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贯串于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整个时期。它包括三个历史阶段：（1）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前，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2）魏玛共和国时期；（3）“第三帝国”时期。批判现实主义并不像20世纪初众多的现代流派那样流行一阵便销声匿迹，它始终有生命力。这个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继承了19世纪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尖锐揭露各个历史阶段德国社会黑暗的现实。这个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是：和现实及政治的结合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密切，创作上结下了前所未有的累累硕果。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早期作品虽然受到过象征主义或表现主义等流派的不同影响，但他们在创作的成熟阶段都坚定地走上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1933年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批判锋芒针对德国法西斯的统治，他们和他们的作品自然不为法西斯所容，他们的作品被焚烧，这些作家也被迫流亡异乡，因此1933年后的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的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可谓人才济济，大师辈出，形成了德国文学的一个高峰。本节除介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外，还介绍不属于一定流派但有着批判现实主义倾向的其他作家。
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是这一时期具有世界声誉的德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蜚声文坛，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在文学上也经历了从自然主义到表现主义等各种流派的兴衰。政治形势的变迁和文学流派的起落无疑都对他的创作发展过程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托马斯·曼的作品由于其思想深刻和内容渊博，使他成为20世纪德国乃至世界上成就卓著的文学家。
1875年托马斯·曼生于北德古城吕贝克的名门望族，父亲是当地的大商人和参议员，母亲出生在巴西，有葡萄牙血统。托马斯·曼厌恶当时的中小学教育，因此他从来不是一个优秀的文科中学学生。父亲去世后，19岁的托马斯·曼随母亲迁到了慕尼黑，自此之后他大约有30年之久一直生活在那里。到慕尼黑后不久，他便在康拉德所办的自然主义杂志《社会》上发表小说，并成为慕尼黑著名幽默杂志《西木卜里切斯木斯》的编辑。1901年，25岁的托马斯·曼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巨著《布登勃洛克一家》（Die Buddenbrooks），这部小说显示了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立场。1929年托马斯·曼因这部小说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托马斯·曼出于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曾在1918年写过一篇政治论文《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Betrachtung eines Unpolitischen，1918）。这篇文章没有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却认为德国在战争中所进行的是“民族”战争。这篇论文是他与哥哥亨利希·曼争论的产物，因为后者在他的《左拉论》（Zola-Essey，1915）中谴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1922年，托马斯·曼为表示拥护魏玛共和国而发表《论德意志共和国》的演说，才与他的哥哥取得和解。从1901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托马斯·曼创作的丰收期。除了《布登勃洛克一家》外，他还写了长篇讽刺小说《王爷殿下》（Königliche Hoheit，1909）和不少短篇，如《特里斯坦》（Tristan，1903）、《托尼奥·克勒格尔》（Tonio Krüger，1903）、《在威尼斯之死》（Tod in Venedig，1912）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和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是托马斯·曼的第二个创作时期，这期间他完成的重要著作有长篇小说《魔山》（Der Zauberberg，1924），中篇小说《马里奥和魔术师》（Mario und der Zauberer，1930）。1933年，他像所有的进步作家一样，被迫流亡国外，先是到捷克，1935年美国哈佛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1936年他被剥夺了德国国籍和波恩大学名誉博士的称号，但捷克政府立即给予他捷克国籍。他后来又流亡到瑞士，1939年抵达美国，并于1944年加入美国国籍。他在美国一直居住到1952年。然后定居于瑞士苏黎世近郊，直至1955年去世。流亡时期也是托马斯·曼创作的丰收时期，这期间他的著名著作有《洛蒂在魏玛》（Lotti in Weimar，1939）、四部曲《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Joseph und seine Brüder），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写成、战后才出版的长篇《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us）。在战后出版的著作中还有他的最后一部未完成的长篇《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回忆录第一部分》（Die Bekenntnisse des Hochstaplers Felix Krull. Der Memoire erster Teil，1954）。在托马斯·曼的全部创作中还有两篇重要政治论文必须一提，即1933年发表的《理查德·瓦格纳的苦难和伟大》（Leiden und Gröβe Richard Wagners）和1946年写的《反对布尔什维克是我们时代的大蠢事》（Der Antibolschewismus ist die Grundtorheit unserer Epoche）。希特勒政权把瓦格纳歪曲为民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以便把他当做工具来为法西斯政策服务。托马斯·曼的这篇文章还瓦格纳以真实面貌，抨击了法西斯政策并坚决反对法西斯分子对瓦格纳的歪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托马斯·曼面对前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的业绩，认识到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错误，这表明托马斯·曼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诚实的作家。
《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副标题是《一个家庭的没落》（Verfall einer Familie）。作者在描写吕贝克大商人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没落过程时充分利用了自己家庭的历史资料。他祖先在19世纪如同布登勃洛克家族一样，是吕贝克有声望的谷物商和船舶公司老板，随着父亲去世，曼氏家族在1891年衰败下来。在这部小说中，托马斯·曼塑造了19世纪中叶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勤勤恳恳做生意，规规矩矩发财”的资本家，描写了他们的发展和典型特性，如诚实经营、确守诚信、不图暴利等，还描写了19世纪末这种类型的资本家怎样为投机发家的资本家所排挤。小说还触及了托马斯·曼日后常爱写的主题，即艺术家和艺术在这个敌视艺术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遭遇，以及艺术家和艺术跟社会的矛盾。作者把布登勃洛克第四代的哈诺（Hanno）写成一个音乐的狂热爱好者是有原因的。托马斯·曼自己说，这部作品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在他晚年时，托马斯·曼还一直把《布登勃洛克一家》当做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作品。
小说写了布登勃洛克一家四代由盛而衰的过程，但是时间跨度只是从1835年到1877年。小说以吕贝克的大谷物商、70岁的老约翰·布登勃洛克迁入新居，亲朋好友们都前来祝贺开场。这时正是布氏一家的鼎盛时期。老约翰几十年来经商，自信而稳重，他的格言是：“我的儿子，白天要精力充沛地做生意，但不要做对不起良心的事。这样，我们晚上就能安然入睡。”几十年来约翰就是依靠这一准则，成了一个“正派”的资本家。不久老约翰过世，这份家业就传给了他的儿子小约翰。可是小约翰虽努力遵守这一格言，家业却出现了衰败的征兆。商行的资本也因遗产的瓜分只剩一半左右。小约翰虽干练、严格，但缺乏老约翰的从容不迫。工业化带来的日益尖锐的工商业竞争迫使他必须无休止地拼命为维持这份祖传家业而搏斗，因为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小约翰已经面临着靠投机起家的暴发户哈根斯特雷姆（Hagenström）的挑战了。除了经营上的艰难外，小约翰的四个孩子也使他操心过度。这四个孩子的经历实质上已体现出家族的没落。长子克利斯蒂安（Christian）是个风流的放荡子，次子托马斯（Thomas）对死守家业缺乏兴趣，女儿托尼（Tony）幼稚愚笨，好胜心虽强，但婚姻失算，遭遇可悲，另外一个女儿克拉拉（Klara）平庸而无才华。作者对这第三代的描写着墨最多，尤其对于托尼。托尼先是在海滨对医科大学生产生了纯洁的爱情，可正在这时，汉堡商人格吕利希（Grünlich）前来求婚。债台高筑的格吕利希求婚的目的原是企图依靠托尼雄厚的陪嫁来维持他摇摇欲坠的商业信用，用拼命高攀来维持家庭的体面。托尼的父母答应了这门亲事，也是希望通过“门当户对”的婚姻在经济上相互依靠，使祖传家业不至于日益走下坡路。托尼对格吕利希的求婚先是干脆地拒绝，可是在父母的逼迫下，在她翻阅了家族以往体面的家庭记事簿后，她深感家族的荣誉不允许她下嫁一个平民。托尼的阶级地位与本性促使她最后嫁给了这个她并不爱的俗不可耐的商人，让当年海滨的爱情如海滨浪花激起的泡沫一样消失。托尼的父母与格吕利希商谈陪嫁费用的情景，暴露出资产阶级婚姻只不过是一宗商业买卖而已，谈不上什么爱情。婚后四年，格吕利希受到债主逼债，即使他把托尼的几万马克陪嫁全部贴补进去，也避免不了破产的结局。这时托尼已生下了女儿艾丽卡（Erika），考虑到她与格吕利希本无爱情可言，托尼的父母也不愿有一个破了产的商人为婿，便毅然把女儿和外孙女接回家，由此可见在资产阶级家庭里结婚与离婚无不以金钱为转移。托尼第二次结婚原是为了避免离婚女子的不好听名声，不料这个丈夫（也是一个商人）却是道德败坏、奸污女佣的流氓，事发之后，成了大家的笑柄，托尼断然决定离婚，再次返回娘家。1855年小约翰心脏病突发而死。第三代的托马斯继承家业后，大家争夺遗产，资产阶级家庭的丑态在温情脉脉的纱幕下暴露无遗。不久，托马斯和富有音乐气质的荷兰女子盖尔达（Gerda）结了婚，她的陪嫁曾使家业一度得到充实，托马斯也成了参议员，家业有所振兴。可是托马斯缺乏商业上的决断与自信，他也不愿乘人之危损人利己，认为这样做是趁火打劫，有悖于商业道德。在性格上，托马斯优柔寡断，在与日益强大的暴发户哈根斯特雷姆的竞争中，更加暴露出自己的软弱无力。哈根斯特雷姆是一个不择手段、不顾道德、投机钻营、追逐高额利润的新一代资产者，托马斯在与他的竞争中连连失利，损失了不少资金。可是托马斯还必须顾着面子维护资产阶级的外表，加上家事烦恼，使他日益感到内心的孤独，最后只能逃避到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中去寻求精神支柱。托尼自第二次离婚后，便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艾丽卡的婚事上，希望有个体面的女婿作为生活中的最后安慰。不料艾丽卡的丈夫，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理，不仅对文化知识一窍不通，而且有犯法的行为，案发后被判了刑，艾丽卡也因此与他离了婚。不久，老祖母病逝，布登勃洛克家祖传老屋出售给了暴发户哈根斯特雷姆。为维持生计搞得精疲力竭的托马斯在40多岁时就早逝了，公司也随之歇业。第四代的哈诺性喜音乐，自小体弱多病，毫无创业精神，在这竞争的社会里他表现出无法适应和自立。哈诺在学校里就害怕一切人群，在母亲的熏陶下，音乐成了他逃避现实的王国。即使在音乐领域，他也只是个欣赏者而不是作曲者或演奏者。父亲死后，他随母亲迁到一座小屋，15岁那年他染上了传染病，毫无挣扎地离开了人世。盖尔达在死去丈夫和儿子后，也回了娘家，布氏一家至此便告分崩离析。
作者在写到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没落时，笔触不无同情。托马斯·曼对不顾一切道德靠投机发家致富的暴发户资本家类型是反感的，而对18世纪末以来的“正派”资本家虽在客观上作了批判，却是非常同情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产阶级家庭关系时曾写道：“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托马斯·曼现实主义地描写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家庭关系，而马、恩的这一论述则对资产阶级家庭关系作了一针见血的解剖。布登勃洛克一家人在小约翰和老祖母死后对遗产的争执和瓜分，托尼的两次离婚和结婚，以及艾丽卡的结婚选择等等，无一不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纯粹是金钱关系这一事实。资产阶级并无婚姻自由，婚姻的缔结受着金钱、门第的约束，这一点构成了小说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托尼是作者塑造的成功形象，她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是被门第观念、金钱观念和与此相关联的虚荣心折磨的一生，她希望有幸福的爱情与家庭，可是她成了金钱关系的奴隶后，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弱女子，正是门第与金钱观念造成了她一生的不幸。其次，小说写了艺术与资本的不相容。小说描写的四代人，一代比一代对艺术更有兴趣，自身也更有艺术气质，他们也就一代比一代没有能力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商业竞争的角逐。资本主义要求挤倒对方，大鱼吃小鱼，要求人的冷酷而不是感情。作者认为艺术是崇高的、有感情的，也是讲道德的，因此，艺术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不相容的，在资本竞争中站得住脚的暴发户和投机商便是冷酷无情、敌视艺术、不顾道德的人。作者在其创作的第一阶段深受叔本华和尼采哲学的影响，因此在书的下部插入了托马斯读叔本华哲学著作的章节。
从情节与内容看，全书写的尽是家庭琐事，作者正是通过对婚丧喜庆的描写反映出布登勃洛克一家由兴而衰的过程，因此也有的中国人把《布登勃洛克一家》比喻成德国的《红楼梦》。作者叙述生动，描写细致，相信传统的读者会非常欣赏它，并且在阅读时，人物的命运会非常吸引人。在风格上此书明显受19世纪俄国和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小说的结构，上部比下部严谨，下部的收尾也略嫌仓促。
《托尼奥·克勒格尔》、《特里斯坦》、《在威尼斯之死》是这一时期托马斯·曼的重要著作。这三部作品都深入讨论了艺术家与生活、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特里斯坦》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作家。他因病住在疗养院。一天，一位绝顶温柔美丽的年轻女子在她的丈夫——一位强壮而粗俗的商人陪同下也来到这里疗养。商人在熟悉了疗养院的环境并安排好一切后，便回家经商去了。商人太太的美貌引起了整个疗养院的惊叹，作家不久便与她熟悉起来，这位对“美”有天生倾慕的多情作家竟悄悄地爱上了她。一天，当病人们在医生组织下都外出郊游时，作家在疗养院的大客厅请商人太太弹奏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依绍尔德》，这时的作家深感自己的处境和瓦格纳歌剧中的特里斯坦一样。后来，医生发现商人太太的病情日益恶化，便请她丈夫来疗养院陪伴。丈夫不情愿地来到疗养院后，作家怀着对“美”的无限惋惜和对商人无限愤慨的心情给商人写了一封信，以极愤怒的笔触讽刺商人糟蹋了这朵“鲜花”，发出了鲜花插在牛粪上的感慨，并说这个女人与商人的结婚使她从此告别了天真和无邪。信中，作家又承认那庸俗、可笑的生活毕竟仍占着上风，因此，商人的庸俗生活虽是永恒的“美”的对立面，商人毕竟还是一个强者。商人接到这封信后，愤怒地直奔作家的卧室，对他进行了一番常人无法容忍的训斥和咒骂。这时突然有人来叫商人，说他的太太正咯血不止……
小说谴责了商人、资本家等“有钱人”不但不懂美，不懂艺术，而且还俗化社会和破坏了“美”，它写了资本主义社会糟蹋艺术和“美”这一主题。不过作者也并不认为这个作家是个正面人物，作者在描写这位脱离生活、身心都不健康的作家时，常常流露出他的揶揄和嘲讽。作者虽在文中没有明确提出艺术家应负的社会使命和责任，也没有明确解决艺术家和生活的关系，但作者对这种脱离真正的生活、无病呻吟、空喊“美”的艺术家显然是鄙视的。小说主人公从唯美主义、“象牙之塔”出发批判商人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庸俗生活，这在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中是一种典型现象，他们的所谓“美”对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说到底也是毫无用处的。
《托尼奥·克勒格尔》探讨的是艺术家的使命和职责问题。这是一部近乎对话体的中篇小说，缺乏生动的情节。小说的核心是成年后的克勒格尔——吕贝克商人的儿子和他的俄国女友、女画家讨论艺术家与生活、艺术与社会的一席谈话。克勒格尔不堪象牙之塔的寂寞，希望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但是一旦他和普通人在一起时他又蔑视群众和生活。克勒格尔觉得生活庸俗，因此钻入“象牙之塔”还是成了他的必然行动，可是“象牙之塔”的生活也使他烦恼苦闷。这是一个不知生活与创作的目的的作家不可避免的内心矛盾。
《在威尼斯之死》则充满了诗情画意，文字也很优美，是作者自己的得意之作。这个中篇在西欧甚受欢迎，尽管作品的情节并不曲折，1971年却由英国和意大利合作搬上了银幕，后来谱成歌剧。小说主人公是一个50岁的名叫阿森巴赫（Aschenbach）的著名作家。像克勒格尔一样，他脱离生活与民众，一心一意只想攀登象牙之塔的顶峰，努力追求美的艺术。为了使长期紧张的大脑暂时得到一点休息，他来到了威尼斯，下榻于海滨浴场的旅馆。在那里他为一个名叫塔齐奥（Tadzio）的14岁波兰贵族少年所深深吸引。这位少年神态悠闲，纯真可爱，美丽得如同一件完美的希腊雕塑，犹如大自然造成的一件无与伦比的杰作。阿森巴赫爱得他如醉如痴、神魂颠倒，几乎到了失去理智的地步，即使当许多旅客都因当地流行霍乱纷纷离开威尼斯时，阿森巴赫也甘愿承受死亡的威胁，留在浴场，以便每天能见到塔齐奥或尾随其后。最后塔齐奥一家也要离开海滨浴场了，阿森巴赫感到灰心失望，走投无路。在逗留于威尼斯的最后时刻，塔齐奥孤身一人在海滩上徘徊，踱着步慢慢向大海走去。绝望的阿森巴赫在海边的椅子上凝视着美少年，突然美少年扭动上身，回首把目光投向岸边的阿森巴赫。阿森巴赫目睹着美少年，心力交瘁，对“美”可望而不可即，他最后的目光紧紧地跟随着那已经主宰了他的精神世界的美少年，然后在注目中他静静地死在椅子上。就在当天，“上流社会便震惊地获悉著名作家阿森巴赫去世的消息”。
这部象征色彩异常浓厚的小说并不叙述一个似乎是同性恋故事。塔齐奥是“美”的象征，阿森巴赫则是一个唯美主义艺术家，他为追求“美”而憔悴，为“美”而死，但作者自己也说，他的死只引起了“上流社会”的震惊，因为他的死和民众毫无关系。读者读完这一中篇后，不禁要问：艺术家（作家）应该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死呢？有的评论家甚至从这篇小说及他的其他个别小说中去追寻托马斯·曼的同性恋心理，研究他的日记，并从中去分析研究托马斯·曼有否同性恋的“实践”，这样的“研究”难道是文学研究的目的所在吗？
长篇小说《王爷殿下》的情节具有童话色彩。它叙述1900年左右德国一个小国的王子的一段经历。小王子天生左臂残废，从小受到宫廷的严格管教，因此他无法了解人民的实际生活。一天，美国百万富翁、火车大王买下了该小国的一座宫殿，小王子有机会认识了这位百万富翁，并爱上了他的唯一的19岁的女儿，小女儿和小王子一样，感到生活的寂寞，尽管两人一个过着奢侈的宫廷生活，一个过着富裕的资本家生活。不久小女儿和小王子相互爱慕而结婚了。王子通过对资本家小女儿的爱把自己从孤独的宫廷生活中解放了出来，小国原来破落的经济也通过这一婚姻，得到百万富翁的支持而改善。此小说的中心思想依然是艺术家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托马斯·曼曾把艺术家与脱离生活的诸侯加以对比。唯美主义艺术家用“美”把自己和民众隔离开来，“王子”则用宫廷大墙把自己和民众隔离开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托马斯·曼写出了他的代表作《魔山》。这是一部主要通过对话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知识界、思想界各种政治、哲学思潮的“思想型”小说。它不以情节取胜，而是通过对白以深刻的哲学思想见长，《魔山》表达了在这一动荡的历史变革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彷徨与追求：
1907年，23岁的大学毕业生、汉堡富商的儿子汉斯·卡斯托洛普（Hans Castorp）在去造船厂担任工程师职务之前，从汉堡来到瑞士达沃斯高山肺病疗养院探望他的表兄。汉斯本打算在这里逗留三周，可是疗养院医生为他检查时发现他有肺病，必须疗养。于是汉斯留下休养，不料汉斯竟在疗养院过了整整七个年头，一直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才使他脱离这座“高山”疗养院，重又回到了“平地”。汉斯本是个十分平常、带有一点稚气的天真青年，到高山不久，便为这座地处高山的疗养院的生活所深深吸引，因为这里与世隔绝，有来自各国的病人。“高山”（有象征含义）几乎对他产生了一种“魔力”，于是，这座山对他说来也就成了一座“有魔力的山”。在这里疗养的多半是各国出身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有钱人，他们的身体与心灵都有病，他们虽长年生活在这座高山上，但他们的思想无不打上时代的印记，从而使这座肺病疗养院成了当时欧洲各种社会思潮汇合的地方，成了病态欧洲的一个缩影。汉斯觉得在“平地”上庸俗，而在这“高山”上，他一直生活在精神世界，接触到各种思潮，受到各种思想影响。因此，表面单调的疗养生活对汉斯的精神起了重大作用，最后他竟得出疾病能使人高贵，能使人的精神获得灵感和净化的结论。汉斯在这里渐渐由天真变得成熟。疗养院里第一个给他深刻影响的人是意大利作家塞顿布里尼（Settembrini）。这位作家具有19世纪的进步人道主义思想，他劝导汉斯不要沉湎于死和病的颓废思考中。汉斯慢慢地接受了塞顿布里尼肯定生活价值的观点。不过塞顿布里尼未能完全改变汉斯的世界观，因为汉斯与此同时还受到了别的思想和观点的影响。面对感官享乐的魔力，汉斯又觉得塞顿布里尼的观点多少有些软弱无力。原来这时汉斯爱上了一位年轻貌美的俄国太太。这位女郎成了诱惑的化身，她动摇了受传统束缚的汉堡青年的道德观。涉世不深的汉斯堕入了她的情网。一天，在为病人举办的化装舞会上，汉斯终于有机会与这位俄国太太倾心长谈，并向她吐露衷肠，不料俄国太太对他说，她明天便离要离开疗养院了。此后，汉斯又受到了疗养院里一位耶稣会教士那夫塔（Naphta）教授的思想影响。这位教授在文化、哲学、人生价值等各种问题上的观点都与作家塞顿布里尼相反。作家主张人的自由尊严，主张人应该劳动，通过理性生活促进个人的发展，并使社会向民主和人道迈进。教授则认为，唯有宗教会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满足。那夫塔用诡辩逻辑反驳塞顿布里尼，并强调说，为了使世界基督教化（这里，“世界基督教化”即用一个“主义”、“宗教”把世界加以一统的象征），即便使用暴力和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强权也是合乎情理的。塞顿布里尼的人道主义理想在这弱肉强食的现实世界，在这帝国主义大战前的欧洲，显然毫无实际价值，而那夫塔主张用强权、暴力的观点看起来却适应这一社会。于是汉斯动摇于这两个极端之间，认为两者都有道理，因此他努力使两者平衡，加以折中。一天，汉斯在山上滑雪时遇上了暴风雪，他精疲力竭以致神思恍惚，在迷迷糊糊中，他面前出现了美好的幻觉，在幻觉中他看见幸福健康的青年人处于令人心旷神怡的大自然景色中的快乐情景。面对此情此景，他突然醒悟到：“为了善和爱，人决不能让死亡控制自己的思想。”（顺带提一笔，《魔山》全书仅有这一句话用的是斜体，作者以此强调这句话是一个结论性的观点。）这样，他振作起所有的力量，在白雪皑皑的山间，排除困睡和死的诱惑，挣扎着回到了疗养院。这一恍惚的情景（也是一种象征笔法）使他预感到人类的未来应该是健康美好的，而不应该是病态痛苦的。这期间汉斯的表兄从山下回到高山，病情恶化，不久死亡。俄国太太也回到了高山，但令汉斯失望的是她已经有一个荷兰富翁、大农场主彼普科恩（Peeperkorn）做伴了。彼普科恩性格开朗，汉斯与他一见如故，这位富翁既讲生活享受，又曾精力充沛地从事过事业。他对塞顿布里尼和那夫塔两人抽象地空谈玄学同样蔑视，他讲究实际，主张既做生的主人又做死的主人（这里又是象征笔法）。当他突然患了重病并预感到无法战胜疾病时，他不愿死来折磨他，于是便在房中服毒自尽，自己做了死的主人。俄国太太在彼普科恩死后也离开了疗养院。一天，塞顿布里尼和那夫塔争论过激，感情冲动，致使双方提出决斗。塞顿布里尼怀着高尚的情操向天空放了一枪。那夫塔对放空枪表示极端气愤，他厌恶塞顿布里尼的“高贵”，便向自己头颅开枪，以致倒地毙命。至此，汉斯所熟悉的人（表兄），对自己有过影响的人，都先后死去，自己钟情的俄国太太也走了，他感到无限的寂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惊动了这疗养院与世隔绝的静寂。汉斯又回到了“平地”。他预感到真正有价值的人生在将来是可能的。而在这之前他却投身于战争的硝烟之中，参加了大战。在一次冲锋中，读者看到他向前冲去，终于从读者的视线中消失（这里作者又采用了象征笔法，并没有说他战死，而只是让主人公在读者视线中“消失”了。）
《魔山》反映了第一次大战前欧洲知识界的各种思想见解以及一个正直青年对生活理想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自己在大战前的思想苦闷和徬徨。无论代表软弱无力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塞顿布里尼也好，还是代表必须用暴力、强权、否定理性和人道的那夫塔也好，或是主张现世享受、自己主宰生死的彼普科恩也好，他们都是世纪之交各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年幼无知、涉世不深的汉斯对这一切思潮都感到有吸引力，但又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理想。他在雪中的幻觉构成了小说的思想核心，说明作者对人类的前景怀着一个模糊的美好幻景。汉斯讨厌“平地”的嘈杂和庸俗，因此“高山”上的各种思潮、清谈和精神气氛，高山上的清静思考，对勤于追求的他产生了魔力。可是另一方面，汉斯又感到他必须摆脱这一与世隔绝的世界的魔力，投身于“平地”的实际生活，面向未来。这是汉斯对生活的矛盾态度，也是作者对生活的矛盾态度。汉斯最后投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明这一代青年仍然是没有希望的，他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生活的意义，仍在“战火中”迷茫。托马斯·曼并没有说汉斯死于战火，而只是说他消失在战火之中，这说明汉斯如果不死，他还将在大战结束后对自己投身世界大战的“实际行动”进行思考。这一结尾反映了作者自己当时的思想实际。1918年托马斯·曼发表《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时，还没有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但是在1930年写《马里奥和魔术师》时，托马斯·曼的思想却有了明显的变化。面对法西斯的崛起，作者用这篇小说向民众提出了警告，并且预言，一旦民众觉醒和行动起来，必然会置专制、暴虐的法西斯统治者于死地。
《马里奥和魔术师》用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旅游意大利时在一个小城观看魔术表演的经过。一位魔术师以魔术表演招徕观众，但他实际上并不是变魔术而是玩弄“催眠术”，而这种催眠术是治安条例明文禁止的。当一些观众上台做助手时，在他的催眠术控制下听任他的玩弄，以致有的说出心中的秘密，有的处于似醒而睡的状况，一切行动举止都听从魔术师的命令……最后他竟用催眠术麻醉了大家，马鞭一挥，全体观众竟发疯地跳起舞来。咖啡馆的侍者马里奥也被魔术师喊上了台，魔术师用同样的催眠术剥夺了他的意志，使他似醒实睡，然后便把他的意志强加于马里奥，听他驱使，要马里奥像木偶一样按他的口令与指挥棒行动。可是等马里奥回到台下清醒过来时，马里奥便举起了土抢，朝台上一枪，把魔术师打死了。小说发表后不久，即被墨索里尼列为禁书，由此可见法西斯分子对小说的反法西斯倾向是多么的敏感！
小说同样富象征色彩，魔术师代表法西斯分子。法西斯分子用反动的理论和手段（即催眠术）麻痹人民，以便人民按他们的意志行动，使人民似醒实睡，失去用自己的理智判断真伪、进行行动的能力，失去自我听凭魔术师驾驭！马里奥象征纯朴的民众，他一度被魔术师麻醉，听他指挥，但一等他清醒过来，便把他打死在地。魔术师反应灵敏、巧言令色、口才出众、诡计多端、很有欺骗性。他最想做到的是：民众能让他随意驱使——能催他们入眠——在他控制下，产生“集体无意识”！（做“顺民”，多么可悲！）1930年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已经建立，作者用此小说警示德国人民：不要被法西斯所麻醉，不要做法西斯意志的奴隶，不要失去自我，不要不动脑筋！
