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多元认识论研究的关键问题

第三节　“多元认识论”讨论的问题

以1938年的《思想言语与文化》为界，我将张东荪的知识论思想分为前后期，对于后期的“多元交互主义”的“综合知识论”，如上面分析，本著者认为就知识论本身而言是一种偏离，所以本书关注的问题将集中在知识论本身，对于知识与言语、逻辑、文化、社会间的交互影响暂不讨论。由此，关注的问题便是认识论的“三元”:外界之条理、交界之所与、内界之格式，在认识过程之外便是知识的标准问题，这在张东荪文本里也是个重点讨论的问题，前期是具有唯用论倾向的综合真理说，后期则是将知识分为不同的系统，由此也产生了不同的“真”，我将二者统合为“多元真理观”。

一、外界之条理

外界的存在形态与可知性。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任何外界之存在，就其被知道而言，不能离开人的感知，但是是否仅仅有人的感知便可产生“存在”?罗素说假如那样的话，我们给桌子蒙上布，便会发现布会因此“而在桌子原来的地方悬空放着了”^[27]，他认为这是荒谬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感知以外还有感知的依据之所在。固然在外界没有“桌子”、“椅子”这样的名称，桌子、椅子也无所谓光滑、漂亮、红色、实用等性质，但是抛开这些人为的赋予以外，总还有有些东西存在着，那么它们是什么?张东荪认为是“条理”是“架构”，原来那种认为外界存在着“物质”、“东西”、“实质”的想法被近现代以来的物理学所打破了，对物的分析我们最终所得到的只是“物性”、物与物间的关系，也即“物理”。由此，在《认识论》中张东荪认为“真的外界条理”是存在的，他谨慎地提出“原子性、连续性和创变性”作为真的“外界条理”，但是对此“真的外界条理”他是有种种限制的，并不像实在论者那样认为外界存在条理分明的共相世界和物理世界，张东荪只认为这些“真的外界条理”是疏落的，是相对于主观格式来说的，知识不仅仅是全由“内界格式”造成来说的。

即便如此，他依然认为，称“外界条理”之存在过于硬性了，又在《多元认识论重述》中提出“自然限点”一说，认为作为“外在的相关者”只是些“自然限点”，这是人为所无法改变的，但是认识主体可以在这些“自然限点”上依据内界格式“构形”。关于自然限点的说法，在《知识与文化》中张东荪先生依然坚持，但是在《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中对“条理”又有了基于知识社会学的另种解释，那便是区分中西，认为中国的理学之理是条理，但是作为伦理秩序的条理;而西方的理是理性，是作为理性主义的物理分析，这已经超出了纯粹知识论的范围而带有文化比较的色彩。我们要追问真的外界“条理”或“自然限点”是如何存在的?又是否可知?“条理”与康德所说的“物自体”是否相同?另外外界条理与感觉、所与又有何种关系?如果真的外界条理存在，那么其特征是什么?这是第三章“外界之条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二、交界之所与

作为沟通内界与外界的所与是否可能。我们认识面前的桌子，既不是完全抛开“桌子”而用“先验格式”自造，也非将外界的桌子置入脑子看个究竟，对桌子的认识依赖于内界格式的规定，同时也依赖于外界作为实体桌子的依据，而能将二者沟通起来的便是“所与”，但“所与”是否能胜任此中介性的角色?因为毕竟“所与”固然有外界的依据，它依然是属于观念性的，所与并不等于外界实体，那么视“所与”为沟通内外的中介是否合适?张东荪认为是可能的，但他并未给出详细的说明，他认为认识有外在对象或“外在相关者”，而所与是内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所与”便具有中介性，此种论证是不充分的;而且张东荪区分了感觉与所与，他认为所与与“造成者”是相对的，所以“外界刺激”、“感觉”、“知觉”都是所与，此种说法是否合适?以及真的外界是否是所与?所与能否沟通内外而促成认识?

本著者在澄清张东荪先生在表述上的混乱外，想提出所与不是神话，可以沟通内界与外界，但对外界的界定是“对象性的存在”而不是“真的外界”，“真的外界”是否存在?如何存在?又是什么?这些我们无法得知，在这里著者依然保留了康德“物自体”的说法，对于“物自体”不可认识，但对于所与沟通的“外界”不是物自体而是“现象界”，所与之所以能沟通“现象界”是因为无论是认识还是评判的对象都是认识范围内的“对象性存在”，这样固然“所与”是观念性的，但与“对象性的存在”并不冲突，在此意义上说，所与不是神话。这将是第四章要讨论的主题。

三、内界之格式

张东荪与康德关于先验格式的异同。张东荪多次称他是“循康德之路”的，并称自己的学说为“修正的康德主义”，能够体现他与康德同与异的都在“先验格式”这一主题上。首先，张对内界之格式定位便不同于康德。在感性纯直观上，他认为除了有空间和时间以外，还有主观与客观;在先验格式上，他区分了“直观上的”、“方法上的”和“名学上的”，这些都是与康德不同的。其次，对于先验性的理解不同于康德。张认为范畴(他称为设准)是半经验、半先验的，直观格式与名学格式是先验的，但却不同。再次，在后期思想中，无论是时空还是主客，无论是范畴还是名学格式，这些作为先验格式的都被经验化了，如上面我说，这可以说是张东荪对康德的背离。

