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简介

1848年以前的作家中，毕希纳（Georg Büchner，1813～1837）具有较浓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因此可以把他列入19世纪早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列。

毕希纳是医生的儿子，他在大学里也曾学过医学，后来参加政治活动，建立了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人权协会”。政府非常痛恨他的政治活动，要逮捕他，他不得不流亡瑞士，在苏黎世的大学里当了讲师，后因伤寒死于苏黎世并葬在那里。毕希纳一生短促，创作生涯更为短促，仅只三年。他留给后世的主要是三个剧本，即《丹东之死》（Dantons Tod，1835）、《沃伊采克》（Woyzeck，1836）和一部喜剧《列翁斯和莱娜》（Leonce und Lena，1836）。此外，他还写了一个未完成的中篇《伦茨》（Lenz，1835）。他写的宣传文学作品《黑森快报》（Der Hessische Landbote，1834）极负盛名。

《丹东之死》继承了歌德与席勒的传统，为德国历史剧创作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剧本通过丹东在法国大革命胜利后与革命的对立，通过场景和人物反映了法国革命的伟大和局限。这一作品说明了革命者的人生观和革命的关系，又指出革命必须切实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但这部思想深刻的作品却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四幕剧《丹东之死》描写的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情节发生在1794年3月27日到4月5日。

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法国人民先后经过三次起义，终于在1793年建立了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专政。丹东原是法国革命的元老，他在1792年9月曾以他的勇敢和鼓动精神拯救过共和国，然而丹东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的一派。他认为：“革命应该停止……在我们国家的原则中，必须让权利来代替义务，舒适来代替德行，自卫来代替惩罚……每个人应该按他自己的方式享受……”剧本一开始，我们所看到的丹东就是如此，他在革命胜利后沉湎于酒色之中。这时的丹东已成为在革命中捞了一把的富有者的代表。然而革命后的人民生活怎样呢？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又怎样呢？人民群众渴望革命胜利后生活的改善，他们在大街上说：他们跟着革命党打倒了贵族，又打倒了吉伦特党，可是他们至今仍然饿着肚子，光着身子，革命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的确，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专政并没有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里强调要实行恐怖政策，他说：“共和国的武器就是恐怖。”“只有恐怖才能粉碎自由的敌人。”但是丹东说，他看不出有继续杀人的理由。罗伯斯庇尔回答说：“社会革命还没有结束，谁让革命半途而废，就是自掘坟墓。”他还严厉地指责那些革命胜利后开始腐化堕落，并和过去的贵族夫人一起过着荒淫无耻生活的人。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的不同观点导致了他们的冲突。由于丹东的叛变活动，罗伯斯庇尔终于逮捕了丹东、德莫林等四人。在国民议会里对逮捕丹东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罗伯斯庇尔以雄辩的演说否定了要对丹东宽大，站在他一边的有圣鞠斯特等人。丹东等在一年前创立了革命法庭，一年之后，这个法庭公开审判了丹东自己。在革命法庭上，丹东被控与吉伦特党、与法国贵族、与米拉波等结党叛国，但丹东却以非凡的鼓动性口才，历数自己在革命过程中的功绩，辩明自己无罪，他还利用雅各宾党专政没有改善人民生活这个重要问题，在法庭上争取到群众对他的同情。他说：“你们要面包，他们却掷给你们头颅，你们口渴，他们却叫你们去舔断头台台阶上的血！”他的发言一时博得了很多人的喝彩，赢得了人民对他的同情。紧接着这一场是在宫廷广场前，群众纷纷议论，有的市民叙述丹东过去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事迹，但是更多的市民却揭露丹东的罪行。他们说：“丹东有美丽的衣服，丹东有一幢漂亮的房子，丹东有个漂亮的老婆。他在勃艮第酒里洗澡，用银质的盘子吃野味。当他吃醉时却与你们的老婆、女儿睡觉——丹东过去像你们一样穷，他现在从哪儿弄来了这一切？……可是罗伯斯庇尔有什么呢？这个品德高贵的罗伯斯庇尔！”在事实面前，人民群众倒向了罗伯斯庇尔一边，在革命法庭上对丹东一时有过的同情立即化为乌有！这一场群众场面写得非常出色，令人想到了莎士比亚。在丹东被处死的前夕，他的妻子尤丽叶自杀了。丹东、德莫林等人终于被处死刑，在革命广场的斩首机上斩首。但是作者把这四个人在临刑前的表现都写得视死如归。丹东等人被处死后，德莫林的妻子到竖立在革命广场的斩首机前凭吊自己的丈夫。当革命政府的巡逻队经过时，她高喊“国王万岁”，以表示对革命的不满，于是她被士兵们“以共和国的名义”带走。

毕希纳在这一剧本中指出：任何革命都得解决民生问题——即人民的生活问题，光依靠恐怖是不够的，否则革命便会受挫折、遭失败。剧本还揭露了革命队伍（尤其是上层）中常见的现象，即革命政权建立后，革命者的腐化变质，这样的变质者最终要被人民否定。这一剧本至今仍活跃在德国舞台上，并且至今仍具有极大的现实价值。

毕希纳的第二个著名剧本《沃伊采克》是一部未完之作。这一作品在作者死后42年才从遗稿中整理出版，它有四个手稿本，文学史上称为H₁、H₂、H₃、H₄。手迹的字很难认，因此四个本子都有出入，并且结尾都是整理者自己加上去的。毕希纳诞生100周年（1913）时这一剧本才首次公演。今天，《沃伊采克》已成为最受人欢迎的19世纪戏剧文学作品之一，并且对20世纪的德国戏剧产生了巨大影响。《沃伊采克》在德国文学史上成了第一部所谓社会剧，它属于早期德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劳动者在过去的舞台上常是被取笑的对象，绝不可能是主角，而沃伊采克是个理发师，他成了德国戏剧史上第一个劳动者主角。莱辛创导的市民悲剧为市民在舞台上争得了主角的席位，并把王公贵族挤到了一边，而毕希纳则更进一步，把劳动者放在戏剧的中心。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沃伊采克是人间最低微的人，这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民主主义立场。剧本根据的素材是当时发生在莱比锡的一件真实的谋杀案。1821年41岁的理发师沃伊采克杀死了他所爱的人——一位外科医生的遗孀，原因是她与别人有暧昧关系并被他发觉了。1824年沃伊采克被处死。这自然是爱人不忠引起嫉妒造成的家庭悲剧。但毕希纳利用了这一素材，而且完全突破了嫉妒造成悲剧的狭隘范围。剧中的沃伊采克是一个孤苦无助、寂寞孤独、受人蔑视的劳动者，他为了养活家庭，除了理发、当兵外，还要把自己的身体给医生当实验品，因为这位医生梦想着一次科学上的革命。沃伊采克不仅经济上贫困，精神上也痛苦，他受人歧视，人们简直把他当做神经不正常的人，作者对他充满了同情。全剧没有长篇大论，全是些日常对话，却表现了一个基本思想，即社会贫富的对立，并传达出由此产生的社会气氛，表现了人物生存的环境。沃伊采克在贫困中挣扎，他唯一的“财产”是他十分心爱的未婚妻玛丽。可是他发现玛丽已经被军中的少校鼓手长引诱。沃伊采克不仅是理发师，还是军中的士兵，因此少校在军中的地位使他可以对沃伊采克指手画脚，甚至可以叫沃伊采克滚蛋。为了讨好上级，玛丽才与这位少校周旋（这是H₁中的情节安排）。沃伊采克对这一发现既不安又嫉妒。一天他去酒店，看见妻子与少校跳舞，顿时感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他的，深感生活便是绝望，即刻产生了杀死她的念头。念头终于成了行动，沃伊采克在刺死玛丽后自己也投河自杀（这与实际上他被处死不同）。这一作品在思想上的成就在于描绘了劳动者的苦难、贫富的对立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酷。艺术上的成就在于人物的性格化语言以及打破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结构。沃伊采克最后把刀子刺向他的玛丽，而并没有指向少校也反映了无产者当时的觉悟程度。研究这一作品的主要症结在于研究沃伊采克的杀人动机，沃伊采克杀妻表示了他对生活的绝望。他备受他人欺凌，是人压迫人的社会环境迫使他杀人，他不愿在这社会里再活下去，所以杀了人之后便自杀。剧中的少校是权力的象征，是外表威严、本质肮脏的富足者的代表。