1933年后，托马斯·曼的创作进入第三阶段。1933年后的德国进步文学一般被称为流亡文学，因为大多数作家这时被迫流亡他国。流亡文学的主题环绕着反对法西斯专政。很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由于在异国脱离了本国斗争的实际，因此他们的反法西斯作品不少采用了历史题材，以古喻今。托马斯·曼这一时期的创作便是如此。
《洛蒂在魏玛》是托马斯·曼流亡美国时完成的长篇小说。当歌德写《少年维特的烦恼》时，书中洛蒂的形象是以歌德当时十分爱恋的洛蒂·布甫为模特儿的。托马斯·曼的小说描写洛蒂1772年与歌德分别后，1816年他们在魏玛的重逢。当时洛蒂的丈夫早已去世，她带着女儿和侍女前往魏玛，想以探望姐姐的名义会见她少年时代的友人歌德。笔者认为小说至少有三点含义：小说利用了1816年洛蒂访问魏玛的历史事实，对它进行了文学加工，说明歌德在魏玛的宫廷生活中仍坚持着人道主义理想和精神。在法西斯猖獗的1939年，继承这种精神对一个作家来说又是多么可贵与必要，这是小说的第一点含义。其次，托马斯·曼用歌德为德国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来与法西斯野蛮地破坏文化作对比。第三，法西斯妄图利用歌德来为法西斯政策效劳，把歌德歪曲为艺术上的“超人”。小说揭露了法西斯御用文人对歌德作品的歪曲，维护了歌德的真实形象。因此《洛蒂在魏玛》并非一般的文学家传记，而是一部抨击法西斯统治的小说。小说以叙述洛蒂抵达魏玛投宿于“大象”旅馆开始，旅馆的茶房得知来客是洛蒂后，便把这一消息散布到全城。小小的魏玛顿时轰动，因为大家知道，洛蒂原系魏玛公国宰相歌德青年时代的女友，一时旅店门口门庭若市，求见者络绎不绝。小说中歌德本人出场很晚，但通过求见者向洛蒂报导歌德在魏玛的宫廷生活，他对环境与各种事态的态度，以及在这鄙陋的环境和宫廷的敌意中坚持创作的情景，读者已经获得了魏玛时期歌德的形象。其中一个名叫阿特美·叔本华的来访者原是魏玛一个文学团体的女负责人，竭力想使洛蒂站在她一边，共同反对歌德的儿子奥古斯特·歌德和她的女友奥蒂丽的婚姻。她反对的理由不仅因为奥古斯特的母亲——歌德的妻子克里斯蒂安娜·武尔皮乌斯是一个魏玛宫廷瞧不起的卖花女，还因为歌德和他的儿子在政治见解上与当时魏玛的民族主义青年格格不入。歌德父子对拿破仑的态度尤其激起了这位有沙文主义思想的女子的反感，因为奥古斯特甚至在歌德的支持下不响应反拿破仑战争。洛蒂一抵达魏玛曾立即给歌德写了便条，并焦急地等着他的回答。现在歌德派他的儿子前来拜访“洛蒂”，并邀请她数日后同进午餐。在约定的那天，“洛蒂”穿着年轻时的服装前来赴宴，歌德虽然殷勤，却敷衍其词。“洛蒂”看见客人们对歌德均卑躬屈膝，而歌德对此也并无反感。“洛蒂”又多次暗示“维特”时代的往事，但歌德却尽量回避。晚年的歌德不愿意浪漫地追忆往昔，而是脚踏实地面对现实。洛蒂在歌德那里感到并不自在，后来她一连几周闭户不出。一天歌德请她看戏，当返家时，在歌德的马车上，她看着歌德坐在她身旁，十分感激，并把这看做是和解的表示。歌德对她说，他看到了她衣裙上佩带的蝴蝶结，洛蒂曾在年轻时把这种蝴蝶结送给歌德。这时洛蒂也坦率地告诉歌德，她这次来魏玛，真正的目的是能见见昔日的朋友歌德。这部小说的思想核心乃是歌德的一段长篇独白。这篇独白表达了老年歌德对鄙陋环境的超越感、不断的进取心和对未来的追求，他探讨着祖国和爱国主义、科学和艺术、个人和历史等等的关系问题。托马斯·曼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第一次在他的小说中肯定了积极的人生态度，因此，笔者建议最好不要把这本书当做消遣性的长篇小说阅读。此书由于文字优美、文体丰富，一向被视为很难译成汉语的德国作品。
托马斯·曼流亡时期的鸿篇巨制当推数百万言的四部曲《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包括《雅各的故事》（Die Geschichten Jaakobs，1933）、《年轻的约瑟夫》（Der junge Joseph，1934）、《约瑟夫在埃及》（Joseph in Ägypten，1936）和《赡养者约瑟夫》（Joseph，der Ernährer，1943）。小说的题材取自《旧约》中有关犹太人约瑟夫的传说，描述犹太人的聪明才智和诚实正直，小说对法西斯的反犹和种族仇恨政策提出了控诉，因此是一曲人道主义的颂歌。
据《旧约》记载，雅各共有十二个儿子，他最喜爱的是约瑟夫和约瑟夫的弟弟本雅明。为此，约瑟夫和他的十个同父异母兄弟产生了矛盾。约瑟夫的异母兄弟为报复父亲的不公平，把约瑟夫卖给了去埃及的行商。到了埃及后，商人们又把约瑟夫当奴隶卖给了埃及法老的好友波提乏（Potiphars）。约瑟夫不久便以他的勤恳、老实和努力受到了波提乏的重用，做了他家的总管，可是波提乏的妻子却爱上了约瑟夫。正直的约瑟夫拒绝她的引诱，于是波提乏的妻子恼羞成怒，反诬约瑟夫对她非礼。这样，约瑟夫便被投入监狱。不久，法老的侍酒总管因过失下狱，一天他做了一个梦。约瑟夫有圆梦的本领，对侍酒总管说，这个梦预示着他三天后即将获释。三天后总管真的获释。这样，约瑟夫成了远近皆知的圆梦专家。后来约瑟夫为埃及法老解释了他的怪梦，获得了法老的赏识，法老把整个埃及都托付给约瑟夫治理。约瑟夫解释法老的梦说，埃及将在七年丰收后遭遇七年大灾。于是他们在丰收的七年中备足了七年灾荒的粮食，使富者贫者都能在灾年安居乐业。这充分证明了约瑟夫治理国家的能力，也证明了约瑟夫在荒年所采取的经济措施的正确。受灾的邻国听说埃及在灾年尚有余粮，便纷纷前来埃及买粮，雅各也派十个儿子到埃及。约瑟夫通过考验，证实同父异母的兄弟已经变得正直，而且他们已经悔恨自己过去对弟弟的不义行为，现在他们非常热爱父亲和约瑟夫的小兄弟，于是约瑟夫便和他们相认了，并把自己被变卖为奴后的经历讲给他们听。父亲雅各得知他最爱的儿子并未死去的消息后感到无限幸福，也来到了埃及，最后雅各与儿子大团圆。
托马斯·曼的这部作品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同情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不幸，并向他们乐观地预示，他们总会有团圆的一天，犹太人团圆之日也就是意味着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政策破产之时。此外，犹太人约瑟夫的才能又否定了“超人”及“超人”治人的法西斯理论。小说还倡导主宰人间的应该是爱而不是恨，是光明正大，而不是阴谋诡计。
托马斯·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并在战后完成的重要作品是《浮士德博士。由一位友人讲述的德国作曲家安德列昂·莱文柯恩的一生》（Doktor Faustus. Das Leben des deutschen Tonsetzer Adrian Leverkühn，erzählt von einem Freunde，1947）。这是一个写艺术家悲剧的“艺术家小说”。小说的形式是提前退休的文科中学教师、语文学博士采特博罗姆（Zeitblom）在伊萨尔河畔的一座小城为他死去的朋友莱文柯恩写传，这部传记冠以《浮士德博士》的标题。传记的时代背景是德国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崩溃的前夕。主人公莱文柯恩1885年出生于中部德国的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他十分早熟，酷爱音乐，有作曲天才。他的童年在富有田园趣味的农村度过，那里中世纪的古德意志生活习俗和田园风光从小使他养成苦思冥想、喜欢孤独的性格。莱文柯恩尤其喜欢思索违背理性的荒诞事物。他的叔父是一个器乐商人，引导他熟悉音乐，把他带进了音乐的王国。教堂风琴师又教给他各种乐理。莱文柯恩和采特博罗姆一起在离故乡不远的小城上中学，后来在哈雷大学读神学，20岁时去莱比锡攻读音乐，并受教于昔日的风琴师（现在的音乐老师）。不久，莱文柯恩到慕尼黑乡间定居，认识了女房东、一位守寡的参议员夫人和她的两个遭不幸的女儿，可是对她们仍保持一定的距离。一次他去意大利旅游，突然间他固有的偏头痛病发作，在幻觉中看见魔鬼坐在自己的面前，并不断变换着形体，魔鬼与他订约，答应在24年中不断给他灵感，使他创造出罕见的音乐佳作，代价是他必须舍弃一切人间的爱。此外，24年后他的灵魂归魔鬼所有（题材取自16世纪有关浮士德的民间故事。）。他从意大利回来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但他在19年间一直闭门作曲，即使在物质困难的战争年代，由于有两个崇敬他的妇女给他支援，他在物质上并没有任何困难。采特博罗姆也常来探望他。莱文柯恩用勋柏格的十二音律体系，以现代派音乐形式进行创作，他对自己的音乐革新非常得意。人道主义者采特博罗姆目睹法西斯的阴影将笼罩全德，整日忧心忡忡，而唯美主义者莱文柯恩却在无休止地工作，想创造出人间最美的音乐。他对窗外的灾祸不闻不问，但是他的音乐却只能为国内外极少数人所接受。一位匈牙利的男爵夫人在经济上帮助了莱文柯恩，使他的新音乐得以普及，并且还送了他一枚金戒指，不过她要求他对她的名字永远保密。莱文柯恩逐渐违反了“舍弃一切人间的爱”的禁律：旅行瑞士时，他爱上了一位瑞士姑娘，可是那瑞士姑娘却爱上了莱文柯恩派去向她求婚的小提琴手。接着是莱文柯恩的妹妹的儿子被送到他那里养病，他很爱这个孩子，但这孩子竟患脑膜炎死亡。莱文柯恩对女性的爱和对儿童的爱意味着他不甘孤独，希望生活中有人间的爱，可是这两种爱都没有结出任何果实，反而使他更增加了一份失望。之后他专心致志地把16世纪民间故事书《浮士德博士》中浮士德进地狱的一章改编成大型清唱剧，并题名为《浮士德博士的悲歌》。这部清唱剧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欢乐颂》完全相反，它充满了悲观情调，不是歌颂欢乐、博爱，而是歌颂舍弃一切人间的爱和希望，充满了神秘色彩。这一音乐作品的主题思想同歌德的《浮士德》所表达的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也截然相反。在莱文柯恩的音乐中，只有浮士德的苦难。像中世纪民间故事书中的浮士德临死前召集学生、亲友一样，1930年莱文柯恩在完成这一作品后也邀集了他的朋友，向他们介绍作品的片断，并叙述与魔鬼订约的事。可是在他演奏时人们却纷纷离席，他昏倒在地。朋友们把他送到一所疗养院，几天后又接他返回故乡，他已失去清醒的理智，变成痴呆。这表示他在精神上已经死亡。后来他在母亲身旁又生活了十年，1940年正当法西斯猖獗之时，他在乡间孤独病死。此小说2012年已有中译本。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民间故事书中的、歌德笔下的和托马斯·曼书中的三个浮士德形象。民间故事书中的浮士德博士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要求享受人生，他反对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要求了解科学和自然的奥秘。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代表上升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他有进取心，追求理想，寻求人生的价值和目的。而20世纪托马斯·曼笔下的“浮士德”却代表没落的知识分子，他在唯美主义的王国中迷了路，脱离了民众和生活。“浮士德”没有对人间的爱，他的作品也就失去了任何价值。“现代的浮士德”既无追求、探索精神，也无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因此也就创造不出为民众所接受的真正美的艺术作品。
采特博罗姆的记叙反映了托马斯·曼本人的许多思想。采特博罗姆的传记写于1943年，完成于1945年，因此他把1943～1945年间的时代事件、法西斯没落崩溃的个人印象也都夹杂到了记叙之中。莱文柯恩梦幻中出现的魔鬼则代表20世纪的非理性主义。与魔鬼订约又意味着莱文柯恩把灵魂出卖给了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潮。作者通过对现代浮士德——音乐家莱文柯恩的记叙还说明，20世纪给德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黑暗与灾难的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宗教蒙昧主义。作者认为莱文柯恩是一个有天才的人，德意志民族也是有才能的民族，但莱文柯恩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因此才去与非理性主义（魔鬼）结合，德意志民族也一时迷失方向，为法西斯所奴役，所以作者让莱文柯恩在1930年至1940年的十年间意识不清醒（失去了“自我”）。为此，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描写德国命运的小说，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十分德国化的小说。在这个意义上，莱文柯恩其实体现为德国人民。作者对德国的前途还没有丧失全部信心，因为托马斯·曼用这样一句话结束全书：“愿上帝保佑你们可怜的灵魂，我的朋友，我的祖国！”
作者在小说中运用了不同色彩的语言风格，即模仿路德的德语、古语言学家的古典散文风格和一股日常语言等，为的是传达出不同人物的心理状态和环境气氛。这部小说发表后两年，托马斯·曼写了《〈浮士德博士〉一书的产生，一部小说的小说》（Die Entstehung des Faustus，Roman eines Romans，1949），书中详细地描写了创作背景、利用的材料以及创作的目的和意图，并说明莱文柯恩的生平有许多地方是以尼采为模特儿的。
《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1年就开始写作，1922年部分发表，1954年才完成了第一部。这部小说具有流浪汉小说的风格，小说以菲利克斯·克鲁尔写回忆录的方式叙述他招摇撞骗的一生，笔调是幽默讽刺的。托马斯·曼在创作上有如冯塔纳，尽量不去制造曲折的情节，不去“发明”什么故事，避免激情，倾向于冷静思考，致力于思想深度和语言多变上。
骗子克鲁尔出身于外表还有些体面、其实内部已经空虚的家庭。父亲是香槟酒厂的老板，很会做生意，也很会装老实，所以他常常能够以次充好。在家庭的熏陶下，克鲁尔从小就从大人那儿学会了虚伪待人的习惯。他还有模仿的天才，他学小提琴演奏的声音惟妙惟肖，人们为此都称他为神童，他也沾沾自喜，认为世上一切都可模仿。他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演员却能用他的表演引起大家的欢呼喝彩。随着年岁的增长，克鲁尔也学会经常在生活中“演戏”了。他不愿去上学，就会成功地向医生装病，有时也去偷点东西，为的是享受偷到东西时的愉快。后来他发现自己还有与妇女调情的“天才”。这期间父亲的酒厂倒闭，父亲自杀。克鲁尔的教父为克鲁尔的母亲在法兰克福开了一家小旅店，为了克鲁尔的生计，又给他介绍了一个在巴黎饭店当侍者的差使，但是克鲁尔先得服完兵役。在大城市法兰克福，克鲁尔先学会尽情地享受并观察大城市的生活，观察富有者的举止谈吐，学会与妓女厮混。在进行兵役体检时，克鲁尔大装其羊痫风，竟成功地逃避了兵役，于是克鲁尔立即启程前往巴黎。在过境检查时，克鲁尔又巧妙地偷了一位贵妇人的首饰箱。到了饭店，当了开电梯的小工人后，他才去偷偷变卖首饰，把换来的钱当做日后活动的基本经费。不料那被偷的太太也下榻于克鲁尔服务的旅馆，她主动地勾引了克鲁尔，克鲁尔向她承认，她的首饰箱是他偷的，那位太太不但不生气还鼓励他多偷，以便增加他的“基本经费”。克鲁尔不愿与他人合伙偷，他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免得受制于他人。后来他认识了一位与他同龄的卢森堡侯爵。这位侯爵不久便与他成了莫逆之交，克鲁尔也因此知道了侯爵家的全部底细。侯爵的父母为了躲过一桩婚事要送侯爵去世界各地旅行，可是侯爵情愿在花花世界巴黎厮混，而不愿去周游世界，于是他建议克鲁尔装扮成他本人代替他旅行。克鲁尔素有模仿、假冒、欺骗的本领，装扮贵族也惟妙惟肖，于是他便顶替侯爵出游。他先乘火车去里斯本，在那里“侯爵”认识了里斯本自然博物馆馆长。为了勾引馆长活泼的太太和女儿，克鲁尔想先在里斯本逗留。由于他的手腕，他竟在里斯本的贵族社会里获得了极大的好感，连卢森堡侯爵的父母也从报道中知道了他们的“儿子”在葡萄牙社交界已享盛名。克鲁尔要引诱馆长太太和女儿的计划这时也日见成热……小说写到这里中断了。这部作品以轻松滑稽的笔调讽刺了社会的欺骗与虚伪，在这样的社会里，长于欺骗的克鲁尔如鱼得水，处处成功，他越混得好就越证明这一社会的堕落。小说通过骗子克鲁尔处处顺心得意，证明这个社会和世界已是何等的荒谬！此小说早已有了中译本。
托马斯·曼的哥哥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1871～1950）在讽刺、暴露方面比托马斯·曼有更高的成就，在思想上也比弟弟进步。他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
亨利希·曼开始写作的时代正是德国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的时代，在经济上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在意识形态上尼采哲学风靡一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沙文主义情绪泛滥，文学艺术中各种流派层出不穷。总之，当亨利希·曼开始创作时，政治上、意识形态上正处在大变动的时代。亨利希·曼尽管开始时受到表现主义影响，但不久便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用文学揭露威廉帝国的统治，这样的作家在当时的德国是少见的。亨利希·曼主要创作的是长篇小说，也有不少政论著作，在小说方面的成就集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三帝国时期。亨利希·曼的第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是《在懒人乐园里》（Im Schlaraffenland，1900），它的副标题是《一部上等人的小说》（Ein Roman unter feinen Leuten），说明这部小说矛头针对的正是“上等人”。小说除了写大资产阶级的金融统治和垄断统治外，主要暴露帝国主义时期文化和道德的堕落。小说的主人公在19世纪90年代，作为一个外省大学生来到了柏林，企图在这里寻找往上爬的机会。为此，他首先得寻找“关系”。可是他囊空如洗，在柏林图个温饱已很不容易。在这困难的时候，他遇到了某作家，经他介绍，大学生楚姆才（Zumsee）常去一家咖啡馆与一帮寄生文人碰头，在那里认识了夜报编辑，又经他的引见，楚姆才总算踏进了大财主托尔克海姆（Türkheimer）的沙龙。这位财主不但是夜报的经济支柱，还是德国驻某外国的总领事。在这位总领事家里，楚姆才很快熟悉了上等人之间的欺诈关系。托尔克海姆的年老色衰的太太阿德海黛（Adelheid）看中了年轻的楚姆才后，便把这穷小子“升格”为她的情夫，不仅给他钱，还为他买了一幢舒适的住宅。托尔克海姆也乐意他的太太有外遇，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和年轻美貌的无产者女儿阿格内丝（Agnes）频繁来往了。这期间，楚姆才已在报上发表诗作和剧本，也开始有了名声。楚姆才为了激发阿德海黛的醋意，以便从她那里弄到更多的钱，并使她受制于他，便和阿格内丝有了暧昧关系，这是楚姆才往上爬的过程中犯的“大错误”。他和阿格内丝的关系引起了来自托尔克海姆和阿德海黛两方面的愤怒，于是托尔克海姆和阿格内丝断绝了关系，托尔克海姆太太也和楚姆才断绝了关系。托尔克海姆答应楚姆才一个夜报编辑的职务，条件是他必须和阿格内丝结婚。楚姆才和阿格内丝最终依然回到原先底层生活的氛围之中，而托尔克海姆则依然是经济、文化、政治生活中的大人物。
亨利希·曼的创作和思想深受法国文学的影响。这部小说的情节使人联想到莫泊桑的《俊友》，楚姆才靠钻营和男女关系发迹的本领就像《俊友》的主人公杜洛阿。但是楚姆才最终并未挤进上流社会成为上等人，而杜洛阿却步步高升。这部小说的意义在于它是德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垄断资本家的小说。托尔克海姆不仅经济上是大银行家，控制着交易所，他还是文化界的支配者，报刊的经济后台，他的沙龙是文人聚集的场所。此外，托尔克海姆还钻进了政界，是驻外总领事，这样一个典型跟当今的垄断资本家已有某些类似的地方了。
亨利希·曼曾在意大利生活多年，这也是世纪初德国文化界的普遍现象。当时，要在文学艺术上有所造诣几乎都得去意大利学习深造，在那里与名流往来，扩大自己的影响，甚至在那里成名。亨利希·曼的不少早期作品便是以意大利为背景的。这方面最好的作品是《小城》（Die kleine Stadt，1909）。小说叙述一个城市里两派人的争论与和解。19世纪末，意大利某小城来了一个歌剧团，小城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地的律师坚决支持剧团在小城演出，因为演出会给小城带来欢乐与生机。与他对立的是神父，他坚决反对歌剧团演出，认为这种演出只会败坏市民道德，他要求市民们顺从教会的旨意与管束。于是围绕着剧团演出问题，以律师和神父为代表的两派的矛盾便表面化了。歌剧团的到来引起了全城的关注，小城的男性公民追求剧团的女歌唱家，剧团的男高音则对全城最漂亮的姑娘一见钟情。这位姑娘虽被她严厉的父亲送进了修道院，可是爱的力量驱使她每天来与男高音歌唱家幽会。在两派斗争的最后，剧团还是得到了演出机会。在演出当晚，神父命令教堂仆役敲响教堂大钟来破坏演出，律师不得不利用小城武装力量前去制止。演出时剧场观众也同样形成两派，有的叫好，有的喝倒彩，几乎使演出无法进行下去。演出后，两派斗争继续进行。一天晚上，剧团演员居住的客店起火，神父从火中救出了曾在他那里做过忏悔的女歌唱家。次日，在教堂做礼拜时，他承认火是他出于嫉妒而放的，并对他的行为表示忏悔，并要求双方和解，认为双方的争论只会带来更大的思想上的狂热性和行动上的盲目性。神父的这一号召得到双方热烈的响应，于是剧团在小城逗留了四周后，胜利地离开了小城。
亨利希·曼笔下的这一意大利小城，一直保持着1848年后的民主传统和加里波第为自由而斗争的思想影响。对小城起主导作用的是这里的居民的爱的感情，这种情感使这里的居民品格高尚。小说描写的实际上不是个别的人，而是民众这一集体。作者自己解释这个作品时说：“在这里响彻的乃是高尚的民主之歌。”小说最后双方的和解并不是通过斗争，而是通过爱和谅解，作者希望通过爱和谅解来调和人间关系的对立，解决世上的矛盾和纠纷。
1905年写的《垃圾教授》（Professor Unrat）是作者为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所绘的一幅漫画，它的副标题是《一个暴君的末日》，可见主人公拉特（Raat）是作者要否定的形象。小说主人公拉特教授在文科中学执教已25年，他对待学生犹如暴君，学生们都非常恨他，给他取了一个“垃圾教授”的绰号，因为“拉特教授”和“垃圾教授”的发音十分近似。拉特生活和教课的目的是抓住学生的不轨行为然后严加惩处，班上有三个学生尤其是他的眼中钉，即领事的早熟的儿子洛曼（Lohmann）、身体强壮而头脑愚笨的、有伯爵身份的艾楚姆（Ertzum）和身体瘦小、性格活泼的基什拉克（Kieselack）。这三名学生每当拉特在他们身旁经过时总要高叫：“我闻到了垃圾的味道！”拉特虽明知是骂他，却又没有证明，因此奈何他们不得。有一天拉特在批改作文本时，发现洛曼的本子里竟夹着洛曼给一个名叫罗莎（Rosa）的“女艺术家”的一首伤风败俗的诗。拉特非常高兴，庆贺自己抓到了把柄，于是他决计要找到这个罗莎，严禁她继续与洛曼来往。经过一番侦察，拉特终于在一家“蓝天使”（Blaue Engel）低级舞厅里找到了这个名叫罗莎的“舞蹈家”。原来这三名学生竟是这家酒吧舞厅和罗莎的更衣化妆室的常客。拉特闯进“蓝天使”舞厅之后，三名学生便不敢再定时来访了。可是拉特自从踏进“蓝天使”后自己也难以自拔，因为他也迷恋上了那能歌善舞的“女艺术家”。“女艺术家”终于把这位令人生畏的拉特也引上了歧途。由于拉特经常出入“蓝天使”，不久他便成了全城的闲话资料。某个星期日，洛曼等三名学生和罗莎去郊游，因破坏了一个古墓而被人告发，案件牵涉到了拉特，结果除领事的儿子洛曼外，艾楚姆和基什拉克被校方开除，名声不好的拉特也被迫提前退休。拉特退休后已无所顾忌，于是便决定与罗莎结婚。罗莎结婚后立即把她一直隐藏着的过去和别人所生的孩子奉献给他。婚后，生性风流的罗莎把拉特的住宅闹得乌烟瘴气，成了她经常和阔佬恶少调情幽会的场所，拉特对此也无可奈何，因为他的积蓄和退休金无论如何也不够罗莎的花销。一天，罗莎在城里偶然碰到消失已久的洛曼，为了重温旧梦，追忆在“蓝天使”的良辰，罗莎约洛曼在拉特不在家时前来家中聚谈。正当他们在家幽会之际，拉特破门而入。拉特本来就对洛曼特别仇恨，见此情状，不禁大怒，抓住不忠实的罗莎企图勒死，洛曼赶快去喊警察。警察到达后，逮捕了有杀人企图的拉特，并把罗莎也带去传讯。
这部小说揭露了威廉二世时代德国教育制度的腐败，这种教育制度是一种提倡百分之百服从教师的奴隶教育，而养成这种奴隶精神对统治者的军国主义内外政策都十分有用。作者把学生们必须服从的“师表”晒到了阳光之下，让人看清：原来这个道貌岸然的君子不过是个品德败坏、格调低下的败类，从而也否定了这种盲目服从精神，指出了“奴隶”式教育的愚蠢。小说在20世纪20年代即已拍成电影，片名叫《蓝天使》，主演罗莎的女演员是后来成为好莱坞著名影星的玛·狄德利希。
《臣仆。资产者的小说》（Der Untertan.Roman des Bürgertums，1918）、《穷人。无产者的小说》（Die Armen.Roman des Proletariats，1917）和《首脑。领袖们的小说》（Der Kopf. Roman der Führer，1925）是亨利希·曼的《帝国三部曲》（Das Kaiserreich.Die Romane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im Zeitalter Wilhelms Ⅲ.）所包含的三部小说。
1914年作者便已完成了《臣仆》，由于检查制度的刁难，全书直到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才得以完整出版。全书一出版，六周内即销售了10万册，可见受欢迎的程度。
这部小说是批判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以及当时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小说描写了19世纪、20世纪之交小城奈泽西的赫斯林（Heßling）如何在政治上发迹、经济上发财，成了全城最有影响的人物的故事。小城奈泽西实质上是整个德国的缩影。作者通过19世纪中叶自由资本主义的衰落衬托出赫斯林的崛起，他的崛起又象征着那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得势。小说表明大资产阶级在本世纪初发迹之时已显示出法西斯本性，赫斯林便是他们的代表。
赫斯林是奈泽西造纸厂老板的儿子，他从小崇拜权力，看风使舵，欺软怕硬。赫斯林在弱者面前是暴君，颐指气使，在强者面前是臣仆，奴颜婢膝。赫斯林在中学时代就表现出了这一性格。他尤其崇敬威廉国王，有一次他在马路上看见国王，由于狂热的兴奋竟跌进了水坑。中学毕业后，他进入柏林大学，还混得了一个博士头衔。在大学期间赫斯林接受了各种效忠国王的教育，把威廉国王当做自己崇拜的偶像，甚至留起了德皇的两撇上翘的八字须。读者会由赫斯林对德皇的狂热联想到法西斯分子对希特勒的狂热，事实上赫斯林正是法西斯的前驱。赫斯林返乡后不久父亲便去世，他继承了遗产，成了纸厂老板。赫斯林一上任便雄心勃勃，整顿工厂纪律，准备扩大生产。他心里明白，要在事业上往上爬不能不参与政治。奈泽西有三派重要政治势力；第一种势力是以1848年坐过牢的老布克（Buck）为代表的自由党，它代表19世纪中叶德国自由竞争时代的“正派”资产阶级。由于老布克在1848年革命时代功绩卓著，所以自由党在全城有相当影响。正因此，赫斯林回到奈泽西后便谎称自己也是自由党人。第二种势力是社会民主党，它以赫斯林纸厂的机器匠费歇尔（Fischer）为领袖。费歇尔是披着工人外衣的工贼，毫无工人的品质，只知通过权势斗争向上钻营。费歇尔和两面三刀的赫斯林狼狈为奸，相互利用。费歇尔在得到赫斯林的支持后，终于如愿以偿，做了国会议员。第三种势力是后起的保皇党。赫斯林一贯自称臣仆，奴性十足，甘当威廉二世的走卒。当赫斯林在罗马度蜜月时，正值德皇访意，赫斯林竟忘却了新婚之乐，处处尾随德皇作义务警卫员。赫斯林周旋于这三种势力之间，最后他利用社会民主党打击自由党，并取代自由党的市议员位置。小说末尾，奈泽西城的保皇党胜利，自由党失败，老布克寂寞地死亡，在奈泽西建起了一座前德皇威廉一世的纪念碑。
小说生动地塑造了赫斯林这一反面形象。赫斯林仇恨工人和民众，他做了工厂老板后便开除工人，对游行的工人队伍则恶狠狠地说：应该用大炮来对付他们。赫斯林虽然不喜欢民主党，不喜欢机器匠费歇尔，可是当他作为一种政治势力还有利用的必要时，赫斯林也能与他勾结在一起。赫斯林品质恶劣，寡廉鲜耻。靠诬陷布克的女婿对德皇犯有大不敬之罪，排挤了布克的女婿在参议院的议席，自己取而代之。在婚姻问题上他也会造谣中伤算计他人。老布克的儿子小布克的未婚妻古斯特（Guste）是他小学时的同学，古斯特有大笔遗产可以继承，相貌也长得动人，赫斯林为了达到和古斯特结婚以占有她的财产的目的，便在社会上散布流言蜚语，说古斯特的母亲和老布克年轻时关系暧昧，说不准古斯特还可能是老布克的女儿等等。经不起舆论压力的古斯特只得与小布克解除婚约。这时赫斯林乘虚而入，与古斯特结了婚，从外表看来，还似乎是他挽救了古斯特的名声。小说结尾，老布克死亡，赫斯林弄到了一家大造纸厂的股票，成了大老板，政治上经济上步步高升，并主持了威廉一世纪念碑的揭幕典礼。它的象征意义是：资产阶级早年的民主传统现已不复存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小说最后虽然现实主义地描写了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得势，但这部作品并无悲观色彩，风格是讽刺的、揭露性的。亨利希·曼面对反动势力取得胜利的历史事实所抱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集中表现在最后一章赫斯林主持揭幕典礼的描绘上，全书讽刺的笔调和漫画化的手法在这一章中最为集中。赫斯林在典礼上向霍亨索伦王朝致敬的演讲，从语调、措词、内容到演说的姿势都具有典型的军国主义色彩，使人非常自然地想起了30年代的希特勒。赫斯林狂叫道，“我们最崇高的劳动是制造武器。”可是正当赫斯林声嘶力竭、张牙舞爪大放厥词之际，突然天降大雨，狂风刮走了他的讲稿，露天里衣冠楚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一个个成了狼狈不堪的落汤鸡，全场顿时混乱起来，加上这时突然天空一声响雷，吓得赫斯林赶忙钻进讲台底下，弄得洋相百出，丑态毕露。这一漫画式的讽刺场面象征赫斯林尽管登上了历史舞台，但他不过是个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家伙，前景不妙，他将面临一片混乱。赫斯林虽然张牙舞爪，但只要一声响雷便会灵魂出窍，可见作者对反动势力的观察十分深刻。亨利希·曼对社会民主党也有着深刻的认识，指出它表面上反对皇权，实际上却叛卖了工人利益，助长了反动势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德国参战的支持便足以说明它的蜕化，当时只有它的不掌权的左派还在坚持正确道路。亨利希·曼自己说过，这是一部描绘世纪之交威廉帝国的资产阶级的小说。《帝国三部曲》第二部《穷人》描写的则是帝国无产阶级的处境。此小说早已有了中文译本。《穷人》描写了赫斯林和工人卡尔之间的直接冲突。16年过去了，赫斯林的造纸厂规模越来越大，赫斯林一家住进了豪华的别墅，而工人们却挤在极窄小的住房里。一天，20岁的工人卡尔从他舅父处得悉，舅父曾借给赫斯林的父亲——他当年服役时的战友四百个塔勒。老赫斯林凭这四百塔勒作资本办起了一个小工厂，还答应日后向舅父分赠红利，这方面的证据是老赫斯林曾就此事写信给老布克承认过，如今原信在律师小布克手里。卡尔于是向布克索取此信，布克虽然把原信给了卡尔，但警告他说，要根据这封信从法律上提出索回赫斯林的全部资金是毫无可能的。卡尔要求得到赫斯林的全部企业的目的不是占为己有，而是要把造纸厂作为全体工人的集体财产。卡尔为了诉讼的胜利，开始努力学习法律，企图用资产阶级法律来剥夺赫斯林的财产，并相信有朝一日他会胜利。赫斯林知道了卡尔的企图后，心中颇为焦虑，决心排除这块绊脚石。他的手段是收买医生，让医生在健康检查时宣称卡尔有癫狂症，接着将他关进了精神病院。全厂工人为卡尔被关入精神病院准备总罢工。医院无法，只得又把卡尔放回。赫斯林一计不成便又生一计：他一方面声称此信纯系伪造，另一方面提出向卡尔提供十万马克以达成妥协，可是卡尔不答应，因为他认为他的斗争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于是赫斯林便一不做二不休，把卡尔家的人全部开除出厂。最后工人们进行全体总罢工，企图冲进赫斯林的别墅，用暴力剥夺他的财产。帝国军警闻声赶来，驱散了罢工工人，并向工人开枪。卡尔为了避免工人牺牲，放弃了对赫斯林的斗争，被迫重新返回被剥削的工人行列。表示出对统治者剥削者斗争的绝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小说便以卡尔到前线参加大战结束。这部作品描写了无产者的贫困，小说的中心则是无产者企图用合法斗争手段来推翻资产者的统治，斗争的结局表明，在没有民主传统——只有封建专制的国家里，要想通过合法斗争取得胜利仅是幻想。小说中的工人斗争是自发的，既无斗争纲领，也无组织领导，因此也是不成熟的。亨利希·曼写这部小说时，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政策已占领导地位。作者无法向读者展示改造德国社会的具体方法和前景，无法展示无产者解放自己的道路。
