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京故宫所藏紫檀插屏为例
插屏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室内陈设家具，最初起挡风和遮蔽的作用，后来逐渐成为一种观赏性很强的室内陈设点缀。插屏的屏心分为正面和背面，正面多以木雕镶嵌、牙雕镶嵌、髹漆描金等装饰手法刻画山水、人物、风景等内容，极为美观，背面一般镶嵌诗句，有的则为素板。这种屏风在明清两代风行一时，在清宫的帝王和后妃寝宫中随处可见，是一种写实性极强的室内陈设家具。
图片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周京南先生提供
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周京南先生的考证，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就陈设有一件紫檀牙雕的插屏，这是一件以清代中期广州十三洋行为背景制作的插屏作品，为清代乾隆年间制品。屏风横87厘米，纵47.5厘米，通高141厘米，插屏边框及底座为紫檀木制，屏心以染牙雕刻广州风景，画面以当时在广州开设的十三洋行建筑为主体，描绘当时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广东地处南疆，北倚五岭，南临大海，山川秀丽，物产富饶，人文毓秀。有清一代，广东经济发达，商贸繁荣，而省城广州更因“一口通商”政策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汇之地。画面中舸帆如过江之鲫，在水面上川流不息，两边的岸上一座座中外建筑物鳞次栉比，客商云集，由近及远的靖海门、越秀山镇海楼等著名建筑物尽收眼底。整个画面颜色鲜明，层次错落有致，立体感极强，富有写实般的效果，表现了当时广州做为对外通商口岸的繁忙情景。此插屏的做法很有特色，它以玻璃油画作衬地儿，在玻璃的背面描绘乌云和水波纹来表现屏心的天际部分和江水，象牙着色的大小船只就直接粘在玻璃表面。为防止嵌件脱落和灰尘的污染，又在它的屏心外罩上了透明的玻璃框。这件插屏的边框雕刻双边线夹夔纹绵结图案，蝙蝠间卷草纹站牙，两柱间的绦环板上浮雕蝙蝠和夔纹，披水牙及座墩上则浮雕蝠纹及卷草纹。插屏背面则采用极为名贵的楠木板材，嵌染牙博古花蝶图案，雕工细腻，装饰丰富。
从这件插屏的历史背景来看，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广州的十三行在1757—1842年中是中国官方唯一特许的经营海外的贸易机构。从设立特许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洋货行开始逐步发展成为权贯中西的贸易组织，开创了中西贸易新时代。全国各地的出口商品都云集十三行发售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的进口商品也从十三行发售全国各地，广州成为闻名的国际性贸易大港口，成为西方国家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也成为外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台，在中西交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插屏中的镇海楼坐落在越秀山小蟠龙冈上。该楼又名“望海楼”，因当时珠海河道甚宽，故将“望江”变为“望海”。又因楼高5层，故又俗称“五层楼”。楼前碑廊有历代碑刻，右侧陈列有12门古炮。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永嘉侯朱亮祖扩建广州城时，把北城墙扩展到越秀山上，同时在山上修筑了一座五层楼以壮观瞻。镇海楼历史上曾五毁五建，现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是1928年重修时由木构架改建成。1929年成为广州市市立博物馆。1950年改名广州博物馆，分朝代陈列广州城2000多年发展的文物史料。
镇海楼是广州标志性建筑之一，广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全楼高25米，呈长方形，阔31米，深16米。下面两层围墙用红砂岩条石砌造，三层以上为砖墙，外墙逐层收减，有复檐5层，绿琉璃瓦覆盖，饰有石湾彩釉鳌鱼花脊，朱红墙绿瓦砌成，巍峨壮观，被誉为“岭南第一胜览”。镇海楼顶层正面高悬“镇海楼”横匾。镇海楼两侧对联:“千万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霄，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镇海楼气宇非凡，古今曾以“镇海层楼”、“越秀远眺”和“越秀层楼”先后列为“羊城八景”之一。
插屏中的靖海门位于广州城南，珠江之滨，是广州的南城门，清代道光朝属南海分治，与太平、竹栏、油栏、五仙并列为广州外城的五大城门。在防务上属广州协左营石亭巷汛驻守，设“兵八名”。东炮台是清政府设在广州城东用于拱卫省城的主要军事设施，它与观音山炮台、保极炮台、西炮台等构成保护广州的第三道防线，位于城东东濠涌旁，“在竹横沙口，去城二里”[1]。林则徐继虎门销烟后于1839年7、8月间在广东省城靖海门外东炮台前也举行了销毁鸦片和鸦片烟具的重大历史事件。虽然较虎门销烟晚，规模也比虎门销烟小，不被人们所熟知。然而，靖海门销烟却是林则徐禁烟运动的重要活动之一，是虎门销烟的延续和发展，是中国禁烟运动深入开展的体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图片由香港中文大学丁新豹博士提供
在一口通商中作为主体的十三行商人，拥有商官的特殊身份，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资本集团之一，在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和外交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同时，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十三行商人成为当时岭南文化投资的主要社会力量。他们大力发展文教、辅助教育，编印丛书、丛帖、刊刻著作，以发展乡邦文化；主动传播西方文化，积极学习和引入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注重私家园林的兴建，以呈现中西工艺美术风格以及建筑精髓的融合等等，从而为当时岭南乃至整个中国的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
