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史：1848诗人与无产者文学的萌芽

1848年出现的革命诗人和人民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诗歌创作直接反映了民众的愿望。他们的诗歌使他们成为民众的代言人。这种鲜明的文学倾向在1848年前的德国文学里是没有出现过的，在德国文学中，40年代是文学与政治密切结合的时代。“1848诗人”是有意识地把文学服务于政治的诗人，他们可以说是典型的德国小资产阶级诗人。在1848年革命前，他们诗歌的革命倾向最明显，革命处于高潮阶段时他们的诗歌创作也处于高潮阶段；随着革命失败，他们的创作高潮也过去了，有的甚至还宣告与共产主义诀别。他们的创作随革命浪潮的起伏而起伏，完全显示了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摇摆动摇性格。在这方面，海涅要远远地超过他们。

“1848诗人”在革命高潮前的革命性倾向十分明显，因此，他们的作品大多被分裂的30多个诸侯小国所禁止，这些诗人也不得不常常流亡外国。

“1848诗人”的第一个代表是弗赖利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1810～1876）。他出身贫寒，父亲是个穷教师，因为没有钱，连文科中学也没有毕业，就去经商糊口。1843～1844年他出版了诗集《信仰的自白》（Ein Glaubensbekenntnis），由于革命倾向明显，诗集在国内禁止发行，诗人也被迫流亡到比利时。1845年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他认识了当时也正好流亡在该地的马克思。后来他又流亡瑞士、伦敦。1848年他回到德国，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后因“煽动颠覆罪”被捕过。同年他参加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的编辑工作。1848年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伦敦。革命的失败挫伤了他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1859年他在伦敦公开宣称与共产主义决裂，到了19世纪50年代他已写不出有力的诗歌。1868年，他在流亡了17年后重返祖国，1876年逝世。弗赖利格拉特的诗歌创作主要有三部：《信仰的自白》、《这就行了！》（Ça ira！1846）及《新的政治诗和社会诗》（Neuere politische und soziale Gedichte，1849～1851），第三部诗集中的作品乃是他在《新莱茵报》与马克思共事的成果。他除了是一个诗人外，还是法国诗人雨果和英国诗人拜伦诗歌的著名译者。

在弗赖利格拉特的早期创作中，他就宣告革命斗争的最基本目标是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国。他在诗中这样写道：

Von heute an — die Republik！
Zwei Lager auf Erden：
Die Freien mit dem kühnen Blick，
Die Sklaven，um den Hals den Strick！
Sei's！Mag's entschieden werden！
Die Republik！Die Republik！
Viva la Republique！
Viva la Republique！

Die Republik！Die Republik！
Wohlan denn，Rhein und Elbe！
Donau，wohlan — die Republik！
Die Stirn hoch，noch das Genick！
Eure Feldgeschrei dasselbe：
Die Republik！Die Republik！
Viva la Republique！

从今开始——共和国！
世界上只有两个营垒：
目光果敢的自由人，
脖子上套着绳索的奴隶！
就这样！作出决断吧！
共和国！共和国！
共和国万岁！
共和国万岁！

共和国！共和国！
好吧，莱茵河和易北河！
开始吧，多瑙河——去创立共和国！
昂起头颅，挺起胸膛！
你们的战斗口号依然是：
共和国！共和国！
万岁，共和国！

从这首诗中不但可以看出他对共和国的渴望，也可以看出他的诗歌风格：很有号召力和狂热性。

1848年革命高潮到来之前，诗人写过不少制造革命舆论的诗歌，其中有一首名叫《由下而上》（Von unten auf），这首诗收录在1846年出版的诗集《这就行了！》中。诗里公开号召无产者推翻上面的统治者。这首诗可以说是他的社会主义抒情诗的顶峰。诗人把整个国家比喻成莱茵河上航行的一艘轮船，在这艘轮船的甲板上，国王和王后在那里悠闲地散步，饱览风光。使得这艘轮船开动航行的当然不是国王和王后，而是在船舱最下面黑暗的机房里操作的司炉工人。诗人的意思自然是说：生活在最底层的无产者的劳动才推动社会前进。可是诗人不仅写了工人艰苦的劳动使得上层统治者有了享受的可能，不仅塑造了一个受苦受难的劳动者形象，更主要的是把司炉工人刻画成有觉悟的反叛者形象。司炉工人自己说：“如果没有生火的人……谁能使航行得到保证？”他还说，他作为劳动者比上面的国王更有力量；国王高高在上（在甲板上），可是下面燃烧着的机房犹如火山，而这火山是他统治的，火山顶上的国王却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位无产者宣告，只要他用力一击，这艘轮船便可以毁灭，并预言他决心带领新时代的救世主（指民众）去迎接凯旋。这首诗形象鲜明，比喻生动。