《帝国》的第三部《首脑》描写威廉二世德国的统治阶层。这部小说与前两部并无人物或情节上的联系，它只是描写了1891～1914年威廉帝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没落现象。小说中的人物虽有些影射，但情节多半是杜撰的，因此它是一部文学作品，不能算是历史小说。
亨利希·曼在流亡时期写作和出版的《国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时代和完成》（Die Jugend und die Vollendung des Königs Henri Quatre），是亨利希·曼用历史小说的形式反对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作品。它分上下两部，即《国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时代》（1935）和《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1938）。小说描写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生活道路和他为完成法兰西的统一、建立民族国家而斗争的事迹。这部小说和《帝国》三部曲构成了他的小说创作的两大支柱。亨利希·曼在《亨利四世》中塑造了一个人文主义的法国国王的形象。他关心人民生活，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提倡宗教宽容，竭尽全力结束使法国分裂的胡格诺宗教战争，给人民赢得了和平来努力发展生产。亨利希·曼正是用开明君主的形象来和希特勒——这个把德国人民推向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法西斯头子进行对比的，这里反映了流亡时代的亨利希·曼对一个未来的民主德国的向往，因此《亨利四世》是一部借古喻今的历史小说。此小说也早已有了中译本。
16世纪下半叶，法国正处在胡格诺宗教战争的战火之中。法国南方因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较快，所以瑞士宗教改革家喀尔文的影响在这里也较大。法国南方当时已经信仰喀尔文新教，在宗教势力上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便把信仰喀尔文新教的法国新教徒——胡格诺教徒视为异端，于是以北方为根据地发起频繁的战争对南方进行镇压，这就是绵延30多年的胡格诺战争。法国南方因地处沿海，资本主义发展较快，而喀尔文的新教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天主教的思想束缚，有利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先进思想传播，因此胡格诺新教基本上代表着新兴的资本主义力量，而天主教则代表着守旧的封建势力。法国南边的纳瓦拉公国的王后便是一个胡格诺教徒，她常用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他的儿子亨利。亨利从小在比利牛斯山的大自然中和平民的孩子一起玩耍，一起长大。亨利属波旁家族，这波旁家族又是16世纪在朝的法国统治王族瓦罗亚的近亲旁支。亨利长大成人后便继承了纳瓦拉公国的王位。亨利自小已与在朝的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妹妹玛果（Marguerite）订了婚。当时法国胡格诺派的首领便是纳瓦拉公国的王后、亨利的舅父和公国的大将柯利尼。后来舅父阵亡，亨利的母亲也去世，19岁的亨利加入新教后即成了胡格诺派的首领。就在同一年（1572），亨利带领大批新教贵族前往巴黎和玛果公主结婚。其实这一婚礼是查理九世的母后和朝中有权势的天主教派首领洛林公爵吉士（Guise）的阴谋。在结婚庆典之后，于8月23日至24日的夜间，即圣巴托洛美节日的前夜，巴黎和其他一些城市统一行动，在半夜里杀死了所有的胡格诺教徒，仅巴黎即有三千新教徒被杀，史称“圣巴托洛美惨案”。亨利随身所带的大将也遭杀害，亨利虽幸免一死，但也从此如囚徒一样被幽禁于卢浮宫，并被迫改宗天主教。母后之所以不杀亨利，为的是用亨利来牵制觊觎王位的洛林公爵吉士。这时在宫中的亨利犹如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他只能外表装得驯服，以便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国王的部队进攻胡格诺派在拉罗歇尔的要塞，亨利作为军官也必须参加，同行的还有一个人文主义者、贵族蒙田。蒙田对亨利的谈话给了亨利极大的启发。蒙田对他说：宗教战争既不是起源于信仰，也不会使人更加善良。它们对于一部分人是实现野心的借口，对于另一部分人是发财致富的捷径。在宗教战争中不会出现神圣事业，宗教战争只能削弱民族和王国，使其成为外国野心家的掠夺品。蒙田的这番话给亨利极大的教育，成了他日后结束国内宗教战争、抗击西班牙入侵、统一法国、振兴法国的思想基础。蒙田与亨利的对话是作者杜撰的，目的在于说明亨利之所为受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吉士（此人具有希特勒的某些特征）为首的天主教派在西班牙的支持下组成了天主教联盟，一时天主教联盟几乎控制了全法国。亨利最后终于逃出巴黎，重返南方，并与胡格诺教徒再度取得联系。此后，亨利以南方为基础，为争夺王国而斗争。亨利首先在南方进行了经济改革，渐渐地争取到了新的支持者。查理九世死后，亨利三世软弱无能，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由于瓦罗亚家族没有后裔，便立近亲波旁家族的亨利为王位继承人。不久亨利三世被天主教联盟谋杀，亨利便成了正式的法国国王，可是天主教在北方掌权，因此他还不能控制整个法国。这样，亨利为击败天主教联盟，在阿尔奎一役中旗开得胜（以上为上部内容）。但这第一次胜利对亨利说来还不具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巴黎还在天主教联盟的控制之下，还在西班牙部队的控制之下。接着，1590年3月在依弗莱一役中，亨利击败了西班牙和天主教联盟的联军。当时的巴黎，大多数居民还信仰天主教，亨利为了获得巴黎，不使巴黎人民受到宗教迫害，不使国家动荡，便以国事为重，本着人文主义的宽容原则，违反他的胡格诺朋友们的意志，重新皈依了天主教，并说出了一句名言：“为了巴黎，做一场弥撒是值得的。”意即为了巴黎，改信天主教是值得的。为此，亨利派使臣前去英国，向英国女王说明了原因。英国女王既把亨利看做反对天主教西班牙的同盟者，又害怕亨利统一法国后的力量。亨利皈依天主教后，信天主教的巴黎向亨利打开了大门。对于北方的其他城市，亨利也一一用外交、经济手段加以占领，因为亨利明白，这些都是属于他自己的国家，他要尽一切可能加强而不是削弱它。亨利为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强大，采取了经济、政治、法律等各方面的措施，并努力改善连年遭受战争灾难的农民的生活。他说：“让每个人在每个礼拜天，锅里有一只鸡！”亨利甚至在广场上公开处死杀害平民姑娘的一位年轻贵族。就这样，亨利赢得了老百姓的尊敬，称他为“好国王”。1598年亨利在南特发表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国教，但胡格诺新教徒也享有一切平等权利。这一民主政策结束了宗教对立和宗教战争，促进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天主教反动势力日益孤立，他们对付亨利的唯一手段只剩下谋杀了。亨利与玛果离婚后，本想与他所爱的嘉波丽莱（Gabriele）结婚，这也是人民所希望的，但是他不得不和意大利的梅第琪家族的玛丽联姻。查理九世的母亲就出身于梅第琪家族。这一婚姻既出于财政考虑（因为梅第琪家族是大富翁），又出于对天主教贵族的让步，让他们看到原法国瓦罗亚家族的血统仍在波旁家族中继承。玛丽和亨利所生的儿子就是后来继承了王位的路易十三。与梅第琪家族的联姻给了贵族谋杀亨利以可乘之机。亨利自从法国统一后，又致力于欧洲的和平，企图建立欧洲15国联盟，以防止天主教的西班牙联合哈布斯堡王族发动全欧性战争。正当他想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时，西班牙和教会派遣的杀手却把他暗杀了。直接收买刺客的正是玛丽（Maria von Medici）王后——亨利的妻子。这是亨利第九次遭暗算，这次暗杀是在巴黎的大街上进行的，那天是1610年5月13日。亨利代表新兴市民利益的内外政策激起了天主教反动势力的仇恨，这是他被暗杀的根本原因。法国人民为亨利之死感到悲痛，他们为他守灵达三周之久。亨利虽死，但他为法国统一，为建立法兰西民族国家，为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立下了功绩。
亨利在其一生中始终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虽然他内心倾向于喀尔文新教，但他几次改宗天主教，说明亨利是顺应历史发展及顺乎民心的开明国王，这是亨利赢得历史地位的根本原因。当然，亨利的一切活动最终还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王权，但他巩固王权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因为市民阶层的发展需要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就亨利统一国家，发展经济、关心人民生活、结束宗教战争等而言，亨利无疑是一个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开明国王。发表此书时的希特勒则是亨利的一个对立形象，书中的吉士就有希特勒的特性，小说中天主教联盟制造的惨案就像纳粹暴行一样。亨利遭到暗杀的结局并不意味着亨利希·曼的历史悲观主义，或对和平前景与人文主义理想的失望，作者作这样的安排，只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已。这说明作家清醒地看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亨利被刺的根源并非在于他的改革超越了历史可能，而是亨利对天主教和耶稣会等反动力量的过分宽容以及对宫廷失去了一定的警觉。此书也早已有了中文译本。
亨利希·曼一生是一个民主战士，他用他的小说和政论，对他经历的三个历史时期做了无情的揭露与尖锐的讽刺。亨利希·曼受了法国文学思想上的人道主义和创作上的现实主义的深刻影响，在创作上逐步克服了世纪之交各种各样的流派影响，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亨利希·曼作为进步作家，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他的《左拉论》主要不在于对左拉的评论，它的价值更在于：作者含沙射影地揭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亨利希·曼的这一见解和当时许多德国沙文主义或受沙文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家相比，立场是多么鲜明。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亨利希·曼用他的政论表达了他对魏玛共和国的失望。1933年法西斯政权对他实行“就业禁止”。1933～1940年他一直在法国，成为流亡国外的德国进步作家的领袖。1935年他被推举为德国人民阵线的主席。当法国即将陷落时，他又被迫流亡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深信法西斯必亡。1941年，当希特勒气焰最盛之时，他已看到未来的光明，坚信苏联人民决不会做法西斯的奴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9年的下半年，他被民主德国选举为新的德国艺术科学院的主席。当他正要从美国启程返国就任时，1950年3月12日突然病逝于美国加州，他被安葬于柏林市中心的名人墓。综观亨利希·曼一生的创作和活动，他无疑像罗曼·罗兰、巴比塞等人一样，可以列入最进步的民主作家的行列。
小说家克劳斯·曼（Klaus Mann，1906～1949）是托马斯·曼很有才华的长子。魏玛共和国时期，24岁的克劳斯·曼就已发表了长篇小说《亚历山大》（Alexander）。他19岁时已在柏林成为戏剧评论家，并与他的未婚妻、姐姐艾丽卡以及艾丽卡当时的丈夫、著名演员格吕特更斯（Gründgens）一起办了一个剧团。1933年至1935年，克劳斯·曼流亡阿姆斯特丹，在那里出版流亡文学刊物《聚集》。1936年他抵达美国，加入了美国籍。西班牙内战时期，他曾以观察员身份前往那里。1949年5月克劳斯·曼在法国的戛纳自杀。克劳斯·曼的创作主要是三部小说，即有关俄国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传记《悲怆交响曲》（Symphonie Pathetique，1935）、《梅菲斯特》（Mephisto，1936）和《火山》（Der Vulkan，1939）。
《梅菲斯特》描写了第三帝国时期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卖身投靠纳粹政权从而发迹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著名演员。1968年，此书在联邦德国根据法律禁止出版，理由是克劳斯·曼用这部小说影射格吕特更斯，发泄私愤和个人仇恨，损害了格吕特更斯的个人权利。1981年此书才重新得到出版。小说中的主人公亨德利克·霍夫根乃是一个艺术典型，作者只是用这样一个典型描绘了卖身求荣的变节知识分子，不能认为霍夫根便是古斯塔夫·格吕特更斯。小说对人们了解1933～1936年的德国和当时的知识分子心态是很有价值的，是可以引人联想的。此书已有多个中文译本。
1936年，纳粹党魁戈林为庆祝自己的生日设宴招待外交使节、工业界以及文化界等方面的代表人物，在邀请之列的也有过去被人视为左派革命知识分子的名演员亨德利克·霍夫根，可此时这位霍夫根已被任命为国家剧院经理和议员，这自然引起了人们的震惊。法西斯分子之所以要这样做，为的是树立一个榜样，以便收买、驯服别的知识分子。一贯标榜革命的霍夫根在对法西斯头目戈林致生日贺词时，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更露骨更肉麻地吹捧法西斯政权。20年代中期霍夫根在汉堡艺术家剧院当演员时已开始崭露头角。他极好虚荣，常以他装腔作势的助人为乐博得周围人的好感，只要对他往上爬有利，他都乐意去干。著名女演员多拉在汉堡演出时，霍夫根对她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因为他知道结识名流对自己的前程大有好处。霍夫根看出共产党在当时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他对共产党演员奥托也极表友好，甚至表示愿意与他合作演出革命戏剧。可是后来他难以断定共产党前景究竟如何，因此在奥托再三催促下，霍夫根只在表面上应付，表示答应排演革命戏剧，可是在首场演出时，他却推托有病，临阵脱逃。霍夫根的私生活同样卑鄙可耻，他在汉堡结识了一个红灯区舞女，在和她的关系中，证明他是一个变态心理的被虐狂。一天，著名剧作家马德尔率领剧团在汉堡演出喜剧，团中有个叫芭芭拉的演员是学者和参议员布鲁克纳的女儿，芭芭拉对霍夫根印象很好，霍夫根也觉得这位超凡出众、厌恶穷演员生涯的芭芭拉对他的前程颇为有用，因为如能与她结婚，他就能攀附体面的学者之家，从而提高他的名望。不久，霍夫根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在结婚典礼上，霍夫根在和芭芭拉的父亲的谈话中显示出他比谁都革命。可是对于他的这种夸夸其谈的极端言论，连刚从苏联旅行回来的布鲁克纳也无法接受。当这一婚姻并不能给他带来利益时，夫妇关系也变得徒具形式，霍夫根又暗暗与红灯区舞女来往。在剧作家马德尔的提携下，霍夫根抵维也纳演出。此后，名演员多拉又在柏林跟他订了演出合同，不久，他的名声日益响亮。霍夫根最愿意演能充分表现他自己生活见解的角色，因此他扮演歌德的《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特获得了极大成功（这便是书名的来历）。在舞台上以扮演魔鬼见长的霍夫根（就像格吕特更斯一样），在生活中、在道德上也是一个恶魔。
当霍夫根在西班牙演出时，听到了法西斯篡政的消息。他的大多数熟人，还有他的妻子芭芭拉，都从德国流亡国外，并在国外进行反希特勒的斗争。但身在国外的霍夫根却急忙返回柏林，去向纳粹头子阿谀献媚。他的唯一原则便是：谁有权就投靠谁。霍夫根的举动自然得到纳粹的赏识，他甚至受到希特勒的接见，而与此同时，霍夫根早年的同事、共产党员奥托因从事地下斗争而被捕，后来被法西斯分子杀害。剧团演员尼克拉斯在希特勒上台前曾经发表过支持希特勒的言论，现在因对纳粹上台后表示失望，也遭受到了与奥托同样的命运。霍夫根则相反，他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做了国家剧院的经理。霍夫根考虑到红灯区的舞女是自己的女友，很可能败坏他的名声，因此就通过戈林，把她驱逐出境。一天，霍夫根在他的别墅为一些纳粹头目举行盛大招待会。会后，一个地下抵抗运动战士面斥他的卖身求荣，并警告他说，反法西斯力量最终必将取得胜利。这位反法西斯战士的一席话正是作者克劳斯·曼自己的心声，也是1936年希特勒咄咄逼人时他的坚定信念，还表达了他对趋炎附势投靠纳粹的知识分子败类的鄙视（格吕特更斯乃是此书作者的姐夫，是托马斯·曼的女婿）。这是一部反法西斯倾向明显、文字也十分生动的好小说。
《火山》的副标题是《流亡者的小说》（Roman unter Emigranten）。1939年这部小说在阿姆斯特丹发表时，正是希特勒政权最猖獗的时期。它是一部直接描写反法西斯流亡者在国外的艰辛生活和英勇斗争的小说，他们危险而不安定的生活犹如处身于火山之上。小说描写了各种类型的流亡者。1933年，巴黎已成为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国外中心，他们流亡的直接原因虽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为纳粹政权所不容这一点却是相同的。流亡国外的第一件事是要保证自己最起码的生活条件，他们既要为生活而斗争，还要为反法西斯而斗争。流亡者中有演员、作家、政治家、医生、新闻记者……
克劳斯·曼这部小说的用意在于鼓舞当时在各地的反法西斯流亡者，希望他们面对艰苦的生活与斗争不要悲观失望。克劳斯·曼向他们指出：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全书的艺术高峰是描写西班牙内战的几个章节，全书的败笔是某作家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情绪颓丧，与一个法国美少年搞同性恋的情节，后来这个美少年转变并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也写得缺乏内在的依据。这部小说在1939年出版，无疑对流亡者是一部极合时宜的作品，因为它给他们以鼓舞而不是使他们沉沦。
赫尔曼·海塞（Hermann Hesse，1877～1962）是20世纪德语文学中杰出的散文大师。他的作品，特别是早期作品，常带着淡淡的哀愁，他以抒情的笔调对人物进行真挚的内心解剖：进行直抒胸臆的心理刻画，描绘青年人在彷徨苦闷中对人生的追求，凡此一切都激起了几代青年人的共鸣，致使海塞至今仍是在彷徨中追求的青年们最为欢迎的作家之一，特别是在日本和美国。海塞的早期创作虽有自传色彩，但并不刻意去写真实的经历，而是注重于写心灵的自传，即抒写青少年时代经历过的内心感受，憧憬未来和表达对丑的现实的厌恶。在描写童年、大自然、故乡、友谊、爱情的时候，海塞往往间或插进许多对人生和经历的见解，对社会的不满和对人道主义理想的追求，以及在追求中的苦闷徬徨。这一切决定黑塞的文笔与描写的内容常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但是另一方面，在描述对环境的不满、对社会的厌恶以及主人公处处不适应时，在描写这个要求人人八面玲珑的社会时，海塞又带着明显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海塞晚年的作品如《玻璃珠游戏》，则在批判现实的同时，更侧重于用幻想的手法来表达他对未来的设想，从而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融合到了一起。
海塞出生在符腾堡州卡尔夫小城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父亲要他继承父业，因此于1892年，15岁的海塞便被送入毛尔布龙神学校学习。但海塞不满于这种学习，他从小接触文学，立志要当作家，因而一年后海塞便逃出毛尔布龙，一度曾在蒂宾根做书店伙计，四年后自己在瑞士巴塞尔开了一家旧书店，1903年才开始专事写作。这之后他曾到过印度，这是他的父亲与外祖父传过教的国家。在印度，海塞接触到东方文明、印度哲学和佛学，正是这些使他的中期作品具有沉思、冥想与内省的色彩。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海塞不但没有被卷入德国沙文主义的狂热之中，他还冷静地呼吁过和平，这在当时的德国知识分子中是为数不多的。20世纪初他曾卜居美丽的博登湖畔，1912年又避居风光明媚的瑞士，表示了对社会环境的厌恶。自1912年起，海塞便幽居在瑞士南部的泰辛州，并在1923年加入瑞士国籍。1946年，他继海泽、豪普特曼和托马斯·曼之后获诺贝尔文学奖。1962年海塞以85岁高龄逝世于泰辛州美丽的卢加诺近郊，并埋葬于该地的教堂墓地。正因为海塞一直卜居瑞士，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没有经历像其他作家那样的流亡生涯。海塞在瑞士将近50年的和平生活，使他的小说着重于心理解剖与分析，着重于对人的内心分裂的描绘，并在小说中倾诉他对美丽的大自然的情感。海塞的语言朴素而富音乐性，这也是他作品的一大特点。海塞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不问政治的作家，他不满资本主义社会，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分裂与非人化（《荒原狼》），渴望着一个美好的未来（《玻璃珠游戏》）。他在表达他的理想时，不仅在思想上，同时也在手法上混杂着神秘主义色彩，自创作中期起，海塞作品的这种神秘色彩逐渐加深。
海塞虽以抒情诗开始他的创作，但他的主要作品却是长篇小说。190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德》（Peter Camenzind）是海塞的成名之作，也奠定了海塞作为作家的声誉。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卡门青德从幼年到少年、从少年到青年的探索与内心苦闷，以及他对人生意义的不断追求。
彼得·卡门青德是农民的儿子，很有才华，从小在瑞士一个偏僻的湖滨小村庄长大。他热爱自然和阿尔卑斯山的风光，尤其爱好幻想。当他在苏黎世学习时，与同学理夏德（Richard）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理夏德让彼得熟悉当地的社交生活，但彼得对这种空虚的生活十分厌恶。不久彼得开始写作，理夏德偷偷地把他的手稿寄到报社，不料很快就发表了，这使彼得有了名气，从此几乎能以笔耕为生。不久彼得爱上了女画家阿格丽蒂（Aglietti），但他诚挚的恋情却未得到应有的回报，敏感的彼得感到十分痛苦和失望，于是他渴望到远方去。彼得远游到了意大利，而在这期间，理夏德却在湖中游泳时丧生。彼得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一直在追求爱情和友谊，但是他一直没有得到，内心的苦闷和对人生意义的茫然使他对生活产生了厌倦。在这样的情绪支配下，他酗酒成习。正在这时，他在木匠朋友的家里认识了木匠的内弟——半身不遂的鲍比（Boppi），鲍比因生活贫困寄居在木匠家里。彼得对鲍比关怀备至，从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彼得感到了满足。可是不久鲍比离开了人世。此后，他日益对大城市感到失望，觉得还是朴素的农家生活最值得留恋，并逐渐感到只有对人的爱、对故乡人民的恋情才能使他的生活充实。这样，彼得最后还是回到了家乡。他返乡时正遇上了家乡受到热风的严重破坏。彼得到处投函募捐，为故乡的救灾活动奔走操劳。在家乡，他开了一家旅店，在为集体的操劳中忘却了个人的烦恼。卡门青德最终不适应城市生活回到了故乡，正如鱼儿离不开水，农民离不开土地，他也无法离开故乡去变成大都会的人，这表现出作者对都市文明的嫌恶。卡门青德和普通的劳动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热爱这些普通人，怀着人道主义和同情心关怀鲍比这样的残废人。海塞用这一点来反对当时流行的蔑视民众的尼采超人哲学。卡门青德是一个追求人生意义而未得的人。小说结尾是他虽然返回了故乡，但仍然没有得到人生意义的回答。他在故乡最后做了旅店老板，表示他已与现实妥协。这部小说是苦闷的海塞所写的一个徬徨青年心灵追求的记录，也可以说是海塞自己探求人生意义的记录。小说描写的虽然是卡门青德从少年到青年的极为普通的经历，但写得细腻感人，这主要是因为书中有诗情画意的描绘和直抒胸臆的感情抒发。小说以第一人称口吻不时插入对人生的感慨和深刻的思考，这也是作品具有吸引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海塞的大部分长篇和重要中篇如今都已有了中译本。
海塞的《卡门青德》显然受了凯勒的《绿衣亨利》的影响，甚至不少情节也与《绿衣亨利》有类似的地方，如描写乡村学生的贫穷，羞赧的初恋，与音乐家的友谊（《绿衣亨利》中是与画家的友谊），希望当作家的憧憬，在大自然中的漫游，最后返乡回到父亲身边（《绿衣亨利》中是回到母亲身边）……从这些情节看，似乎海塞缺乏独创，其实不然。卡门青德是20世纪初的欧洲青年，他即使返回家乡，也并没有像亨利那样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因此，卡门青德和亨利完全是两个时代两种不同的艺术形象。海塞作品中的主人公是20世纪初彷徨求索的青年，他的感慨是对动荡的欧洲社会而发的，而亨利则是19世纪市民阶层上升时期的知识分子，他还没有20世纪初的青年所具有的那种精神苦闷，因此亨利最后在自己的职业中还是找到了生活与理想的和谐。
1906年海塞写的《在轮下》（Unterm Rad），对现实的批判有所加强，并且对社会的批判也比较具体了。《在轮下》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小说主人公汉斯在毛尔布龙神学校的学习生活，以及汉斯在神学校的好朋友赫尔曼逃出神学校这一主要情节，正是海塞自己经历的写照。
小说主人公汉斯从小有很高的天赋，他在一个位于黑林山中的小城市里长大，当地的教师和牧师都把汉斯当做神童和本乡的骄傲。汉斯的父亲——一位市侩气十足的掮客也一心希望自己的儿子日后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符腾堡州每年一度在首府斯图加特举行州试，以录取本州的精华入公费的毛尔布龙神学校。州属各城市每年要把最好的学生送到首府参加这场会试。汉斯是他所在的城市唯一被选派的学生，汉斯在考试时虽然状态不佳，最后还是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汉斯的父亲和乡里的牧师、校长以及其他老师都以本乡出了这位才子而自豪，可是汉斯却为没有考上第一名而郁郁不乐。为了保持第一名的荣誉，在环境的压力下，汉斯从小就劳累过度。他脸色苍白，身体羸弱，甚至放假期间还得拼命用功，只有偶尔得到父亲的批准去钓一次鱼，这算是他最大的愉快和罕有的户外活动。不久，敏感勤奋、自幼在家长和环境影响下功名心切的汉斯进入了毛尔布龙神学校。这所学校要求极严，它与世隔绝，并用经文，拉丁文、希伯来文等老古董摧残着这些原本可爱的儿童的身心健康。汉斯到毛尔布龙后，一开始还胸怀雄心大志，决心在这里争个第一名，但由于功名心切，加上不甚合群，汉斯一直郁郁寡欢。不久，汉斯与同班的赫尔曼（Hermann）成了密友。赫尔曼博览群书，蔑视功名。他具有批判的眼光，对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见解。他讨厌这所学校与世隔绝的学习生活，憎恨这令人窒息的僵死教育。赫尔曼生性倔强，富于幻想，因此，他在校长、老师的眼里实在是一个不循规蹈矩的坏学生。赫尔曼经常与汉斯的接触显然影响了汉斯的思想，这使校长和老师十分担心，因为事实证明，自从汉斯与赫尔曼交友后，成绩日益退步了。于是校长对赫尔曼和汉斯施加压力，要他们彼此中断来往，甚至不准他们一同散步。汉斯最初也曾为了功名而断绝与赫尔曼的友谊，但后来他深深感到，他与赫尔曼之间是真正推心置腹的友谊关系，因此两人最终和解了。在此期间，汉斯为了在学习上赶上去而用功过度，损害了原本不佳的健康，整日头昏眼花，思想不能集中。校长、老师更把汉斯学习上的退步归罪于赫尔曼。赫尔曼在这重重的压力下，最终逃出了神学校，以此作为他对摧残儿童身心健康的教育制度的反抗。赫尔曼很快被捉拿回校，但由于他拒绝对出逃表示忏悔，最终被开除出校。自此汉斯在神学校更加形单影只，老师们也像对待麻风病人似的疏远他，甚至对他挖苦讽刺，这使汉斯更加胆怯。一次，在教师训斥他的时候，他颤抖起来，最后号啕大哭。经医生检查，汉斯的神经衰弱症已使他无法胜任学习，必须返乡。返乡后，汉斯自知功名之路已断，在故乡已无光彩可言，而病情又不见好转。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去做了钳工。在马路上穿了工装的汉斯不免遭人讥笑：“好一个参加过州试的钳工！”汉斯心灰意懒，友谊、健康、功名、初恋的欢乐（回乡后汉斯一度与一个姑娘相恋）都成了泡影，他最后只觉得死亡才是唯一的安慰，才能抛却人间的一切烦恼，于是汉斯投江自杀。这个天才儿童便这样夭折了。
这部小说以汉斯被迫害致死控诉了摧残人的教育制度。在这种教育制度下，个性被压抑，自由被剥夺，儿童们成了会说话而不会思考的机器，功名成了驱使这一机器运转的原动力。父亲和教师们的野蛮虚荣心把汉斯这个脆弱的生命摧残了，是他们拼命向他灌输可怜的虚名和无聊的理想，甚至在吃力的州试之后也不让他享受一下假期的欢乐。小说中的汉斯和赫尔曼体现了作者自己身上的两个方面，都是海塞的自我写照。海塞和汉斯一样有过屈服于现实的一面，1892年作者也曾在毛尔布龙神学校学习和生活，甚至在那儿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但是海塞也有反抗的一面，他像赫尔曼一样用逃脱神学校的行动来表示对窒息人的教育制度的抗议和对神的反叛。海塞在他以后的一些作品中，常用两个人物形象来体现事物或人物的内在对立和双重性。这样的写作手法在德国文学史上可追溯到歌德，《浮士德》中的浮士德和靡非斯特这两个人物形象，实质上便是刻画了一个人内在的对立和双重性，歌德自己说过，靡非斯特是他自己的气质的一部分。此外，《塔索》中的塔索和安东尼奥也同样体现了歌德的双重性，即追求和幻想、务实和妥协两个方面。汉斯被逼死了，赫尔曼虽然反抗了，却仍处在徬徨之中，因为什么才是理想的、正确的人生道路，是海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问题，所以小说没有写出赫尔曼出逃并被开除后的生活道路。这部小说文笔抒情优美，它的思想内涵至今还对我们具有现实的价值。