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集中在十三行在包括瓷器、牙雕、广绣、外销画等外销艺术品方面的贡献上。这些外销艺术品，是几个世纪以来广州对外交往中遗留的珍品，反映了该时期广州外销艺术品的繁荣状况和当时的工艺水平以及中西方审美情趣的交融与差异，吸纳西方绘画艺术，成就广彩与外销画。18世纪的欧洲沉醉于古老的东方文化，追求一种具有鲜明中国风格，又不失欧洲品格的装饰艺术。行商们把欧洲绘画的素描手法和透视技巧，结合中国传统绘画章法和技巧，成功地制造了融会中西风格、闻名世界的广彩瓷和外销画 。[3]
“广彩”是将景德镇运来的碗、碟、盘等素白瓷，在里加彩后开炉烘焙而成的瓷器。十三行行商创办“附属洋行的瓷器彩绘作坊”，雇请一批画工和画匠专门学习西方的绘画艺术，根据外商的要求在素胎瓷器上装饰欧洲的绘画，然后再开炉烘染，制成金碧辉煌、绚丽多彩的“广彩瓷”。“广彩”从那时起远销世界，流传至今依然深受西方人喜爱。朱培初曾对瓷器彩绘作坊的画师们掌握西方绘画艺术的情况作了详细的叙述:“德国的德累斯顿博物馆所珍藏的餐具一瓷盘，在中央装饰了查理六世的纹章。……在框架的上面相交处的顶上则是皇冠。边缘装饰花卉、蝴蝶和植物等图案，都采用了欧洲写实的描绘手法，同时讲究光线明暗[4]。”
晚清的中国外销画，是在18世纪中叶以后兴起于广州十三行范围内的一种中西混合的绘画。外销画主要是油画及水粉画。画师以西人喜好的人物肖像、商港风景为素材，利用国画的工笔画法配合欧洲精细描绘的艺术风格，绘画出高度写实而极富装饰味道的绘画，远销海外。活跃于广州十三行和香港画苑的关乔昌（别号琳呱）、关联昌（别号庭呱），是当时中国外销画的代表人物。
清朝宫廷与广州十三行的关系，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例如由李国荣、林伟森主编的《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5]，以编年史的体例，沿着历史演进的轨迹，依据翔实可靠的皇家档案秘籍和文献典籍，收纳大量的历史图片，揭示清政府特许广州十三行这个半官半商性质的商贸垄断组织存在发展的内幕，展现二三百年前广州商馆的兴衰与浮沉，透视以广州为窗口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外文化交流，追溯南国广州与清朝皇宫的特殊关系。《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分为九大部分，其中包括序篇清初海禁、第一章开海贸易、第二章公行定制、第三章天子南库、第四章一口通商、第五章洋行沧桑、第六章鸦片贸易、第七章商馆终结和尾篇沙面租界。从公行定制、十三行保商制度（1754年）、十三行保商制度的完善（1775年），并以洋商蔡文官为“詹尼号”出港开脱（1794年）、洋商石中和欠债充军（1795年） 和洋商蔡世文负债自杀（1796年）等为例，揭示鸦片战争前广州十三行洋行、洋商整体和个体的兴衰与浮沉的沧桑命运。而北京故宫博物院内这件以清代中期广州十三洋行为背景制作的插屏作品，则为学术界研究十三行与清朝宫廷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明。
对外贸易锁定粤海关一口之后，十三行洋船聚集，商贾使节往来不绝。来自英国、法国、美国、德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典、丹麦和菲律宾等国的船队，每年五六月间泊靠广州港，满载着异国的工业品和工艺品等，在十三行商馆卸货交易后，再带着中国华贵的丝绸、典雅的瓷器和芳香的茶叶，于九十月间乘风回归。时人赋诗:“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碧眼番官占樱住，红毛鬼子经年窝。派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6]这就是18、19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景象。
洋船到粤的数目，直接影响到粤海关的税收，而海关贸易税收，一向是清廷的可观财源。为此，清朝皇帝每年都要亲自过问洋船到粤及税收情况。从清宫档案中我们可以发现，一口通商之后，经十三行完成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前，海关贸易最旺的一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了鸦片战争之前，洋船则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为广东地方财政收入的60%。清政府年关税收入实际是一种贸易上的束缚，但它在客观上却孕育了十三行这一著名的中西贸易中心和盛清时期富饶的“天子南库”。[7]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帝，素以西学和洋货为奇，广州十三行正是处在这段时期，因其特殊的商贸地位，成为宫廷所需西方人才的中转站和奇异洋货的供应地。
作为对外贸易的物流中心，十三行为皇家提供了大量的珍奇洋货。清代帝王的宫廷生活无不奢靡铺张，地方大吏每逢元旦、万寿、端阳各节，都要按时进献当地物产，以博皇帝的欢心与信任，达到加官晋爵的目的，这在清代实际已成惯例。皇帝及其后妃对舶来品的欲望，刺激了广东督抚、粤海关监督依靠十三行这一洋货市场，竞相采购进口货之风，从而带来官廷内的洋货热。特别是限定广东一口通商之后，十三行便成为皇家惟一可以倚赖的特殊商品供应地。(www.xing528.com)