毕希纳的喜剧《列翁斯和莱娜》共三幕。1836年作者应哥塔出版社征稿竞赛写了这出戏，后因寄达时已超过应征日期而被原封不动地退还。1846年人们在遗稿中发现后才整理出版，1885年首次演出。这一剧本把王公贵族作为嘲笑对象，揭露了上层贵族社会的寄生生活，揭露了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精神空虚的生活，宫廷里的贵族竟把懒散作为最高的生活目的和最高的生活哲学。剧本还嘲笑了当时分裂的小国的狭隘、守旧和可笑。情节是这样的：小国波波国的国王名叫彼得，他的儿子列翁斯年龄已经不小，在花园里感叹生活无聊。他说，不论人们做什么——学习，相爱，结婚，繁殖……一概都出于无聊。他有个好朋友小丑瓦莱利奥（Valerio），与他有同样的生活见解。国王为了摆脱繁琐的政务，想过一种完全无所用心的宫廷生活，决定把王位给儿子继承，而在这之前，当然先得让儿子结婚。为了门当户对，继承王公贵族的血统，于是国王选择了小国庇庇国的公主莱娜为王后。当波波国王子列翁斯得知父王的意图后，便与随从瓦莱利奥从宫中出走，因为列翁斯不愿通过婚姻及继承王位成为一个无法过懒散生活的人，他也根本不愿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列翁斯带着随从在宫廷外面遇见了一个女子，她美貌绝伦，如天仙下凡，他为这女子的自然美所吸引，而这女子对他也一见钟情，爱上了王子。王子希望幸福永远保持下去，便决心与这女子共同投河，以便永远与她在一起，并且摆脱他父亲为他安排的生活。这一打算却被瓦莱利奥劝阻。殊不知这美丽的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庇庇国公主莱娜，这一天她正带着宫廷女教师等随从前来波波国。波波国王彼得为王子在宫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列翁斯王子本想与自己所爱的人过自由生活，可是最后还是被命运安排在宫中。继承王位、管理政府后，列翁斯决心把他的侏儒小国建成一个人人能无所用心、饱食终日的标准模范国家，并任命瓦莱利奥作国务部长，要他监管百姓，不许他们劳动过多。这出讽刺剧于是便以新上任的国务部长瓦莱利奥的讲演结束。这篇讲演的主题便是：理想的生活目标便是清闲和无所事事。瓦莱利奥说道：“我就要当上国家部长了，我要发布一道命令，规定谁手上长了老茧，就要受到监督，谁干活儿生了病，就要受到刑事处分；谁自夸他是靠辛苦流汗挣得了他的面包的，应该看成是疯子，并宣布他是人类社会的危险分子。我们都到荫凉处去吧，然后向上帝祈求通心粉和甜瓜……”当然，这也是毕希纳的讽刺性反话：大家不劳动，统治者如何能饱食终日呢，那只好祈求天老爷了！

这是一部带浪漫色彩的童话剧，讽刺了贵族的寄生哲学及当时分裂的小国统治者的愚昧可笑。

最能反映毕希纳激进的革命思想的是他的传单形式的《黑森快报》。毕希纳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尤其受到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1834年当他还只有21岁时，见到故乡农民的苦难，在占有详细资料的情况下，他写下了著名的《黑森快报》。这是一份鼓动农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的号召书。这份传单实际上是毕希纳和他的好友魏狄希（Friedrich Ludwig Weidig，1791～1837）共同创作的。毕希纳在1834年为了推翻黑森的封建统治，曾与魏狄希一起秘密组织了“人权协会”。传单最先由毕希纳起草，由于文字过于激进，魏狄希把它改得缓和了些。我们目前读到的是魏狄希的修改稿。这份传单在1834年7月秘密印刷于奥芬巴赫，大约印刷了三百份，后即为黑森公国的统治者没收，魏狄希也被捕，并于1837年因长期折磨而死于狱中。毕希纳也不得不因此离开黑森公国流亡斯特拉斯堡，后又流亡到苏黎世，并且病死在那儿。《黑森快报》上写了一句著名的口号：“对茅屋和平，对宫廷战争！”使毕希纳十分失望的是，这份快报并没有在农民中间得到应有的反响。农民在得到这份快报后大多立即交给警察当局。这充分说明当时分裂的小国的农民没有觉悟，这也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在当时经历的悲剧。但是毕希纳始终坚信一点：推翻统治者必须通过人民自己积极的政治行动，进行人民的抗暴斗争。他认为只依靠革命文字和革命政论的传播还不能达到这一目的，这正是毕希纳写这份快报的目的——号召人民起来行动！

《黑森快报》采用了当时的农民看得懂的通俗语言形式，采用了既强烈又客观的对比手法。在第一段里，毕希纳写道：“高贵者的生活是漫长的星期日。他们住在美丽的住宅里，穿着漂亮华贵的服装，脑满肠肥，说着他们自己的语言；可是老百姓在他们面前好像是田地上的肥料……农民的生活是漫长的劳动日；别人在他们的面前享受着他们的农田收获。农民的身体如同手脚上的茧子，他的汗水成了高贵者餐桌上的盐。”毕希纳把社会分成贫富两大类，穷人养活了富人，却受富人的欺凌。1835年毕希纳给古茨科的信中写得很清楚（顺便提一句，古茨科对毕希纳十分器重，《丹东之死》便是由古茨科为毕希纳发表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是世上唯一的革命因素；仅饥饿就能成为自由女神。”毕希纳对社会的分析和政治见解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前最为革命的言论。

《黑森快报》还具有非常富有鼓动性的形象化比喻，比如：“几个世纪以来在德国，司法部门只是德国诸侯的娼妓。”也就是说司法是诸侯可以用钱买通的。又说：“诸侯是蚂蟥的脑袋，它伏在你们的身上，部长们便是蚂蟥的牙齿，政府官员们乃是它的尾巴。”毕希纳明确地告诉人民这两大阶级的对立：吸血鬼——剥削者，前者是诸侯，部长，官员；后者是农民！

《黑森快报》最后简短地描写了1789年和1830年两次法国革命，号召人民起来学习法国人民：对茅屋和平，对宫廷宣战！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封建统治：“抬起你们的眼睛，数一数你们的压榨者，他们喝了你们的血，现在已经强而有力了……谁举起剑来反对人民，就该用人民的剑来打死。德国现在尸横遍野，可是不久就将变成天堂。”

《黑森快报》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前措词最激烈的政治宣传文件。但《快报》的局限性表现在：毕希纳只看到农民，没有看到无产者。德国的无产者直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才有织工起义，才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与毕希纳同时代的重要剧作家还有格拉伯（Christian Dietrich Grabbe，1801～1836）。格拉伯一生只活了35岁，却创作了九个剧本，可以说是十分勤奋的作家。格拉伯的父亲是监狱管理人员，后来还做过当铺职员。格拉伯一直想当一名演员或导演，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他便在大学攻读法律，后任律师，曾在军事法院任职。在担任他所不喜欢的公职的同时，他努力创作，由于不幸的婚姻、与出版商的矛盾等刺激，他酗酒成癖，最后被开除了公职。这对他打击甚大，两年后他就在贫病交迫中死于故乡，结束了他短促而又苦恼的一生。

从格拉伯的剧本结构分析，他虽采用了传统的分幕形式，但他的剧本实际上往往是场与景的松散组合，有时场景之间几乎是蒙太奇式的组合。因此，有的评论家认为格拉伯和毕希纳同属现代欧洲戏剧的开拓者。

格拉伯的创作在他生前影响并不大，死后曾一度被人遗忘，直到1870年他的全集出版后，他的文学功绩才得到了人们的承认。

格拉伯21岁写了三幕喜剧《戏谑、讽刺、冷嘲和更深的含义》（Scherz，Satire，Ironie und tiefere Bedeutung，1822）。这一剧本不以情节为重心，而是以机智的对话讽刺影射当时文坛上的拙劣作家，甚至对歌德、席勒、克洛卜施托克、西班牙的卡尔德隆等名家亦不放过。不过剧终时，作家自己登台，说他“骂了全部作家，可自己也是个不中用的废物”。剧本讽刺人们把一个水平低劣的诗人视为时髦文豪的现象，并通过三位求婚者追求一位男爵侄女，讽刺了他们对生活的浅薄见解和庸俗追求。

四幕剧《唐璜和浮士德》（Don Juan und Faust，1829）的背景是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它叙述风流的唐璜诱引总督的女儿，以及当时在罗马的浮士德博士与恶魔签约后也爱上了这位总督女儿的故事。对唐璜来说这个美丽女子不过意味着又一桩风流事件，但对浮士德来说，这个美女意味着他能追求到的理想形象。浮士德与恶魔签约，为的是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他不要求魔鬼使他幸福，而只是要求魔鬼指点他如何能实现幸福。可这美女并不爱浮士德这个贪求知识、渴望认识世界的书生，却爱上了喜欢享乐人生的唐璜。浮士德最终杀死了这个美女，并企图以此刺激唐璜。可是唐璜对美女之死毫不在乎，他玩世不恭，从不痴心，因为生活中的大量美女都是他追逐的对象。

格拉伯这个作品以莫扎特的歌剧《唐璜》和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的情节为根据。格拉伯企图把只追求肉欲享乐的唐璜和努力追求精神上的满足、追求认识世界的浮士德在剧中加以对比，但他对这两个极端的形象都表示否定。

格拉伯写得最多的是历史剧，这些历史剧表现了作者对历史进程的悲观见解，并描写了英雄人物和群众之间的矛盾。《拿破仑或百日政变》（Napoleon oder die hundert Tage，1830）是他最出名的剧本。剧本叙述拿破仑1815年从第一次从流放地单枪匹马到马赛登陆，直奔巴黎，重新掌权一百天并在同年于滑铁卢被打败的历史事实。作者展现了广阔的场面，剧中有宫廷、群众、普鲁士及法国军队，双方的贵族、统帅及众多的历史人物如惠灵顿公爵、福熙、路易十八等等，舞台上还表现了两军鏖战。总之，作者力图把历史人物的命运放到历史事件和历史环境中去表现，并写出拿破仑的历史局限。为此，作者打破了场景的限制，加强了场景组合的表现力和叙述色彩，把剧本写成一幅广阔的历史长卷。在19世纪描写拿破仑的剧本中，格拉伯这个剧本不仅是第一部，而且始终是值得注意的一部。这部作品在戏剧结构上更像一部电影脚本，而不是一部可供演出的舞台剧本。作品的主要思想是表达作者对复辟时期现实的不满。