1910年写的《盖尔特鲁特》（Gertrud）和1914年完成的《罗斯哈尔德》（Roßhalde），描写了音乐家和画家在追求物质的社会中的寂寞孤独。海塞认为艺术创作的源泉在于艺术家对生活的沉思和内心生活的丰富，而这也构成了《盖尔特鲁特》的主题。可见，这时的海塞具有较明显的脱离现实和表现自我的色彩。
《盖尔特鲁特》用的是音乐家柯恩（Kuhn）的第一人称倒叙手法。柯恩在大学时代因滑雪橇受伤成了残疾人，此后，他努力通过艺术来补偿被生活剥夺了的东西。这样，他便开始了作曲。著名歌唱家穆特很欣赏他的作品，并为他在某歌剧院找到了一个第二小提琴手的职位。在剧团，他和第一小提琴手相处甚好，经他介绍，柯恩认识了一位很爱音乐的工厂老板，老板的女儿盖尔特鲁特是一个音乐行家，她对柯恩的创作进行了评论。不久，柯恩和盖尔特鲁特共同创作了一出歌剧。几周幸福的合作促使柯恩向盖尔特鲁特表白了自己的爱慕之情。但盖尔特鲁特犹疑不决。由于主角由穆特（Muoth）担任，因此穆特也经常出入盖尔特鲁特的家。不久。柯恩发觉盖尔特鲁特已经迷恋上了穆特，为此柯恩痛苦得几乎想自杀。正在这时，柯恩的父亲突然去世，他不得不返回故乡。故乡的一位老师劝他不要沉沦，尤其规劝他不能只想个人的事情，说他的“病”产生于个人主义和自己幻想出来的寂寞。这位老师又说，这种“病”幸亏还只在高级的社交圈子里存在，如果所有的人都有这种“病”，人类便要绝种了。这位老师的话给了柯恩很大的影响，此后，他通过关心母亲和关心他人把自己从个人的苦恼中解放出来。这期间，穆特和盖尔特鲁特结了婚，并来到了慕尼黑。柯恩因为上演自己的歌剧来到了歌剧院，当他看见这一对夫妇时，发现他们夫妇俩在精神上完全疏远了。穆特一向觉得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后来也正是这种人生观促使穆特无缘无故地自杀了。柯恩和盖尔特鲁特之间曾经产生过的爱情已成为由理智支配的友谊，因为柯恩认为，为了艺术，先决条件是舍弃别的东西，只在精神世界里追求。
这部作品着重抒写主人公的个人内心生活。《盖尔特鲁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海塞创作道路的发展历程，从这部小说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在1910年前后受了当时唯美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
1914年写的《罗斯哈尔德》也是在印象主义、新浪漫主义影响下完成的。这部小说更加脱离时代，作品完全未触及个人与时代的关系问题，这在海塞的创作中是一个倒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表的《德米安》（Demian，1919），重新加强了社会批判的色彩，而他在大战后的创作中神秘主义色彩也明显地浓厚起来了，作品在内容上更趋晦涩难懂，这种创作倾向第一次明显地表现在《德米安》中。
小说用的是主人公爱弥尔·辛克莱的第一人称自述形式，爱弥尔·辛克莱也是海塞发表此书时用的笔名。爱弥尔（Emil）10岁时第一次感到生活中的不和谐与矛盾，他认为父母、家庭是明亮的世界，可是世上还有黑暗的地方。爱弥尔的同学克罗默尔（Kromer）诱惑爱弥尔小偷小摸。此后，爱弥尔便被克罗默尔所控制。爱弥尔为此常担惊受怕，深为恐惧心理所折磨，并哀叹纯洁的童年从此过去。同学马克斯·德米安与爱弥尔不同，他老成持重，喜欢独立思考。他发现爱弥尔的心理变化，便明言警告克罗默尔，这使爱弥尔摆脱了精神苦恼和克罗默尔的纠缠。爱弥尔从德米安对宗教的解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要舍弃对一切传统的顾虑，去做心里最渴望实现的事。不久，爱弥尔到别处上学，与德米安分了手。爱弥尔虽认为传统的宗教和道德观有可怀疑的地方，但他并无勇气按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去行动。与德米安分手后，爱弥尔与一位陌生女子邂逅，他认为她是理想美的化身，是精神美和形体美的结合。他用自己的想像力把她画了多次，终于画得与他过去的朋友德米安十分相像。在这期间，爱弥尔又受到了神学院一位学生的影响，他向爱弥尔解释：对自己保持尊重，世上不存在着任何禁律和戒律。当爱弥尔上大学时，又遇到了德米安，还认识了德米安的母亲爱娃（Eva）。爱弥尔发觉爱娃既有母亲般的爱又有情人般的爱，两种爱在同一个人身上体现，这使爱弥尔抑制不住对她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情。爱娃谨慎小心地对他表示道：只有他完全“变成了他自己”之时，他才可以和她共享生活。爱娃、爱弥尔、德米安都预感到旧世界必将崩溃，未来世界必将诞生。几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米安和爱弥尔都卷入了战争的漩涡。当爱弥尔再一次看见德米安时，德米安已身负重伤，奄奄一息，临终前，德米安要求爱弥尔：在未来过一种不掺杂旧传统见解的生活。
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很富象征和神秘色彩。作者在这部作品中进行了自我分析，爱弥尔的内心矛盾便是海塞自己的心理剖白。小说批判的矛头显然是指向限制个人发展的社会。小说的主题是：面对社会的非人道的现实，海塞提出了人的行动权利问题，人应该“变成他自己”的问题。作者认为；人应该“成为他自己”，“成为自己”，这本来是社会环境所不应干涉的，但却做不到。海塞的这种个人主义是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人道现象的一种反抗，因此，海塞的这种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中心”。爱弥尔并未与爱娃或别的女子共同生活，这象征着爱娃或爱弥尔曾钟情过的其他女子都不过是爱弥尔心目中的“理想”，是无法在生活中实现的理想美与和谐美而已。这部小说是海塞用小说形式表现他的“走向内心”的代表作。
《荒原狼》（Der Steppenwolf，1927）是海塞创作中期的代表作，它同样充满了神秘气氛。这是一部幻想性的小说，它着重探讨了在资本社会中人的精神分裂，“人性”和“狼性”的冲突。海塞喜欢抽象地研究人的本质，它同样是作者“走向内心”的作品。
小说的情节是这样的：有个名叫哈利·哈勒（Harry Haller）的作家，一天来到某个城市，租了一间相当舒适的房间住了下来。这位作家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非常反感和蔑视，因此他常常闭户不出，过着不规律但又寂寞的生活。在这座城市住了三周之后，他又带着乡愁突然离别这座城市，消失了。另一个房客这时住进哈勒原先住过的房间，发现哈勒遗留下一本手稿没有带走，这本手稿的封面标题是《哈利·哈勒的记述。只为精神病人而作》（Harry Hallers Aufzeich-nungen. Nur für Verrückte）。这本以第一人称写的、自称是“荒原狼”的作家的手稿，试图写出怎样去克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大的时代疾病，并把时代疾病本身作为小说描写的对象。新进来的房客后来把这部手稿出版了，这部手稿也就成了《荒原狼》的主要内容。小说写的是处在两个时代之交的一代人，如何变得麻木，在空虚和懒散之中，耗尽了继承下来的最后一点文明和文化，正在蹒跚地走向一次新的战争。
从哈勒的手稿中，读者得知，哈勒是个天分极高而又十分敏感的人。他的敏锐和才能使他和他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并且感到绝望，在寂寞中感到窒息。哈勒说，当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是野蛮的，当时社会的文化日益使他厌恶，但同时，他对自己的精神状态的分裂也深为绝望。他虽感到自己是社会迫害下的囚徒，可是另一方面却又不肯挣脱它，因为他深深体验到，他自己与过去的进步文化联系得很紧密。有一次，哈勒深夜在雨后的小街漫步，看见写有“魔幻剧场”去向的魔符，可是当他按指路牌前进时，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它。哈勒又从一个市场小商贩那里得到一本黄色包装的、无名氏作者写的廉价小册子。这小册子有哲学论文的文风，题目叫《荒原狼的论文》。哈勒读了这篇论文后茅塞顿开，立即明白了自己分裂的精神状态的根源。原来文章仔细地分析了人的“两种天性”，即“人的天性”和“狼的天性”。这两种“天性”经常在拼死地斗争，正是这种斗争使得哈勒成为一个痛苦的人，使他在这迷迷糊糊地向新战争日益接近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成为一个旁观者而不是行动者。他的矛盾只能在未来的社会里才能解决，因此他认为必须像这小册子所规劝的那样生活，即：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时，仿佛这不是世界，尊重律法而又要超越于其上。一天，哈勒被一位名教授邀请到家里，他发现在这些学者的威严外表下，有的不过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傲慢而已，一贯反战的哈勒的反沙文主义言论竟遭到了教授及其朋友们的辱骂，在回家的路上他几乎动了自杀的念头。可是当他走到一家酒店时，酒吧女郎赫尔米纳（Hermine）打动了他的心。赫尔米纳给了这位冥思苦想的人以肉欲的欢乐。经她介绍，他认识了萨克管吹奏手巴伯罗（Pablo）。年轻的巴伯罗给了他极深的印象。巴伯罗显然不懂知识分子内心的怀疑为何物，他只懂得音乐使人愉快。经赫尔米纳的介绍，一个名叫玛丽娅（Maria）的姑娘成了他的情人。在感官享乐中，哈勒忘却了一切忧愁、苦恼和追求。这时他才弄明白，原来赫尔米纳要通过这一切让他摆脱对生活意义的探求，与她的不期而遇实在有着更深的象征意义。她不是别的，实质上是他的“第二自我”，是他的“狼的天性”的一面。赫尔米纳答应在即将到来的假面舞会上与他结合。在这次舞会上，巴伯罗终于引导他进入了他过去找不到的“魔幻剧场”。这个剧场是个幻想世界，它展示各种生活的可能性，“魔幻剧场”帮助哈勒认识了他自己。舞台上神秘的幻术画面向他展现了未来的可怕战争的幻象，并展示了他自己为矛盾所撕裂的内在心理。当他在另一场表演中看见赫尔米纳和巴伯罗亲热地睡在一起时，他身上狼性的一面又占了上风。出于嫉妒，哈勒便杀死了赫尔米纳。这时，对哈勒说来永远是人道主义象征的莫扎特形象出现了。莫扎特引导哈勒参观“魔幻剧场”的奇异世界。莫扎特竭力阻止哈勒混淆现实与幻象，要他把他的存在理解为“生活的游戏”。最后在魔幻剧场，莫扎特与巴伯罗的形象（两者代表完善的人性）结合在一起，赫尔米纳（代表人的狼性一面）最终被压扁了。
作者自己说过，他把这部小说看做是他“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最尖锐最直接的拒绝”，是“时代的文献”。小说中，人道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真理与谎言、人道与野蛮都面对面地出现。可是海塞并未探求这种对立的社会原因，而是从生物学角度来研究人的两面性。这样，“狼性”成为永远存在的现象。但作者在小说的最后用巴伯罗和莫扎特两个形象，象征性地表达了他的人道主义能战胜“狼性”的希望。作为“时代的文献”，这部1927年写的小说已经发出了新战争又将来临的警告。但作者自己也承认，这部小说是“对明天的战争发出的一个绝望的警告”。由于这部小说幻想色彩浓郁，象征意味深远，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而情节又只能当做比喻来理解，这一切增加了人们发掘这一作品中人道主义思想内涵的困难，并使人难于理解。小说的文笔优美晓畅，这是《荒原狼》内容晦涩难懂却仍然能赢得大量读者喜爱的原因。这部小说已有多种中译本，它用“走向内心”的方式去解剖社会中的人，分析他对社会斗争（比如战争）的认识——人的“狼性”一面是人及社会的万恶之源。作者认为美的文艺（以莫扎特和巴伯罗为象征）最终将战胜“狼性”。
1930年完成的《纳尔齐斯和哥特蒙德》（Narziß und Goldmund）写的是性格完全相反的一对朋友，即代表理性的禁欲主义者纳尔齐斯和代表纵欲的感官享乐主义者哥特蒙德的经历。故事发生在14世纪的骑士时代，玛丽阿布隆修道院年迈的院长有个学生名叫纳尔齐斯，他不仅面目清秀，而且才华超群，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神童和思想家。纳尔齐斯既有科学分析的头脑，又有心理分析的本领，深受院长的喜爱，因此院长请他做自己教古希腊文的助手。一天，修道院吸收了一个名叫哥特蒙德的孩子为学生。哥特蒙德的父亲是皇帝手下的高级官吏。纳尔齐斯和哥特蒙德一见面，便成了莫逆之交。冷静理智的纳尔齐斯立即在哥特蒙德身上发现了他自身所缺乏的那种对感官享乐的欲念和对艺术的爱好。纳尔齐斯发觉，哥特蒙德的存在正是对他的一种补充，同时纳尔齐斯还断定，哥特蒙德天生不宜做禁欲的修道士。尽管如此，纳尔齐斯并不放弃对哥特蒙德的教诲，不断用他的禁欲主义信念去影响哥特蒙德。可是哥特蒙德充满幻想，渴望享乐，因此他无法接受纳尔齐斯干枯的禁欲说教。哥特蒙德在村子里偷偷地与姑娘们幽会调情，因为对他说来，世俗的引诱远远大过修道院虔敬的修身养性。哥特蒙德决心按他的禀性生活，决心在生活中“成为他自己”。于是他悄悄地离开了修道院，告别了纳尔齐斯。他先是陶醉在一个吉卜赛女郎的情欲引诱之中，接着便决定去过流浪生活。在浪迹天涯的生活中，他经历了与一个又一个女子的浪漫爱情，既享受到生活的欢乐，也尝到了流浪生活的艰辛。后来哥特蒙德被一个骑士雇佣为拉丁文抄写员。富于唐璜性格的哥特蒙德一直想引诱骑士的两个非常漂亮的女儿，不料这事被骑士察觉，骑士便凶狠地把他逐出了家门。之后，哥特蒙德又因为与另一个流浪汉口角，在自卫时刺死了流浪汉。哥特蒙德一直为这一过失受着良心的谴责。哥特蒙德这样浪游了几乎将近两年。一天，他在教堂里看见了一座非常生动美丽的圣母玛丽亚塑像，他深为这一塑像所吸引，于是他拜塑像的雕塑者为师，决心学习雕塑艺术。他在师傅那里潜心钻研，并塑造了一个以纳尔齐斯为模特儿的圣徒约翰塑像，受到了师傅的赞赏和夸奖，但是当师傅要留他作雕塑师，还要把自己女儿许配给他时，他却加以拒绝，并决定继续去流浪。这时全国鼠疫流行，许多人病死，哥特蒙德作了许多画来记录瘟疫时期的所见所闻。不久，哥特蒙德爱上了总督的情妇阿格纳斯（Agens），在阿格纳斯的身上，他终于发现了他最理想的女性美。哥特蒙德和阿格纳斯经历了短暂的爱的幸福后，在一次幽会时被当场逮住，哥特蒙德被判处死刑。正在这生命危急的关头，一个陌生的牧师营救了他，并把他从狱中救出。拯救他的牧师不是别人，正是纳尔齐斯，如今纳尔齐斯已成了玛丽阿布隆修道院的院长。纳尔齐斯把哥特蒙德重新带回玛丽阿布隆。此后，纳尔齐斯掌管院中事务，哥特蒙德则潜心于雕塑艺术，在绘画与雕塑中记录下他过去的生活和他对生活的见解。两个人仍按各自的天性生活。随着年龄的增加和精力的衰退，哥特蒙德已失去了他过去对女性的诱惑力。一次他外出旅行，为的是想再去见一见阿格纳斯，但是他失望地回来了。在返回修道院的路上他染上了重病，抵达修道院时已奄奄一息。在他临死之时，冷静的不动感情的纳尔齐斯承认了他对哥特蒙德的爱。哥特蒙德感到幸福，这证明他们的友谊的最后成熟，他怀着这样的幸福感离开了人间。哥特蒙德死后，纳尔齐斯也失去了他那永远还是陌生的、人的另一个方面。
海塞认为思想型的（理智的）纳尔齐斯和艺术型的（情感的）哥特蒙德都是不完美的。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明显地用两个人物形象追求着理性和情欲两者的和谐统一。海塞认为，醉心于情欲会淹死在欲海之中；但如果只有理智，只在禁欲主义中生活也会令人窒息。小说不仅展示了情欲与理智的两“极”，还同时展示了静的修道院生活与浪游生活的两“极”。小说的时代背景虽然是14世纪，但作者在作品中没有写14世纪的任何时代事件，也许海塞认为情欲与理智的互相冲突和排斥是超越时代、自古已然的。小说的结尾纳尔齐斯和哥特蒙德友谊加深，表示出海塞希望理智与情欲能最终能在每个人的身上达成和谐的统一，使人成为完善的人。这部作品同样是作者用“走向内心”的方式来分析人的理智与情欲的矛盾与统一，他认为只有两者和谐统一，才是走向内心完善的人。
海塞对心理学有精深的研究，所以海塞的作品一直描述人的内省生活。海塞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又把这罪恶归结于人的本性中恶的一面，因此海塞希望人能探究自己，注重内省，并把实现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寄托在这缥缈的内省生活上。《在轮下》写的是叛逆和顺从，《荒原狼》写的是“人性”和“狼性”，《纳尔齐斯和哥特蒙德》写的是情欲和理智，海塞在描写这些对立的两极时常常通过两个人物形象，不同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是，海塞的人物形象趋于抽象，《纳尔齐斯和哥特蒙德》早已有了中译本。这本书虽然也讲“走向内心”，但可读性很强，两个对立的形象写得相当饱满，有别于海塞别的小说，而且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篇幅也不大，原文通俗易懂，文字优美，是德语专业三年级学生很合适的课外阅读书籍。
海塞的最后一部巨著是三卷本的《玻璃珠游戏》（Das Glasperlenspiel），他花了10年时间（1931～1942）写作这部小说。正像歌德重视《浮士德》一样，他把这部书看做是他的毕生事业。这部幻想色彩浓郁、象征色彩深厚的乌托邦小说，表达了作者对希特勒法西斯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极端厌恶，也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和谐前途与和谐的人的无限向往。小说的情节发生在2200年左右的未来时代，地点在一个叫卡斯塔利恩（Kastalien）的乌有之乡。如果人们从2200年回顾1940年前后，那么希特勒统治的时代早已成为一段历史片断了。由于这部作品内容晦涩难懂，隐晦朦胧，所以在小说出版后，解释与分析的著作堆成了山。1946年这部作品在德国出版时，引起了异乎寻常的注目，还被列入文科中学的必读书目，海塞也因这一著作而获得了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小说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玻璃珠游戏。有关玻璃珠游戏历史渊源的通俗入门》（Das Glasperlenspiel. Versuch einer allgemein verständlichen Einführung in seine Geschichte），第二部分是《玻璃珠游戏大师路第·约瑟夫·克乃西特传》（Die Lebensbeschreibung des Magister Ludi Josef Knecht），第三部分是主人公克乃西特杜撰的三篇自传经历和一些诗。在第一部分中，23世纪的编年史家向读者介绍2200年前后人类掌握的最高智慧和学问——玻璃珠游戏的发展过程。这种玻璃珠游戏产生于19～20世纪，玩这种游戏需要先懂得并掌握一种高度发展的特殊语言，这种特殊游戏是建立在由音乐（代表艺术）和数学（代表科学）演变而成的综合符号系统之上的，这种符号系统储存着人类至今所有的知识和精神财富。通过这种玻璃珠游戏，还能把人类的所有文化的全部内容和价值像在一架风琴上弹曲子那样“游戏”出来，它集科学与艺术、思想与感情于一体。它还能找出当代艺术和当代科学新成就之间的连带关系。不过，“玻璃珠游戏”却并不能发明或创造其他的新东西。只有经过多年的训练才能掌握这种游戏，也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玩得熟练，并且只允许一个人被称为“玻璃珠游戏大师”。玩这种“游戏”的先决条件除了必须具备广博的学问和极高的修养外，还得清心寡欲，修身养性，具有内在的心灵和谐，正如要懂得佛经得先清心一样。“玻璃珠游戏”并不追求一个实际的目的，能玩（游戏）便是一切。这种“游戏”只有在一个叫卡斯特利恩的乌有之乡才有，并且能训练这种游戏的地方也只有在卡斯特利恩的瓦尔特采尔（Waldzell）。能玩这种游戏的是极有知识者中的佼佼者，因此玻璃珠游戏大师被人视为“半神”，在做这种游戏时，其庄严的程度也不亚于在教堂做礼拜。这种游戏虽在20世纪已经开始，但由于不懂它的精神，更由于“政治和战争”，使它面临濒临崩溃的境地，后来它渐渐脱离尘世的庸俗，才取得较大的发展。它的发展标志是：一些认真的学者、音乐研究者和东方大国的崇仰者和朝拜者在卡斯特利恩建立了一个团体，严格选择有天分的男童在这里进行修身和音乐训练，使他们能排除尘世生活的一切干扰和纠缠，这就是卡斯特利恩区建立的由来。显然，海塞把玻璃珠游戏看做人的内心和谐与人间的一切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和谐统一的最高象征。把“游戏”视为人的最高发展阶段或视为人向最高阶段发展迈进的一种手段。这本是席勒的思想（席勒的这一思想又源于康德），席勒曾在一篇哲学书信中说：“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人才是一个完全的人。”
卡斯特利恩这地方很自然地使人想起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中的乌托邦式的“教育区”，因为卡斯特利恩乃是一个学者之乡。20世纪时，一批知识分子出于对当时文化堕落的绝望，为了继承与保卫人类文化的传统和价值，创办了这样一个教育区。像教派组织一样，到这儿来的人必须放弃一切名誉追求，要专心致志，力求把科学和艺术知识全面地结合起来，它的最高成就便是玩玻璃珠游戏。卡斯特利恩教育区虽建在某一国家之内，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它为国家所承认，并在经济上得到国家的保证，卡斯特利恩对国家所承担的任务便是让最有才能的男童进入它办的学校学习玻璃珠游戏。
小说主人公约瑟夫·克乃西特（Josef Knecht）12岁时，由于他出众的才华，尤其是因为他的音乐天才，进了卡斯特利恩的一个高级学校。克乃西特学习成绩卓越，毕业后又进入瓦尔特采尔的学校，在那里他认识了旁听生德西格诺利（Designori）。德西格诺利经常把卡斯特利恩的刻板生活和投身于社会的活动加以对比，批评玻璃珠游戏没有实际价值。克乃西特虽与之辩论，但他与德西格诺利的友谊以及这种辩论却对克乃西特日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克乃西特此后一直在思考卡斯特利恩究竟对社会有何价值的问题，并一直思考德西格诺利的理由。克乃西特自瓦尔特采尔毕业以后，还有几年自学的时间，教育区当局只要求他每年上交一篇虚构的自传（即小说第三部分的三篇自传）。克乃西特为了明确日后的生活目标，常与一位“老兄”交往，这位“老兄”过着中国式的隐士生活，但克乃西特认识到这决不应是他日后要走的道路。回到瓦尔特采尔后，克乃西特被玻璃珠游戏大师托马斯派往某教派建立的修道院工作两年，在那儿克乃西特认识了一位大历史学家、学者、牧师雅各布斯（Jacobus）。雅各布斯使克乃西特懂得了历史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的本质，使他明白了：人或世界的存在以及世界的秩序都是一种历史性的现象，即一切事物、现象和秩序都在变化之中，都不是一种永恒的存在。这一见解日后竟使克乃西特一生受用不尽。
出乎克乃西特的意外，玻璃珠游戏大师托马斯去世之后，他被选为玻璃珠游戏大师。克乃西特在任职期间，由于他出色的教学工作以及卓越的技巧，他的威望进一步得到提高。可是随着年月的消逝，克乃西特渐渐对卡斯特利恩以及玻璃珠游戏的意义产生了怀疑。他渐渐认识到，与实际生活隔绝的卡斯特利恩并不意味着永恒和绝对价值，它同样只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即不是永恒的）。他看到，已经达到的东西如果没有能力继续自我变异和发展，同样必趋消逝。因此克乃西特不想死守意味着当时最高成就的玻璃珠游戏。投身政治生活多年的老友德西格诺利向克乃西特承认，他在外部世界的实际生活中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但是克乃西特还是决定向官方辞去此职，投身外部世界。卡斯特利恩行政当局并没有同意他的决定，可他还是走了。为了过更有实际意义的生活，他投身到世界的实际生活中去了。他受德西格诺利之托，准备做他儿子蒂托（Tito）的教师，为社会服务，做社会的公仆（“克乃西特”在德文中是“公仆”、“奴仆”之意）。作者说，他接下去写的克乃西特生平带有传说性质，估计是克乃西特的学生所撰。接下去的情节是这样的：克乃西特前往德西格诺利的家，并和他的儿子蒂托第一次见面。为了使蒂托身心都得到锻炼，蒂托也希望老师从疲劳的旅途中得到恢复，两人便跳入阿尔卑斯山冰冷的湖泊中游泳，克乃西特在这次游泳时不幸淹死。
这显然是一部教育小说，主人公克乃西特追求的是人生的意义。他最后的认识是：（1）理想都有历史的阶段性和相对性，不存在永恒的具体的追求目标，即使是一个理想的存在，也必然具有历史性（即它也会成为“过去式”，不会“永恒”）。（2）远离现实生活的个人精神享受（如玻璃珠游戏）虽与平庸的现实生活相比是高尚的，但这种享受只是个人的，因为它不会给现实带来任何变化，因此，玻璃珠游戏不应成为人生的最高追求。（3）为了改变现实生活和现实社会，必须投身其中，哪怕做一点点能改变现实的具体工作也是有价值的。克乃西特愿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愿为社会的利益、为促进社会的改变而做一名社会的公仆。克乃西特最后不是做了一个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伟大的改革者，而是现实地做了一名普通的教育者。这里，海塞要求人们应脚踏实地为社会服务。这部小说还反映了沉思冥想与积极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海塞并没有在书中明确回答这一问题。作者虽没有否定玻璃珠游戏的价值，但也没有把它看做是永恒的追求，作者通过克乃西特最后投身社会，实际上强调了个人要履行个人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可见这部小说是至今仍有价值的教育小说。
海塞针对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文化成了消遣品和商品的现象，描绘了一个未来世界，在那里文化艺术和科学得到了尊重与保护。歌德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因此歌德还能在“教育区”里找到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之间的平衡，并寻求到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和谐，而海塞则不然，他只能在他的卡斯特利恩做到对人类已创造的文明加以“保护”，而不是进一步创造新的文化，更没有找到两种劳动的统一或个人与集体的融合。
海塞的创作道路表明，他的早期作品尚富有传统的现实主义色彩，但个人感情的主观抒发在作品中也占有相当的分量。他的中期和后期作品则脱离了传统的叙事风格，情节不再是现实的，而是幻想的、象征的和神秘的。从内容上分析，海塞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堕落特别敏感，他着重描写当时社会中人的内心分裂与人的内省生活，如思考与行动、纵欲与禁欲、感情与理智、忍受与反抗等的冲突。作者在作品中一直追求内心的和谐平衡。在这方面，海塞显然受了中国老庄哲学的影响。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更要“改造世界”。的确，从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再到18～19世纪的古典哲学，基本目的都是在于“认识世界”。因此，康德在他的三个“批判”中指出，人们为了“认识世界”，首先要研究人的“认识能力”有多少，其限度如何。康德最后的结论是：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度的，人无法认识“物自体”（Ding an sich），即人大多只能认识到“物的”现象——表象为止！20世纪20年代左右，欧洲知识分子不满足于欧洲哲学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纷纷面向东方，一时形成热潮。海塞就是在这样的“高潮”中接触到了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国的老庄哲学。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有否哲学？先秦诸子虽无欧洲哲学的体系化的架构，但哲学思想的脉络是存在的。窃以为中国传统哲学中，孔孟之说的本质是伦理学，即讲的是“做人”。孔、孟及其他诸子的学说虽有“认识世界”的成分，但它们教导人们的则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通过“认识世界”来“处世”，如何适应环境以求自身之生存，因此，中国哲学不求思辨性，而求实用性，中国哲学的本质乃是“处世哲学”，甚至“适应哲学”。不论老庄还是孔孟……，都强调人的“内省”，即欧洲人说的“走向自己的内心”。强调“内省”——“通向自我”、“走向自我”……似乎中国哲学没有“改造世界”的“壮志”，其实大大不然！当每一个人“走向自我”，都追求自身的和谐完善，力克心中的丑与恶，力扬心中的美与善，这个世界将变得多么美好！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从“内省”开始，以“仁”为本，“克己”为先，独善其身，……那时，中国哲学将产生多么强大的威力！中国哲学变革现实的力量将使世界从纷乱走向和谐，从心灵的无序走向人心的“有序”。这虽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却是人类最后必然要回归的路。海塞的不少作品受中国哲学的影响，其具体表现即在于他的作品具有“走向内心”的倾向。在战火纷飞的20世纪上半叶，作者避居于风和日丽的和平的瑞士，埋首于“沉思冥想”，设计着“理想的人”和“未来的人”，因此他无法写出直接反映反法西斯斗争的作品。
凯勒曼（Bernhard Kellermann，1879～1951）属于20世纪上半叶德国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之一。1927～1928年间他受报馆委派，曾在中国居住过半年。凯勒曼经历了威廉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各时期。在希特勒统治期间，他像豪普特曼、胡赫等人一样，留在德国境内，虽然没有经历流亡生活，却经受着“内心的流亡”。他拒绝写为法西斯服务的小说。除了第三帝国时期，他在他所经历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几乎都写下了他的代表作，如威廉时代的《隧道》（Der Tunnel，1913）、魏玛时期的《11月9日》（Der neunte November，1920）及战后发表的《死之舞》（Totentanz，1948）等。1951年凯勒曼逝世于波茨坦。
凯勒曼刚开始创作时受到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影响，给他带来世界声誉的是他的科学幻想小说《隧道》。《隧道》具有凡尔纳和威尔斯的作品风格，但是这部科幻小说与凡尔纳和威尔斯不同的地方是，它的目的不在“科幻”，而在于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资冲突和科学家的遭遇。凯勒曼在这部小说中指出了现代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技术与组织上的卓越成就，也指出了：生产的社会性和财富的私人占有性这一社会的根本矛盾，给科学事业带来的灾难与危险。作者幻想通过为人类技术进步而斗争的天才个人，使工人与资本家在为人类文明和科技进步而奋斗的过程中联合起来，以达到克服社会这一固有矛盾的目的。