1848年7月，诗人写了一首以传单形式散发的名诗《死者给生者》（Die Toten an die Lebenden）。诗中回忆了柏林的三月起义，并且以死者的名义要求生者把革命进行下去。死者号召生者道：

O，steht gerüstet！Seid bereit！
O，schafft，daß die Erde，
Darin wir liegen strack starr，
Ganz eine freie werde！

你们装备齐整！做好准备！
我们埋在地球里，已经僵直，
啊，愿你们把这个
地球变成一个自由的世界！

《新莱茵报》是马克思创办的宣传革命的报刊，1848年6月1日创刊于科隆，1848年革命失败后，于1849年5月19日被迫停刊。该报除马克思为主编外，其他编辑有恩格斯、沃尔夫、韦尔特及弗赖利格拉特等人。《新莱茵报》停刊的当日，弗赖利格拉特写了著名的诗《新莱茵报的告别辞》（Abschiedswort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刊于该报最后一期上。该诗不仅控诉了统治者的专横与卑鄙，还预言了人民未来的胜利，并表示了他的决心。他写道：

Nun ade，doch nicht für immer ade！
Denn sie töten den Geist nicht，ihr Brüder！
Bald richt' ich mich rasselnd in die Höh，
Bald kehr' ich reisiger wieder！

再见——可并不是永别！
因为，弟兄们，他们杀不死我的精神！
我马上就要站起来，甲胄作声，
我马上又要回来，更加武装齐整！

这是一段慷慨激昂的诗行，可是弗赖利格拉特后来的行动证明他并没有履行自己在诗中的诺言。1848年后的几乎20年里，他在创作上一无成就，更无具体的实践行动。普法战争期间他甚至成了高唱“乌拉，日耳曼人！”的沙文主义诗人，葬送了他作为革命诗人的美名。但是他1848年前后曾与人民共命运，曾用他的创作为革命尽力，这一功绩不应抹杀，他的早期诗歌在文学史上应占一席之地。

第二位“1848诗人”是黑尔韦格（Georg Herwegh，1817～1875）。他是“1848诗人”中最有革命性的诗人。他的父亲是旅店老板。诗人少时曾学习过神学和法律，后来放弃学习，成为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杂志《欧罗巴》的撰稿作家。他23岁时发表了第一部诗集《一个活人的诗》（Gedichte eines Lebendigen），从此声名大振，人们都称他为自由诗人，海涅也称他是“铁云雀”。后来他因反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被普鲁士驱逐出境，在流亡巴黎时结识了海涅。黑尔韦格在科隆时结识了马克思，也曾是马克思《新莱茵报》的同事。当时黑尔韦格25岁，正是风华正茂之年，马克思也不过24岁。1848年，他在巴黎曾组织了800人的革命义勇军前去巴登援助起义，但起义遭到镇压，黑尔韦格被迫逃亡瑞士。40年代后期，黑尔韦格与马克思疏远，而与俄国的巴枯宁结交，并受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接受了普鲁东的理论。黑尔韦格的创作道路证明他比弗赖利格拉特有骨气。在黑尔韦格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后，马克思与他绝交，但他晚年并不像弗赖利格拉特那样堕入沙文主义的泥坑，而是经过摸索后迷途知返，重新接近工人运动。他的诗使他成为1871年后德意志帝国的激烈抨击者。黑尔韦格曾号召人民再来一个新的三月（指1848年柏林三月起义）来对付德意志帝国。黑尔韦格是40年代的民主主义诗人，他反对封建专制，号召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号召人民去憎恨反动统治。1863年他应拉萨尔的要求作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同盟之歌》（Bundeslied für den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这首诗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它明显地模仿雪莱的诗风。全诗号召工人觉醒，指出：这世界的一切是工人创造的，而财富却让老爷享受，劳动者自身反而得不到温饱。诗人又说：工人身上有的是力量，只要工人一觉醒，镣铐、奴役便会一扫而光，统治者就要发抖。这首诗韵脚自然，为了给工人阅读，所以文字也十分简朴，这也正是黑尔韦格诗歌的特色，因此，他的政治抒情诗十分受群众欢迎。他的诗歌的歌唱性特点使他成为海涅之外最受欢迎的德国革命诗人。黑尔韦格的诗有时也失之空泛，徒有激情而已。因此海涅曾写过一首诗《黑尔韦格，你这铁云雀》（Herwegh，du eiserne Lerche），一面称赞他的诗歌像云雀一样唱出了铁一般的歌，但也批评他对现实的估计不正确，这首诗对我们理解黑尔韦格很有帮助，不妨全诗引录如下：

