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部门生产规模及其影响-研究总结及政策启示

我们研究的最终结论包括哪些？我们的研究是具有哪些不足？对政府而言，我们的研究又具有怎样的政策启示？本章将给出较全面的归纳。

一、主要结论

本书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立足于我国SNA框架，非正规部门是住户部门下属的一个子部门，主要由从事个体工商业经营的个人和家庭组成，包括独立经营户和小规模雇主经营户两类机构单位。这两类经营户的从业人员一般低于7人，生产资料归个人或家庭所有，并以个体劳动为基础，劳动成果归劳动者个人或家庭占有和支配。我国的非正规部门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①按照《民法通则》和《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经各级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②没有领取营业执照，但有相对固定场所、实际从事个体经营活动3个月以上的个体经营户和为住户部门提供服务的独立劳动者。所有由独立经营户和小规模雇主经营户从事的合法非农货物生产和用于市场交换的服务生产就构成了非正规部门的生产范围，但不包括农民家庭以辅助劳力或利用农闲时间进行的一些兼营性的工业、商业及其他活动。

（2）获取非正规部门生产规模可选择直接调查或间接估算，前者区分为非专项调查法、专项调查法和多目标综合调查法三类，后者以剩余平衡法最为典型。进一步地，非专项调查法又细分为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调查、非正规部门家庭收支调查两种具体形式；专项调查法也可细分成非正规部门企业调查法、非正规部门住户企业混合调查法、住户调查附加非正规部门企业模块调查三种形式。非专项调查具有“成本低、可行性强、易成周期”等优势，专项调查则以“质量高、运用灵活”著称。比较而言，虽然直接调查法存在若干难以避免的缺点，但仍然得到了较广泛的运用；而间接估算法则因受到严格的假设条件制约，并未得到广泛普及。

（3）估算我国非正规部门生产规模可借助非专项调查，并可选择人口普查、经济普查或住户调查为依托。以人口普查为依托的非正规部门非专项调查可采取两种形式开展，即开展全面调查或抽样调查，前者的设计重点在于保持人口普查长表内容不变、在短表上附加非正规部门的相关调查项目，而后者调查设计的重点则在于保持普查短表内容不变、在普查长表上附加有关非正规部门生产规模的调查项目；以经济普查为依托的非正规部门非专项调查，其调查设计重点是对第629张调查表的调整以实现非正规部门生产规模信息的搜集；以住户调查为依托的非专项调查的设计思路包括“原表拆分、添加非正规部门调查项目、对‘非正规部门’的解释”三个步骤。

（4）估算我国非正规部门生产规模亦可借助数据比较法和劳动力投入分析法两种间接估算法。前者重点考察非正规部门单位数，结合非正规部门平均产出来估算其生产规模，而后者主要分析非正规部门未统计部分就业人数、结合其平均生产效率来估算生产规模。

（5）数据比较法估算显示，浙江省非正规部门的年均生产规模达到6629.65亿元，年均增长830.28亿元。其中，已观测的非正规部门的年均规模为4547.66亿元，占总规模的68.60%；未被观测的非正规部门的年均规模为2081.99亿元，占总规模的31.40%。劳动力投入分析法估算显示，浙江省非正规部门的年均生产规模达到6793.68亿元，年均增长681.02亿元。其中，已观测的非正规部门的年均规模为4547.66亿元，占总规模的66.94%；未被观测的非正规部门的年均规模为2246.02亿元，占总规模的33.06%。两种间接估算法思路明晰，操作简单，可行性较强，有一定的说服力和应用价值。

（6）非正规部门具有巨大的产出效应，非正规部门产出的增长显著促进了全社会实际总产出的增长。总量和增速分析表明，非正规部门产出增长速度与全社会实际总产出增长速度的变动方向和发展步调较为一致，只是非正规部门产出的增长速度变化幅度更大，并且其在时间上具有领先于全社会实际总产出增长变化的趋势；弹性分析表明，20年间，非正规部门的平均产出就业弹性为0.99，说明非正规部门产出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带动全社会实际总产出平均增长0.99个百分点，具有较为强劲的推动力；贡献度和拉动度分析表明，非正规部门的年均贡献度和拉动度分别为15.83%和3.00%，表明15.83%的全社会实际总产出增长由非正规部门贡献，在18.97%的全社会实际总产出年均增长速度中，有3个百分点由非正规部门拉动。