故事叙述美国工程师阿兰（Allan）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在15年之内打通从纽约到法国的大西洋海底隧道，使火车在24小时之内经过这一海底隧道由美国毫无危险地抵达欧洲的法国。这一计划的实现在技术上的保证是，阿兰自己发明的一种特别坚硬的金属“阿兰尼特”，用这种金属可以使隧道壁坚固，使它既可承受海水压力，又可使火车安全通过。但是这一计划的实现还必须有经济上的保证，即必须有资金。阿兰经过积极的活动，争取到了一批资本家和银行家来投资支持他的工程计划。为此，他们共同建立了“大西洋隧道辛迪加”。无数工人参加了隧道建造。在第七年时，已建成的部分隧道不幸爆炸，致使2 800工人丧生。死亡工人家属把他们的愤怒倾泻到隧道设计者阿兰身上（尽管阿兰领导了抢救活动），家属们竟打死了阿兰的妻子和孩子，阿兰也因股东们的损失而被判刑（后被宣布无罪）。后来，美国最大的富翁、银行家女儿艾特儿（Ethel）和阿兰结了婚，艾特儿多年前得知阿兰的计划时便很受鼓舞，因此她在结婚后全力支持阿兰，她的父母亲成了实现隧道计划在经济上的唯一支持者。这样，阿兰与艾特儿的婚姻使这一庞大的工程有了经济保证。经过24年的努力，隧道工程最后完成。第一列火车通过隧道时，火车上只有一个乘客，便是美国的最大富翁，阿兰的岳父。这样做是为了向他表示敬意，全世界向阿兰的成功表示欢呼。
凯勒曼在小说中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科学家想为人类造福，可是实现他的计划需要经济保证，而资本家却只追求利润，若没有资本家的经济支持，为人类造福的计划只能是空中楼阁。这一主题实际上批评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这一现象，即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财富的私人占有性——资本主义所有制的阻碍。
《11月9日》在题材上与《隧道》不同，它完全取材于现实。它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时柏林的情景，小说突出了饥寒交迫的劳动人民和花天酒地的有产者、将军们之间的对比。小说的情节围绕着某将军的家庭破落及将军和他的子女之间的冲突展开。这位将军是德国军国主义思想的代表，儿子虽为上尉，但不赞成父亲的理论，只求能活在世上而不要死在战场。女儿由于爱上了一个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士兵，在世界观上与父亲有了极大分歧，她以自己外出谋生、脱离父亲家庭来表示她的反抗。这个士兵原系大学生，因受沙文主义影响参加了大战，战场上的经历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受了重伤后，便回后方担任将军的助理文书。后来他因在车站向开赴前线的士兵发表反战号召而被捕，在企图逃跑时被打死。在他身上体现了德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不久，将军得了急病，临死前，他仍然在布置对人民的军事镇压。小说以代表德国军国主义的将军之死结束。这个军国主义者的形象在凯勒曼之前的德国文学中还没有出现过。因此这一形象的创造是凯勒曼在德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功绩，它对揭露德国军国主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小说虽有《11月9日》的标题，主要却并不描写十一月革命，而是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件。作品谴责了军国主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描述了人民在战争中的觉醒。书中虽然也写了士兵向女友推荐马克思著作，但这个士兵对马克思并不了解。凯勒曼着墨最多的是将军，他的死象征了德国军国主义的必然灭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完成的《死之舞》是凯勒曼的主要代表作。小说的主题思想是：为专制制度、为法西斯效劳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法西斯势力猖獗的时候，有良心的人决不应去趋炎附势，不应丢弃自己的人道信仰；专制分子、法西斯分子虽一时张牙舞爪，自以为得计，但那只不过是“死之舞”，他们暂时的得意不过是死亡前的疯狂而已。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名律师，他原先具有民主思想，1935年希特勒执政两年时，他还渴望着法西斯政权垮台。可是两年之后，他的不少亲朋好友纷纷依附了纳粹（他们认为纳粹的掌权使他们避免了共产党的“威胁”），于是他也看风使舵，适应环境，投靠了纳粹，以博取日后的飞黄腾达。他的兄弟是艺术学院的教授，在政治上与其兄的投机态度完全相反。弟弟坚持自己的见解，在思想上决不与纳粹同流合污，并用他的雕塑“挣脱链条的人”来表达他对法西斯统治者的憎恨。不久，律师加入了纳粹党，与市内、州内的纳粹头面人物紧密勾结，并在诉讼案件中处处帮大资产者的忙，自己也在经济上大捞好处。律师日益变得寡廉鲜耻，甚至穿起了法西斯军官制服，他的无耻投机态度也激起了他妻子的反感。律师之弟由于在某一案件中公开支持犹太人而被判在集中营监禁一年。律师竟认为兄弟受监禁是完全应该的，甚至认为“集中营”的存在是必要的。律师的两个儿子，一个死在前线，一个在斯大林格勒①战役中失踪。此时律师虽已成为当地的市长。两个儿子的遭遇竟使他产生了报名上前线的念头，其弟耻笑他的行动。兄弟之间的争论使律师明白法西斯末日即将来临，也使他担心自己的前途。次日早上，当女管家踏进律师的卧室时，发现他已死在房内。原来他自知前景不妙，开枪自杀了。
凯勒曼这一作品揭露了这一事实：德国资产阶级对法西斯的上台是负有责任的。在律师这一人物身上，暴露了“体面市民”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道德上的堕落，兄弟之争说明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并没有丧失良心，也没有放弃斗争，他们坚信人类前途光明，而希特勒专制政体的黑暗统治只不过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短暂一瞬。凯勒曼的创作证明他是一个忠实的民主主义者。
莱昂哈德·弗兰克（Leonhard Frank，1882～1961）是小说家。他的小说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社会现实。他对工人的贫困有细致的描绘，具现实主义色彩。但作者的人物塑造常常类型化，书中的人物常没有独立的个性，而是思想传声筒，因此在艺术性上比较苍白。此外，他的作品语言简短，情节跳跃，富于表现主义创作特征。弗兰克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父亲是维尔茨堡的细木工。小学毕业后，由于家境贫困，弗兰克不得不自己挣钱糊口，曾先后当过工厂工人、司机等。1904～1910年他在慕尼黑学习美术，1913年后开始写小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弗兰克并没有卷入沙文主义狂热，而是站在和平主义立场上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1915年因反对战争被迫流亡瑞士，1918年回国从事写作。不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或魏玛共和国时期，他都密切关心时代问题，写出反映当时现实的作品。第三帝国时期，弗兰克流亡美国，1950年返回联邦德国，定居于慕尼黑，1961年8月18日逝世。他的作品在民主德国大量出版，所以在联邦德国却不像在民主德国那样出名，作品也不那样广为流传。
弗兰克以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强盗帮》（Die Räuberbande，1914）获得了冯塔纳奖，并奠定了他的作家声誉。小说的情节发生在1898年。在古城维尔茨堡有12个14岁左右的学徒工，为了联合起来抗议执政者的虚伪、教师的专横和师傅们的压榨，组成了“强盗帮”。他们模仿美国西部文学中人物的榜样，幻想创造出一个自由世界来改变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最爱读的书便是席勒的《强盗》。从这本书中，他们摘录了“打倒暴君！”这句口号作为他们的格言。这12个人的首领的哥哥已去“自由的美洲”，他成了这12个学徒的榜样，“自由的美洲”也成了他们的梦想。12个小学徒在白天受大人们欺辱，晚间便到城堡的一个隐秘的洞里集会，发誓要把全城烧为灰烬，然后流浪到美国西部去。有时他们也搞些恶作剧作为对别人的报复。他们虽然团结友好，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深感自己行为的幼稚和不切实际。当首领的哥哥衣衫褴褛地从美洲回来并惨死在精神病院后，他们的幻想便彻底破灭了。他们的大哥不久成了大人，便屈从于小市民的生活，与一个有钱的姑娘结了婚，开了爿酒店。其他成员也各奔前程，顺应了环境，其中有一个不愿顺应屈从的，自杀未遂便出家当了修道士。12个人分散后，依然被迫在小市民环境中生活，只有一个后来成了画家。但是有才能的人在这个社会里是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的，他被卷入一桩刑事案件，遭到暗算，不久就自杀身亡。死后第二天他被宣布无罪，并且他的作品也获得了慕尼黑艺术学院奖，但可惜他已经死了。
这部小说描写了一群青年人在旧社会中被摧残的遭遇，他们少年时代意气风发的反抗意识，到了青年时代大多屈服于环境而烟消云散，有才能的人在生活中遭到了毁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愿随小市民生活大流的人也只能把修道院作为唯一的出路。尽管如此，小说并不是悲观主义的，小说中人道的理想在未来必将实现的信念使作品具有乐观的基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及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经济上的崩溃、人民的失业、老百姓的贫困，成了1918～1933年间弗兰克小说的主要内容，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是小说《三百万中的三个》（Von drei Millionen drei，1932）。这是一部直接反映20世纪2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及其灾难性后果的小说，它揭示出：危机真正的、直接的受害者不是别人而是广大劳动群众。
1930年，单是在德国就有三百万失业者，30年前“强盗帮”中的三个成员，一个抄写员、一个裁缝和一个工人——绰号“玻璃眼睛”，不得不因为失业离开美因河畔的故乡到外地去谋生。可是他们一路上不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打短工的机会，又饿又没处安身，于是只好放弃在德国寻找工作的奢望。他们不明白的是：机器创造了那么多财富，为什么大多数人却没有最必要的生存必需品？一天，一个富有的英国人突然发了慈悲，给抄写员一张一百英镑的钞票，于是三个人准备实现他们年轻时的梦想前往美洲。可是当他们抵达美洲时，发现经济危机比他们先期到达，他们原先想到南美巴拉圭的大农场就业的希望也成了泡影。不久裁缝发高烧，病死异乡。抄写员和“玻璃眼睛”两个人流浪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他们却在一场革命斗争中糊里糊涂地站到了反动派一边。他们因为承认信仰共产主义，所以被当地政府驱逐出境。之后，他们偷着乘船抵达法国的马赛，一个造假护照的人为他们造了假证件，凭假证件他们又混到了意大利，想在意大利碰运气找个工作。一天，他们在一家餐馆里因为拒绝唱法西斯的颂歌而被人野蛮地打伤，最后又被意大利政府驱逐出境。他们到处碰壁后，只好重返德国。德国的危机这时更趋严重，他们只得在柏林靠乞讨为生，晚间露宿街头，到后来连微薄的社会救济也拒不给予他们，他们只好返回自己的家乡。三个失业工人在全世界的流浪与遭遇说明：在被划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的世界上，无产者的命运到处都是一样的，一切幻想都是不现实的，“强盗们”只能听天由命失望地重返故乡。小说主人公没有找到谋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但弗兰克在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很鲜明的。
弗兰克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个中篇《在最后一节车厢里》（Im letzten Wagen，1925）是他的成功之作。一列从高山疗养地开出的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在高山行驶时突然脱钩往下滑行，致使整个车厢随时有翻车的危险。在乘客人人都会立即丧命这样一个典型的环境中，车厢里各阶层的乘客都各自显示出了自己的典型性格。那些外表高尚的上层阶级旅客面对死亡一个个丑态百出。作者特别描写了一对年轻的银行家夫妇，在这遭到死亡威胁的时刻，银行家只顾自己逃命，置妻子于不顾，而他的妻子因为这一意外竟突然提前分娩。车厢里只有那个被高山锯木厂解雇的工人在这危险时刻置自身的安全于度外，帮助了银行家的妻子分娩。最后，这最后一节车厢在往下滑行中被运木料的货车所救。作者通过车厢化险为夷的情节，强烈地揭露了形形色色的上层社会人士道德上的虚伪和自私本质，他们虽外表温文尔雅，内心却肮脏之极。法朗克把一个失业工人跟所有其他的人作了鲜明的对照，指出工人在道德上远远高于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作者深切同情工人的处境，批判了有产者的丑恶（以银行家为代表）。小说在语言和人物的塑造上都受了当时德国表现主义影响（如人物都没有姓名，性格类型化等）。这一节小小的车厢实际上成了20世纪20年代德国现实的一个缩影。
弗兰克流亡时期的作品反映了作者的认识，即个人的幸福是不能与反法西斯斗争分开的。他1950年从美国回国，后期的主要著作是小说《心在左面》（Links wo das Herz ist，1952），这个标题已经标明了作者的革命倾向。这是弗兰克用小说的形式描写他自己生平的著作，时间跨度从1882年一直到1952年。在这本自传体小说的末尾，作者写下了这样的话：“他相信，到了2000年，只顾个人占有的经济制度将不是通过原子战争而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代替。他相信，我们孩子们的孩子们将会比我们生活得幸福。”小说记录了弗兰克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过程，表白了他对他所经历的时代事件的态度。
汉斯·法拉达（Hans Fallada，1893～1947）本名鲁道夫·迪岑（Rudolf Ditzen），法官家庭出身，是20世纪上半叶德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1932年他发表的《小人物，怎么办？》（Kleiner Mann，was nun？）使他成为世界闻名的作家，这部小说很快被译成20多种语言，并被两次搬上银幕。这部小说反映了1929年后欧洲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失业现象。法拉达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数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为生存而挣扎的小人物。贝歇尔曾说过，当时的作家没有一个对“小人物”的生活像法拉达那样了解，法拉达对这些小人物充满了同情。他用生动活泼的民间语言写作，明白晓畅，简洁朴素，“小人物”都能看懂，决无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的造作和玄虚。此外，法拉达很注意情节的生动性，尽量让他的爱憎在情节中自然展露，避免作者的主观议论。1933～1945年间，法拉达没有流亡国外，但他在国内保持气节，坚决不为专制统治帮闲、吹喇叭、抬轿子。第三帝国时期法拉达继续不倦地创作，用描写过去时代来表达他对希特勒统治的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一直住在东部德国，还一度被苏联占领军任命为费尔德贝格镇长。1947年法拉达在柏林去世。
《小人物，怎么办？》已有中译，写的是一个小职员在经济危机时代的日常生活和他为生活而挣扎的情景。他与他的女友结婚时，女友已经怀孕，为了不让老板知道他们已经结婚，便寄居到一个寡妇家里。小职员的老板想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他觉得三个雇员中，还是小职员最适合做自己的女婿，后来老板发现他已经结婚，就借口要裁员，辞掉了他的工作，这样小职员夫妇只好来到柏林向母亲求助。后来小职员总算在柏林的一家百货公司找到了一个营业员的差使。后来当小职员知道了母亲的收入不正当，并且母亲的行为要危及到他的就业时，小职员的太太只得离开，寄宿到一个木匠家里。生活把小职员的太太磨炼成一个干练的家庭主妇。由于经济上的不景气，职工们都怕被老板辞了工作，因此相互间倾轧竞争十分激烈。在这样的处境下，小职员总算一直被老板当做一个规矩的好雇员。不久，小职员太太生了个儿子，小职员的经济负担更重了。百货公司老板在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反而进一步提高销售定额，小职员无法完成，最后被解雇。小职员失业后一家全靠太太做女缝工及小职员微薄的失业救济金过活。就在这艰难的岁月，小职员卷入了一场政治游行，警察用警棍殴打他。他这才明白，贫穷不只意味着灾难，还意味着“该受惩罚”，还会招致“政治嫌疑”。小职员对生活深感绝望，面对暗淡的生活前景，他向自己提出了一个忧心的问题：“小人物，怎么办？”
这部小说用小人物日常生活的场景及时地反映了20年代末世界经济危机给社会底层人民带来的灾难。小职员在贫困中挣扎，为起码的生存权利而拼搏，他只想用勤劳来改善他的生活处境。虽然他不是只顾个人利益而损害或排挤其他劳动者的利己主义者，但他终究还不是有觉悟的工人形象。
1934年他发表了《谁曾用洋铁罐吃过饭》（Wer einmal aus dem Blechnapf frißt）。主人公是一个银行小职员，因吞没一小笔公款被判四年徒刑。出狱后他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可是生活却使他处处碰壁，蹲过监狱的经历使他失去了对未来的一切希望：找不到职业，也成不了家。最后他因为偷窃第二次进监狱，这次被判了七年徒刑。当他重返监狱时，他简直有“重新回家”的感觉——因为现在他至少不必为每天的面包发愁了。
这部小说在主题上使人联想到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主人公并非天生的罪犯，但毫无同情心的社会比监狱还要冷酷，生活迫使他偷窃。生活使他得出的结论是：谁曾用洋铁罐吃过饭（意指蹲过监狱），就得永远用洋铁罐吃下去（再去蹲监狱）。小说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而且也对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道德法律作了尖锐批判。
希特勒统治时期，法拉达完成了多部著作，重要的有《狼群中的狼》（Wolf unter Wölfen，1937），《顽固的古斯塔夫》（Der eiserne Gustav，1938）和《酒徒》（Der Trinker，1944年完成，1950年据遗稿出版）。
《狼群中的狼》是法拉达在法西斯政权统治下写成并出版的，因此作者必然要考虑到检查机构的审查。这部小说描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个退伍军官在1923年德国通货膨胀时期经营田庄失败的故事。三个主要人物：一个是过去的候补军官，一个是骑兵上尉，一个是中尉，他们都不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最多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层人士，由于他们没有能力识破资本主义社会尔虞我诈的本质，因而无法在这一社会中立足。只有候补军官还能适应环境，随着经济危机的结束，他也许会在未来的发展中，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狼群中的狼”。
长篇小说《顽固的古斯塔夫》的主人公是一个有顽固的普鲁士军国主义思想和习俗的马车行老板古斯塔夫。他死守普鲁士军国主义的道德习俗，迷恋一切旧事物，喜欢一切老皇历：抵制一切时代新潮流，结果弄得孤家寡人，全家背弃了他。作者通过古斯塔夫嘲笑了思想不随时代前进的人，这样的人最终必为时代所抛弃。作者在希特勒统治时代巧妙地通过古斯塔夫的形象嘲弄了普鲁士军国主义思想习俗的荒唐，死抱住荒唐习俗不放的古斯塔夫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古斯塔夫生活在威廉帝国时代，曾做过卫队长。长年的普鲁士军队教育和传统教育已经渗透到他的骨髓，后来他因为结婚有了妻子的一大笔陪嫁，加上自己的辛勤劳动，终于在柏林开了一家马车行。古斯塔夫主宰着32匹马，数不清的马车，一个老婆和五个孩子。他管理车行犹如军官管理兵营，他把车夫、马匹、妻子儿女都当做必须绝对服从的士兵，而他自己就是他们的主宰，他的话就是法律。古斯塔夫认为年轻的一代已经舒服惯了，只有战争才能锻炼他们的意志，改变他们的懒散恶习。人们称他“顽固的古斯塔夫”是因为，即使他的顽固态度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了损害，他还是要顽固到底，不改初衷。
尽管古斯塔夫管教严厉，可是五个孩子却并不就范。他最喜欢的17岁的儿子偷钱酗酒后，被他关在地牢里，因不堪父亲的惩罚，不久便逃之夭夭。21岁的女儿违背父命做了护士，后来她学弟弟的样子，也脱离家庭，住到医院去了。18岁的女儿年幼无知，不愿受严父的管束，去寻求“自由”，误入流氓之手，参与盗窃珠宝，后来被流氓逼迫到街头卖淫。13岁的小儿子年纪虽小，但已经习惯于阳奉阴违。24岁的大儿子表面上惟父命是从，暗地里却与驼背女裁缝私下往来，还生了一个孩子。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古斯塔夫按古老的普鲁士道德进行家庭教育的实际结果。大战爆发了，古斯塔夫把它看做是“新时代的到来”，他梦想用战争来解决家庭矛盾，可是事与愿违。大儿子应征入伍，觉得在前线的战壕里厮杀也比待在家里自在，因此他不愿回家休假。1916年大儿子总算返家探亲，并与女裁缝结了婚，但返回前线不久便丧了命。一子一女则完全与家庭脱离了关系，走上歧路的女儿也更加堕落了，成了流氓的赚钱工具。只有小儿子还留在古斯塔夫身边。尽管如此，古斯塔夫依然像“铁”一样死板地坚守自己的保守观念，并坚信“皇帝陛下”和皇帝陛下领导的战争会振兴德国，会振奋青年一代。出于这一信念，他变卖了他的家当，用现钱购买了战争公债，把他的马匹提供前方使用。大战结束时，古斯塔夫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马车夫，可是古斯塔夫依然故我，墨守成规，不改本性。战后古斯塔夫不怕汽车竞争，千方百计要保护马车的荣誉，依然在汽车纵横急驰的柏林大马路上赶他的马车。将近70岁的时候，古斯塔夫忽然心血来潮，要从柏林赶马车到巴黎去，以此来证明旧事物仍然有它的生命力。有一家报馆不仅为他这一“壮举”大做宣传广告，还在经济上大力资助。当他抵达巴黎时，巴黎像接待王公贵族一样迎接他。回到柏林时，人们也把这个老古董当新闻人物来欢迎。可是事过境迁，不久古斯塔夫即被人遗忘，古斯塔夫又重新寂寞地在家中生活，这时只有他的老妻在分担他的孤独寂寞。这部小说非常大众化，富喜剧性，20世纪中叶曾拍成电影，至今这部电影偶尔还会在德国电视台上播出。
贝歇尔曾称赞这部小说是一部“教育诗篇”，它教育人们思想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应在新的时代依然用旧的观念（小说中的普鲁士道德规范）思考和行动教育人们，不要把旧事物（小说中的旧马车）当宝贝一样舍不得丢弃。顽固的古斯塔夫固守旧观念、旧事物，因此在现实面前只好紧闭双目，成了旧时代的遗老，同时也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
法拉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写了几个长篇，其中最著名的是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写成的《人人孤独地死》（Jeder stirbt für sich allein，1947），此外还有带自传性的小说《梦魇》（Alpdruck，1947）。
《人人孤独地死》可以说是法拉达的代表作。贝歇尔在悼念法拉达的悼词中称这部小说是法拉达给后世的一份遗嘱。这部小说像法拉达的其他作品一样，语言质朴而形象，叙述动人而富悬念。在情节上，《人人孤独地死》比他的别的小说更集中。小说叙述盖世太保的破案过程，情节的紧张性实不亚于一部侦探小说。它的生动的对白，细致的内心描写，紧张的情节，证明法拉达是一个杰出的叙事能手。小说是根据战前柏林纳粹秘密警察的档案材料，由真人真事艺术加工写成的。这卷90页的档案是对一对“小人物”夫妇因张贴反法西斯标语事发后被捕、惨遭杀害的侦破审讯记录，小说的基本情节忠于原材料，但是作者用纳粹分子的枯燥的审讯记录创造出了动人心弦的艺术形象。小说的书名表明这对夫妇反抗的孤独性，表明他们这种形式的斗争必然失败。
小说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柏林北部住着一对中年夫妇。丈夫奥托是家具厂的木工师傅，他沉默寡言，忠厚善良。妻子安娜是个乡下妇女。这对夫妇对一切从来都是逆来顺受，对纳粹上台与否也漠不关心。大战期间，当法国被纳粹占领时，他们的独生儿子在侵法战役中丧生（小说即以邮递员把他们的儿子在前线阵亡的军邮送到他们的家开始）。独生儿子的死亡改变了他们的全部生活和对纳粹的看法，这对夫妇由麻木开始了对法西斯政权的思考。随着岁月的过去，他们对法西斯的控制措施日益反感，可是这对夫妇并不知道怎样去有效地推翻法西斯统治，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种特殊的个体反抗形式：奥托夫妇把反法西斯的标语写在明信片上投寄到当局，张贴到住房大楼。两年里他们一共书写了276张。盖世太保接到第一张明信片后便立即投入紧张的侦察，可是貌似强大的盖世太保却毫无线索，束手无策。承办这一案子的秘密警察头子过去是魏玛共和国时代的侦探，这时是希姆莱手下的走卒，他一向自诩破案有术，可是过了两年才侦破此案。奥托夫妇被捕后，受尽酷刑，虽然他们最后被判处死刑，但在审判过程中，纳粹分子成了失败者，他们成了道义上的胜利者。他们分别囚禁在男女死牢时所表现的彼此思念和忠贞不屈，甚至连法西斯分子也震惊不已，他们最后的希望是能够让他们死在一起。但安娜在空袭时被炸死，奥托最后被单独斩首。作者在小说结尾时说：他的书不应以死亡结束，而应以战胜各种耻辱、眼泪、灾难和困苦并最终获得了胜利的生命来结束。正因为如此，小说的末尾作了对战后德国人民建设新生活的展望。
该作品同样以“小人物”做主人公，充满了感人的反法西斯的人道精神，从多方面描写了希特勒时代德国的社会生活，特别揭露了虚弱而又残暴的统治者的“连坐”手段。奥托虽然为了避免牵连他人，断绝了与亲友的一切往来，但还是株连了他的内弟，他的内弟因此精神失常，最后被注射毒针致死。在二战时的德国，小小的“过失”和嫌疑都会带来“人民敌人”（即所谓“现行反革命”）的罪名。然而奥托的反法西斯行动是孤立的行动，因为他们的反抗意识更多地来源于感情，而不是来源于深刻的政治认识。这对夫妇以自己的生命作孤注一掷，他们的死亡说明：没有组织的个人反抗在一时强大的专制统治之下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们的死亡却是对暴政悲壮的反抗！
法拉达在法西斯统治时代留居德国，因此他在小说中描写的法西斯执政时期的暴政和恐怖镇压手段十分真实细腻。1978年这部小说在联邦德国被搬上了银幕。凡经受过专制法西斯统治的读者，在阅读此书时，一定会激起极大的共鸣和广泛的联想，会感到：所有专制的法西斯统治都是同样的残忍，同样的短命。(www.xing528.com)
《梦魇》这部自传色彩极浓的作品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破坏了物质世界，还损伤了人们的心灵世界。书中的流亡归来的作家即作者自己，则是指诗人贝歇尔。小说主人公战后的精神危机正是人们的心灵创伤在他内心的反映。小说主人公失去了对人的信任和对未来的信念，这样的精神危机对一个正直的作家无疑是梦魇。最后他振作了精神，决心为建设新生活而努力。他写道：“生活和工作！这就是行动的口号！”法拉达的小说，文字朴素，生动形象，大三和大四德语系的学生即可把他的作品当课外书籍来阅读。
孚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1884～1958）是20世纪上半叶德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以鸿篇巨制闻名于世，尤擅长篇历史小说。他的历史小说往往借古喻今，古为今用。此外，他还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剧本，是一个极其多产的作家。孚希特万格出身于犹太人家庭，他的作品的主人公不少是犹太人，并且许多作品叙述的都是犹太人的史实。孚希特万格年轻时办过杂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便开始了文学生涯，当时他的创作还在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影响之下，还没有摆脱“为艺术而艺术”的束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的作品的社会倾向开始鲜明。他的创作的发展表明，他对法西斯的兴起很早就有警惕。孚希特万格作为一个犹太人，对法西斯的反犹排犹特别敏感。1933年后他曾流亡到瑞、法、苏、美等国，1936年曾和勃赖德尔、布莱希特等人在莫斯科出版德国流亡者杂志《发言》。自1940年抵美后，他一直住在美国，1958年在那里逝世。
孚希特万格的小说尽管题材取自历史或当代，都渗透着浓烈的人道主义精神，表达出作者对一切不人道统治的愤慨。孚希特万格经常描写强权与理性、行动与观望之间的对立。他在作品中还经常描写知识分子对民众和时代变迁的关系与态度。
孚希特万格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代表作是他反对歧视犹太人的长篇历史小说《犹太人徐斯》（Jud Süß，1925）。徐斯（1692～1738）实有其人，他本是半个犹太人，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信基督教的陆军元帅，徐斯乃是这位陆军元帅的私生子。1732年徐斯做了符腾堡王子卡尔·亚历山大的财政顾问，1733年亚历山大继承公爵爵位后，徐斯的实际权力更大了，以致朝廷内的一切没有徐斯参与都不能作出决定。符腾堡公爵信天主教，所以他经常感受到新教诸侯对他的威胁，新教诸侯的矛头则集中在公爵和他的顾问徐斯身上。徐斯一方面以他的智慧控制了昏庸的统治者，另一方面他也心甘情愿臣服于公爵。徐斯采用一系列榨取民脂民膏的手段帮助公爵聚敛财富，因此徐斯的民愤很大。可是后来贪色的公爵发现徐斯有一个美丽绝伦的女儿，便企图玷污，徐斯的女儿坚决不从，最后反抗而死。徐斯表面上原谅了公爵，心里却想出了复仇计划。原来这时公爵正要执行一项排除邦议会里的新教诸侯的计划，并准备宣布宪法无效，以便在政变之后建立军事独裁国家。徐斯把这一镇压计划泄露给了邦议会成员，因此公爵的计划失败，公爵也中风毙命。这样，公爵的宠儿徐斯成了反对派的阶下囚。徐斯在狱中经历了激烈的内心转变，这时他深感为个人的权力奋斗是毫无意义的（作者以此强调人的内省生活的重要性），并坚信犹太教的道德价值。被囚的徐斯只要表明自己的非犹太人身世，表明他的基督徒贵族身世，或在这时皈依基督教，他都可以得到赦免，可是出于犹太人的自尊和对犹太教的坚定信念，徐斯没有这样做，德国的犹太人愿以50万古尔盾换取徐斯的生命，但徐斯仍被判死刑，后来他的遗体被犹太人悄悄地埋葬在苏黎世。
