城时，参与起稿的郎世宁、王致诚二人已先后去世，未及见到成品。
清宫档案中还有潘振承向皇宫推荐西洋人才的记录。康熙至乾隆年间，一些学有专长的西洋传教士登陆广州，希望进入皇宫任职，洋行商人是官府认定的管理洋人的媒介，在得到进京旨令之前，十三行就是洋人下榻的客栈和休整学习的场所。到了乾隆朝后期，在紫禁城当差的西洋人相继故去，广东官员多次奉到圣谕，要求洋行商人留心寻找西洋人才。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初三日（1781年5月25日）两广总督巴延三再次接到上谕，“向来西洋人有情愿赴京当差者，该督随时奏闻。近年来，此等人到京者绝少，曾经传谕该督，如遇有此等西洋人情愿来京，即行奏闻，遣令赴京当差，勿为阻拒。现在堂中如艾启蒙、傅作霖等具相继物故，所有西洋人在京者渐少，著再传谕巴延三，令其留心体察，如有该处人来粤，即行访问奏闻送京。”[2]这道上谕发下一年多之久，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782年9月8日），两广总督巴延三终于向皇帝回复了一份奏折，报告洋商潘振承推荐西洋人进京当差。文中提到，洋行商人潘文岩找到了通晓天文的洋人罗机洲和西医麦守德，二人搭乘瑞典商船到广州，愿意进京效力，广东官府已派专人伴送洋人赴京。[3]这两位西洋人，后来都成为皇宫的重要人才。文中提到的潘文岩，实际就是潘振承在户部注册时所用的官名，在清政府的档案中都是使用潘文岩这个名字。
在潘振承向皇宫推荐西洋人才的同时，还同十三行的其他几位商人蔡世文、陈文扩、石梦琼和蔡昭复联名向朝廷举荐洋人多罗管理十三行的外商。这件事的前后过程，记录在乾隆四十七年两广总督巴延三致军机处的一份咨呈中。[4]
行商受益虽多，责任亦重，官方认为他们能够而且应该管理广州商馆的外国人，行商就成了外商在中国开展商务的监护人。清政府希望通过类似保甲制的方式，把中外商人联成一个利害与共的整体，最终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虽然，潘振承可谓经营有道，但面对朝廷、官府也承受了说不清道不尽的压力。为了严格划分华洋界限，对于进入广州十三行的外国人，清政府只允许他们做生意或进京效力，不准他们与华人来往，更不能在中国传教。1784年发生了乾隆年间最大的教案，寄居十三行的西洋人与华民私通，在湖北、陕西等地秘密建教堂传播天主教。据军机处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1784年12月22日）大学士和珅以600里加急快递传达乾隆皇帝密谕，令已启程赴京参加千叟宴的广东巡抚孙士毅“不拘行至何处，接奉此旨，即驰驿兼程回粤。此事该抚办理错误，不准其来京入宴。”[5]接到这道上谕，孙士毅已经走到江西途中。
传教士们平时都是出入十三行商馆，当下出了大事，作为首席行商，潘振承责任重大。清政府认为，“西洋人来广贸易，寓居商人十三行内，该商分应稽查约束，岂容内地奸民与之交接”。[6]天主教的蔓延是因为“西洋人赴广东贸易，与内地民人勾结以致潜往各省”。[7]潘振承与洋人来往频繁，一定早知道此事。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初二日（1784年11月14日），大学士和珅传乾隆帝谕旨:洋商潘文岩任由洋人传教，失于防范，罚银十二万两充公。[8]
此次教案波及10多个省，共逮捕西洋传教士18人、中国教徒数百名。两广总督舒常、广东巡抚孙士毅以及与教案关联的各省地方官都受到清政府的查处。教案之后，清政府将潘振承推荐的洋人专管多罗革退并遣返回国，重新明确了由行商管理外贸洋人的制度。
潘振承与清廷的关系
为了达到既富且贵，潘振承通过官吏品级商品化的捐纳制度，几次向清政府捐献银两，得到三品顶戴，这是当时的商人捐纳所能达到的最高官阶。在外贸上享有垄断地位，其背后是与朝廷、官府一直保持着的一种微妙的关系。
广东洋行为朝廷采办贡品，被视为一种常规，它是从潘振承担任行商首领时期开始的。清代帝王的生活无不奢靡铺张，皇帝及其家人“集天下物用，享人间富贵”，是天朝财富最大的消费者。来自广东的洋货贡品，为宫廷带进前所未见的新东西，增添了许多奢侈与休闲。皇帝后妃对舶来品的欲望，刺激了广东官吏采购进口货的热情，每逢节庆都要进献当地物产给天子，用以博取皇帝的欢心，有端阳贡、万寿贡、年节贡、灯贡，每年进献四次。贡品包括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玻璃器、金银器、毛织品等等。身负恭办皇差之责，不遗余力地效犬马之劳，为天子办理内廷供应成了粤海关的天职。办贡银两一半用于广州至北京的长途运输，剩下一半不足以购办精美奇异的物品，总督、监督不愿意拿自己的银子补上，这些贡品都是交给洋行采办的。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为解决粤海关派办贡品，扰累行商的弊端，乾隆特派钦差福康安赴广东清查，裁撤洋行每年进呈洋货的常规，两广总督巴延三等因此被治罪。潘振承并不清楚皇上是不是真的不要贡品了，于是在第二年，他同众洋商集体致函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粤海关监督，请求无偿承担粤海关的洋货贡品，于每年冬天进呈。信中说:“商等开设洋行，获利丰裕，感激天恩”。[9]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786年1月26日）两广总督富勒浑奉到上谕:“务须严行饬禁，如阳奉阴违，经朕闻知发觉，必将加倍治罪”。[10]同时，广东巡抚、粤海关监督被招到北京面见皇上。