（7）计量分析结果同样验证了非正规部门显著的产出效应。协整检验显示，非正规部门产出和全社会实际总产出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非正规部门产出与全社会实际总产出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长期来看，非正规部门产出是全社会实际总产出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全社会实际总产出的增长也反过来拉动非正规部门产出的增加。

（8）总体来看，浙江省名义非正规部门就业总体呈现“波动中扩增”的发展态势。1990—2009年间，名义从业人数从153.92万人增至429.49万人，年均就业规模达278.60万人，年均增量为14.50万人，增长速度为5.55%，超过同期全社会从业人数增长速度3.74个百分点。从区域构成看，乡村非正规部门是名义就业岗位的主要提供源，其年均就业规模为169.69万人，占名义非正规部门就业总量的60.91%。20年间，名义非正规部门就业发展呈现“从乡村到城镇转移”和“城镇非正规部门就业增长速度快于乡村非正规部门”的显著特征，城镇非正规部门无疑成为最有潜力劳动力吸纳部门。

（9）产出就业弹性测度结果表明，长期持续的产出增长致使非正规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机会，其年均名义就业弹性为0.22，意味着1个百分点的名义非正规部门产出增长将带来0.22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其强劲的就业潜力一览无余。

（10）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表明，第二产业非正规部门单位的产值增加幅度远大于从业人数的增加幅度，说明第二产业非正规部门单位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具有吸纳剩余劳动力的空间；而第三产业非正规部门单位的结构偏离度从1993年开始维持为正，不仅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也表明了第三产业非正规部门单位并不具有持续的劳动力吸纳能力。

（11）偏离份额模型的计算结果进一步解释了各产业非正规部门单位就业吸纳能力的不同来源。其中，部门效应的巨大贡献弥补了第一产业非正规部门单位产业效应的消极影响，也致使其具有正向的就业吸纳能力。不同的是，促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非正规部门单位维持正向就业吸纳能力的动力仍然是产业效应，部门效应的影响并非显著。

（12）状态空间模型的侧度结果显示，与名义就业弹性系数相比，实际维度的非正规部门产出就业弹性系数上升至0.2345，意味着1个百分点的非正规部门产出增长将拉动就业人数增长0.22%—0.25%。分产业角度看，三次产业非正规部门单位的产出就业弹性系数均为正并维持“三产、二产、一产”的高低位次；从产出就业弹性的波动性比较，则维持“一产、二产、三产”的高低位次。

（13）细分产业看，工业非正规部门依然是第二产业劳动力的主要吸纳部门，但建筑业非正规部门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工业非正规部门，已然成为第二产业非正规部门最具潜力的就业吸纳部门。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非正规部门保持高速增长，依然是第三产业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主要岗位提供者，但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非正规部门和房地产业非正规部门异军突起，成为就业比例上升最快的非正规部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新兴第三产业非正规部门的兴起和快速发展，亦体现出较为强劲的就业吸纳能力。

（14）周期性反应函数估计结果表明，主流观点认可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假说并能充分解释非正规部门的发展规律，浙江省非正规部门发展呈现“不对称的弱逆周期”发展轨迹。

（15）“不对称的弱逆周期”发展轨迹按暗示着非正规部门内部并非同质，而存在“高层非正规部门”和“低层非正规部门”的分化。通过高层非正规部门的识别和高低层非正规部门周期反应函数的估算证实了非正规部门内部异质性的存在。

（16）面对非正规部门在衰退期比繁荣期影响更大的弱逆周期特征，笔者提出了一种理论假说，即这是经济周期与高层非正规部门和新兴正规部门的后向关联相互作用的一个可解释的结果。进一步地，利用投入产出表的相关数据证实了上述假说。(www.xing528.com)

二、不足之处

估算非正规部门的生产规模是国民经济统计中的重大问题，从方法角度开展应用及创新研究并对非正规部门发展引致的系列效果进行量化，需要具备深厚的宏观经济学、统计学、金融学、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知识，需要积累翔实的中国经济发展背景知识，需要做好繁多外文文献的筛选和消化工作，需要具备扎实的软件操作和实现能力。尽管主观上做了多年的努力，但依然受制于多种主客观因素，本书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归结起来看，本书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所采用数据的不足之处

在本书论述中，数据的可获得性及质量高低直接影响估算方法的可行性与估算结果的合理性。本书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官方公布的数据系统，主要包括各类统计年鉴和大型专项调查的最终汇总数据；另一方面是估算数据，主要包括相关研究成果中的结论和根据历史资料推算的数据。在该两类数据的运用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狭隘的数据源对估算方法的研究带来了诸多限制。由于无法获得全国历年流动人口数量、流动人口类型及各类型劳动者的就业率数据，笔者放弃了对中国非正规部门未被观测生产规模的估算，而仅以浙江省取代之。相比而言，经济普查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经济数据，笔者的估算也体现了对普查数据的高度依赖。