Herwegh，du eiserne Lerche，
Mit klirrendem Jubel steigst du empor，
Zum heiligen Sonnenlichte！
Ward wirklich der Winter zunichte？
Steht wirklich Deutschland im Frühlingsflor？

Herwegh，du eiserne Lerche，
Weil du die Erde aus dem Gesichte
Verloren — Nur in diesem Gedichte
Lebt jener Lenz，den du besingst.

黑尔韦格，你这铁云雀，
你欢叫着高高飞起，
向着纯洁的阳光！
冬天是否真正消逝？
德国是否真正春光怒放？

黑尔韦格，你这铁云雀，
因为你飞入高空，你眼里就看不见
地上事物——只在你的诗中
存在着你歌唱的春天。

“1848诗人”的第三个重要代表是法勒斯雷本（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1798～1874）。他原名奥古斯特·亨利希·霍夫曼，因为是法勒斯雷本市长的儿子，而叫霍夫曼的人太多，故又添加冯·法勒斯雷本。他18岁时就发表了诗作，后来在布雷斯劳任日耳曼学教授。1840年为避开普鲁士图书检查官的耳目，他出版了名为《非政治的歌》（Unpolitische Lieder）的诗集，这本诗集实际上是有关政治的，它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德国统一。这样的革命内容并没有因为诗集非政治的题名被官方忽略，诗人因这本诗集丧失了教授的职位。1841年他在黑尔戈兰小岛上创作了名诗《德国，德国超越一切》（Deutschland，Deutschland über alles），这首诗又名《德国人之歌》（Lied der Deutschen）。诗的本意在于反对德国反动政权，反对分裂，呼吁统一。从威廉时代、魏玛共和国时期一直到希特勒专政，它均被选为德国国歌的歌词。法勒斯雷本是爱国主义诗人，绝不是沙文主义者。自从失去教职后，他生活贫困，还备受统治者迫害，曾几度想流亡异国，但他的爱国精神仍使他留在德国。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变卖他心爱的图书。法勒斯雷本不仅是诗人，还是民歌的收集者和出版者，《德国早期政治诗歌集》（Politische Gedichte aus der deutschen Vorzeit，1843）及《16～17世纪德国社会诗歌集》（Die deutschen Gesellschaftslieder des 16. und 17. Jahrhunderts，1844）便是他整理、收集和出版的。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他的收集是有政治选择的。他认为，祖国的统一和自由以及对祖国的最纯洁的爱应该使全体德国人联合起来。1848年他写道：

Trennt uns Glauben，Streben，Meinen，
Eins soll，eins soll uns vereinen —
Brüder，reicht uns froh die Hand！
Deutschlands Freiheit，Deutschlands Einheit，
Und in ihrer schönsten Reinheit
Liebe für das Vaterland！

信念、追求和见解把我们分开，
有一样东西，却会把我们联合——
兄弟们，愉快地向我们伸出手吧！
那是德国的自由，德国的统一，
还有那对祖国
最纯洁的爱！

这段诗反映了德国人民对统一的渴望，也反映了诗人的爱国热忱和对自由、统一的歌颂。1848年前后，法勒斯雷本像古代的游吟诗人一样，在革命青年中朗诵他的诗歌，得到了很好的反响，为1848年的革命作出了贡献。从他的《摇篮歌》（Wiegenlied，1844）、《解职教授的自慰之歌》（Trostlied eines abgesetzten Professors，1841）中可以看出，他的诗歌富有民歌风格，充满热爱生命和自由的情感。此外，诗人还写过不少确实是“非政治的”儿歌，如《一个小男人站在森林里》（Ein Männlein steht im Walde）、《所有的鸟儿都在》（Alle Vögel sind da）、《布谷鸟，布谷鸟在林中叫唤》（Kuckuck，Kuckuck ruft aus dem Wald）等至今仍传诵人口。