1848年之前的奥地利剧作家赖蒙德（Ferdinand Raimund，1790～1836）也是与毕希纳、格拉伯同时代的人。赖蒙德的戏剧情节具有民间传奇故事的性质和民间童话的色彩。1815年至1830年的复辟时期，在一部分德语文学、特别是奥地利文学中，出现过不问政治的倾向。但即使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不乏浓烈的教育因素和对社会的批判色彩。在高压政策下，复辟时期的许多作家的确只能用童话、隐喻、传奇故事等手法来间接地表达他们对现实的不满。

19世纪上半叶的维也纳不仅是音乐之城，同时也是戏剧之城，赖蒙德、格里尔帕策和内斯特罗伊便是当时维也纳的三大戏剧家。在戏剧史上，赖蒙德是内斯特罗伊的“平民戏剧”的先驱者。在18～19世纪之交，奥地利戏剧舞台或歌剧舞台上流行民间喜闻乐见的神话故事，由莫扎特谱曲的《魔笛》便是典型的例子。赖蒙德在文学史上的功绩就是把当时民间流行的具有神话色彩的闹剧和传奇性的童话剧提高到艺术作品的高度，从而成了“平民戏剧”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赖蒙德46岁时自杀身亡。他出身于工人家庭，父母早亡后，不得不去糖果铺当学徒。赖蒙德常在剧院幕间休息时出售糖果，自此便与戏剧和剧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赖蒙德实现自己的志愿成了一名演员，1814年后，他甚至成了维也纳很受欢迎的喜剧演员，后来还当了导演。

赖蒙德一生写了七个剧本。他的剧本的特点是：痛苦的智慧和欢快的剧情、伤感和狂欢、幻想性的神话因素和对现实的敏锐细致的观察这几个方面的相互结合。此外，在形式上，赖蒙德的剧本常要求伴唱，舞台布置五光十色，因此演出他的剧本常使观众赏心悦目，寓教育于娱乐之中。

赖蒙德最好的剧本是如下三个：《当了百万富翁的农民或仙女世界的童话》（Der Bauer als Millionär oder das Märchen aus der Feewelt，1826），《阿尔卑斯山王和仇恨人类的人》（Der Alpenkönig und der Menschenfeind，1828），《挥霍者》（Der Verschwender，1834）。

《当了百万富翁的农民》说的是一个靠神仙之助成为百万富翁的农民如何丧失人性并且患病的故事。后来他在全部财富重又丧失并经历了被仇恨和嫉妒的过程后，终于认识到财富的虚无和年老死亡的不可避免，并重新获得了健康，成了先前那样身强力壮的农民。剧本在神话外衣下批判金钱财富，认为人在世上最要紧的是健康和感到幸福。

《阿尔卑斯山王和仇恨人类的人》是一部带有浪漫色彩的三幕童话喜剧，它反映了作者在努力对自己的悲观主义和人世充满痛苦的思想作斗争。剧本通过主人公（一个大地主）的改恶从善说明：即使一个坏人也有转变成好人的可能。阿尔卑斯山王对人善良，乐于帮助迷途者改邪归正。大地主拉普考普夫（Rappelkopf）疑神疑鬼，处处以为有人设计陷害他。他生性专横粗暴，阻止他的女儿和一个画家的自由恋爱。仙人国王决心帮助这对恋人。大地主仇恨世人的情绪使他终日不得安宁，为了求得内心的平静，他决定住到寂静的森林中去。一天狂风暴雨大作，大地主的林中小屋有淹没的危险。在生命受到威胁之时，大地主求上苍保佑，并起誓改过自新。于是仙人国王出现，答应救他出险，并要他重返自己的田庄，化装成他自己的内弟（他的内弟是他的财产代理人），仙人国王则化装成大地主本人。仙人国王在田庄上用大地主平时的态度待人接物，大地主这才认识到自己过去的专横和缺乏人性。这时忽有人来报告，大地主因银行倒闭而破产，假地主（仙人国王）闻悉后掉入河中。自此大地主从仇恨人类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了，并答应女儿和画家成婚。剧终时大地主的内弟出场，说大地主的财产最终被他挽救了。剧本让神话人物装扮成大地主，让大地主看看自己过去的丑恶行为，一方面说明主人公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说明：即使是一个坏人也有转变为好人的可能性。这部剧本无疑具有中世纪道德剧的教诲色彩。在结构上，剧本用了重复对比法。第一幕写大地主的专横，第二幕是大地主在林中，第三幕是第一幕大地主专横残暴行为的重复，不过改由仙人国王体现，大地主自己成为旁观者，最终“旁观者清”！还需指出的是，大地主在第一幕结尾时才出场，因为通过大地主家人的叙述，观众对大地主已有了深刻印象。这一点在结构上颇似莫里哀的《伪君子》。

《挥霍者》叙述一个青年受到对他钟情的仙女之助成了富翁，年轻的富翁却因挥霍无度成了穷汉，后来被他当年的仆役收留，这个仆役对旧日的主人依旧尽忠感激。仙女听说他的挥霍后，曾派一位神仙化装成乞丐向年轻的富翁乞讨，富翁给了他一笔财产。在青年变成穷人后，神仙受仙女指点，归还了这笔财产，使青年重新振作起来。剧本宣扬善恶有报，提倡对人忠诚相待。

赖蒙德像后来的格里尔帕策一样，没有直接取材政治现实，而是用民间喜爱的传统神话形式在道德领域内干预社会生活。这是复辟时期奥地利文学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梅特涅高压政策的结果。

生活于1848年革命前的奥地利诗人莱瑙（Nikolaus Lenau，1802～1850），用诗歌反映出作家深沉的悲观主义和对人世痛苦的感受。莱瑙的悲观、伤感和痛苦也是复辟时期政治重压的产物。身处复辟时代的作家，如不能冷静地看到这一社会所表现出来的闹剧般的可笑本质（像内斯特罗伊那样），或不会粉饰太平（像所谓皮德玛耶诗人那样），或不能从这沉重压抑的时代眺望到光明的未来（像海涅那样），或不能直接投身于政治变革之中（如黑尔韦格等那样），那么他就不免要悲观痛苦，莱瑙就是这样一个诗人。莱瑙的忧郁和深沉的悲哀实质上反映了他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复辟时代的愤慨，当然有些诗也反映了他个人生活的不幸。莱瑙和同时代的雪莱、拜伦、济慈、莱蒙托夫等有相同的精神感受和思想情绪，只是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方面比不上雪莱等人。

莱瑙生于匈牙利，出身于没落的奥地利军官之家。17岁时莱瑙到了维也纳，在那里学习法律、哲学和医学。对现实的不满促使他1832年远行美洲，莱瑙企图在那里的原始森林和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寻找自由的生活。可是一年后他失望而归，因为现实的经历告诉他，美洲根本不是与世隔绝的天堂，他特别厌恶那些根本不懂精神生活的美国人。长期的失望和痛苦使他在1844年患上精神病。1850年终因此逝世于维也纳郊区的精神病院。

莱瑙的诗主要表达诗人看不到前景的苦恼和对人生的痛苦感受。他特别喜欢在描写大自然的抒情诗和爱情诗中表达他的烦忧和苦恼。他的阴郁的思想常通过他描写的雷雨、夜中的森林、沉重的浮云、寂寞的草原、低垂的杨柳等表达出来。他这方面著名的诗作有《森林之歌》（Waldlieder）和《芦苇之歌》（Schilflieder）等。此外，莱瑙也写了一些反对民族压迫、宗教压迫和政治压迫的诗，有代表性的是《三个印第安人》（Die drei Indianer），《在酒店里》（In der Schenke），《波兰流亡者》（Der Polenflüchtling）等。

1835年，莱瑙还完成了诗体剧本《浮士德》。莱瑙说，浮士德这一题材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是歌德的垄断物。因此，他准备写一部能与歌德的《浮士德》比美的作品。莱瑙的《浮士德》共24段，场景和叙述交替出现。莱瑙笔下的浮士德本是一个不断追求和怀疑着的探求真理的人，后与魔鬼订约，他便逐渐成了一个贪求感官享受的享乐主义者，因为魔鬼告诉他，所谓真理就是对生活的享受，就是“名誉、光荣、权力、金钱以及能使官能得到愉快的一切”。这样，魔鬼诱引浮士德由一个对真理的渴求者变成了享乐者，并促使浮士德杀死自己的情敌。可是浮士德即使在感官享受中仍未失去他的怀疑，追求的本性，这本性又使他对自己的行为充满悔恨，最后他在“真实的我”和“不真实的我”之间的痛苦斗争中自杀。