这部小说以徐斯最后选择死亡来表明犹太人的高贵。徐斯有自己的信念，他不是圆滑的变色龙，在社会排犹反犹的情绪下，他并不认为做一个犹太人是耻辱。在上半部，徐斯曾为公爵做奴才并力图扩大个人在宫中的权力，这使徐斯成为一个复杂人物。正因为徐斯前半生的行为，这部1933年遭禁的小说通过“各取所需”，在1940年经过肆意歪曲，作为反犹排犹的宣传品被搬上了银幕。
《候车室三部曲》（Die Wartesaal-Trilogie）是孚希特万格长篇著作中的主要代表作。它包括《成功》（Erfolg，1930）、《奥培曼兄妹》（Die Geschwister Oppermann，1933）和《流亡》（Exil，1940）。这部作品属于孚希特万格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创作。作者自己说，这个三部曲所描写的是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即1918～1939年德国的社会全貌。“候车室”是一个象征，象征这一历史时期是人民期待等候的时期，是历史转折和过渡的时期，是旧时代还没有死亡而新时代又没有成为活生生现实的等候时期。三部曲不仅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社会的变迁，还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变化。当1930年孚希特万格写作《成功》时，作者希望不是用暴力，而是依靠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理性”的逐步提高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1940年写作《流亡》时，作者已经确信，暴力的统治只能依靠暴力来推翻，然后在推翻暴力统治的基础上再建立起理性的社会秩序。
《成功》的副标题是《一个省的三年历史》（Drei Jahre Geschichte einer Provinz），这“三年”是指1921～1924年，这个省就是巴伐利亚。《成功》主要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重点描写了法西斯的逐渐崛起。孚希特万格的小说素以情节丰富见长，《成功》的主要情节环绕着一些知识分子对一次司法案件的斗争。在这一司法案件中，这些知识分子企图用理性和正义来取得胜利和成功，可是情节的进程表明，违反法律的人反而“成功”。作者通过这一司法案件来反映整个腐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机构。小说主人公克留格尔（Krüger）博士是慕尼黑国家绘画馆馆长，1921年由于买了几幅被视为色情的油画而触怒了保守的巴伐利亚当局。克留格尔思想进步，曾支持过1919年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正是这一点使克留格尔成了当局的眼中钉。不久，克留格尔遭到逮捕，他的女友、笔迹学家约翰娜为他四处奔走，就这样她认识了各界有影响的人士。可是她的奔走并没有成功。作家图维林（Tüverlin）接受了她的要求，答应在一份杂志上著文揭露克留格尔案件的真相。与此同时，信仰共产主义的工程师普勒克尔（Pröckl）也要求他的上司——一个男爵，为克留格尔案件伸张正义。有一天普勒克尔和图维林偶然相遇，图维林不同意普勒克尔的观点，因为普勒克尔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该用经济制度来分析，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必须用暴力来推翻。图维林相信理性的力量，他要以文学为工具来唤醒公众的觉悟，因此他决心写一部有关克留格尔的广播剧和一篇杂文。这时政府改组，约翰娜又充满希望地期待着新的司法部长能秉公释放克留格尔。这期间装配工人库茨内（Kuzner）在慕尼黑一家啤酒店建立了“真正德国党”，他的党一时赢得了不少不满现状的小资产阶级的支持，甚至有影响的将军和著名的政治家都站在库茨内一边，资产阶级也在经济上支援这个党，于是“真正德国党”越来越威胁公众的生活，并对政府产生了影响。狱中的克留格尔经常受到精神折磨，生了病也不给医治，终于心脏病发作死于狱中。
1923年11月8日，库茨内已经被他的追随者拥戴为“元首”，他自封为“临时帝国政府”主席，宣布了他的“民族革命”。库茨内发动政变失败，但是他仅被判了轻微的徒刑。图维林这时已把克留格尔案件写成了小说，对这个国家的黑暗现实作了尖锐的批评，并希望他的小说能起到改变社会的效果。
小说把无辜的克留格尔病死狱中，与真正有罪的、拥护“真正德国党”（暗指“纳粹党”）的将军却逍遥法外作了对比，说明在这颠倒的世界里，一切都是颠倒的。书中的库茨内暗指希特勒，他手下的人全是些卑鄙小人、暴徒和人类渣滓。图维林则暗指作者自己，工程师普勒克尔暗指布莱希特，将军则指鲁登道夫。可见，这是一部反映现实的“时代小说”。
《候车室》的第二部《奥培曼兄妹》在情节上有相对独立性。它叙述一个正直的犹太作家奥培曼博士如何通过现实的教育和切身的经历识破了法西斯的真面目，从而由一个不问政治的作家转变为一个积极的反法西斯战士。这部小说1933年出版，而作者叙述的是1932年以来的德国现状，因此从题材到主题它在当时都是极其现实，也是极合时宜的。在法西斯上台前后，孚希特万格用这部小说勇敢地号召人民觉醒，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奥培曼一家在1932年时曾把法西斯主义当做暂时现象，深信德国民族的人道主义传统将很快战胜法西斯主义，可是事与愿违，他们一家不断遭到法西斯迫害。家具商马丁·奥培曼在甚嚣尘上的排挤犹太商的浪潮中只好改变商号名称，并受制于无能的竞争对手，听凭一名褐衫队员来领导他的企业。医学教授艾特加·奥培曼的新开刀方法竟被诬陷为“残杀基督徒”。马丁的儿子在中学里也被信仰法西斯主义的新班主任诬陷为有仇恨德国的思想，他不堪纳粹的迫害自杀而死。
1933年希特勒上台和国会纵火案后，马丁与艾特加又遭逮捕，奥培曼博士也因为在一份反对法西斯野蛮政策的宣言上签了字，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因而处境十分险恶，经朋友劝告他流亡到了瑞士。法西斯日益严重的战争准备使他更看清了法西斯对人民谎言加暴力的统治手段，这时的他已决心克服不问政治的态度，与一名抵抗战士交换了护照，企图重返德国参加反纳粹斗争，因为正直的奥培曼博士不愿眼睁睁地看着法西斯歪曲真相。他回国后加入了抵抗战士的行列，可是他缺乏地下斗争的经验，很快被纳粹抓获，并被关押在一所集中营，后来依靠朋友帮助，进行疏通后才获释。奥培曼博士出狱后立即流亡到捷克，由于关押在集中营时身心所遭的虐待，不久就病逝在异乡。
奥培曼博士从一个观望者到一个行动者的转变，对1933年前后的德国知识分子很有典型意义和教育意义。孚希特万格大声向人民宣告：观望只能对夺取政权的法西斯分子有利。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第一次突出并肯定了民众的作用。
《候车室》的第三部《流亡》显示了作者经过十年动荡后思想上的成熟。《流亡》描写了这一时期原先进入科学和艺术的“象牙之塔”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的教育下思想转变，这种转变具体体现在他们对艺术和生活、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有了明确的认识。小说主人公——作曲家塞普·特劳特魏因（Sepp Trautwein）最后明白了：艺术劳动应该是为人的权利、尊严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工具。
特劳特魏因被纳粹看做是文化上的布尔什维克，其实他本质上是个不问政治的作曲家。1935～1936年间，特劳特魏因像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一样，流亡到了巴黎，与他交往较密切的是新闻记者本雅明。一次本雅明因事前往瑞士，便委托特劳特魏因代替他到德国流亡者的报刊《巴黎新闻》编辑部工作。可是不久却在德国驻法国大使馆秘书的指使下，本雅明被人从瑞士绑架回到德国。特劳特魏因闻悉后竭尽全力迫使纳粹释放本雅明。特劳特魏因的儿子汉斯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努力争取父亲自觉地加入反希特勒政治斗争的行列。特劳特魏因在报上所撰的文章和德国流亡者的活动，终于迫使瑞士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抗议德国政府的非法绑架行为，特劳特魏因的流亡生活使他的妻子不堪忍受而自杀。与此同时，特劳特魏因的工作也被《巴黎新闻》的发行人辞掉，因为发行人受到在巴黎的纳粹新闻记者逼迫，害怕《巴黎新闻》过浓的反法西斯政治色彩会对他不利。编辑部不得已另组新报。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斗争终于获得胜利，纳粹不得不释放本雅明。特劳特魏因通过这一场斗争在政治上也变得成熟起来，他渐渐地理解了正在苏联学习的儿子的话：“在世界上，公正的秩序不用暴力是无法建立起来的。”特劳特魏因重新开始音乐创作，谱写了《候车室交响曲》。在这部作品中，“候车室”虽是历史过渡时期、新旧交替时期的象征，但却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火车最终是一定会到来的。”对特劳特魏因说来，艺术已经不是在“象牙之塔”里自我欣赏或自我陶醉的工具，而是战斗的工具了，他终于明白了艺术和生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候车室三部曲》是一部时代小说，它直接取材于现实，又直接为反法西斯现实服务，是“流亡文学”中反映现实比较鲜明的作品。
孚希特万格的另一个著名三部曲《约瑟夫斯三部曲》（Die Josephus-Trilogie），从1932年出版第一部，到1942年才完成第三部，总共写了10年。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罗马帝国占领巴勒斯坦的时代。罗马人抓获了反抗罗马人统治的三名犹太人。耶路撒冷的一个高级神职人员——后来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受犹太人之托前往罗马交涉。小说描写了弗拉维乌斯在罗马的活动和后来担任罗马占领军的秘书和随从的事，还描写了犹太人有组织地反抗异族的统治。后来弗拉维乌斯立誓写有关犹太人战争的历史著作。孚希特万格在这个三部曲中真正要写的不是历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的生平，而是通过他的生平事迹和公元初的犹太人战争，探讨知识分子在人民中的地位、政治和文艺的关系、群众和卓越个人的关系、民族主义和世界公民的关系、理智和直感、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等问题。弗拉维乌斯最后克服了世界主义思想，离开了罗马，并与自己的人民结合在一起，后来他在反对罗马人、保卫人民的斗争中被罗马人所害。
流亡时期是孚希特万格的创作丰收时期。这期间孚希特万格的重要作品还有《假尼禄》（Der falsche Nero，1936），《劳腾萨克兄弟》（Die Brüder Lautensack，1944）和《西蒙》（Simone，1945）。
《假尼禄》通过古罗马历史以古喻今，讽刺德国法西斯的本质并预言它的必然覆灭。冒牌的尼禄原系一名奴隶出身的陶工，他和已死的罗马国王尼禄长得很相似，因此被他的主人——前元老院成员利用为政治上复仇的工具。“主人”为了使阴谋得逞，为了控制住这个冒牌的尼禄，甚至不惜把亲生女儿许配给他。冒牌的尼禄一时竟获得了罗马帝国东部诸省的信赖与承认，可是最后阴谋败露，“主人”逃亡，假尼禄被处死在十字架上。
孚希特万格以假尼禄影射希特勒，即希特勒同假尼禄一样靠欺骗夺得了政权，它的统治也将像假尼禄一样，最后必然为人民所识破，等待着他的必然是灭亡的命运。
1944年完成的《西蒙》写的是一个15岁的法国少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抗德国法西斯的爱国行动。此书20世纪50年代即已出版中译本。
这部小说表明，孚希特万格在创作道路上和人民越来越接近，因为这一作品不仅阐述了民族矛盾的主题，还剖析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孚希特万格的这部作品还说明：法国统治阶级和法国人民对国家民族危机的态度是不同的。大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没有民族气节，而15岁的少女却深明大义，有着强烈的爱国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孚希特万格仍居住美国，孜孜不倦地写作，著有多部长篇，其中著名的有《戈雅，或认识的艰难道路》（Goya oder der arge Weg der Erkenntnis，1951），此小说早已有了中译本。此外他还著有《愚人的智慧》，又名《让-雅克·卢梭之死及其思想的发扬光大》（Narrenweisheit oder Tod und Verklärung des Jean-Jacques Rousseau，1952）等。
孚希特万格自己说过，有关戈雅的传记已经很多，他写这部长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再添上一本新的戈雅传。他说，一直使他动心的是，在戈雅的一生和创作中，明显地体现出戈雅缓慢而又艰辛的思想转变。戈雅的思想转变正反映了这位艺术家世界观的变化，反映了他对艺术和社会的关系看法的变化——这是孚希特万格创作这一西班牙著名画家传记的动机。社会存在和个人意识的联系、艺术和政治的联系这一主题一直是孚希特万格创作的最重要主题之一。戈雅一贯追求艺术的真实，在追求过程中，戈雅看清了艺术家研究现实的必要性，他最终明白了一个真理：艺术的追求应从现实出发，艺术的目的应该为现实服务。戈雅后来成为宫廷首席画家，可是他画的国王家族和贵族的肖像，在华丽的服饰下明显地透露出这些统治者思想愚蠢、精神空虚、刚愎自用等性格，这正是戈雅深刻观察宫廷和研究贵族心理的结果。可笑的是，这些统治者对戈雅给他们画的像还赞叹不已！戈雅内心日益与腐朽的宫廷社会脱离了关系，最后与宫廷的古典主义趣味决裂。戈雅目睹宗教裁判所对自由思想者的野蛮迫害，洞悉宫廷的腐朽本质，最后又明白了自己不过是女公爵的玩物，这一切促成了戈雅的转变。因此他的作品渐渐反映出对人民痛苦的同情和对宗教的揭露。生活经验使他明白了一个艺术家的社会使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孚希特万格看到新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因此于1955年完成了历史小说《托莱多的犹太女人》（Die Jüdin von Toledo），目的是警告人们在冲突中永远要保持理智，只有这样，新的战争才可能避免。小说描写12世纪末，西班牙中部信仰基督教的骑士贵族和当时统治西班牙南部的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因领土问题引起的冲突，在这一冲突中，西班牙的犹太人则是双方宗教狂热的牺牲品。阿拉伯统治区尤其严重地迫害犹太人，致使住在西班牙南部塞里拉的某犹太富翁耶霍达不得不逃亡到西班牙中部，并做了西班牙中部卡斯他利王国的经济部长。由于明智的犹太富商的劝导，好战的国王放弃了他的战争计划。富商甚至不惜将他美丽的女儿献给国王做妃子，让自己的女儿用宗教宽容、人类应和平相处这样的思想来影响国王。富商的工作有了成果，不仅赢得了一时的和平，还为法兰克地区六千个被追踪的犹太人在卡斯他利安了家。后来由于卡斯他利王国的封建贵族不断要求对阿拉伯人宣战，加上王后出于对犹太王妃的嫉妒从中挑拨，使国王离开了犹太宠妃，组织了对南部阿拉伯人的战争。可是战争却以卡斯他利国王惨败告终。战后，卡斯他利信基督教的贵族却把战争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犹太富商和他的女儿，在王后的命令下，富商和他的女儿被处死刑，但是获胜的阿拉伯人也逼使西班牙中部的基督徒接受了和平。卡斯他利国王最后不得不接受死去的富商的理性原则：在地球上与其他民族和非基督徒共同生存。
在这一作品中，作者认为只要统治者能用理智来克服非理智，和平便能维护。为了促使统治者保持理智，作者创造了一个明智的犹太人及其女儿的形象。《托莱多的犹太女人》反映了孚希特万格在战后对和平事业的关心，也反映了他对维护和平的看法。
孚希特万格最后的长篇《耶弗塔和他的女儿》（Jefta und seine Tochter，1957）描写了有神话色彩的早期以色列部落社会，阐述人的意识的提高是历史变化的结果，指出荒诞的想象和看法是科学落后时代的产物。
孚希特万格自己说过，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决定了他的创作。综观他一生的创作，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最主要的创作主题便是反对法西斯，揭露法西斯；另一个重要主题是艺术与艺术家不能脱离现实政治和生活。孚希特万格是20世纪上半叶德语文学中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阿诺尔德·茨韦格（Arnold Zweig，1887～1968）和孚希特万格一样，是2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反法西斯作家。他出生于犹太手工业者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茨韦格已登上了文坛。他的早期创作，像许多当时的进步作家一样，深受世纪之交的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流派的影响，并且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1912年出版的《关于克劳迪娅的小说》（Novellen um Claudia，1912）便是他的早期代表作。这部以七个短篇小说联结而成的长篇小说描写了一位博士和一位名叫克劳迪娅的小姐恋爱、订婚进而结婚的故事，反映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和他们对爱情、生活、艺术的唯美见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对茨韦格的思想震动很大。战后他跳出了唯美主义的狭窄范围，从此他的小说开始围绕反对战争、揭露军国主义这一主题。阿·茨韦格以左拉和巴尔扎克为榜样，写下了他的题名为《白种人大战》（Der große Krieg der weißen Männer）的长篇小说集。这部小说集共收入六部长篇，按作者原来的计划，小说的历史事件准备写到1919年，而这六部却只写到1918年，因此这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集。这部小说集使阿·茨韦格成为世界性的作家，小说集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极为广泛的现实主义图画，形象地阐述了战争的原因、战争对人的心理影响及其社会后果。孚希特万格称这部小说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百科全书”。小说集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揭露了战争策划者用爱国主义辞藻掩盖自己的阴谋。作者自己则称这部小说集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代在文学上的文献”。阿·茨韦格一生几乎有30年的时间倾注于写作这部小说集。小说集的故事发生的时代都在1913～1918年，但它的写作顺序却并不按照历史事件的先后。如1927年发表的《格里沙中士案件》（Streit um den Sergeanten Grischa）讲的是1917年的事情，1931年发表的《1914年的青年妇女》（Junge Frau von，1914）写的则是1914年的故事。1933年以后，阿·茨韦格被迫流亡国外，辗转于英、法、美等国，最后到了巴勒斯坦。流亡中茨韦格继续写作这部小说集。1935年完成《凡尔登的教训》（Erziehung vor Verdun），在情节上与第二部相联结。1937年发表的《一个国王的登基》（Einsetzung eines Königs）在情节上则与《格里沙中士案件》相联结。1948年阿·茨韦格返回祖国，继续写作这部集子，并于1954年完成了他1929年就已开始创作的《停火》（Die Feuerpause）。1957年发表的《时机成熟》（Die Zeit ist reif）则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和大战最初几个月的情景。作者原计划将历史事件写到1919年，但小说集共完成六部，时间跨度没有延伸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创作时间长，作者自己的思想和认识在这30年中也有变化，因此在作品中出现了前后不一致或思想上的跳跃现象。尽管如此，这部小说集仍然是一个艺术整体。贯穿于小说集的中心思想是帝国主义制度的不人道和它所发动的战争的野蛮性。小说集的主人公——作家维尔纳·贝尔廷（Werner Bertin）在很多方面是作者自己，他在这场战争中政治上变得成熟，思想上得到了革命的洗礼，最后从资产阶级一边转到了工人阶级一边。因此，这部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也是作者自己思想发展的编年史。阿·茨韦格最终也由一个和平主义者转变成了社会主义者。小说集的艺术特点是：通过许多小人物的小故事来反映这个动荡时代的社会本质以及许多阶层的人的思想面貌。
长篇小说集《白种人大战》按历史事件先后应作如下排列：《时机成熟》，《1914年的青年妇女》，《凡尔登的教训》，《格里沙中士案件》，《停火》和《一个国王的登基》。贯穿于这六个长篇的主人公是作家维尔纳·贝尔廷和他的女友莱诺拉（Lenore）。在《时机成熟》中，年轻的贝尔廷还是一个法律系大学生，他和银行家的女儿——学艺术的女大学生莱诺拉正在秘密地相爱。这一对沉浸在爱情中的年轻人在文学艺术的世界和大自然中忘记了一切。贝尔廷政治上虽然幼稚，但他的自发的人道主义思想却常使他对威廉政权表示愤慨。1914年以前大资产阶级已经在做战争准备，可是贝尔廷不相信会爆发战争，因此他面对大战的突然爆发，认为这是无法逃避的命运的安排。出于这样的认识，贝尔廷犯了悲剧性的错误——这使他自己日后成为牺牲品，同时也使他成为历史上有过错的人。《1914年的青年妇女》叙述的故事是：贝尔廷应召入伍。莱诺拉的父母不喜欢这个门户不当的贝尔廷，可是莱诺拉已经怀孕，既然父亲不同意他们的婚姻，莱诺拉只好去堕胎。堕胎后不久，莱诺拉去山间疗养。在那里她回顾了过去的生活，又听到了许多前线士兵的凄惨情景，才对这次战争有了认识。后来莱诺拉的兄弟因病不能参军。当时，家中无人参军作战是件可耻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莱诺拉的父母终于同意莱诺拉与贝尔廷结婚。婚后，贝尔廷成了莱诺拉的家庭成员。可是贝尔廷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婚假只有四天。虽然莱诺拉逐渐认识到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残酷，认识到是传统思想和战争破坏了她的幸福，可是贝尔廷这时却还执迷不悟，他准备全力投身于战争，做那“集体”中的一分子，志愿去法国参战。作者称《1914年的青年妇女》是他这部小说集中的“爱情小说”。很明显，它的主题是：随着“爱国”狂热的消散，知识分子对这次战争的反应已经开始激烈分化，这种分化的代表人物便是“1914年的青年妇女”——莱诺拉。
《凡尔登的教训》的故事发生在1916年7月中旬凡尔登之役前后。士兵贝尔廷由于给口渴的法国俘虏喝水，在众人面前遭到军官训斥。从此他在上级心目中成了一个伪装起来的谋叛者。不久，贝尔廷被派往前线修建公路，认识了某军士，军士曾写信给他那有影响的叔父，揭露上司鲸吞士兵给养等不轨行为。此信受到检查后，遭退回，并落到他的上司手中。上司为了报复，便把军士派到前线经常受炮火威胁的危险地带。军士请求贝尔廷继续转递他的揭发信件。次日军士便战死在前线。在葬礼上，贝尔廷和死者的兄弟相遇，他们决定一起为军士的荣誉而斗争，可是他们怎能斗得过他们的上级呢？斗争的结果是上级的又一次报复：贝尔廷未被批准休假，还处处遭到暗算。贝尔廷遭此经历后逐渐认识到军国主义部队的腐败，认识到它根本不是一支为爱国主义进行战争的部队。贝尔廷决定以军士事件为题材写一部小说来揭露德国军队的黑暗。不久，军士的兄弟受伤住院。社会民主党成员、排字工人出身的某士兵也住在这家医院，他用自伤致残的办法使自己脱离前线。受伤住院的贝尔廷在医院里常和病友讨论世界观、人的命运、善与恶、阶级斗争等问题，思想上受到了启发。有一天空袭，军士的兄弟和某士兵都被炸死在医院里。经过前线两年冷酷的经历后，贝尔廷认识到：这个世界并非由理性所统治，而是由暴力所控制。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则把贝尔廷看做自己的同志。
《格里沙中士案件》是小说集最成功的作品，它在情节上与前三部没有连贯性。1921年茨韦格先把它写成剧本，1928年才作为《白种人大战》的第四部作品出版。小说的情节发生在1917年。在立陶宛德俄战线，俄国中士格里沙被德军俘虏，被关进战俘营。格里沙听说自己的家乡发生了革命，这使他日益思念自己的家乡，于是他冒生命危险逃出了战俘营，正巧这时的德俄战线处于停火状态。德军领导害怕东线德军部队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滋长厌战和反叛情绪，因此发出命令对俄国投降士兵要像对待俄国间谍一样处以死刑。格里沙逃出营房后便在森林中遇上了俄国游击队，其中一个年轻的女游击队员在这偶然的相逢中爱上了格里沙，可是格里沙还是想返回自己的家乡，说上帝会保佑他回到自己的家。女游击队员劝说无效，便把已经死去的俄国投降者别肖夫（Bjuschew）的证件交给他，让他一旦遇上德国军队便伪称自己是别肖夫。格里沙离开俄国游击队后便被德国巡逻队抓获，并被德军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判处死刑。格里沙无奈，只好供认自己的真实姓名叫格里沙，乃是逃跑的俄国战俘。经与关押格里沙的战俘营电话联系，证实他确系过去的战俘而不是投降者。于是有关人士便把格里沙交回原关押单位处理，并认为应撤销死刑判决。格里沙的卷宗最后落到了东线少将司令长官手中，他坚持死刑判决，围绕格里沙案件竟发生了争论。“争论”虽然进行了几个月，可是最高长官的意志便是命令，格里沙还是被判处死刑。在临刑当天，一面是格里沙被枪毙，一面是女游击队员生下了她和格里沙的孩子，这象征着格里沙的生命仍在继续。
小说中的少将代表德国的军国主义，他认为格里沙虽不是间谍，但他的想家厌战便是犯罪，这就是德国军国主义的“道德”。格里沙是一个很普通的俄国农民，他被统治者驱赶到战场，他厌战想家是合乎常情的。格里沙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可是却被军国主义者判了死刑，因此这部小说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德国军国主义的严正控诉。此小说早已有了中译本。
《停火》叙述1917年至1918年间，贝尔廷已担任某将军司令部的文书，当时德国和俄国已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停火议和（这便是小说书名的来历）。停火和俄国的革命引起了贝尔廷对过去和现实的进一步思考。这时贝尔廷向他的朋友们叙述他在凡尔登所受到的教育。这部小说在结构上的失败之处在于作品重复了上一部已经描写过的事件，不过这一次是通过贝尔廷自己叙述。贝尔廷明白了自己在这场战争中不过是上级专横意志的工具，认识到这样的战争与爱国主义毫不相干。《停火》中，作者描写贝尔廷在凡尔登之后继续受到的教育，小说还描写了贝尔廷觉悟后利用职务之便，帮助营救士兵中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成员，他们因为怠工或者因为同情俄国革命而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小说最后描写了贝尔廷听到基尔水兵起义的消息后进一步认识到：只能用铁拳粉碎统治势力才能获得和平和正义。茨韦格在这部小说中用俄国十月革命暗示了德国未来的前途。如果说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中描写了俄国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前后的思想转变和进步，那么茨韦格在他的《白种人大战》中描写了德国知识分子出身的士兵在非正义战争的过程中思想上的觉醒。
《一个国王的登基》的情节也以布列斯特和约为背景。小说主人公是前几部中的一个次要人物：上尉保尔。他像当时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一样，怀着爱国主义的理想投身战争，却在战争现实中逐渐醒悟过来。贝尔廷在凡尔登的战壕中受到了教育，而在司令部任职的上尉则通过德军司令部的政治阴谋睁开了双眼。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上尉早在格里沙案件中已经表明了他对格里沙的同情。现在东线德军想在立陶宛的王位问题上施加影响，企图让一个德国王子即位，以便日后控制和掠夺立陶宛。由于上尉同情立陶宛人民的态度，他被人怀疑是立陶宛的间谍而被关进了强迫劳动营。上尉在这个劳动营里进一步认识、体验、觉悟到德国军国主义的罪恶，看到了军国主义者如何对“可疑分子”和稍有不满的人残忍镇压。
阿·茨韦格在75岁高龄时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梦是珍贵的》（Traum ist teuer，1962），主题依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不过已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知识分子，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
德国文学在战争题材方面的另一个有世界声誉的杰出作家是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1970）。雷马克出身于工人家庭，父亲是书籍装帧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雷马克应征入伍，曾多次受伤。战后他当过多年记者和编辑，并开始写作。他的处女作《西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发表后，立即蜚声世界文坛。这一著作使雷马克成为20世纪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之一。1933年他的著作在希特勒的德国当然遭到焚毁的命运，雷马克也在1931年便被迫流亡瑞士。1939年雷马克由瑞士到了美国，并于1947年加入美国国籍，1970年逝世于瑞士卢加诺。
雷马克主要是长篇小说作家，他的小说题材多半是反战内容或反映流亡生活。《西线无战事》1928年先在报上发表，1929年才成书出版，它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群德国青年士兵（某中学一个班的全班学生）全部在西线战死的凄惨经历。作者自己说，他要用这部小说报道那被战争摧毁的青年一代的遭遇。
《西线无战事》是雷马克的处女作，也是代表作。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日记体的报道形式。主人公保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在有沙文主义思想的老师的煽惑下，保尔和他的同班同学都报名参加了军队，经过短期的训练便被派往西线。年轻的保尔在地狱般艰苦的前线才体验到战争的野蛮和残忍，在这里杀人成了行为的唯一准则，而活过这场战争也成了保尔唯一的愿望。1917年初秋开始，保尔的同班同学在前线一个接一个地丧命。保尔的连队在法国军队的反击下，150人的连队只活下来32人。不久保尔休假返乡，父亲非常失望，因为保尔对前线的“英雄事迹”只字不提，老师对保尔缺乏“爱国主义”也感到迷惑不解。休假期满后，保尔重返前线，受了重伤。1918年夏天伤愈后他又被送上了战场。这时交战的敌方已使用坦克，在力量上明显地占了优势。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后，士兵们都厌战了，渴望着和平到来。在小说的最后是保尔记录了他如何把受重伤的好朋友抬上担架，可是在送到医院之前，他已经在担架上长眠不醒。在他的记叙之后是作者一段十分简短而不动感情的说明：“1918年10月平静的一天，他在前线倒下。部队报告仅用一句话概括：西线平静无事，没有发生值得可以报告的事。”