在“1848诗人”中，还有一位叫格拉斯布莱纳（Adolf Glaßbrenner，1810～1876）也颇负盛名。他是记者出身，办过杂志《堂吉诃德》，1833年这家杂志遭禁，连他出版的书也遭禁。他没有大型作品，都是一些随笔、短篇小说、对话体散文等，还写过一部诗体的《新列那狐》（Neuer Reineke Fuchs，1846）。他是用柏林方言写作讽刺小品的著名代表。

“1848诗人”起过积极作用，但他们的作品在艺术与思想深度上都比不上海涅和毕希纳。“1848诗人”在政治上大多经不起长期的艰苦考验，在理论上也很容易受到当时别的思潮影响，表现出动摇性。总之，他们的作品和生活道路都具有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特性。(www.xing528.com)

韦尔特（Georg Weerth，1822～1856）的作品体现了德国无产者文学的萌芽。韦尔特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19世纪40年代。早在1883年，恩格斯的《格奥尔格·韦尔特》这篇纪念文章中就已称誉他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可是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文学史上从未提到过他，对广大读者甚至文学史家们来说，他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后，民主德国出版了他的全集。韦尔特一生短暂，仅活了34岁，文学创作仅有短短的五六年。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他的创作生涯也随着革命的失败而结束，他的文学活动主要集中在《新莱茵报》当编辑的时期。1848年后，他为了生活，专事商务活动直至逝世。

韦尔特1822年生于莱茵地区代特莫尔德城，父亲是个牧师，韦尔特14岁便做了学徒，17岁到19岁在科隆一家商行当簿记员，后来还到波恩当过商行职员。21岁时因商务活动前去英国的曼彻斯特，在那儿认识了恩格斯，随即与恩格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经常在休假日去工人居住的地方了解工人的贫困生活。在英国工业区，他认识到人剥削人的罪恶和阶级的对立，并在思想上受到恩格斯很大的影响，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1845～1847年，他在布鲁塞尔期间还一度是马克思的邻居，1847年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1848～1849年，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新莱茵报》的副刊编辑，恩格斯对韦尔特担任这一工作期间的成就十分称赞。恩格斯曾这样写道：“我不相信在别的报纸上什么时候有过这样有趣而锋利的小品文。”

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为了生计一直在西班牙、西印度、南美等地为商行进行商务活动，这多半也属半政治流亡的性质。后来他在旅途中染上了传染病，逝世于古巴的哈瓦那。

韦尔特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歌方面，代表作是组诗《兰开夏郡之歌》（Lieder aus Lancashire，1845～1846）和《手工业工人之歌》（Handwerksburschenlieder，1847），还有许多在《新莱茵报》发表的诗篇。他在散文方面的主要成就是一部长篇《著名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活和事迹》（Leben und Taten des berühmten Ritters Schnapphanski，1849）及一部讽刺性特写《德国商界的幽默随笔》（Humoristische Skizzen aus dem deutschen Handelsleben，1845～1848），早年他还写过《英国随笔》（Englische Skizzen，1843～1848）。

韦尔特的早期诗歌有不少以爱情为题材，这些诗“表现了他的自然的、健康的感官和肉体的快乐”（恩格斯语）。1848年革命前夕，韦尔特的创作面目为之一新，他的诗歌主题已是：反映劳动者的苦难和被剥削者的悲惨处境，并描写无产者的觉醒和团结斗争的决心。他的诗歌结尾常宣告：革命即将来临，革命已不可避免！

韦尔特的诗篇，风格上不像黑尔韦格。后者常以革命诗人身份号召和鼓动群众，因此不免有口号化倾向，虽不乏激情，却缺乏诗的形象，而韦尔特不然。韦尔特往往描写无产者自己的觉醒以及向剥削者进行斗争的要求，在诗中是无产者自己在倾吐感情。这些诗篇语言通俗晓畅，形式近乎民歌。他的一首诗《饥饿之歌》（Hungerslied）在这方面是有代表意义的。这首诗中，工人们喊出了再不能忍受饥饿的呼声，但他们没有可怜相，没有哀求统治者可怜他们，而是向国王发出警告，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显示出了劳动者团结战斗的精神。《工业》（Industrie）这首诗歌颂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业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文明，宣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胜利。可是工业又给无产者带来了新的苦难和新的奴隶劳动。作者预示，最后的锁链必将粉碎，那时候人类将迫使大自然提供更多的东西，那时的人都将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