浮士德的自杀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痛苦的追求。

尽管这一作品并不十分成功，无论在思想的深度上或是形式的优美上，都不能与歌德的《浮士德》相比，但在19世纪的奥地利文学中，莱瑙仍是最重要的抒情诗人。

赫勃尔（Friedrich Hebbel，1813～1863）可以称得上是早期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戏剧家。赫勃尔的父亲是泥瓦匠。赫勃尔从小喜欢学习，尤喜文学，可是父亲要他学泥瓦工，因此他不得不在微弱的光线下，偷偷地读书到深夜，进行刻苦的自学。父亲死后，赫勃尔从14岁开始就得自立，在教区执事那里当了七年抄写员。赫勃尔曾经写信给当时已经十分出名并深受赫勃尔尊敬的作家乌兰德，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和指教，使他能冲破故乡狭隘的生活，在文学创作上有所成就。乌兰德虽给他回了信，但态度十分冷淡。但是今天，当年受冷遇的赫勃尔在德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决不会比乌兰德低。赫勃尔后来得到女裁缝艾丽丝·伦辛的帮助，到海德堡大学学习文史哲。成名之后，赫勃尔曾去巴黎和罗马旅行，最后在维也纳与女演员克丽丝蒂诺·恩豪斯结婚，赫勃尔与女裁缝伦辛也曾同居生了两个孩子，但都很早夭折了。

赫勃尔创作于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前后，本应写出反映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要求的作品，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却使赫勃尔看不到革命的前景。他的思想局限使他的作品不可能涉及深刻的主题。特别是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深受叔本华悲观哲学影响，对人生感到失败，认为现实无法改变。在他1848年前的作品中，个别的还有些生活气息。1848年之后，赫勃尔完全沉醉于历史和神话传说题材，逃避了现实。赫勃尔在哲学上后来受黑格尔影响。但他没有受黑格尔哲学中革命内容的影响，却受了他“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影响。因此我们能理解赫勃尔为他的代表作《玛丽亚·玛格达莱娜》所作序言中的论点。在这篇文章中，赫勃尔认为：“戏剧艺术应该帮助完成当前发生的世界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过程不是要推翻人类社会现存的政治、宗教、道德制度，而是要给这些制度奠定更深的基础，使它们免于崩溃。”这句自白完全与赫勃尔的创作一致。赫勃尔的创作主题就是：要与现实一致，与现实妥协，不要革命，甚至也不要改良，否则就会招致悲剧，因此反对现实就是一种错误。这一主题尤其体现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的戏剧作品中。赫勃尔与现实的妥协和政治上的保守可以在德国资产阶级的本性中找到根源。屈服于德意志的鄙陋状态使赫勃尔最终不能成为一个大作家。

赫勃尔重要的戏剧有《尤蒂特》（Judith，1840）、《玛丽亚·玛格达莱娜》（Maria Magdalene，1844）、《赫洛德斯和玛丽阿姆耐》（Herodes und Mariamne，1849）、《阿格妮丝·贝尔瑙厄》（Agnes Bernauer，1851）、《吉格斯和他的指环》（Gyges und sein Ring，1856）和《尼贝龙人》三部曲（Die Nibelungen，1861）。《尼贝龙人》三部曲包括《有角的齐格弗里德》（Der gehörnte Siegfried）、《齐格弗里德之死》（Siegfrieds Tod）和《克里姆希尔特的复仇》（Kriemhilds Rache）。1863年12月他逝世时正在写历史悲剧《德梅特里乌斯》（Demetrius），这一未完成的悲剧的题材也是席勒未完成的作品的题材。

我们通过赫勃尔可以看到这一时代德国作家的基本倾向。赫勃尔的戏剧的中心常常是一个女主人公，这个女主人公又常常因为爱情、婚姻、感情、妇女的尊严、贞操等问题与周围的环境处于矛盾之中，而矛盾冲突的结局又往往是以这个女主人公的牺牲而告终，即冲突的结局往往是她的悲剧，她成为冲突的牺牲品。

1840年赫勃尔完成了他的第一个剧本——三幕剧《尤蒂特》。《尤蒂特》取材于《圣经·旧约》中有关犹太女子尤蒂特为犹太人复仇的故事。《圣经》中有关尤蒂特的故事是这样的：远古阿叙利尔人信多神教。他们的统帅名叫忽洛弗尔诺斯（Holofernes），他魁伟英武，但生性残暴。一次他率兵包围犹太人的城市伯图利恩并且攻克了它。全城犹太人感到已经失败。这时城中一位年轻貌美的寡妇尤蒂特前去敌营，用她美丽的容颜诱惑了忽洛弗尔诺斯。当忽洛弗尔诺斯酩酊大醉，沉沉入睡之后，尤蒂特割下了他的头颅，回到了犹太人当中。阿叙利尔人见自己的统帅被杀，纷纷逃窜。全体犹太人这才摆脱了异族和异教徒的压迫，大家向英勇的尤蒂特欢呼致敬。赫勃尔把这一题材处理为尤蒂特怀有矛盾的复仇动机。当尤蒂特知道全城为阿叙利尔人所占时，她为了拯救本城人民及其宗教信仰免受异教徒的摧残而去敌营，她把自己看做是上帝的工具和拯救全城犹太人的自我牺牲者。可当她到了敌营后，面对忽洛弗尔诺斯这个英武魁伟的男子，心里起了微妙的变化，感到自己已经被他吸引。因此，他对尤蒂特说来既是异教徒、压迫者、残暴的占领者，又是对女性有魅力的男子汉。忽洛弗尔诺斯也被尤蒂特的美丽吸引，然而这个暴君却蔑视一切女子，把尤蒂特当女奴对待，酒醉后在他的营帐中对她非礼。尤蒂特深感受辱，当她看到忽洛弗尔诺斯闪闪发光的金剑，便持刀割下熟睡的忽洛弗尔诺斯的头颅，然后急速回城。人民把她当女英雄，可是尤蒂特内心感到痛苦，因为她感到，她并非为了同胞的利益去杀死忽洛弗尔诺斯，却是出于个人受辱而进行了复仇，是这一思想构成了她的杀人动机。她自感她并非上帝的工具，而是陷入了一个妇女的软弱感情之中。她在痛苦中对同胞们说：如果她怀孕了，为忽洛弗尔诺斯生了孩子的话，求同胞们把她杀死。她求同胞们祷告上帝，求她不会怀孕。她还说：“也许上帝会原谅我！”欧洲绘画史上有不少名画也取材于圣经中有关尤蒂特杀死忽洛弗尔诺斯的故事。

《玛丽亚·玛格达莱娜》是赫勃尔的批判现实主义戏剧作品，也是他唯一取材于当时德国现实的作品。这部悲剧在19世纪中叶除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外，是欧洲最为出色的家庭悲剧。

剧本原名《克拉拉》（Klara），这是剧中主人公的名字。玛丽亚·玛格达莱娜是《圣经·新约》中的一个人物，在初版印刷时把书名错印为玛格达莱娜，赫勃尔便将错就错，把它作为正式书名。其实剧中没有一个人叫玛格达莱娜，作者只是以这个人物来比喻克拉拉。《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十六章载，玛格达莱娜并没有犯过罪，但她用眼泪替耶稣洗脚，再用自己的头发替他擦干，如果说这是为了赎罪，那么她赎的乃是亚当、夏娃所犯的“原罪”。玛格达莱娜显然是象征一个纯洁无罪的女子。《克拉拉》上演后，一些假道学先生声称这是一部不道德的戏，赫勃尔为了肯定女主人公无罪，向假道学先生回击，便正式把作品更名为《玛丽亚·玛格达莱娜》，以此象征克拉拉，认为克拉拉和玛格达莱娜一样，都是无罪的人。

该剧发生在当时德国的一个小市民家庭里。木匠师傅安东（Anton）是个十分正直的人，上帝的十戒便是他的十戒。他注重声誉，为了表示他的正直和品行端正，他对他的家庭成员十分严厉。因此，安东不知不觉地成了家庭的暴君。安东有两个孩子，儿子卡尔和女儿克拉拉（Klara），他们都在父亲的统治和意志支配下生活。克拉拉从小有两个好朋友，弗里德利希（Friedrich）和列昂哈德（Leonhard），克拉拉爱的是弗里德利希，目下他正远离家乡外出求学，并且多年来杳无音讯，于是克拉拉便在父母亲的意志支配下与列昂哈德订了婚。列昂哈德是一个只知道往上爬、损人利己的势利小人，他看中克拉拉父亲的存款可作为陪嫁，并不真心爱克拉拉。为了防止克拉拉对弗里德利希的爱情火焰重新燃起，他利用克拉拉意志软弱，先与她有了性关系。可是不久，列昂哈德从克拉拉父亲口中得知，他的存款为了救济他人已荡然无存。恰在这时，安东的儿子卡尔因一桩珠宝失窃案的牵连，被疑为盗窃犯，被警方逮捕。母亲原本体弱，在这一精神打击下不幸死去。列昂哈德找到了摆脱克拉拉、解除婚约的借口，声称自己是政府里的会计，不能有犯盗窃罪的亲属。安东在儿子被捕后，深感自己的名誉被毁，又害怕女儿也会偷偷地犯罪。在这种预感下，安东强迫女儿发誓，要她保持贞洁，决不做使他再蒙受耻辱的事情。他对女儿说，如果她也做了败坏他名誉的事，他就自杀。克拉拉是个逆来顺受、毫无反抗之力的弱女子，她惊恐地起誓，父亲自然不知她已与列昂哈德有了关系。列昂哈德既与克拉拉断绝来往，于是向市长的驼背侄女大献殷勤，以此讨好市长，以便日后青云直上。就在这时卡尔被释放了，因为最后查明珠宝并未失窃。卡尔回家后表示决不待在这个小城了，决计做一名海员，到遥远的地方去。与此同时，克拉拉儿时的朋友弗里德利希也回到了家乡。情节自此急转，一切似乎有了新的转机。弗里德利希回乡后即去克拉拉家，并表示他的爱慕之心。克拉拉深情地对他说，她爱的也是他，但现在却不能爱他了。在弗里德利希的追问下，克拉拉把她与列昂哈德的关系及现在的处境和盘托出。弗里德利希闻悉后对列昂哈德充满愤怒，决计与列昂哈德决斗，以洗刷耻辱，然后再与克拉拉结婚，但他并没有把这意图直接明白地告诉克拉拉。克拉拉在对弗里德利希倾诉了这一切后，在旧礼教的精神束缚下又奔到列昂哈德处，告诉他卡尔已无罪释放，解除婚约的理由已不复存在。然而列昂哈德坚持解约，而不管这可怜的弱女子如何向他苦苦哀求。克拉拉甚至表示愿意在举行婚礼后自杀，以此来求得家庭的好名声，不使父亲受辱，但是列昂哈德还是不同意。克拉拉已对严守旧道德的父亲起过誓，又害怕礼教的压力，在这种无法解脱的精神痛苦下，克拉拉只得投井自杀。这时弗里德利希取了两把枪，在克拉拉之后赶到了列昂哈德处。要求与他决斗。列昂哈德惊恐万状，他在决斗中被弗里德利希打死，弗里德利希也受了致命的重伤。弗里德利希挣扎到了克拉拉家，想再见她一面，然而克拉拉已先他而死。弗里德利希在临死前指责安东说：“是您把她逼到死路上去的！……您只想到那些在您背后嘀咕的舌头，却没有想一想那些长着这样舌头的阴险家伙是一钱不值的！……”安东在这样的家庭悲剧下惊喊道：“我再也不理解这个世界了！”全剧以这句台词结束。