但是对于后期思想的理解，不可以纯知识论立场来断言张东荪的倒退，因为他是站在“知识社会学”立场上来看待知识论的，单就知识论本身来说，他似乎依然坚持内界格式对外界条理的规定作用，这是不得不需要注意的。除此外，对康德的理解张东荪也有前后期的不同表述，比如对统觉、综合，在前期思想中是持批判态度的，后期则表示支持;对于方式与材料的对立也有类似前后不一的表达，这些问题将是第五章讨论的主题。对于张东荪为何会从知识论立场走向知识社会学，将先验格式经验化，著者将谨慎地提出这可能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正如本书《引论》中所分析的那样，“实”的思维方式不注重学理与方法论探讨而注重实际之影响与现实之综合形态。

四、多元真理观

多元真理观的三个问题。通过“外界之条理”、“交界之所与”、“内界之格式”三者交互作用而形成了认识，那么如何断定这样的认识是真的?或者说判断知识之真是否可能?这便是真理观的问题，张东荪在此问题上的探讨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是真理的绝对与相对的问题，若说真理是绝对的，那么另外的认识主体如何能与你达成一致，主体间的认识又如何保证是同一的;若说真理是相对的，那么还谈什么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因为各有各的认识，作为普遍的认识可能问题便无存在的理由了，张东荪在此问题上徘徊不定，这凸显了此问题的复杂性;第二是综合真理说问题，传统的真理观有符合说、一直说、效用说，张东荪看到三者各自的限度，而想把它们综合起来，但他的综合与金岳霖相比带有明显的“唯用论”色彩，那么他的这种综合是否可能?有没有内在的冲突呢?第三个问题是“真”是不是具有不同的类型，在后期思想中张东荪区分了三类知识系统分别为“常识系统”、“科学系统”与“形而上学系统”，他认为知识系统不同，“真”也便不同，因此有了“便”，“实”，“好”三个真的标准，那么此种对“真理”类型的划分是否有价值，对于真理观的研究是否提供了新的借鉴因素?

本章小结

以上大致是本章的主要内容。在对“多元”含义的探讨上，著者没有对各“元”进行分述，而是列表显示之，通过两个图表很明显可以看出张东荪“多元”思想的演化，不仅包括“元”内容的变化还包括“元”层次性的变化，对于“多元”间的关系引述了张耀南先生的归纳;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多元认识论”的四个特点，分别为“主客交互”、“非心非物”、“循康德之路”和“交互主义”，对这四个特征著者进行了批判似的评述，认为“主客交互”暗含了与康德的分歧，而“非心非物”是一切认识理论的归宿，“循康德之路”一说背后是与康德明显“修正”，而“交互主义”则体现了张东荪后期思想的明显变化，作为知识社会学是一种开拓，作为知识论则是一种偏离。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多元认识论”包含四个问题，也是以下四章要分别讨论的主题:第三章讨论“外界之条理”，第四章讨论“交界之所与”，第五章讨论“内界之格式”，第六章讨论“多元真理观”，最后第七章为结论，含对“多元认识论”的评价并回应引论提出“重建知识论传统之必要”。

【注释】

[1]詹文浒:《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及其批评》，上海:世界书局，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初版，姚序。

[2]胡适、蔡元培、王云五编辑:《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95—96页。

[3]张东荪:《认识论》，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第46页。

[4]关于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张学智教授提出了几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他说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与实在论、新实在论有何关系?他作为新唯心论的代表与贺麟的新心学又有何种区别?对于实在论、新实在论以及康德的先验论，张东荪是如何将之融合在一个体系中的?这几个问题很好，本文也确实少有关注，比如没有涉及与贺麟“新心学”的比较，但却是值得做的;至于“实在论”与“先验论”的融合问题，张东荪的处理是在“外界之条理”中多是对实在论包括“批评的实在论”的借鉴，这体现在他的“架构说”和“条理论”中，而对康德“先验论”的吸收，则主要体现在“先验格式”说中。

[5]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6]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23页。(www.xing528.com)

[7]张东荪:《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后序，第6页。

[8]张东荪:《认识论》，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第120—121页。

[9]张东荪:《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40页。

[10]张耀南:《张东荪知识论研究》，台北: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107页。

[11]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12]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13]胡适、蔡元培、王云五编辑:《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32页。

[14]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23—24页。

[15]张东荪:《认识论》，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第131页。

[16]张东荪:《认识论》，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第131页。

[17]张东荪:《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38页。

[18]张东荪:《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45页。

[19]金岳霖:《知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20]金岳霖:《知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页。

[21]张东荪:《认识论》，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第46页。

[22]胡适、蔡元培、王云五编辑:《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96页。

[23]张东荪:《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6页。

[24]张东荪:《思想与社会》，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1页。

[25]张东荪:《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71页。

[26]刘培育选编:《金岳霖学术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33页。

[27]罗素:《哲学问题》，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