《兰开夏郡之歌》中的《兰开夏郡的老店主》（Der alte Wirt in Lancashire）写一群英国劳动者在酒店聚会，毛纺工人哀叹自己没有毛衣穿，耕耘者哀叹自己挨饿，煤矿工倾诉自己的家属因为没有煤而冻死，最后他们在一起高喊：“岂有此理！”作者最后说：“就在这夜，在软软的毛毯上，一个富人躺着做了噩梦一场。”作者宣告：只要劳动者觉悟并采取行动，那么剥削者就没有好日子过了！这组诗中的另一首名叫《他们坐在长凳上》（Sie saßen auf den Bänken），也很有名。它描写英国工人阶级在听到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后，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几乎流出眼泪。他们握紧拳头，挥舞帽子，遥祝德国的兄弟们斗争成功！这首诗表示了国际无产者的心心相通和他们精神上的紧紧相连。

《德国人和爱尔兰人》（Deutscher und Ire）写一个德国人和一个爱尔兰人偶然相逢在英国，一起在一堆干草上过夜，虽然语言隔阂，却彼此了解，并大声交谈，因为尽管语言不同，穷人与穷人总有共同语言，这种阶级的共同语言能克服不同的民族语言的障碍。

韦尔特的诗大多创作于他19岁至26岁之间。他的诗在抒情性及讽刺性方面都力图模仿海涅的风格。

1849年以书本形式发表的长篇小说《著名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和事迹》，是韦尔特任《新莱茵报》副刊编辑时在该报陆续发表的。全书由21篇讽刺小说构成，描写当时西里西亚的一个诸侯李希诺夫斯基的“生平事迹”，但在书中用的是施纳普汉斯基这一名字，小说的矛头直指普鲁士容克贵族。韦尔特在给他母亲的信中说：“我不是在控诉某一个人，不，我描写的是社会的这一阶级。”书中的施纳普汉斯基便是德国地主贵族的代表。

小说把李希诺夫斯基21件真实的事迹松散地组合在一起。施纳普汉斯基在西里西亚的骠骑兵团里当志愿兵，他引诱了美丽的伯爵夫人，等伯爵发现后，施纳普汉斯基便胆怯地把伯爵夫人抛弃了。他做了道德败坏的事情后，总是用吹牛和谎言来掩饰。施纳普汉斯基十分怕死，当有人要求与他决斗时，他情愿蒙受耻辱也不愿去冒死的危险。不久，这位骑士在柏林与一位风流女演员有了暧昧关系，后来他又与一位女跳舞明星勾搭，还用假名赊购了一件珍贵的首饰送给她。这一骗局败露后，施纳普汉斯基只得离开柏林到了西班牙、布鲁塞尔，最终抵达慕尼黑。在慕尼黑，他因与一位公爵冲突而被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赶出了巴伐利亚。后来到了维也纳，这位骑士也没交上好运。他自夸与某贵族有关系，但所有的贵族沙龙都给他吃闭门羹。1840年他被迫重返柏林，但已经浑身是债。有一次他不请自来地参加了西里西亚贵族骑士的聚会，与会骑士纷纷离席，表示对他的轻蔑。施纳普汉斯基一筹莫展，他既无才能又无金钱，可是仍一心想跻入“上流”社会。最后他勾搭上某个富有的但已58岁的难看老太婆，这个老太婆却是风骚的公爵夫人。他从她身上总算找到了出路。这位58岁的风骚老妇为他付清了20万塔勒的债款。他与她共同生活，靠她养活。通过这位公爵夫人他又跻身于贵族圈子。为了在政治上往上爬，他想法去罗马朝见主教，小说以这位谎言骑士从罗马回来后当上了普鲁士邦议会的议员结束。

小说描写了这位道德败坏的骑士不甘心自己的无权无势，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的最终目的是要主宰老百姓，骑在老百姓头上。最后，这样的骗子和二流子终于达到目的，成了议员，可见普鲁士的政治腐败到了什么程度！韦尔特以辛辣的语言对这位贵族容克极尽嬉笑怒骂，痛加揭露，并在字里行间表达出这一信念：无产者最后一定会把这些人间败类清除干净。韦尔特的写作技巧仿佛是他抓住这位贵族的衣领，然后放声大喊：读者们，你们瞧，这贵族多丑恶！可是他们至今还骑在你们的头上呢！这就是小说的艺术效果。为了这部小说，韦尔特在1849年被判刑3个月，理由是作者侮辱了已经在1848年9月被农民打死的李希诺夫斯基侯爵。