显然，安东是旧礼教、旧秩序的维护者，克拉拉一方面是家长制统治的牺牲者，另一方面更是小资产阶级往上爬的唯利是图思想的牺牲者。1848年革命的前夜，小市民有的仍然墨守成规，维护旧礼教，进行家长统治（代表人物为安东），而小市民中的另一部分则分化出来，顺应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候补者（代表人物为列昂哈德）。这个剧本就反映了小市民阶级内部的这种分化，而弱女子克拉拉则成了本阶级分化过程中的牺牲品。安东最后的台词宣告了在资产阶级革命风暴到来之前，家长制、旧礼教已面临崩溃，预示了家长制统治的危机。家长制的代表和旧礼教的维护者在革命来临前已无法理解这个传统的世界，应该考虑自己及周围的世界已在变化了。这是一出封建家长制、旧礼教和资产者损人利己思想造成的悲剧。卡尔虽也反抗家长制，但不知如何改造它。他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有出走一条路。卡尔生性放浪，也并非一个意识清醒的叛逆者。克拉拉则是被动的受难者，完全让命运操纵在别人手里。赫勃尔这出戏也叫市民悲剧，但这出市民悲剧已不是通过爱情故事写出新兴市民阶层和封建贵族的矛盾，而是写了市民阶层自身分化所造成的矛盾。该剧的社会意义以及提出的社会问题，使这一剧本被认为是易卜生社会剧的先驱，它正像豪普特曼所说：“由市民悲剧变化成社会剧”。

由于作者比较客观地反映现实，作品违背了作者的戏剧理论观点：它并没有维护既存的社会，而是宣告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动荡变革的前夜，它指出小市民阶层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剧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有希望的，是代表前进中的积极力量的。全剧充满了悲剧气氛，人物都遭毁灭，只有卡尔表示要去遥远的地方当海员，在生活的大海中盲目浮沉。这一剧本若与法国大革命前剧本的革命性和乐观精神相比，便可以看出德国状况的落后。

1848年维也纳革命时期，赫勃尔写了诗体剧《赫洛德斯和玛丽阿姆耐》。这一剧本的情节取材于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所著的《犹太战争史》。这本历史书中描写了犹太人在尼罗时代对罗马人的反抗，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该书描写了罗马统帅铁吐斯如何包围并摧毁耶路撒冷的历史事件：

犹太国王赫洛德斯的王后玛丽阿姆耐非常漂亮。国王对她爱得如醉如痴，他非常害怕一旦自己意外死亡，美丽的妻子会被他人占有。玛丽阿姆耐也爱赫洛德斯，但她沉默寡言，感情并不外露，这样便引起赫洛德斯的猜疑。一天，国王应罗马皇帝安东尼乌斯之召前去罗马。因为安东尼乌斯是一暴君，赫洛德斯深恐前去有所不测，遂命其妻宣誓：如果他不能回来，她必须自杀，以免日后为他人所占。玛丽阿姆耐深感受辱，感到国王完全把她当做一件物品——私有财产，而不是把她当人，甚至他一旦死后，她还要听任他支配，把她也带进坟墓。想到这里玛丽阿姆耐拒绝宣誓，但是这位有自尊心的妇女却在暗中宣了这样的誓。这样，国王即命令内弟约瑟夫（Joseph）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并指示约瑟夫，一旦他不能返国，即将玛丽阿姆耐杀死。约瑟夫偷偷把这一指令告诉了玛丽阿姆耐。玛丽阿姆耐十分震惊，深感自己在赫洛德斯面前毫无人格与尊严可言。不久，赫洛德斯顺利返回，并且也知道妻子获悉，一旦他身死异国，她也要被杀。两人之间情感的鸿沟便自然形成。国王请求原谅，玛丽阿姆耐答道：“你已经玷污了我心中的尊严！”接着安东尼乌斯又传来新命令，命赫洛德斯与他一同出发攻打政敌屋大维。玛丽阿姆耐听见这一消息后十分兴奋，她要看一看这一次丈夫对她态度如何。但她的兴奋却被赫洛德斯误解，认为这是她对他不忠的表示，于是暗中继续命令：一旦他在前线有所不测即杀死其妻。可是玛丽阿姆耐又得悉了丈夫的这一计划。她感到赫洛德斯简直不是一个人，于是决意复仇，她要让赫洛德斯自己来杀死她，而不是假他人之手。一天，她召开了一个盛大的庆祝舞会，自己也兴奋地翩翩起舞，并说举行这一盛典是为了庆祝丈夫在前线战死的消息。就在舞会进行之时，赫洛德斯从前方回来了，玛丽阿姆耐对国王直言道：“这里在为你的死而欢庆！”赫洛德斯极为震怒，判她死刑。玛丽阿姆耐只请求死前与罗马统帅铁吐斯谈一次话。她倾吐了全部真情，而她丈夫赫洛德斯将只能在她死后从铁吐斯的口中得知真情。她要让赫洛德斯知道，她实在是一个无罪的人，让赫洛德斯为了失去她而永远感到内心痛苦和忏悔——这便是她的复仇。

剧本描写了一个暴君的形象，然而却也是个复杂的形象。在他的性格中，粗野的嫉妒和狂热的爱情集于一身。赫勃尔写了一个有着强烈人格尊严的女性，反映了妇女不愿自己被人当做私有财产，作品反对妇女奴隶般的从属地位。玛丽阿姆耐的暗暗起誓又说明她只是在礼教允许的范围内要求妇女的尊严，并没有要求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这个剧本是赫勃尔自己十分满意的作品。对于这个剧本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在艺术上，它像《玛丽亚·玛格达莱娜》和《尤蒂特》一样，描写了人物剧烈的内心冲突。

1851年赫勃尔写了五幕剧《阿格妮丝·贝尔瑙厄》。这原是一部因美貌而给自己带来不幸的妇女的悲剧。阿格妮丝的故事取材于1430年前后巴伐利亚的奥格斯堡的传说。传说中的阿格妮丝是一位绝顶美丽的女子。她出生于一个穷人家庭。出众的美貌使她赢得了巴伐利亚年轻的王子阿尔布莱希特（Albrecht）的爱情，王子与她秘密地结了婚。这引起了贵族的不满，因为这桩婚姻门户不当，有损于贵族血统，后来国王就把阿格妮丝逮捕并判以死刑。

赫勃尔的剧本基本上忠于这一传说。王子与阿格妮丝结婚后，国王大怒，决定不给王子继位权，宣称要把王位给他的堂弟。可是不久堂弟夭折，阿尔布莱希特便成了王位的唯一继承人。国王恩斯特（Ernst）见自己年老力衰，一旦死去，王位只能由王子继承，而贵族们又反对王子的婚姻，这就很可能在他死后引起内战，为此国王决定，一定要把阿格妮丝清除掉。国王怀着痛苦的心情签署了对阿格妮丝的死刑判决，并派人把她从桥上推下，淹死在多瑙河中。阿尔布莱希特知此消息后既痛苦又愤怒，准备向父亲复仇。这时，教皇的使节赶到，排解了他们的纠纷，公爵也把权杖交给了儿子，并说他将削发为僧，前去修道院度过余生，以此表示对杀死阿格妮丝的忏悔。