潘振承试图不断地用行贿的方式维护他享有的特权，他曾几次向官府捐输银两，都被乾隆帝以国库银两充裕，“何用此商人些微捐助，殊可不必”而拒绝，足见盛世的繁荣。[11]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八月，潘振承给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致函，呈请每年向海关关库缴银5.5万两，作为备办贡品银两。在军机大臣给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的一封密信中说:“洋商潘文岩等情愿每年缴存备用银两五万五千两，已蒙俞允，并面奉谕旨解交造办处。”[12]广东洋商的报捐终于得到乾隆帝的默许。广东洋商每年缴送备贡银两，这个常规后来一直延续到清末。从档案中可以知道，这笔款项作为皇室的经费开支，不交国库，都是由皇帝直接掌控，秘密输送紫禁城皇宫的造办处。可见，洋商团体成为皇家“自筹资金”的重要途径之一，他们在财源上支持着宫廷，为耗银无数的皇家提供常年固定的资金。
直到潘振承去逝的前一年，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他还是报效不辍。这一年，清政府剿灭台湾林爽文起义，潘振承带领其他7位洋商捐输30万两白银，被乾隆帝所接受。[13]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潘振承病逝，终年74岁。潘氏家族祖孙经商，权势显赫，炙手可热，人们都相信，他的儿子一定能继续维持商行的经营与信誉。的确，在事业鼎盛的时候，潘振承已为其家族日后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潘振承有7个儿子，他让几个儿子分别走上不同的道路。次子潘有为于1772年考上进士，后任内阁中书，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一个商人家族能有子弟中进士是很值得自豪的，这就意味着他们从此可与地方官宪们平等地交往酬唱，跻身于士绅之列了。潘有为在任京官十余年后回到广州，他的进士身份，使得潘家的同文行在与官府打交道时有了一个可以从中斡旋的人才。潘振承的小儿子潘长耀，随父到广州经商数十年，他在广州独自建立丽泉行并拥有豪宅别墅，粤海关监督佶山曾在奏折中说:潘长耀“子承父业，两代充商，获利最为丰厚”。[14]潘长耀生性耿直，嘉庆十九年（1814年），他将拖欠自己货款100万元的纽约、费城商人告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曾致信美国总统麦迪逊，希望无拘无束的花旗商人在中国能够守信。这封信的中、英、葡文原件，至今仍保存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内。由于越洋诉讼的困难，虽然潘长耀最后胜诉，但直到十年后的1824年丽泉行倒闭时，被告仍没有偿还欠款。不过，在洋行界最有成就的当属潘振承的三子，后来成为潘启官二世的潘有度。
潘有度与官府的交锋
潘有度的官名叫潘致祥，他在洋商世界里是个佼佼者。潘有度颇有个性又十分谨慎，他从父亲那里接管同文行，一开始就力图回避与这个头衔伴随而来的麻烦，他以自己新任洋商为托词，故意把同文行的排名从首席拉退到第二。我们从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初三日（1792年 4月23日）两广总督郭世勋、粤海关监督盛住报告洋商捐银的奏折中可以看到，其中开列的商人排名，第一位是蔡世文，潘致祥的名字居第二。[15] 然而，当时同文行无论在财力上或是运营上都是所有洋行中最好的。广东地方官无论将军、总督，还是监督、巡抚，都把十三行当做利源，行商也只有投靠封建权贵的门下，才能在对外贸易中争得一席之地。因此，广州的行商常花巨资为自己捐买顶戴，知名的行商通常都能捐来二品红顶或三品蓝顶的头衔，这相当于广东巡抚或布政使大员的品级，商人捐官成为通例，正所谓“无商而不官”。
潘有度带领行商向政府纳捐的数目是可观的，在清宫档案中有以下的记载:乾隆五十七年，清政府平定廓尔喀进犯西藏，潘有度等十位行商捐献30万两白银；[16]嘉庆四至六年，清军进剿川陕白莲教起义，潘有度、潘长耀等八位商家五次捐银，共105万两；[17]嘉庆六年潘有度等十三行商人捐河工银50万两、[18]北京永定河防汛工程捐银10万两；[19]嘉庆九年捐河南堤工银20万两；[20]嘉庆十至十一年广州湾剿灭洋匪，捐银32万两；[21]嘉庆十三年潘有度独自捐南河经费银12万两；[22]嘉庆十四年与伍秉鉴共捐南河经费银45万两。[23]捐献的银子换来了潘有度在户部注册的二品顶戴。