广州外贸洋行每年为宫廷输送洋货，时称“采办官物”，其中多为紫檀木、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器、金银器、毛织品及宠物等等。洋行商人根据帝后的具体要求，按照内廷出具的式样逐件采买，分别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每年进献4次。翻阅清宫《进单》、《贡档》便可以发现，一口通商之后，皇宫享用的洋货几乎全部是由广州贸易洋行输送的。乾隆年间，货栈每年进口洋货千余件，广东官员作为贡品进呈的就多达到数百件。为了取悦宫廷，求得外贸特权的稳定，行商每年还以“备贡”的名义，向内务府造办处上缴银5.5万两，为皇室传办贡品提供经费。而专门承做宫廷御用品的造办处，每年的开销则在三四万两之内[8]。由此可见，广州十三行不仅在物质上支撑着御用洋货的供应，而且在财源上对官廷制造业也做出了莫大的奉献。
在清代官方档案中，有许多关于皇帝对广东洋货贡品的具体指示。如雍正七年（1729年），洋行买到皇帝梦寐以求的西洋大穿衣镜，准备修配架座之后再进呈，雍正帝在粤海关监督祖秉圭报告此事的奏折上批道:“再得大镜，不必另修架座。”[9]表示对西洋镜迫不及待。乾隆皇帝对西洋珍宝更为痴迷，他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的一道谕旨中，要求洋行“买办洋钟表、西洋金珠、奇异陈设或新样器物”，“皆可不必惜费”，[10]以至这时期广东洋货贡品在数量、质量上均达到颠峰。精明的外商很快看透了中国皇帝的嗜好，他们在次年便对几件新巧货物抬价居奇。乾隆有时也会指令洋行商人不必急于购取，“一两年后，彼势必减价求售”。[11]乾隆帝能够如此把握洋货市场，这在当时可以算是一个巧妙的对策。嘉庆帝则偏爱南洋热带水果，他在粤海关监督的奏折中曾多次批示:“贡物不必增添，惟槟榔一项时常服用，每次随贡呈进无误。”[12]
图片由香港中文大学丁新豹博士提供。
除承担固定的采办义务外，洋行还随时置办皇室所需的日用洋货。雍正七年（1729年），洋行奉命觅购内廷配药所需——在当时还属于稀有的洋货伽楠香40斤。承办者无不战战兢兢，一个月后即买足凑齐。乾隆三十年（1765年），军机大臣传来的一道谕旨，广州洋行便为官廷内务府采办进口紫檀木7万斤[13]。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粤海关监督佛宁的家奴从京城带回圣谕，要他随公务奏折一起，呈进些小式表玩，这一要求最终转嫁到行商的身上。面对来自皇宫的庞大需求，洋行商乾隆皇帝在官员奏折上的朱批（1759年）人不得不承受如此的无奈。可见，虽然广州十三行是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垄断对外贸易的商业资本集团，成为清政府管理和约束外国商人的中介和工具。然而，十三行也成为清政府勒索、摊派、捐输、报销的对象。因此，在西方商人的钳制和清朝官府的桎梏下，大多数洋行出现了资金周转不灵、债台高筑、累遭破产、抄家、下狱、充军的厄运，成为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加之1822年以后的数次大火，使十三行全部化为灰烬，十三行商馆区从此结束了它的历史。
十三行的历史，是在朝贡体制向条约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展开的，与同时代的徽商和晋商相比，它的浮沉更受“夷务”的牵制，显示出显赫又悲凉的独特面貌。毋庸置疑的是，在中国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广州十三行”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广州十三行”是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历史馈赠给我们的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学术研究领域。
【注释】
[1]《广州城坊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49页。
[2]雷传远《清代广东十三行的儒商传统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3]广州博物馆《海贸遗珍——18-20世纪初广州外销艺术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版。
[4]蒋祖缘《清代广东十三行吸纳西方文化的成就与影响》，《学术研究》1998年第5期。
[5]李国荣、林伟森《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覃波《广州十三行与清宫生活》，《紫禁城》2004年第3期。
[7]覃波《广州十三行与清宫生活》，《紫禁城》2004年第3期。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荔湾区档案馆合编《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108页。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荔湾区档案馆合《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36页。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荔湾区档案馆合《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112页。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荔湾区档案馆合《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110页。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荔湾区档案馆合《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180页。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荔湾区档案馆合《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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