这出本来写“美”给美本身带来灾难的悲剧，经如此处理，便变换了主题。这主要是赫勃尔美化了国王恩斯特，把恩斯特作为自己思想的化身。剧中恩斯特成了一个处处为国家操心的贤君，他代表了国家和国家利益，而阿格妮丝与阿尔布莱希特却代表了只顾个人利益和个人幸福的人。作者把一切美好的令人敬重的品德赋予了这位国王：他之所以要杀死阿格妮丝是为了避免他死后可能发生的内战。这样，他的杀人动机并非出于门阀观念，而是为了国家利益。赫勃尔还把国王写成一个对阿格妮丝极有同情心的长者，他决定杀她乃出于无可奈何。阿格妮丝被杀后，他觉得他身后的心事已经了却，避免了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为了忏悔自己的过去，便去修道院了却残生，以恢复内心的平静。这样，就把国王自己也写成了门阀观念的牺牲品了。赫勃尔的这出戏的主题是：国家高于一切，悲剧的造成是因为个人幸福和国家利益的冲突。赫勃尔认为恩斯特为国着想，考虑全面，他才是正确的。由此可见作者思想上的保守性。这一剧本原可以写成封建门阀制度制造的婚姻悲剧，从而引起人们对封建制度的憎恨，而现在这出戏里的杀人凶手，却变成了一位为国操心的贤明君主，而这对有情人反而成为该否定的人物，因为他们门第悬殊，原本不应相爱！这里反映了1848年革命失败后赫勃尔和现实的妥协程度。剧中的阿尔布莱希特也是个软弱的人，最后他还是和解地接过了权杖，并做了国王。

完成《阿格妮丝》后，赫勃尔把题材转向古希腊罗马。他的下一个著名戏剧是五幕悲剧《吉格斯和他的戒指》。吉格斯和他的戒指这个故事本是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的传说。吉格斯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希腊青年牧人。一日他在一个洞穴里找到了一具尸体，死者手上还戴着一枚戒指。当他把死者手上的戒指转了一下时，尸体便隐而不见了。吉格斯即将戒指占为己有，后来他把戒指献给了吕底亚国王康道拉斯（Kandaules），吉格斯也从此成了国王的好友。这位国王的妻子不仅美丽绝伦而且注重贞操。康道拉斯怀着一种奇特的情绪，有一天让带着戒指隐了身的吉格斯进入皇后的寝宫，并让朋友看他妻子的裸体美，目的是让朋友赞叹他妻子的美丽。可是不久皇后知道了真相，她深感自己的贞洁受到损害，于是就唆使吉格斯去暗杀国王，并答应事成之后就嫁给他。吉格斯便杀了康道拉斯，自己做了吕底亚的国王。赫勃尔利用了希罗多德的这一记载并加以发挥，根据自己的设想，给这一故事以新的主题。剧本的情节改动如下：皇后罗多蓓（Rhodope）是一位印度妇女，按当时的印度风俗，妻子只能给丈夫看见自己的面孔和身体，现在她知道吉格斯已经看见了她的真容，就只能把吉格斯当做丈夫了，为此她指使吉格斯去杀死国王。国王被杀后，吉格斯被拥为王，并娶罗多蓓为后。成婚之后，罗多蓓立即自杀。正像玛丽阿姆耐一样，罗多蓓因为妇女的自尊心受到损害，最后进行了奇特的复仇。这一剧本有很多内心描述，而且语言优美。赫勃尔要通过这个作品表达什么思想呢？他要借古喻今。赫勃尔把国王看做是一个改革者，他要打破古老陈旧的习俗，而代表古老传统的便是皇后。国王要改革传统，但事实证明世界已经在这些古老传统中沉沉入睡，世界已为陈腐的传统思想所禁锢。剧本的主角不是吉格斯，而是康道拉斯。他认为传统以为神圣的东西并不神圣。赫勃尔喜欢用戒指作象征。在这个剧中，戒指带来的是灾难，戒指成了危险的象征。此剧写成于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作者当时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相信宿命，他面对民主革命的失败灰心丧气，认为封建主义旧传统是古老的传统，至少在当时还没有办法改变，谁如果去改革它，便只会招来不幸，还是太太平平随它去吧，免得像康道拉斯那样遭到灾祸。作者的听天由命思想在叔本华哲学中找到了慰藉。康道拉斯临死前说出了他对世界的看法，他对吉格斯说：“世界需要睡眠，像你和我一样。”“面对皇冠你也不必战栗，只是永远不要惊动世界的沉睡。”即传统已使人及世界沉睡，传统观念虽已陈旧，却是不好去碰的，免得为自己带来不幸。

《吉格斯》发表后，赫勃尔决心利用民族题材写作，他以古代史诗《尼贝龙人之歌》为题材写成了三部曲，这使他获得了当时刚刚建立的席勒奖。这个三部曲情节与史诗基本相同，在此略而不述。

赫勃尔无疑是一个有才华的戏剧家，但德国的现实环境不能使他成为一个像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的大戏剧家，他的天才被德国小市民的思想局限埋没了。

与赫勃尔基本上同时代的还有奥地利著名剧作家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1791～1872）。他可以说是奥地利最出名的文学家之一，也是这一时期德语文学史上具有批判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

格里尔帕策是维也纳一位律师的儿子，曾在大学里攻读法律。由于父亲早亡，他必须挣钱养家。1811年大学毕业后，他先在一个贵族家里做家庭教师，后到财政部供职，公余之暇从事音乐、哲学和戏剧的研究；他还作了不少国外旅行以开阔眼界。1826年格里尔帕策在魏玛受到歌德接见。格里尔帕策一生没有结婚。他生活的早中期正值梅特涅统治时期，黑暗的统治造成了他性格上的忧郁和孤独，并使他不敢直接取材于现实。1871年全国庆祝他80岁生日，可是他面对此情此景伤心地说，这样的荣誉来得太晚，如果中年获得这样的荣誉也许还能鼓舞他的创作，而现在他已精力衰竭了。次年他即逝世于维也纳。顺便提一句，1827年贝多芬在维也纳逝世，近两万人为他送葬，为贝多芬致悼词的便是格里尔帕策。

格里尔帕策主要是戏剧家，并且主要写悲剧。他最初受席勒、歌德的影响，后来受莎士比亚、卡尔德隆和维加影响。他的第一部作品五幕悲剧《萨福》（Sappho，1818），是他在三个星期内写成的。萨福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一个著名抒情女诗人。萨福去奥林匹亚参加诗歌比赛，并得胜还乡，家乡莱斯波斯岛的人民都热烈地欢迎她归来。萨福回来时还带来了一个名叫法翁（Phaon）的希腊青年做她的伴侣，准备与他结婚，然后过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可是不久，萨福的“牧歌生活”即告破灭，法翁爱上了萨福的女奴——一个更年轻漂亮的女子美尔塔（Mellita）。萨福发现，她的艺术、她的荣誉和她对美的渴望都敌不过美尔塔的美的魅力，希腊青年在美尔塔那里才得到了爱的满足。萨福受尽了嫉妒的折磨，想把女奴打发走，以拯救她的爱情。可是她的这一计划被法翁得知，于是法翁与美尔塔双双逃亡海上，但被莱斯波斯岛上的居民抓住，送回到了萨福手中。萨福见法翁已完全倾心于美尔塔，她的爱已无法挽回，便从高高的山崖上跳海自尽。《萨福》的主题是写生活与艺术不能两全：献身于艺术的人不要同时去追求生活，否则便会招致悲剧。剧中萨福代表“艺术”，法翁代表“生活”，两者不能统一和结合。作者认为诗人和一般市民（以法翁为代表）之间存在着极深的鸿沟，后者对前者无法有真正的爱和理解。在社会中，人们为生活而奔波，或受权力的限制和制约，因此要从事真正的艺术是不容易的，这是事业和生活及社会之间的矛盾。此外，一个有远见卓识的艺术家感到生活中的鄙陋，也会感到他所从事的艺术无人理解，从而看到了艺术与生活的矛盾。这部作品使人自然地联想到81岁的格里尔帕策始终未婚，只是专注于他的“艺术”这一事实。格里尔帕策一生曾经有过一个“永远的未婚妻”，相爱而未婚，那个女子也因爱他而终身未嫁。作者生活在民主气息被扼杀的梅特涅统治时期，任何有进步倾向的作品都受到压抑，因此作者只能从事历史剧创作，不去过问“生活”。如果把“生活”理解为“现实”，那么这部作品的倾向应该说是比较保守的。

格里尔帕策一生写过许多剧本，四幕童话剧《幻梦人生》（Der Traum ein Leben是他的重要作品。1817～1818年写完第一幕，1828～1831年才完成全剧，可见构思之久，创作之严谨。1834年剧本首次公演。这部童话剧含有明显的教育意义，劝人立身处世不要诡计多端，而要诚实正派，欺侮他人不会有好下场。剧本题材取自伏尔泰的小说和西班牙戏剧家卡尔德隆的剧本《人生一梦》。