其次，官方数据的质量也不高。由于我国的统计体系尚不完善，统计调查方法相对落后，核算制度也经常进行变革，诸多原因造成官方数据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不同年鉴的数据并不一致，如《中国统计年鉴》与《浙江统计年鉴》中的部分指标数据尚未完全统一、《浙江统计年鉴》和《浙江年鉴》中的部分指标数据尚未完全统一、《浙江统计年鉴》和政府机构发布的工作报告中的部分指标数据尚未完全统一、《浙江统计年鉴2010》与《浙江统计年鉴2006》中的部分指标数据尚未完全统一等。鉴于搜集途径、数据处理方式及调整模式等因素的不同，不同类型年鉴中的指标数据出现轻微的差异是可以理解的，但对笔者研究带来的影响并不可忽视，尤其体现在对引自不同类型年鉴且合并生成的时序数据时，数据质量的差异往往对序列的稳定性带来极大的影响，直接关系到估算方法的适用性。

其三，参考其他研究中的相关数据，对估算结果的准确性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在借助数据比较法和劳动力投入分析法对非正规部门生产规模的估算中，对非普查年份“无照率”的取值，对劳动者各类“就业率”的取值，笔者均参考了相关研究的估算结果。显然，估算数据的质量将直接影响最终估算结果的合理性。

最后，使用低频数据，对估算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也带来了影响。笔者的估算和分析均采用了年度数据。与季度、月度等高频数据相比，年度数据对模型稳定性和准确性影响显然是存在显著差异的。

（二）估算方法的不足之处

本书定位于应用统计方法研究。在论述过程中，无论是梳理、评价国外流行的非正规部门生产规模估算方法，还是提出新的估算方法，抑或是借助各类方法进行非正规部门生产规模的实际估算，“估算方法”是项目研究的重要主题。

在对非正规部门生产规模估算方法的创新研究部分，笔者不仅利用国外流行方法对中国非正规部门生产规模估算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而且原创性地提出了若干种思路和两种新的间接估算方法。既然是原创性的研究，就难免有不成熟的地方，甚至是错误的地方。如对于诸如非正规部门未统计劳动者生产效率的取值是否合理，各就业群体非正规部门就业率的取值是否准确，流动人口规模如何测算，未被观测的非正规部门生产单位数的估算是否有更科学的方法，未被观测的非正规部门生产效率如何更准确衡量等问题，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同时，已观测的非正规部门生产规模数据是否真实等问题，也值得关注。

（三）效应分析的不足之处

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将对国民经济系统的各个层面带来影响，如非正规部门发展将影响居民的收入、国家的财政收入、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等，本书对非正规部门效应的分析仅局限于产出效应、就业效应和周期效应，并未涉及其他影响。

一、官方统计机构

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难以把握非正规部门的真实发展状况，是直接影响政府制定法规政策和指导推动工作的因素之一。为此，官方统计机构必须尽快建立起规范的统计制度，准确界定非正规部门概念，将非正规部门尤其是未被观测的非正规部门纳入正规的统计制度体系之中，并辅之以定期、不定期的抽样调查，为科学制定促进非正规部门发展扩大的法规政策和完善统计制度体系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

二、经济政策制定者

经济政策制定者对非正规部门的引导需实现以下几方面的转变:首先，政策定位的转变。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并存是一国际现象，作为生产部门的组成之一，非正规部门，尤其是高层非正规部门，绝不该被视为国民经济的边缘部分，其深嵌产业链底部为国民经济整体发展蓄积内生力量。因此，对非正规部门的引导不应以消极政策为主，力图实现“非正规部门的正规化”不应通过限制非正规部门的发展为代价。其次，政策重点的转变。积极引导非正规部门发展的重点应围绕“非正规部门高层化”展开，即通过非正规部门内部结构调整，鼓励生产率低下的低层非正规部门向生产率相对高的高层非正规部门转型。第三，政策措施的转变。许多案例表明，过激措施往往欲速则不达，而采取旨在降低低层非正规部门交易成本的柔性措施才是可行之道，如对低层非正规部门提供信贷支持、放松管制、提供公共服务等。当低层非正规部门获得了长足发展，其向高层非正规部门流动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而对高层非正规部门，采取改善就业工作环境和社会保障状况等柔性措施亦是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