《德国商界的幽默随笔》也是19世纪中叶德国优秀的讽刺文学作品。但《随笔》的锋芒针对的是19世纪的德国资产者。它是韦尔特给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资产者所描绘的一幅讽刺漫画。作品写一个名叫普赖斯（Preiß）的大商人如何害怕1848年革命到来，怕革命破坏了他的发财计划。柏林爆发革命后，每当黑夜降临，他的“恐惧也会随之增加20％”，连做梦也梦见“人民起来了，暴风雨来临了”。革命使他的那些奥地利公债息票、证券、铁路矿山股票都成了废纸。这时的普赖斯活像一条刚从水中爬出来的丧家犬，身处困境，狼狈不堪，可是普赖斯是会顺应潮流的。既然封建王朝垮了台，为何不投革命之机呢？于是他决定造榴霰弹。革命后的大资产者害怕无产者，它需要武器，以便有朝一日回过头来镇压人民。制造榴霰弹的计划受到大资产者控制的国会称赞。“这笔交易已经定下来了。”普赖斯昏昏然地沉醉在即将发一笔大财的幻想之中。就在这时谣传说柏林要由普赖斯来组织一个新内阁，也就是说他要当总理了。无产者听说普赖斯要当总理，当晚就来砸了他家的窗玻璃。

这一《随笔》主要揭露大资产者的唯利是图。“利”是他们的最高生活目标，发财是他们的最高宗旨。韦尔特的这两部作品是德国无产者文学萌芽时期的作品，因此在艺术性上还不够成熟，例如人物形象（施纳普汉斯基，普赖斯）还只是漫画式的，人物性格并没有在情节中加以展示，在结构上也只是许多片断故事的串连，尚未具备小说应有的情节主线。

除上述两部小说外，韦尔特还有一部长篇小说断片，估计这一断片写于1843～1847年间，1957年由前民主德国出版，在全集中约占200页。小说叙述当时莱茵河工业区有个工厂老板名叫弗里得利希·普赖斯，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学哲学，因此被普赖斯视为彻头彻尾的傻瓜，二儿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小儿子奥古斯特在父亲的工厂里工作。奥古斯特在工厂亲眼见到工人被剥削的情景，渐渐与父亲产生了对立，思想上渐渐接近圣西门主义。女工马丁（Martin）一家都是普赖斯工厂的工人，都成了普赖斯榨取利润的对象。不久，马丁的儿子爱德华去英国两年后返回德国，在普赖斯的厂里任机械师。爱德华在英国不仅学到了当时的先进技术，而且目睹了英国工人的觉醒。他在工厂里进行鼓动，希望德国工人也具有英国工人的觉悟。他对工人说：“该让老普赖斯知道，一旦他的奴隶们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将意味着什么！”爱德华不赞成姐姐与厂主儿子有关系。普赖斯把人间的一切都看做是交易，他认为一切都应服从于利润原则，所以当他得悉第二个儿子爱上了一个破落贵族的女儿时，赶忙让儿子和一位富有的银行家女儿结识。小说写到这里中断了，从这一断片中无法推测小说的结局。这一作品描写的是无产者和资产者的对立，并在德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塑造了一个觉醒的无产者形象——爱德华·马丁。

德国无产者文学的最早萌芽还表现在19世纪40年代的民歌里。《血腥的法庭》（Das Blutgericht — Lied der Weber in Peterswaldau und Langenbielau，1844）便是出名的一首。这首诗以工人自己的口吻谴责资本家毫无人性，把资本家比喻为流氓。马克思说这首诗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起来，无产者，工人们》（Auf，Proletarier，Arbeitsleute，1849）是一首觉醒的无产者的战斗诗篇，无产者对未来充满信心：“旧社会就要崩溃——自由的日子已经到来！”

《捷锡歌》（Das Lied von Tschech，1845）被恩格斯称为“自16世纪以来的两首最好的政治民谣”之一。它虽不是无产者文学，但值得在这里也附带一提。捷锡是某一小城的市长，1844年6月行刺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失败后被判死刑。这首民歌歌颂了他的英勇，又为他仅距两步之遥却未击中普王而感到遗憾万分。19世纪40年代的无产者文学虽处在萌芽状态，但已显示出朝气蓬勃的精神。到了20世纪上半叶随着无产者在政治舞台上的日益活跃及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无产者文学也逐渐进入它的成长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