《幻梦人生》叙述富有的村民马苏德（Massud）有个女儿，名叫米尔查（Mirza），她已与堂兄弟罗斯当（Rustan）订了婚。但罗斯当不愿久居乡间，觉得农村孤单寂静，孤陋寡闻，圈子狭小，他要去见世面，“经风雨”，渴望冒险经历、大事业和荣誉。于是他决定离开乡间。经未来的岳父与未婚妻挽留，罗斯当在乡间又住了一晚。就在这个晚上，罗斯当做了一夜的梦；一梦醒来，罗斯当竟改变了原来的打算，下定决心从此卜居乡间。这个梦是这样的：罗斯当在一大清早抵达了沙马尔康特国王的国土，他隐瞒了他的农民身份，佯称贵族出身。一次，国王在林中受到毒蛇威胁，毒蛇尾随其后，罗斯当用矛刺蛇未中，蛇却被一个神秘的“岩边人”刺中。当国王从昏厥状态中惊醒过来时，以为是罗斯当刺死了毒蛇，于是对他深表感激。这样，罗斯当进入了皇宫的“大世界”，受到了国王的信任，得到了荣誉与尊敬。国王的女儿名叫戈尔娜勒（Gülnar），因此也对他表示钟情。可是不久，“岩边人”出现在他的面前，并要求阐明杀蛇事实，罗斯当恳求这个神秘人物不要暴露真相，答应满足他一切。但神秘人物坚持不肯，于是罗斯当便把神秘人物暗杀。这样，罗斯当在他往上爬的犯罪生涯中迈出了第二步。罗斯当不久就得到了国王的进一步信任，国王还要招他做驸马。最后，罗斯当为了进一步取得权势，避免国王怀疑他杀了“岩边人”，便用毒药毒死了国王。这样他便在犯罪道路上迈出了第三步。国王被杀，他登上皇帝宝座，从此他什么都不怕了，一切障碍、证人都已排除。但罗斯当的暴政引起了兵变，连戈尔娜勒也反对他的专横，与起义者站在一起。在起义者的逼迫下，罗斯当只得逃亡，逃到当年他遇见国王的林中，不料起义的追兵赶来，把他团团包围，除了从桥上跳入河中便别无去路了，而正是在这座桥上他暗杀了“岩边人”。追兵已至，他只得纵身跳下。一声恐怖的惨叫，把他和他未来的岳父唤醒。这一梦使他受益匪浅，他恍然大悟，感到人生的所谓追求不过是梦幻一场。他说：“一个夜晚，却是一生。一个夜晚，这是梦幻一场。”从此他深感内心宁静和无罪的纯洁才是幸福。于是他请求马苏德原谅，并求他把女儿嫁给他，他已经决心留居乡间，不去冒险了。剧本认为：对所谓荣誉、财富、权势的追求常常成为人们生活的动力，而这种尘世的欲望又常常伴随着犯罪和对他人的暗算。作者认为这些东西无异和梦境一般缥缈。而暗算他人的人最终也要被人正法。在这一作品中，“梦境”成了“正确”生活道路的调节者，而不是现实生活本身在使人受到教益。

1834～1837年间，格里尔派策写了五幕喜剧《说谎的人倒霉》（Weh dem，der lügt！），它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德语优秀喜剧之一。1838年此剧在维也纳首场演出却遭到惨败。这一失败对格里尔帕策刺激甚深，从此他决定退出戏剧界，只为自己写作。这样，这部戏剧就成了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个剧本。该剧的故事发生在9世纪日耳曼民族基督教化时期，即墨洛温时代。夏龙的基督教主教——法兰克人格莱哥尔（Gregor）有个侄子名叫阿太鲁斯（Attalus），被尚不信基督教的日耳曼蛮族卡特瓦特（Kattwald）伯爵在战争中俘为人质，格莱哥尔千方百计节约开支，想用金钱把他赎回。格莱哥尔的年轻厨师莱昂（Leon）知道善良的格莱哥尔的愿望后便自告奋勇，准备把他的侄子从日耳曼伯爵手中骗出来。但格莱哥尔是一个非常诚实正派的人，他答应莱昂前往，不过要他决不能采用欺骗手段，并一再向他重复说：“说谎的人是要倒霉的。”不久，莱昂到了日耳曼人领地，冒充为奴被人卖给卡特瓦特作厨师。莱昂能说会道，不久便获得了新主人的信任。卡特瓦特有一个美丽的女儿名叫艾特丽泰（Edrita），她受父命要嫁给一个名叫加洛米尔（Galomir）的蠢笨亲戚。自从她见到莱昂后就悄悄地爱上了他。莱昂来到伯爵家后，经常讲要把阿太鲁斯营救出来，他公开这样讲，为的是要表明自己诚实，不采用欺骗手段，严守格莱哥尔的戒律。可是他的直言不讳却没有一个人信以为真，也就是说真正的诚实反而起了掩护作用。不久，经过艾特丽泰协助，莱昂见到了主教的侄子。由于艾特丽泰反对父亲的包办婚姻，对莱昂一见钟情，所以她立即成了莱昂行动计划的支持者。一天，伯爵家为女儿即将到来的婚礼举行宴会。莱昂乘机把菜烧得又辣又酸，引起了人们喝酒的渴望，喝酒一多，便昏昏欲睡，莱昂乘机把阿太鲁斯拐出。经过艾特丽泰帮助，莱昂与阿太鲁斯终于逃出伯爵的家。艾特丽泰要求一同逃走，但莱昂反对，他认为这无异于把伯爵女儿拐走，而这种行为是该诅咒的。不过艾特丽泰坚持说她的行为由她自己负责，因为她害怕与又蠢又笨的加洛米尔结婚。不久，伯爵等人酒醒，发现女儿、莱昂等逃跑，即派兵追赶。将要到达迈茨时，追兵赶上，他们要被抓住了。这时城门大开，他们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法兰克人（法兰克人已信基督教）。格莱哥尔这时也赶到了，他一把抱住被救出来的阿太鲁斯。由于莱昂反对艾特丽泰同逃，因此艾特丽泰在逃亡路上一直与阿太鲁斯在一起。改信基督教的艾特丽泰便被阿太鲁斯选中为妻。在主教要为他们祝福时，相信“说谎者要倒霉”的莱昂公开了他对艾特丽泰的爱慕之情，以表示诚实，并表示要立即离去，因为他不愿看到他心爱的人与别的人结婚。艾特丽泰也承认，她一见莱昂就已经倾心了，阿太鲁斯为感谢莱昂搭救之恩，即成人之美。格莱哥尔也把莱昂看成他的第二个侄子。

剧本写的是要诚实，可是莱昂公开表明他诚实的企图时，却反而不被人当真，因为这已经是一个不讲诚实的世界了，“诚实”反而成了迷惑的手段，这正是对现实的绝妙讽刺。这个剧本的戏剧冲突并不富喜剧性，剧本的喜剧色彩主要依靠对话的幽默。

奥地利著名的“平民戏剧”作家内斯特罗伊（Johann Nestroy，1801～1862）亦属于1848年前具有批判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因为他的代表作大多完成于1848年革命前。内斯特罗伊的创作大多取材于奥地利的市民生活，作品中还常夹以神话人物，因此更富民间色彩。内斯特罗伊擅长写讽刺和嘲讽的喜剧和闹剧，所以他当时享有“维也纳的阿里斯多芬”之美名。

内斯特罗伊过去被不少文学史家轻视，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方言作家、喜剧演员，而今却被一些文学史家誉为德语文学中的伟大喜剧家。

内斯特罗伊出身于律师之家，他本应继承父业，可是对戏剧的爱好使他成了喜剧演员和戏剧家。他常常出演自己写的剧本的主人公。由于演技出色，内斯特罗伊成了当时维也纳最受欢迎的一位喜剧演员。在奥地利戏剧史上，他处于赖蒙德的老维也纳平民戏剧和安岑格鲁伯（Ludwig Anzengruber，1839～1889）的现实主义讽刺戏剧之间的过渡阶段。内斯特罗伊一生写了80多部剧本，这些剧本多为带歌唱的闹剧和喜剧，内容多半写三月革命前的维也纳日常生活，讽刺社会弊端和人们的道德缺陷等。他的作品的特点主要是语言（对白和独白）机智、尖锐、生动，经常妙语连珠，人物也富有个性。内斯特罗伊的某些剧本至今还在舞台上演出，如《带来好运的吉祥物》（Der Talisman，1841），《他要开个玩笑》（Einen Jux will er sich machen，1844）等。

内斯特罗伊的早期代表作是带歌唱的三幕闹剧《凶神龙帕齐瓦格蓬杜斯或三个放荡小伙子》（Der böse Geist Lumpazivagabundus oder das liederliche Kleeblatt，1835）。剧本通过幸福仙女和爱情仙女在三个手工业者身上打赌，说明究竟是财富还是爱情给人带来幸福并使人走上正道。剧本最后的结论是爱情而不是财富。

1835年写的《底楼与二楼》（Zu ebener Erde und erster Stock），是内斯特罗伊第一次以社会贫富对立问题作为他的剧本主题。剧情在舞台上的一个二层楼房的底楼和二楼同时展开，底楼展示的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穷人之家的贫苦生活，二楼展示了一个投机商的豪华生活。可是这两家的境况不久就颠倒过来了。原来住底层的穷人中了彩票，成为巨富，而二楼的富翁因投机失败，损失很大。戏最终以原富翁的女儿和住在底楼的原穷人的养子联姻结束。内斯特罗伊反对财富不均造成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为此，作者只得乞灵于穷人中彩变富、富人投机失败，并通过两家联姻使他们的后代不致再贫富悬殊。