这部小说1929年成书后，次年即被译成近30种文字，发行数百万册，是当时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最畅销著作。尽管作者的叙述是那样冷静，不动感情，但是读者却被深深地感动了。这主要是由于雷马克的卓越的现实主义手法，他让残酷的战争事实本身来说话。1929年前后，德国的军国主义已在加紧复活，纳粹党羽毛已丰，恩斯特·容格尔、包默尔堡等有沙文主义思想的作家又在为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摇旗呐喊，对人民进行煽动，因此雷马克这部受到欢迎的反战小说便成了法西斯分子的眼中钉。作者为此遭到法西斯势力的迫害，不得不于1931年流亡到瑞士。《西线无战事》显然只是一部和平主义的反战小说，因为作者像当时的阿诺尔德·茨韦格一样，还没有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国主义本质，雷马克只是着重控诉了战争的残酷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雷马克发表了长篇小说《凯旋门》（Arc de Triomphe，1946），这是作者的第二部畅销书。他在战后的著名作品还有《生死存亡的年代》（Zeit zu leben und Zeit zu sterben，1954）和《黑色的方尖碑》（Der schwarze Obelisk，1956）。雷马克一生写了十余部长篇小说，还写过一些剧本，是个勤奋多产的作家。
《凯旋门》描写1933年之后德国政治流亡者在法国的流亡经历。这部小说反映了作者面对帝国主义社会现实的迷惑惶恐和悲观失望，主人公不仅觉得眼前是一片黑暗，还认为自己的未来也只能交给命运安排。小说的主人公路德维希原是柏林一家大医院的主治外科医生，由于他隐藏了一个救过他性命的恩人和一名犹太作家，1933年8月被盖世太保逮捕，受到盖世太保的非人折磨后，被关进了集中营。后来主人公逃出集中营，流亡到法国，因为没有签证与护照，只得化名，过着随时可能被驱逐出境的不安定生活。他多次被逐，但又多次潜返巴黎，住在凯旋门旁边的小旅店里，靠做一些不合法的临时工糊口。长期为生存搏斗使外科医生意志日益消沉，他虽然出于“良心”保护过他人，并因此连累了自己，但他却不是一个自觉的反法西斯战士。这一点特别反映在他对当时反法西斯运动的漠不关心上。他靠酗酒和宿命论思想来排遣内心的寂寞和孤独无靠。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这个化名的主人公和别的流亡者一起被法国警察逮捕，他们坐在一辆运货车上，向着捉摸不定的未来驶去，巴黎在黑暗之中，凯旋门也不复能见。
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脱离了战斗集体的孤独个人，甚至说不上是个反法西斯战士，正因为主人公意识上的局限，他才把一切不幸遭遇归之于命运，对前途茫然，对未来的凯旋“不复能见”，雷马克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歌颂反法西斯的人道主义。
1954年出版的《生死存亡的时代》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德国士兵的经历，反映了在德国现代历史上的黑暗年代，德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反法西斯意识的觉醒。德国士兵恩斯特从小受法西斯教育，带着满脑子英雄幻想上了前线，做了法西斯奴役别国人民的工具。可是1943年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进行了大反攻，使他开始意识到德国的侵略战争已经失败。在德军节节败退的时刻，他开始思考这场破坏惨重、人员死伤无数的战争究竟有什么意义。作为士兵，他没有胆量反抗上级的命令，只能按上级命令行事，如枪杀被俘的苏联游击队员，可是他在心里日益明白他的行为是犯罪。
这部小说显示了雷马克思想上的进步，主人公已经不是一般性地反战，而是由一个对战争怀着英雄幻想的盲从者变成为认识到法西斯战争和法西斯统治犯罪性质的觉悟者，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动。
我们从这三部小说中可以看到雷马克思想的不断进步，也看到雷马克对事物的认识还缺乏深度。
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1899～1974）是世界闻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是当时所谓“新实际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新实际主义”实质上是当时流行的表现主义的对立物，它着意于写生活中的“实际”，反对浪漫的幻想和空洞的憧憬。因此“新实际主义”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它和现实主义不同的是：在描写生活“实际”时具有较浓厚的主观色彩，这就是“新实际主义”“新”的地方。凯斯特纳虽出生在威廉帝国时期，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恢复等现代德国历史的各个阶段，但他的创作成就却集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1933年凯斯特纳的书籍同样遭到焚毁，并在1934和1937年两度被捕。凯斯特纳并未流亡国外，纳粹政权剥夺了他的写作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担任西德国际笔会中心主席10年（1952～1962），1974年逝世于慕尼黑。
凯斯特纳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诗歌，以出色的幽默尖锐地批评小市民习气、讽刺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著称。他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品有：《艾米尔和侦探》（Emil and die Detektive，1928）、《小圆点和安东》（Pünktchen and Anton，1931）、《飞翔的教室》（Das fliegende Klassenzimmer，1933）等。此外凯斯特纳还有一部出色的讽刺小说《法比安。一个道德家的故事》（Fabian. Die Geschichte eines Moralisten，1931）。
《艾米尔和侦探》是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代表作。它叙述一个小学生与坏人作斗争的故事。小学生艾米尔在假期里乘火车到柏林祖母家度假，不料在火车上被小偷扒去了140马克。艾米尔到了柏林后，终于机智勇敢地与一批小朋友共同抓获了小偷并追回失款。新闻记者们得知艾米尔的事迹后都为他们的报纸前去采访艾米尔，记者中也有此书的作者凯斯特纳。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是：原来那小偷竟是警察局追捕的银行抢劫犯，为此艾米尔获得了一千马克的奖赏。艾米尔的母亲也赶到了柏林，于是全家一起庆祝愉快的团聚。小说赞扬小朋友们团结互助与坏人作斗争的举动。小说不仅描写了儿童心理，还用儿童的语汇叙述这一捕盗故事。
《法比安》是凯斯特纳的代表作。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年代（1929～1931），32岁的法学博士法比安总算在一家柏林香烟康采恩的推销处弄到了一个职位，最低的生活这才有了保证。法比安不谙世故，因此待人接物经常上当受骗。他在和各阶层人士交往中认识了种种资产阶级家庭男女关系的欺骗性，新闻界的阴谋手段，色情场所的道德败坏……法比安最后还是逃脱不了失业的命运，接着未婚妻也跟电影老板跑了。法比安的好朋友也没有碰上好运气，他虽刻苦钻研了五年，写成了获得教授资格的有关莱辛的论文，可是一名嫉妒的助教谎称他的论文没有通过，这使他万念俱灰，于是给法比安写了诀别信，并开枪自杀。在法比安生活中最不称心的时刻，这封信到了法比安手里。他不愿再在柏林流浪，便回到了故乡德累斯顿的父母身边。虽然他家乡的一家右倾保守的报社愿聘用他，可是他不愿出卖自己的良心，所以没有接受那个职务。一天，他散步走过市区，看见一个小伙子落入河中，法比安为了救他，不假思索地纵身跃入水中。但那小伙子却叫喊着游到了岸边，而法比安由于根本不会游泳，结果淹死在河里。
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讲良心的道德家在不讲良心的社会里遭受了覆灭的命运。在这不讲诚信、欺骗横行的社会里，没有道德家们生存的余地。法比安在水中淹死是一个象征性的比喻：在这不讲道德、失却正义的混浊的时代河流中，道德家只能淹死。
小说表明了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一样，在当时同样是受压迫的社会阶层。作者在写到柏林时说：“就居民来说，这座城市够像个疯人院了。它的东部处处是犯罪，中部是欺诈，北部是贫困，西部是淫荡，东南西北到处都是堕落。”可怜的法比安就是在这样混浊的河中浮沉，最终被罪恶所吞没。这部小说现实主义地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和1930年前后经济危机时代的柏林，它是本世纪上半叶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不仅是中短篇小说，而且也是传记文学的杰出大师。由于茨威格的作品语言优美、情节曲折动人和结构巧妙（像史托姆一样，斯·茨威格也爱用倒叙式的框架结构），这一切使他在全世界赢得了众多的读者，也使他成为我国最为人熟知的一位奥地利作家。
斯蒂芬·茨威格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富有的工业资本家。他在维也纳和柏林的大学里攻读哲学、日耳曼语文学和罗曼语文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等事件都使他迷惑不解，因为他在思想意识上与其说是20世纪上叶的作家，还不如说是19世纪末的作家更为合适。茨威格受欧洲人道主义传统的影响甚深。1938年奥地利并入德国后，他开始了流亡生活，由英国到美国，由美国到巴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茨威格对纳粹势力的猖狂感到震惊，对个人和世界的前途深感绝望，1942年与妻子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自杀。茨威格博学多才，精于观察，因此他的作品尤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和刻画见长。茨威格以写诗开始他的文学创作历程，十多岁时便在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的影响下创作，他和罗曼·罗兰的友谊对他一生的思想和写作有重大的影响。
斯蒂芬·茨威格在文学上的成就首先是在传记文学上。他自己说过，他在写作上的主要志趣，一直是想从心理的角度再现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生活遭遇。所以他的传记文学读起来如同心理小说，与一般的传记文学相比，它不是纯粹的叙事，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出于对欧洲文化的热爱，茨威格的传记作品多半写欧洲的文化名人，其中著名的《三大师》（Drei Meister，1920）评述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三位文豪的生平》（Drei Dichter ihres Lebens，1928）记述斯丹达尔、托尔斯泰和18世纪意大利科幻作家卡萨诺瓦的生平事迹。《与恶魔斗争》（Der Kampf mit dem Dämonen，1925）记述三个晚年患精神病的德国作家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精神疗法》（Die Heilung durch den Geist，1931）记述发明催眠术的奥地利医生梅斯默尔、基督教科学的创始人贝克·艾迪和弗洛伊德的生平（这三个人都提倡用精神来治疗人生的痛苦）。更大型的传记文学作品还有《巴尔扎克》（Balzac）、《麦哲伦》（Megallan）、《约瑟夫·福熙》（Joseph Fouche）、《爱拉斯慕斯·冯·鹿特丹的凯旋与悲剧》（Triumph und Tragik des Erasmus von Rotterdam），此外还有上了断头台的一个女皇和一个皇后的传记《玛丽亚·斯图亚特》（Maria Stuart）和《玛丽·安东诺特》（Marie Antoinette）。《人类命运的转折点》（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1927）也具传记性质，它记叙了历史上12个人物一生中的关键时刻，如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待绞刑的时刻，斯各特船长征服南极时发现别人已经先几天到达的失望时刻……
斯·茨威格的中短篇小说在弗洛伊德学说的支配下，多叙述变态心理者的爱情故事。他的有些小说简直可以说是为弗洛伊德学说作了文学性的图解。它们虽然结构佳巧，很具吸引力，但说不上有思想深度，情节亦有大同小异之嫌。他的小说中最好的作品，则是他的比其他多半以情爱为中心的中短篇高出一筹的《国际象棋的故事》（Schachnovelle，1941）。这是一篇极为动人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它发表于作者逝世之后。
小说《国际象棋的故事》叙述两个象棋大师在一条船上的奇遇和对弈。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小说中的“我”乘上了一艘从美国到巴西的轮船，听说同船有一位世界国际象棋冠军，作者很想与他认识。可是这位冠军却很难接近，于是作者利用了另一位家财万贯的工程师的虚荣心，使这位工程师以每盘250美元的酬金与冠军对弈。不料对弈时一旁观战的一名乘客给工程师出主意，竟使世界冠军输了。作者于是访问了这名乘客，打听他怎么会有如此好的棋艺。这位名叫B博士的乘客便向他阐述了学棋的辛酸遭遇。原来1938年希特勒入侵维也纳，B博士是位有名望的律师，由于知道许多富有的委托人的财产秘密，因此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关进了设在大饭店的单人房间，断绝了他与别人的一切来往，不给他一切书报阅读。几个月的囚禁和审讯使他精神痛苦至极，他渴望用看书来摆脱这种无边的精神寂寞。一次，他在等候审讯时冒着风险从盖世太保的军大衣中偷了一本书，回到囚室才失望地发现，这是一本国际象棋大师的150盘残局集锦。为了解脱纳粹加于他的心灵折磨，他强迫自己按这些棋局对弈。日日夜夜的、经年累月的、没有对手的自我对弈最终使他精神分裂，满脑子的盲棋和自我对弈使他到了发狂的边缘。在纳粹精神折磨下产生的精神病——“国际象棋中毒”，迫使纳粹在他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后释放了他，于是B博士便从奥地利流亡国外，乘上了这艘轮船。以上便是B博士自述他学习棋艺的辛酸经历。次日，在世界冠军的要求下，B博士与世界冠军对弈，第一局冠军败北，可是在冠军的再三要求下，B博士没有遵守精神病医生不许他下棋以免诱发疾病的医嘱，第二局便真的诱发了他过去的“国际象棋中毒症”，以致他无法正常地对弈下去，中途离席而去。旁观者都不知道此中底细，只有“我”知道其中的奥秘。
茨威格惯于描写人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心理。这种特殊心理又几乎接近变态心理的边缘。小说中的两个国际象棋大师都有特殊的心理，但作者的描写却使人信服。茨威格的这篇小说是他一生中最后的小说，他以人道主义精神控诉了法西斯统治的野蛮和文化禁锢，以及纳粹党对人加以精神折磨的残暴手段。同时，小说还表达了作者对希特勒专政摧残文化的忧戚心情。B博士在囚室里渴望得到一本书的心情反映了人们对精神食粮的渴求，说明精神食粮、文化财富对人的作用和价值。小说杰出的心理分析和作者制造的一个又一个“悬念”很适合搬上银幕，因此它至今已被多次拍成电影，并且赢得了广大的观众。《国际象棋的故事》无疑是茨威格的中短篇中思想性与艺术性最高的一篇。
长篇小说《焦灼的心》（Ungeduld des Herzens，1938）像茨威格的许多中短篇一样，叙述的也是一个不幸的爱情故事。小说采用回忆倒叙手法。1938年，“作者”倾听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骑兵少尉、在战争中得过高级勋章的退役军官霍夫米勒（Hofmiller）叙述他在大战前的一段经历。
霍夫米勒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特别勇敢而被授予玛丽亚·特雷西亚（奥地利女王名）勋章。为什么这位军官会这样勇敢呢？原来这里有一番原委。大战前，少尉霍夫米勒曾驻防于奥匈帝国一座典型的小镇，这种城镇“犹如军大衣上的纽扣一样”，个个雷同，毫无特点。军队内单调的兵营生活使霍夫米勒感到十分无聊。一天，附近一座大庄园的好客的主人邀请霍夫米勒到他的庄园共进午餐。这一天霍夫米勒心情很愉快，特别是晚饭后，他与美丽的妇女们跳华尔兹舞使他一生难忘。在他心情无限畅快的时刻，他突然发现还没有邀请主人唯一的女儿跳舞。当他邀请这位姑娘跳舞时，才发觉姑娘是一位瘫痪病人，他的冒失对她无异是一种凌辱。次日他送去了一大束玫瑰花，并请求原谅。自此之后，由于怜悯心的驱使，他经常去拜望这父女二人。这庄园主原系小代销商，犹太人出身，后来发财致富成了帝国的大财主之一。他早年丧妻后，便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这个残疾独生女身上。自幼的疾病和父亲的溺爱造成女儿极其敏感的天性和极强的自尊心。霍夫米勒越来越频繁的来访终于激起了她内心的遐想，她认为霍夫米勒也许已经对她有了爱情。父亲非常欣喜地看到了女儿心情上的变化，也愿意霍夫米勒做自己的女婿。一天，女儿久积心头的感情终于爆发出来，她主动向霍夫米勒表白了她的爱情。霍夫米勒为了能增进她的健康，不使她伤心，也出于怜悯和性格上的软弱，接受了她的爱情。这不仅使父女二人欣喜，连霍夫米勒自己也陶醉在她不久将复原的兴奋之中，于是他们订了婚，并计划等她从瑞士疗养地回来后举行婚礼。
可是矛盾的感情却使霍夫米勒不知所从，因为他的军官朋友们认为，一个帝国军官娶一个瘫痪姑娘为妻，实在是帝国军官的耻辱，何况这个姑娘的父亲还是一个犹太暴发户。无疑，这桩婚姻将影响霍夫米勒日后的前程，于是感情动摇的霍夫米勒便决定解约。可是当他考虑到这一拒绝会带来的后果时，他深感自己已处在极大的矛盾之中。霍夫米勒作为军官很难逃离社会的鄙陋之见，不论与瘫痪女结婚或是不结婚都将使他苦恼，不能两全，因此他认为唯一能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只能是自杀，于是他请团部长官与他作最后一次谈话。团部为了帮助霍夫米勒摆脱困境，便把他调防到远处。在半路上，霍夫米勒深感“逃脱”不是出路，为了真正维护自己的荣誉并拯救她的生命，他的唯一办法是放弃他的军官前程。于是他又决定立即与她电话联系，可是奥国王太子被刺一事阻断了一切通讯联系。当次日电话接通时，为时已晚，原来庄园主女儿在得知霍夫米勒决定解约的那天已经自杀。霍夫米勒得知她因为他的行动而自杀后，良心受到极大的谴责。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霍夫米勒立即奔赴前线，英勇作战，他只求在战火中一死以摆脱他心灵的痛苦，来表示他的忏悔，而这便是霍夫米勒得到玛丽亚·特雷西亚勋章的主要原因。
这部小说同样以心理刻画见长，它像茨威格的一些短篇一样，用忏悔的心情来表达事件。小说的思想含义在于揭露奥匈帝国军官的虚荣心。茨威格认为，一个社会的败落强烈地反映在人的道德面貌上。霍夫米勒并不是作者谴责的对象，因为他忏悔了自己的行为，作者的矛头针对着奥匈帝国的军队，而这个军队正是奥匈帝国的支柱。霍夫米勒有动摇的个性，他易受舆论和环境的影响，但还不是一个道德败坏、人格堕落的人。霍夫米勒的解约与其说是个人的行动，还不如说是舆论压力下的产物。
1938年，在希特勒已经上台，法西斯势力猖獗的时刻，斯·茨威格写这样一部描写奥匈帝国军官的虚荣心造成不幸爱情的小说，表明他在思想上不仅落后于当时的革命作家，如布莱希特、魏纳特、沃尔夫等人，而且也落后于当时的不少民主作家，如孚希特万格、阿·茨韦格和雷马克等人。他的许多作品已有了中译本，并且他的许多代表作有多种中译本。
另一名奥地利小说家罗特（Joseph Roth，1894～1939）一生写了十多部长篇，但他的名字直到1956年以后才为人熟知。
罗特出生于犹太人家庭，在大学攻读哲学和日耳曼语文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志愿上前线，后在俄国被俘。战后曾在维也纳、柏林等地的报馆担任新闻记者。1923年开始担任《法兰克福报》的编辑。罗特在为这家报纸作通讯员时，曾长期旅游欧洲各地。1933年罗特也被迫流亡国外，经奥地利而抵巴黎。罗特酗酒成癖，1939年逝世于巴黎的一家贫民医院。
罗特的作品反映了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作者对于奥匈帝国和二三十年代的奥地利既有有社会意义的批判，对它的衰落也流露出惋惜，所以他的作品常是讽刺笔调和感伤色彩的混合。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混乱相比，过去的奥地利对于罗特似乎是一个理想王国，这显然是对过去时代幼稚的美化。罗特说，他经历的最大事件是战争和他的祖国的没落，因此，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他的作品的主要题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混乱是他所深恶痛绝的，这一点决定了他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但作者对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有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怀旧之情。罗特文学创作的进步性表现在：在法西斯主义崛起的时期，表达了作者对理性和人道的社会秩序的向往。
罗特的创作是在表现主义文学影响下开始的，后来罗特逐渐走上了所谓新现实主义道路。他的代表作是《拉德茨基进行曲》（Radetzkymarsch，1932）。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859年至1916年之间。罗特通过特罗泰一家三代的经历反映了奥匈帝国的兴衰。第一代少尉约瑟夫·特罗泰（Trotta），原系农民出身，1859年他在前线救了当时的皇帝弗兰兹·约瑟夫一世而被封为贵族，并晋升为上尉。但约瑟夫认为自己这一行动并非什么英勇行为，这只是他在战场上对任何人都会做出的自然反应。后来他在儿子的教科书里发现对他的这一行动作了过分的夸大与颂扬，这使他大感不快。当局这样做的目的是用这一例子来宣传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忠诚。约瑟夫为此要求解甲还乡，去过他的世代相传的乡间生活。第二代，约瑟夫的儿子弗兰兹·特罗泰做了某小城的律师，他并未认识哈布斯堡王朝的腐朽，因此他是国王和王朝的忠仆，对捷克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充满了敌意。第三代，约瑟夫的孙子卡尔·特罗泰当了军官，在腐败的奥国军队中深切地体会到哈布斯堡王朝的末日将临，他自己也在军队的“熏陶”下成了一个浪荡公子。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一次与哥萨克人的战斗中阵亡。1916年，祖父约瑟夫和国王弗兰兹·约瑟夫一世先后死去。罗特以约瑟夫一世之死宣告了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小说渗透着作者对帝国往昔的怀念，因此，罗特无法对奥匈帝国的覆灭作历史的、批判的分析。所以有的评论家说，这部作品是作者唱的“一首奥地利安魂曲”。拉德茨基是1813年前后反拿破仑的奥军统帅，“拉德茨基进行曲”是对这位统帅和对哈布斯堡王朝往昔的颂歌。面对20世纪的现实，作者深知奥匈帝国的“荣华”已经不可能恢复。
罗特的最后一个长篇是《先王墓室》（Kapuzinergruft，1938），它同样是一曲“挽歌”。小说的时间跨度是从1914年大战爆发前夕到1938年希特勒德国侵占奥地利。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倒叙形式，小说的主人公也姓特罗泰，主人公弗兰兹-费迪南·特罗泰乃是《拉德茨基进行曲》中的第一代约瑟夫·特罗泰的兄弟的孙子。弗兰兹—费迪南早年丧父，但父亲给他留下了不少财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经常在维也纳的咖啡馆等场所与一帮贵族子弟厮混。后来大战爆发，他被征入伍，不久便被俄国人俘虏。战后他重返维也纳，想为自己建立起殷实的资产阶级生活，可是战后经济的不景气使得他与岳父合办的公司倒闭破产，妻子因想去好莱坞当明星与他不告而别。不久母亲去世，他变卖了母亲一直在经营的旅店。这时，他已感到生活的无望与前途的渺茫。在这种心情支配下，他又过起了战前的颓废生活，浑浑噩噩地混日子，寂寞孤单，对前途不抱任何希望。1938年希特勒侵占奥地利，他没有像别人那样流亡外国。他感到奥地利昔日的光荣早已随着那些著名帝王被埋葬在维也纳市中心的先王墓室而成为历史陈迹了。小说最后描写他来到奥地利帝王陵墓中的棺木旁，自问道：“我，一个特罗泰家的成员，现在该向哪里去？”感伤和听天由命的情调支配着这部小说，这种情绪也正是当时流亡在法国的罗特的内心反映，充满了对奥地利衰落的感伤。
布罗赫（Hermann Broch，1886～1951）出身于犹太人家庭，父亲是维也纳一家纺织厂的老板。布罗赫早年在科技工业院校攻读工程技术和纺织，1908年进入父亲的企业当了厂主，一直任职到1927年。在此期间，布罗赫一度还是奥地利企业家协会的主席，因此布罗赫对劳资双方的问题都有所了解。布罗赫在维也纳第二次上大学时已经42岁。这一次他学习了四年，学的是数学、哲学和心理学。他从1935年开始才成为专业作家。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侵占，布罗赫被盖世太保逮捕，后由国外的朋友营救出狱，旋即流亡到美国。1950年布罗赫在美国成为德语文学教授，还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布罗赫的作品和卡夫卡的作品一样，在作者死后比作者生前更享盛名。布罗赫的作品中心主题是帝国主义时代文明的衰落和价值的崩溃。1931～1932年布罗赫发表的第一部著作是三部曲《梦游病患者》（Die Schlafwandler），它包括《巴塞诺夫或浪漫主义》（Pasenow oder die Romantik，1931）、《艾施或无政府主义》（Esch oder die Anarchie，1931）和《胡哥瑙或实际主义》（Huguenau oder die Sachlichkeit，1932）。小说的情节展开于1888～1918年，即从威廉帝国的鼎盛时期——俾斯麦时代到威廉帝国的覆灭。
在第一部中，作者通过巴塞诺夫这个容克军官在婚姻问题上坚持门第等级和古老的婚姻观念，以及巴塞诺夫的兄弟为名誉而与别人决斗致死，说明这些封建遗少还生活在业已陈旧衰老的“浪漫主义”世界里。作者认为，婚姻不是根据爱情而是看门第，这便是真正的“价值的崩溃”。第二部描写一个叫艾施的会计在社会中的搏斗。艾施把摆脱一切束缚的无政府主义理解为自由。因此他在情欲或感官享乐中放荡不羁，虽然他的内心一直渴望着安定的社会秩序。在第三部里，布罗赫刻画了1918年后一个不顾一切地追逐利润和感官享受的商人威廉·胡哥瑙。他只懂讲求实际，在他眼中，人道主义的价值已不复存在，他的行动准则便是一切为了自我——这是帝国主义时代冷酷者的典型。布罗赫这个三部曲描写了世纪之交封建贵族的死亡、小市民的追求和新的大资产阶级的崛起。布罗赫认为他的同时代人（巴塞诺夫、艾施、胡哥瑙）都像一些梦游病患者，浑浑噩噩地生活在世界上。不论他们追求的是他们认为永远不会失去价值的财富，或是高高举起“自由的火把”……都是受非理性驱使的结果。布罗赫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的崩溃是因为人丧失了真正的道德，因此他主张人的“道德更新”。在艺术手法上，第一部是传统的冯塔纳式的，第二部则多用“内心独白”，是乔伊斯式的。
布罗赫最出名的长篇小说是《维吉尔之死》（Der Tod des Vergil，1947）。它描写了临死前18小时的维吉尔，反映了罗马诗人维吉尔面临死亡时，对他的处于混乱世界里的艺术的真实性和意义产生的怀疑和失望心情。小说实质上探讨的是艺术和艺术家的价值和作用问题。小说采用的艺术手法是长篇内心独白，情节发生的地点局限在重病的维吉尔从希腊返回意大利的船上、登陆后回王宫的路上和维吉尔的病房里。维吉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回顾他的一生和他的创作对世界的价值后，要求人们焚毁他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因为他认为文学艺术只不过是获得虚荣的手段。但是最后由于罗马国王奥古斯都大帝的重视，他的朋友并没有照他的意思去做，这部史诗才得以保存。维吉尔一方面要焚毁他的史诗，另一方面也想传之后世。他在遗嘱里写道，尽管我的作品是不成熟的，我还是要把它们传之后世，因为我的作品不仅表现了人的灵魂的幼稚、不成熟，同时也表现了人的心灵的伟大。
这部作品通过维吉尔对自己作品价值的怀疑反映了布罗赫晚年对自己的认识，即认为在可怕的法西斯时代，他作为作家是软弱无力的，人道主义只存在于他的心中，因为“人道主义”在实践中几乎无法保护人道主义自己。
《无罪的人们》（Die Schuldlosen，1950）的副标题是《十一部中短篇组成的长篇小说》（Roman in elf Erzählungen），它是布罗赫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一部思想性最强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布罗赫使用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布罗赫所描写的“无罪的人们”对于希特勒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确实并不直接负有罪责，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对法西斯上台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使得他们对法西斯专政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们同样是一些“梦游者”。
另一位奥地利小说家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生前在欧洲并不为人们所熟悉，但今天，他的作品在欧洲已成了重要的文学研究课题。穆齐尔是贵族出身的教授的儿子，少年时代进过军事学校，后来在大学攻读机器制造、哲学，做过杂志编辑、大学图书馆管理员等工作。1914～1918年，他曾以军官身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才成为专业作家和戏剧评论家。1938年维也纳沦入希特勒之手后，穆齐尔流亡瑞士，1942年逝世于日内瓦。