潘有度担任行商领袖的年代，正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行商团体遭遇官方强大勒索的时代，贸易环境迥异于他父亲，洋商们必须时时面对官员的勒索，而尽量避开官府的敲诈，是潘有度事业经营中最大的课题。潘有度比同时代的其他洋商更能敏锐地洞察时势的脉动，从而做出应对，他谨守父亲留下的传统，采取一种审慎的作风，正是他父亲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使他有充裕的资金和良好的心态。在与官方的关系上，潘有度善于适时地送礼，但不是一味地忍让，他有坚定的态度，甚至敢于与其顶头上司粤海关监督发生冲突。
广州洋行的公行组织是由潘家组创，它被粤海关视为牟利的工具。以横征暴敛著称的粤海关监督佶山，对潘有度的富有充满敌意，嘉庆六年（1801年）十月，已经任职两年的佶山，提出责成潘有度一商承保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并且为了避免潘家同文行独揽货物，要求当时的八家商行共同分售英船货物。佶山还奏请皇上，把行商每年上缴5.5万两备办贡品银，增到15万两。[24]潘有度此时是首席行商，面对海关监督的刁难，他拒绝执行。不久，北京永定河水灾，恼羞成怒的佶山找到了报复的借口，他向皇上奏报:“潘致祥充商年久，每年夷船进出，获利原属丰厚，实系著名殷商，非寻常富户可比”。请皇上批准，让潘有度捐银10万两。[25]
身在京城的嘉庆帝觉察到这远在南国边陲的官商纠葛，他认为佶山办事过于苛细，吩咐两广总督吉庆和新任粤海关监督三义助查明此事。至于让潘有度捐的那10万两银子，上谕中说:“此次所捐，殊可不必”。[26]佶山的强行勒诈受到广东大吏的指责，吉庆和三义助在回奏中说出实情:“潘致祥势难一人承保夷船”。[27]嘉庆帝最后发下谕旨:“佶山以商力有余意存苛刻，殊不知该处洋商向有十三行，现只存八行，其积年消乏可知。且该商等捐输报效已非一次，自当培养商行，令其家道殷实，方不致稍形疲累。所有关税等事，照旧定章程办理，不必更张。以后每年备贡银五万五千两，毋庸加增。”[28]佶山的盘剥被皇帝全部否定了。纠纷最终随新的粤海关监督上任而了结，新监督三义助将那10万两银子当面退还给了潘有度。佶山离开广州时，地方大员从总督到巡抚没有一人前往相送，这与中国官场的礼节大相违背。这次与海关大员的冲撞，竟以潘有度的“胜利”而告终。
佶山的离任，固然让潘有度侥幸躲过了一次官府的敲诈，但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在官、商、洋三者之间周旋，常有如履薄冰的感觉。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退出洋行界的计划萦绕于他的心中。嘉庆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1807年12月9日）粤海关监督常显上了一份奏折，其中说:“同文行商人潘致祥因病解办行务，未与夷商交易已一年有余，一切公事均系怡和、广利等行商人办理。”常显传见潘致祥，见他确实精神萎顿难以支持，“其不能经理行务并屡次求退，自应准其退行。”[29]经过长时间的准备，这次潘有度花了10万两银子，终于从粤海关衙门那里买到了退商的许可。五个月之后，这笔银两由粤海关派专人押解到京城户部衙门。[30]
潘有度退出商界不久，洋行就有五家倒闭、七家陷入困境。在大多数行号处于极度艰难的情况下，潘有度却能成功地保存实力，平安地渡过了一个多变而困难的阶段。他过人的能力在众洋商中虽属异数，但绝不是意外。
潘有度退商之后便回到福建原籍，但是他后来才知道自己是身不由己。对于政府而言，广州洋行流失有实力的业头是不能容忍的，清政府不愿意豪商巨贾游离于他们的控制之外。嘉庆十三年十月十七日（1808年12月4日）粤海关监督常显奉到上谕:“潘致祥退商后回原籍福建何以未奏？该商赀本宽裕，充商日久，办理正资熟手，前此因何告退，据实具奏。”[31]这次潘有度以捐输南河经费银12万两而躲过清廷的追究。[32]在嘉庆帝的亲自过问下，嘉庆十九年（1814年）十二月潘有度在福建老家退休未满七年，便被两广总督蒋攸铦重新召回充商。军机处在发给广东督抚的上谕中称:“退商潘致祥久充洋商，家道殷实，从前蒙混请退，本属取巧，现当洋行疲敝之时，岂容任其置身事外，着责令仍充洋商，与各总商认真清理一切，毋许狡卸。”[33]
嘉庆二十年（1815年）潘有度再度出山，与伍敦元、卢棣荣共同负责洋行事务。由于潘有度退出洋行时与兄弟分了家，此番复出，他给自己的行号取了个新名字叫“同孚行”，以区别于同文行。潘有度有七个儿子，他未曾培养其中的任何一位接办洋行事业，即使这样，在他去世之后，其幼子潘正炜还是挂名当上了行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宫十三行档案约有2000余件，本文仅对最为典型的潘振承父子档案进行了梳理，此外潘氏商人尚有道光时期的潘长耀、潘正炜、潘仕成等人的档案。笔者曾参与广州十三行清宫档案的系列开发整理工作，近年来，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广州市荔湾区档案馆、黄埔区档案馆及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共同推出了一系列的编研成果，包括:《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帝国商行》纪录片、《帝国商行》专著、《明清皇宫黄埔秘档图鉴》、《清朝洋商秘档》。二三百年前的皇家档案，将为当今的十三行研究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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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7716-110。
[2]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679。
[3]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7840-2。
[4]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9256-24。
[5]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693。
[6]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外交类305-1。
[7]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693。
[8]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693。
[9]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358-44。
[10]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697-2。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第1252卷，乾隆五十一年四月。
[12]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700-2。
[13]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705-2。
[14]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外交类1-484-10。
[15]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财政类捐输项623-8。
[16]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财政类捐输项623-8。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捐输项623-17、军机处上谕档792-2、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捐输项623-32、623-55、军机处上谕档802-1。
[18]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798-2。
[19]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1791-56。
[20]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1792-8。
[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817-1、823-1。
[22]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841-3。
[23]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1798-26。
[24]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799-1。
[25]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1791-56。
[26]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799-2。
[27]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799-2。
[28]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799-2。
[29]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交类1-1-503-61。
[30]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1795-134。
[31]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840-3。
[32]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841-3。
[33]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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