1906年，26岁的穆齐尔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Die Verwirrung des Zöglings Törleß）。这是描写他青少年时代在军事学校生活的作品，带有早期表现主义色彩。穆齐尔一生有将近20年时间把精力倾注于他的未完成的长篇巨著——三部曲《没有个性的人》（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这部将近1 600页的小说反映了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人的精神面貌和整个社会面貌，描写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不仅表现了社会的外部面貌，还通过精彩的对话和哲理性的评论反映了各种人物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这部小说颇有主人公乌尔利希（Ulrich）自传的色彩。小说虽然很长，但它只写了1913～1914年间的奥地利，故事发生的地点在维也纳，中心情节是奥地利的所谓“平行行动”。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定于1918年庆祝他执政30周年，借此机会要向全世界显示帝国的伟大和力量。奥地利也不示弱，准备在这一年庆祝王朝执政70周年。这就是两个争权的国家在1918年准备采取的“平行行动”。奥地利为了举行这一活动，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专事筹备工作。小说主人公是做过工程师、军官、数学家的乌尔利希，此时他是这一筹备委员会的秘书。为了筹备这一“平行行动”，维也纳的上层人物做了各种准备工作，作为秘书的乌尔利希必然要与各界重要人士和重要机构接触，从而反映了维也纳各方面人士的思想。但是各界知名人士虽有采取“平行行动”的愿望，但他们却不知道这一活动的指导思想，提不出一个指导性的口号。因此，这一情节只不过是展示1914年面临崩溃的奥匈帝国全貌的一种手段。穆齐尔所描绘的奥地利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意识能统一的分裂的奥地利，人们都已没有了“个性”。作者认为这是“相对主义”攫取了一切的后果。作者说，“相对主义”使事物失去了是非界限，“忠诚”可以使人去“杀人”，“杀人”又可以理解为“爱国”（如在战场上）。这样，原来“固定的个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就有了相反的含义，一切都不再是确定的了，因此乌尔利希对一切既定的见解和评价尺度都表示怀疑，从而反映了世纪之交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里的危机和惶恐不安。作者的这部小说实际上提出了世纪之交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反映了社会危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18年不但没有成为奥、普两个王朝进行庆祝的一年，反而成了敲响丧钟的一年。这部小说在结构上的缺点是章节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与过渡。这部复杂难读的小说，几年前已由张荣昌译成汉语。
《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发表以后，穆齐尔在文坛上仍默默无闻，一直到他去世，都不为人重视。1945年以后，欧洲文学界才开始了对他的研究。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除上述作家外，奥地利还出现了一个中国读者至今仍然陌生的戏剧家霍尔瓦（Oedön von Horváth，1901～1938）。霍尔瓦一生写过17个戏剧作品，他的父亲是匈牙利的外交官，他随父亲在南欧和中欧的大城市度过了童年。18岁时他在慕尼黑学习戏剧、哲学和日耳曼语文学，19岁时便是当时慕尼黑著名讽刺杂志《西木卜里切斯木斯》的编辑撰稿人员。1923年霍尔瓦已经是专业作家，次年抵柏林。1934年他从柏林流亡到奥地利，1938年又从奥地利经匈牙利、瑞士流亡到巴黎，同年在巴黎意外丧生。霍尔瓦写过长篇小说，但他的主要创作是戏剧。霍尔瓦企图用他的戏剧创作给维也纳的通俗大众戏剧以新的形式和内容。他的戏剧以出色的对话、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充满奥地利30年代的生活气息而著称，作品内容以批评当时小市民的种种陈腐道德观念、揭露社会弊端为主。霍尔瓦的第一部戏剧写的是16世纪匈牙利农民战争中的一位领袖。1924年霍尔瓦到柏林，这对他的戏剧创作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他在柏林接触到了布莱希特、楚克迈耶、布鲁克纳（Ferdinand Bruckner，1891～1956）和玛丽露易丝·弗莱塞尔（Marieluise Fleißer，1901～1974）等人创作的戏剧的演出，还认识了著名导演比斯卡托和赖因哈德。这以后，霍尔瓦特别注意他的作品的社会意义，在艺术上则特别注意对话的生动性。1933年后，他的作品在德国也遭禁被焚。霍尔瓦的戏剧代表作是《维也纳森林的故事》（Geschichte aus dem Wiener Wald，1931）。它描写的是30年代的小资产阶级——小市民。剧本的女主人公玛丽亚纳（Marianne）是玩具商的女儿，她与心地善良的肉店伙计奥斯卡已经有了肯定的婚姻关系。可是幼稚的玛丽亚纳却又结识了一个漂亮的浪荡公子阿尔弗雷德（Alfred）。阿尔弗雷德经常靠不体面的临时性买卖过活，他还有一个烟纸店老板娘做情妇。有一天阿尔弗雷德与玛丽亚纳去维也纳森林郊游，玛丽亚纳情不自禁地坠入了情网。阿尔弗雷德的情妇又勾搭上北德的一个大学生。玛丽亚纳的父亲知道女儿与阿尔弗雷德交往甚密后，便把女儿赶出了家门。玛丽亚纳只得搬到阿尔弗雷德的简陋住处，不久她生了一个孩子。喜新厌旧的阿尔弗雷德为了摆脱玛丽亚纳，一面把孩子寄养到自己母亲那里，一面把玛丽亚纳介绍到一家低等酒吧间去作舞女。玛丽亚纳为了生活被迫去跳半裸体舞，但肉店伙计奥斯卡不计前嫌，依然要娶玛丽亚纳，只是不想要她生的孩子。后来玛丽亚纳因偷了顾客的钱物被捕并判了刑，在狱中她得知孩子已经死亡。出狱后，她无家可归，只好回到父母家里，父亲最后原谅了女儿，奥斯卡也表示仍然愿意与她结婚。
这部作品写了小市民出身的少女的失足及其悲欢离合，抨击了流氓的道德败坏。作品真实地表达了30年代维也纳郊区的生活气氛，剧本获得了1931年的克莱斯特奖。
霍尔瓦政治色彩较强的戏剧是1931年写的《意大利之夜》（Italienische Nacht），它描写了30年代初社会民主党老一代在法西斯执政前政治上的蜕化。霍尔瓦的作品在政治倾向上比不上布莱希特或托勒尔那样旗帜鲜明。这部剧本的故事发生在30年代初南德的一座小城。一位市参议员是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老一代社会民主党人，他准备在城里举行一次民间节日晚会，晚会命名为“意大利之夜”。激进的社会民主党青年马丁坚决反对党在法西斯磨刀霍霍、虎视眈眈的时刻举行这样一次消遣性晚会。马丁反对把私人生活和政治截然分隔，因此他甚至要他的未婚妻和冲锋队成员来往以刺探他们的实力和计划。消遣性的“意大利之夜”最终还是举行了。与此同时，法西斯分子也在公园里举行高唱法西斯战歌的“德意志之日”。马丁冲散了社会民主党举办的晚会并发表演说，尖锐攻击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涣散无能和缺乏战斗目标。但是法西斯分子并未放过那位市参议员，他们借故派打手突然袭击并殴打他，马丁和他的朋友奋力救出了他。可是这位“红色”市参议员并未从中吸取任何教训，仍然认为魏玛共和国可以高枕无忧。
1931年至希特勒上台前夕，霍尔瓦用这出戏警告人们，对法西斯要保持警惕，并尖锐批评社会民主党领导对纳粹党丧失警惕的右倾政策。剧本还批评了小资产阶级对法西斯所抱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并嘲讽了法西斯分子的狂热性。
霍尔瓦的名声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到广泛的传播。除剧本之外，霍尔瓦一生还写过三部长篇小说，其中有《我们时代的一个孩子》（Ein Kind unserer Zeit，1938），反映1929年后世界经济危机时代德国小市民阶层如何寄希望于纳粹，因而成为纳粹崛起的群众基础这一惨痛历史教训。
楚克迈耶（Carl Zuckmayer，1896～1977）是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现实主义戏剧家，也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所谓“新实际主义”流派的代表。楚克迈耶1896年生于莱茵河左岸的黑森州，父亲是资本家。楚克迈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过军官，战后在海德堡大学就读，从学于耶斯帕尔和巩道尔夫，后来在柏林和基尔从事戏剧评论工作，1924年在赖因哈德的“德意志剧院”工作，此后便成为专业作家。著名影片《蓝天使》（Der blaue Engel）便是楚克迈耶根据亨利希·曼的小说《垃圾教授》改编后拍摄的。1933年，楚克迈耶流亡到奥地利，1938年又从奥地利流亡到美国，一度在那里做了农场主，1946年加入了美国国籍。战后曾返回德国、奥地利，从1958年起居住于瑞士，1977年逝世。
楚克迈耶是在表现主义影响下开始戏剧创作的。1925年他发表了第三部作品也是他的第一部成功的作品——喜剧《快乐的葡萄园》（Der fröhliche Weinberg），标志着他已摆脱了晚期表现主义的影响。这部喜剧表现了人间的欢乐，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语言上排除了概念化语言的干扰，充满了诙谐风趣和幽默色彩，这种风格日后成为楚克迈耶戏剧创作的基本格调。《快乐的葡萄园》是一出有情人皆成眷属的喜剧。葡萄园主贡特劳赫（Gunderloch）壮年丧妻，他准备把他的一半田产给女儿及其未婚夫继承，但未来的女婿要继承这笔财产必须完成一个条件，即他能保证贡特劳赫家族得以繁衍，并且这一点必须在结婚典礼之前证明。可是女儿并不爱自大傲慢的未婚夫，她实际上爱的是莱茵河上体格魁伟的船夫，但女儿的女友却爱她未婚夫。船夫的亲戚在贡特劳赫家里做女管家，她看见这样一个多角关系后便建议主人之女向父亲伪称已经怀孕，因为未婚夫一听说她已经有孕，便相信她与别人有了关系，那时他就不会再来纠缠她，她便可以摆脱他了，与自己心爱的船夫结婚。于是主人女儿便依计行事。结果人们议论纷纷，认为这孩子肯定是船夫的，未婚夫深感受辱，当船夫听见主人女儿有孕的传说后，也感到她欺骗了他。最后经过一番曲折，船夫才明白了原委。剧本结尾时主人之女与船夫、女儿的女友和女儿本来的未婚夫、贡特劳赫和女管家这几对有情人都成了眷属，过去的喜剧，凡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往往剧终时有两对或两对以上成为眷属。
这部作品只是表达了生活的欢乐，但在当时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原因也许在于这出戏强调了生活中的感情，而观众对当时干巴巴的概念化的表现主义戏剧已经厌恶。这出戏使楚克迈耶获得了克莱斯特奖。
1927年发表的《欣顿汉纳斯》（Schindenhannes）表明了楚克迈耶创作上的进步。这部作品歌颂了拿破仑占领时期一个专门烧杀豪富的“绿林义盗”，他在民间流传的名字是欣德汉纳斯，他的真实姓名叫约翰·布克勒尔。欣德汉纳斯的故事至今仍流传于美因茨一带的民众口中，在他当年就义的地方至今还有一座欣德汉纳斯门纪念他。楚克迈耶的剧本描写了官府对欣德汉纳斯的追捕，法国占领军用五千金币作赏金捉拿他归案，也描写了老百姓对他的保护。欣德汉纳斯特别痛恨那些与法国占领军勾结的富豪，因此剧本在描写当时的阶级矛盾时也交织着民族矛盾。欣德汉纳斯最后带领他的人从法占区逃到莱茵河右岸，接受官府的招安以打击法国占领军。但他却被人出卖了，告密者指控他们本系“盗匪”。德国军队在证实了他们的“盗匪”身份后，在美因茨把他和19个“绿林”好汉一一逮捕，并处以极刑。作品穿插了欣德汉纳斯与贫家女的爱情故事，这更增加了他就义时的悲壮气氛。就义那天，一万五千人聚集在广场上，欣德汉纳斯非常欣慰，因为他感到人民将不会忘记他。
楚克迈耶的这一剧本第一次把欣德汉纳斯这个在民间广泛流传的英雄人物搬上了舞台。这个“强盗”形象虽无席勒笔下的卡尔·穆尔那样“高尚”和充满理想，但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为正义和自由而斗争的战士。与席勒的“强盗”不同的是，楚克迈耶赋予了欣德汉纳斯朴素的抗击异族的爱国主义思想。这出悲剧有两个很动人的场面，即贫家女在田野中生产后欣德汉纳斯的兴奋心情，以及临刑前与贫家女告别之夜欣德汉纳斯的视死如归。
3幕21场的《珂珀尼克上尉》（Hauptmann von Köpenick，1931）无疑是楚克迈耶的代表作，它的副标题是《一个德国的童话》（Ein deutsches Märchen）。像楚克迈耶的许多著名剧本一样，这个剧本也以真人真事为基础，描写了德国军国主义的可笑和德国小市民的可悲。剧中主人公想做皇帝陛下规矩的臣民而不能，因此他是一个既可悲又可笑的人物。
剧本的情节依据1906年10月16日在柏林发生的真实事件，但时间移到了19世纪末。40多岁的鞋匠沃依格特（Voigt），年轻时因偷盗被判15年徒刑，出狱后便流落到罗马尼亚做工。由于思念家乡，他终于返回德国。回国后，他决心规规矩矩地劳动过活，做一个皇帝的忠诚顺民。但是要找到一个工作，他首先得有一张身份证，否则一切工厂企业都不会接纳。可是他到哪里去弄这么一张证明呢？警察当局不但拒绝发给身份证，还因为他隐瞒身份、欺骗当局又给他判了十五个月徒刑。沃依格特不愿别人知道他是坐过牢的犯人，所以他不敢说出真实姓名。第二次出狱后，搞一张合法的身份证便成了沃依格特生存的第一条件。在到处碰壁的情况下，沃依格特决定去撬开波茨坦警察局，把表格偷到手，然后盖上大印，自己给自己填发一张。沃依格特闯入官府后被当场逮住，因此又被判了十年徒刑。刑满出狱后，沃依格特先寄居在姐姐家中，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一张官方发给的有效身份证。沃依格特先到姐姐所在的小镇警察局申请，不仅遭到回绝，还要他在48小时内离开该镇。沃依格特走投无路，绝望中在旧货店买了一套陈旧的上尉服装，跑到火车站的厕所里去更换。当他穿上这套旧军服后，人还没有离开厕所，别人已经在厕所里对他肃然起敬。失业的鞋匠、无辜的犯人沃依格特这才第一次体验到“军官”和“军服”竟有如此大的魔力，那么何不靠这套军服去弄到一张合法的身份证呢？于是“上尉”沃依格特走上大街异想天开起来。他居然凭这身制服命令在大街上的十个士兵听他的指挥，并命令他们跟随他冲向珂珀尼克（柏林郊区现属波茨坦的一个小城镇）的市政厅，命令士兵占领市政厅，逮捕当地的行政长官……市政厅竟然无人敢违抗，也无人敢要求他出示“身份证”。当行政长官太太胆怯地要他出示证件时，他大胆而充满自信地指指自己身上的那套旧军装——难道这不是证明吗？最后沃依格特发现，珂珀尼克并无填发身份证的机构，因此这里的市政厅也并无这方面的表格和大印，他只好失望地溜走。次日，全柏林都在议论这场闹剧，警察也四处搜捕肇事者。沃依格特不等警察来捕，自己先去投案自首，并说明他作案原是为了一张身份证，所以他的自首有一个条件：他获释出狱后，警方无论如何要发给他一张合法的盖有大印的身份证！警方和“官府”的大小官儿们个个笑得前仰后合，都把他当做一个并无危险的傻瓜。
与其说这是一出喜剧，还不如说这是一出悲喜剧更为合适，因为它记叙的实际上是一个小人物的辛酸经历，他只希望有起码的生存条件而不可得，最后他连做一个皇帝的顺民都不成！小人物是那样无权，而官府又是那样无情。这故事听起来像童话，却是德国的冷酷的现实，这就是剧本副标题《一个德国的童话》的来历。这不仅是德国的一个童话，而且还是德国的一个神话：在军国主义统治的德国，连军服都有神奇的力量！作者自己曾这样评论这部作品：“为什么正好是他——这个威廉·沃依格特发觉了六千万善良的德国人虽然知道而没有发觉的东西？……这出戏试图在几小时的进程中表现这一点。”可见作者要揭示的是：在军国主义的统治下，人们对军国主义的熟视无睹、感觉上的麻木和意志上的盲从。沃依格特不是骗子，也不是罪犯，而是令人同情的小百姓。这个剧本自1931年发表后，已经多次被拍摄成电影，而且至今仍在舞台上保持它的生命力。
流亡时期，楚克迈耶并没有著名的作品问世。战后他发表的第一个剧本是《魔鬼的将军》（Des Teufels General，1946）。作者在1942年便构思这个剧本，它同样是楚克迈耶的代表作之一。像《珂珀尼克上尉》一样，《魔鬼的将军》根据的也是真人真事，即1941年一个叫乌代特的希特勒空军将领的自杀事件写成的。不少评论家把这部作品看做是战后德国戏剧最大的成就，是楚克迈耶艺术上最光辉的作品。剧本反映了在第三帝国的黑暗时代里一个纳粹将领的觉醒，从而说明做任何事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或者说人应该有一个清醒的灵魂。剧本情节发生在1941年下半年。飞行将军哈拉斯（Harras）由于技术超群，因此在战斗中屡建奇功，但他参加飞行只是出于对飞行的热爱，他对第三帝国并无丝毫的感情，甚至还暗地帮助犹太人偷越国境。由于哈拉斯有时公开表明他对纳粹的反感并拒绝参加纳粹党，因此，盖世太保早就对他不信任，并派人监视他的行动，记录他的“越轨”言论。哈拉斯手下有一家飞机工厂，近来这家厂生产的飞机在前方时有坠落，盖世太保命令哈拉斯将军在十天之内查明原因，否则将对他提出指控。这家飞机厂的总工程师是哈拉斯最好的朋友，哈拉斯根本不知道总工程师是抵抗运动的秘密成员，飞机失灵正是他破坏的成绩。在十天期限的最后一天，哈拉斯终于知道了飞机失灵的真相。总工程师早已知道哈拉斯对纳粹政权的政治态度，因此在真相大白后动员他参加抵抗运动，并对他说：为了拯救人民，拯救世界，已不存在别的选择了。哈拉斯如果为了自己活命，完全可以向盖世太保出卖他的好朋友，可是高尚的哈拉斯在“军人职责”和道德良心的冲突中，选择了后者，他确认总工程师是正确的，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洗刷自己的过去，并决心做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于是他登上一架有故障的飞机，飞机起飞后立即坠地，哈拉斯“英勇献身”。几分钟后，人们报告说，哈拉斯将军在试飞一架战斗机时以身殉职。于是司令部决定给哈拉斯举行隆重的葬礼。
楚克迈耶战后的作品中还有《火炉中的歌声》（Der Gesang im Feuerofen，1950）和《冷光》（Das kalte Licht，1955）。《火炉中的歌声》也是根据真人真事编写的。剧本控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的暴行。1943年底，德国占领军侵占法、瑞交界地区。一个法国青年在圣诞节前夜向德国占领军告密，说法国抵抗运动战士将在阿尔卑斯山的山间古堡里和法国姑娘们举行一次舞会。德军接到告密后，当天就严密包围了古堡，并且在舞会举行期间焚烧了古堡。古堡里的青年男女纷纷向外逃命，在外围的德国士兵便用机枪把他们全部打死，未能逃出的也在古堡中被烧死，一共有36个法国青年被害。德军撤退后，可耻的叛徒落入法军手中。现实中的叛徒后来被法国里昂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而在剧本中，叛徒却是由36名死难青年的灵魂组成审判庭加以审判。被打死的法国青年头上包着绷带，被烧死的法国青年额头上用灰画着十字，而叛徒额头上则画着该隐的标记。因此这是一个道德审判庭，良心审判庭，这是死难者对告密者在道德上进行审判，所以剧本的结尾并没有对他的罪恶作出判决，也许作者认为这是应该由“上帝”来作出最后判决的。楚克迈耶在剧中说：“最后的判决不清楚，如同执行这一判决的力量也不清楚一样。”
三幕剧《冷光》也是根据真人真事编写的。这是讲一个不想过问政治的科学家最后却被政治过问的故事。剧情围绕着一个科学家关心的问题，即科学有无国界的问题而展开。剧本的时间跨度从1939年到战后的1950年，叙述德国流亡者沃尔特斯这个研究理论物理的大学生，在战时及战后为研究核物理最后卷入国际上的技术“情报斗争”的经历。这位核研究大学生后来成了核物理学家，他认为人类知识应该全人类享用。因此他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罪行”。他觉得内心深处闪烁着的超政治的光远比那寒冷的政治的光明亮。
据作者自己在剧本的“后记”里所说，这个剧本的主题是探讨当代人的信仰危机问题，即人的行动怎样才算是有正确信仰的产物，探讨在一切具有政治功利性的今天，独立的纯科学的研究是否还存在的问题（即新的知识是否在制造更大的悲剧——知识悲剧。）。德国核物理学家把科技情报透露给别的国家并不是为了金钱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某种政治信仰，而只是出于反对把科技成就作为压倒别人与别国的工具和手段。楚克迈耶出于他的“超政治”立场和“超政治”信念，才提出这样一个“超政治”的问题，并塑造了这样一个“超政治”的科学家。
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1890～1935）是20世纪上半叶德国最著名的讽刺政论杂文作家，他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图霍尔斯基在耶拿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做过银行职员。1915年，他应征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常居住国外。1924～1929年，图霍尔斯基担任进步杂志《世界舞台》的驻巴黎记者。20年代起，图霍尔斯基便是社会民主党成员。1933年他的作品被查禁、焚毁，他本人被法西斯分子剥夺了公民权。当他看到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时，对前途深感绝望，1935年在瑞典自杀。
图霍尔斯基中肯地称自己是“嘴像铁、心似金的人”。的确，他用铁一样严峻的讽刺词汇抨击狭隘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正在崛起的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党的右倾投降主义、司法界的腐败现象……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怀着金子般赤诚的心同情普通劳动人民，同情战斗着的穷人，渴望德国成为民主自由的国家。
除政论和杂文外，图霍尔斯基还写了大量的诗歌，也写了一些中短篇和一个长篇。他的诗歌的宣传鼓动目的十分明显。作者经常在晚会或集会上朗读自己的作品。他的不少诗带有与听众对话交谈的色彩。图霍尔斯基的游记和杂文继承了海涅的传统，是诗和政论的结合，是自然描写和社会讽刺的结合。人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感性地了解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各方面的社会面貌。
除上述各作家外，20世纪上半叶比较有影响（不论是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的还有下列作家：
奈丽·萨克斯（Nelly Sachs，1891～1970）是抒情诗人，1933年至1940年仍居留希特勒德国，1940年流亡瑞典，1970年在瑞典逝世。由于她出生于犹太人家庭，因此备受迫害之苦，在她的宗教赞美诗集和其他诗集中，经常描写犹太民族被追踪、被迫流亡的命运，它同时又有对人间苦难的描述。1965年奈丽·萨克斯因获得了德国书籍业和平奖而回到法兰克福，发表了对德国的新一代充满乐观信心的演讲。1966年奈丽·萨克斯因其人道主义诗篇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对于她，我们在下卷还要加以简介。
贝根格鲁恩（Werner Bergengrun，1892～1964）常从宗教立场来处理历史题材，用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但他也反对社会主义。他的重要作品是历史小说《大暴君和审判》（Der Großtyrann und das Gericht，1935），作品描写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某一小城市的当权者如何给人民带来不幸。小说探讨暴力和权利的关系，显然影射法西斯的暴力专政。富有童话色彩的中篇《西班牙的蔷薇树》（Das spanische Rosenstock，1940）叙述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一对情侣要别离七年，男的赠给爱人一棵西班牙蔷薇树，说只要看这棵树的枯荣便会知道他在远方的处境，后来经过一番波折，他们俩又幸福地团圆。
勒·福尔（Gertrud von Le Fort，1876～1971）也喜欢用历史题材来表达她的宗教哲学思想，由于她的作品有这种宗教倾向，我们甚至可以说她是20世纪诗人中的一个女神学家。她的作品大体环绕三个主题；妇女、宗教和往昔。中篇小说《马格德堡的婚礼》（Die Magdburgische Hochzeit）以三十年战争为背景，描写权力争夺者如何糟蹋上帝的形象。另一个中篇《断头台上最后一个女子》（Die Letzte am Schafott，1931）通过16个修女在1794年7月14日被处死的事谴责法国大革命的残暴。勒·福尔还写了不少宗教诗歌，其中著名的是《教会颂歌》（Hymnen an die Kirche，1923）。
安德莱斯（Stefan Andres，1906～1970）出身于摩塞尔河边的特里尔，是一个磨坊主的第九个孩子，他的作品同样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他的作品的主人公常是有内心冲突的神职人员，描写人从罪恶或过失中如何把自己拯救出来，描写人的内心的善恶斗争。他从宗教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反对纳粹，反对原子战争。安德莱斯的代表作是中篇《我们是乌托邦者》（Wir sind Utopia，1943），被选作联邦德国中学德语课的课外读物。情节的背景是在1936～1937年的西班牙内战时期。一个过去的修士做了佛朗哥的雇佣兵，后来被共和主义者抓获并关进了监狱，这监狱正是他过去生活过的修道院，他关的牢房正是他过去的居室。他本想谋杀看守以便使自己和其他被囚者脱逃，可是最后经过内心斗争放弃了这样的谋杀行为，而愿与其他人一起赴刑，以便实现良心的乌托邦。作者在作品中把善与恶完全抽象化了。
雷曼（Wilhelm Lehmann，1882～1968）和他的朋友雷尔克一样，是描写大自然和从动植物现象中吸取灵感的诗人。雷曼企图在大自然中找到一条摆脱现代不安定生活的出路。他认为与现代西方文明相比，自然是稳定的，生活却是不稳定的。从他的诗集标题《绿色的上帝》（Der grüne Gott）、《诱人的尘埃》（Entzückter Staub）等可以看出，雷曼要从自然界、植物界看起来没有任何意义的小东西中表达大自然的永恒性和宇宙万物的统一性。他的创作对朗盖瑟（Elisabeth Langgässer）、克罗洛（Karl Krolow）、艾希（Günter Eich）、胡赫尔（Peter Huchel）等都有相当大的影响。雷曼并不直接把目光投向时代与社会的现实问题，而是通过描绘自然对西方现实间接地提出怀疑。
雷尔克（Oskar Loerke，1884～1941）是魏玛共和国时代的重要抒情诗人。从1916年开始到去世，他一直在著名的费歇尔出版社任编辑部领导工作。他和雷曼一样，有逃避到大自然和音乐中去的倾向。此外，雷尔克还是一个杂文家。他于1903～1939年写的日记，在他去世后被人整理出版。
容格尔（Ernst Jünger，1895～1998）不是民主派作家，而是视战争为神圣的作家，认为新的人类只能在战争中诞生。但是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他在政治上与法西斯政权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由于容格尔在当时文坛的影响，因此在这里要对他略加叙述。
容格尔出身于药剂师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志愿上前线，曾14次受伤，一直服役到192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希特勒军队，曾进驻巴黎。1944年因同情抵抗运动，他被开除出希特勒国防军。战后他的作品遭到查禁，到1949年才解除禁令。容格尔的作品歌颂战争，认为战争可以培养人的意志和自我牺牲精神，战争可以使人的品格走向高尚，并清除人的享乐和懒散，这些观点使他在德国成为一个极有争议的作家。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日记《在枪林弹雨中》（In Stahlgewittern，1920）、《火与血》（Feuer und Blut，1925）。他创作的另一个主题是技术对人类与自然的危害，这个问题至今还有极大的现实价值，技术带来生活的方便和舒适，但技术同时带来了灾难和许多副作用。人类该如何应对技术及其发展，成为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容格尔对技术科学完全持否定立场。除了日记、杂文外，他还写了不少长短篇小说。1960年出版了他的十卷本全集。容格尔把战争当做锻炼人意志的工具的看法客观上为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效了劳，对当时的青年起了坏作用。
维歇特（Ernst Wiechert，1887～1950）是小说家，曾因政治原因被关进集中营两个月，后来他的行动一直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之下。《死人之林》（Der Totenwald）便是写他在集中营中的经历。维歇特痛苦地经历了两次大战，他深感人类的尊严完全不可能在这世界上得到应有的维护，因此人只有想方设法脱离世界的纷乱，才有可能获得内心宁静和维护人的尊严，所以他的作品的主人公都做了渔夫、牧人或猎手，以便在大自然中享受自由。维歇特是反对纳粹统治的，他用逃避现实的办法来反对法西斯，当然是比较消极的。
小说家、诗人赛德尔（Ina Seidel，1885～1974）的作品环绕着三个内容：妇女、宗教和历史。作为妇女，赛德尔认为母性才是妇女的根本。赛德尔在希特勒统治时代曾经写过肉麻吹捧希特勒的诗篇。她早年的诗篇就已经充满宗教狂热，她的诗歌和小说有很多谈论“血的秘密”、母子关系、遗传，因此受到纳粹的欢迎。赛德尔也从这一角度去创作她的历史小说。她的中篇小说《女领主在骑马》（Die Fürstin reitet，1925）美化封建领主，长篇小说《迷宫》（Das Labyrinth，1922）则把革命作家福尔斯特写成一个屈从于妻子的弱者。1930年写的《渴望的孩子》（Das Wunschkind），描写一个妇女在丈夫战死前线后如何含辛茹苦地把孩子抚养成人，为的是将来再把他送上战场。直到晚年她仍未与希特勒时代划清思想界限。
卡罗萨（Hans Carossa，1878～1956）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充任过军医，战后才从事写作。卡罗萨也是个有争议的作家，他不问政治，结果做了统治者的工具。1933年时他已是个著名作家，卡罗萨没有逃亡他国，1941年被任命为欧洲作协主席。卡罗萨虽不属于真正的民主主义作家，但也不能称他是法西斯作家。卡罗萨的主要著作是他的自传性作品，如《童年》（Eine Kindheit，1922），《童年的转变》（Verwandlung einer Kindheit，1928）等。
以上这十位作家在德国文学史上并不是最有地位的作家，但他们在当时都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这里只是简略地提及一下，目的在于说明1918年到1945年间德国文学现象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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