《带来好运的吉祥物》叙述一个红头发理发师的经历。红头发在当时被视为最难看的头发，为此理发师处处不受人欢迎。后来他戴上了黑色假发，这黑色假发成了吉祥物，使他又有了职业，还被一些寡妇看中。后来理发师因卷入爱情惹起的嫉妒风波之中，前程又被断送。正在绝处，理发师遇到了他富有的叔父，叔父为他出资开了一爿理发店，这样他的生活才重新安定下来。剧终时红头发的理发师与一个红发村女结了婚。剧本讽刺传统和金钱构成社会等级和价值尺度的现象。剧中的红头发和黑头发便是象征传统的价值尺度。

《分裂的人》（Der Zerrissene，1844）揭露了资产阶级（主人公是个资本家），饱食终日、百无聊赖的生活造成了他们精神上的虚无和悲观。

这里附带介绍“乐剧”的创始人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瓦格纳主要是歌剧作曲家，他所创的乐剧和传统的歌剧不同，后者突出声乐和乐队伴奏，有时忽略了剧本本身的文学性或思想内容。瓦格纳的乐剧则既强调“乐”，又强调“剧”，要求歌剧剧本的文学性和音乐（包括声乐和器乐）的内在统一性。因此，他的乐剧又称整体艺术作品，即乐剧要求熔剧本、声乐、器乐于一炉，整部歌剧成为不可分的整体，而不能调动一切手段来突出“咏叹调”（声乐）。为了做到这一点，瓦格纳总是自己写脚本并且自己谱曲。因此，作为一个歌剧剧本作家，他也应在德国文学史中占一席之地。

瓦格纳的青年时代正当1815年后的王政复辟时期。1849年5月，他参加了萨克森人民要求颁布新宪法的德累斯顿起义。失败后，他遭到政府通缉，被迫流亡异国，1861年才大赦返国。他一生中还有两件事应该提及，一件是他后来成了钢琴家、作曲家李斯特的女婿；另一件是瓦格纳在贫困中遇到了他的狂热崇拜者——巴伐利亚年轻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这位国王在位22年（1864～1886），曾给瓦格纳多方面的经济资助。

瓦格纳的主要歌剧大都取材于民间传说，他一度被纳粹政权歪曲为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作曲家，并因此成了希特勒最喜爱的音乐家。对此，托马斯·曼曾撰写专文反驳法西斯对瓦格纳的曲解。瓦格纳的代表作有《漂泊的荷兰人》（Der fliegende Holländer，1841），《罗恩格林》（Lohengrin，1845～1848），《特里斯坦和依绍尔德》（Tristan und Isolde，1859），四部曲《尼贝龙人指环》（Der Ring der Nibelungen，1853～1874）和《纽伦堡的工匠歌手》（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1862～1867）等。由于瓦格纳的作品在内容上倾向于中古和传统题材，倾向于浪漫地表达理想，因而他的作品也被一些文学史家们视为德国浪漫主义的尾声。

1854年瓦格纳读了叔本华的主要哲学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的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哲学影响了瓦格纳日后的创作。体现在《特里斯坦和依绍尔德》中的对夜的颂歌以及无限的爱只能在死亡中实现的思想，便是叔本华哲学对他影响的结果。瓦格纳在歌剧中表现出来的悲观主义，无疑也是1848年革命后政治上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尼贝龙人指环》的第一部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统治人的现象，表达了人要从金钱奴役下解放出来的理想，可是随着1848年革命的失败，瓦格纳日益丧失了对理想的信念。因此，《尼贝龙人指环》的最后部分不是人的解放，而是世界和人类的毁灭。对于这一歌剧的解释多种多样，萧伯纳认为剧中的巨人代表忍耐中的无产者，尼贝龙人代表资产者，诸神代表知识分子。一般认为主人公齐格弗里德既有“超人”的性质，又象征未来的“自由人”。此剧对“文明”的批判似有过分之处。此外，对“爱情”的描写也显抽象，似乎“爱情”超越一切，并认为“血亲乱伦”也是爱情。

上述作家共同的主要倾向是复辟时期的精神压抑和对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多数都在作品中曲折地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这些思想倾向在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继续体现在德国文学中。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德国的统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行，无产阶级的成长，民主运动的展开，德国文学才真正揭开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篇章，并为20世纪德国批判现实主义作了先导。

在德语文学史上，这一时期（指1848年革命前）在小说方面的成就可以提到两个作家，即女作家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Annette von Droste-Hülshoff，1797～1848）和伊默尔曼（Karl Immermann，1796～1840）。他们的作品有现实主义成分，但不能算是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与海涅同年生。德罗斯特是姓，许尔斯霍夫是地名。她出生于威斯特法伦的古老的贵族世家。她一生的特点是寂寞、孤独。德罗斯特曾与一位作家相爱而始终没有结婚，独身一世，寿终乡间。她是德国出名的抒情诗人，尤擅长描写田园景色，由于笃信宗教，所以也写了不少宗教诗歌。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她的一部中篇小学《犹太人榉树》（Judenbuche，1842），此书已有中译本。这部小说的情节依据是德罗斯特自幼便熟悉的传说，当然在创作时有一定发挥。故事发生在18世纪中叶威斯特法伦的一个农村里，写的虽是一个侦探故事，但在许多处，尤其在第一部分写了农村的贫富对立、地主霸占森林土地等，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农民一边的。作者久居乡间，目睹农村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她希望阶级和谐，希望地主和农民建立起和谐的关系。由于小说写了许多威斯特法伦地方的风土人情，所以它的副标题是《多山的威斯特法伦的风俗画》（Ein Sittengemälde aus dem gebirgigen Westfalen）。小说主人公弗里德利希·迈尔格尔（Friedrich Mergel）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是个酒鬼，这就使家境更加贫困。弗里德利希9岁时父亲去世，他长大后总想掩盖他的身世。一天，一帮偷木头的人打死了森林管理员，弗里德利希与此案有牵连，只是法庭还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有一次，犹太人阿龙（Aaron）当众揭露弗里德利希还欠他十个塔勒赖着不还，弗里德利希深感名誉与虚荣心受到损伤，便在一棵山毛榉树下把阿龙杀死了。事后，弗里德利希逃亡异乡，在土耳其做了20年的苦工和奴隶，最后获释回家。从法律角度看，他的谋杀罪已经超过20年，可以不予追究。但是经过20多年的漂泊，弗里德利希对过去因小事杀死阿龙一直深感内疚，他想避开杀死阿龙的那个地方——山毛榉树，却相反地总被这棵树吸引过去，最后他在这棵犹太人榉树下上吊自尽，以摆脱内心的痛苦，赎清前罪。自从阿龙被杀后，犹太人便在这棵树上用希伯来文刻上这段文字：“当你接近这个地方时，你将经历你对我所加予的事！”犹太人相信，这棵树不但是杀人案的证人，并且还是律师。从这段情节看，这一中篇似乎是道德小说，或者是神秘主义的命运小说。但事实上，作者通过弗里德利希这个人物，反映农村贫富的两极分化，农村贫困化的代表便是弗里德利希。作者通过这一人物及其遭遇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称德罗斯特是早期具有批判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

伊默尔曼出身于普鲁士军事顾问之家，早年曾在哈雷大学攻读法学。1815年他志愿加入普鲁士部队参加对拿破仑的战争，曾随军进入巴黎。后来他又做过剧场经理、职员和记者。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对他影响极大，他自己说过：“从来没有一件事情像这一经历那样对我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和震动。”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他写的两部长篇小说，即《后裔》（Die Epigonen，1836）和《闵希豪生》（Münschhausen，1838）。这两部长篇可以说是时代小说。伊默尔曼生活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从维也纳会议开始的封建复辟时期到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这正是两种制度的交替时期。这两部长篇反映的就是这一“交替”。但伊默尔曼站在比较保守的立场上，一方面讽刺封建阶级的落后与愚昧；另一方面，对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出现的金钱主宰一切和庸俗的商人习气也极表不满，于是他在小说中提出：还是宁静的田园生活最理想。可见，他的小说在批判封建主义和新兴资产阶级方面是现实主义的，但他提出返回“宁静”的田园生活，则又具有晚期浪漫主义色彩。他并不理解资本主义发展在当时的进步性。

《后裔》的副标题是《九卷本的家庭回忆录》（Familienmemoiren in neun Büchern）。小说主人公赫尔曼（Hermann）是市民的儿子，因找不到称心如意的职业而到处流浪。他被人误认为是不来梅一位参议员的儿子，但实际上是一位贵族的私生子。在浪游中他想找到他的一个伯父，这位伯父是富有的工厂主。一天在浪游时，赫尔曼竟闯到一位公爵家中，并在那里无意间遇到了他要找的伯父。这位伯父根据书面证据提出了公爵家的遗产继承权。赫尔曼则在公爵家爱上了公爵夫人及她的弟媳约翰娜（Johanna），但最后还是和他伯父的养女订了婚。小说结束时赫尔曼才搞清楚，他原来所爱的约翰娜竟是他自己的异母姐妹。

作者通过一个贵族家庭以及因婚姻关系与这贵族家庭有了联系的市民家庭，反映了他对这两种家庭的看法，认为贵族之家和新兴资产阶级原本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的结构与情节，甚至人物，在许多地方都模仿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但是两本书的主题却不一样。《后裔》中的伯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贪婪，而“后裔”赫尔曼则跟资产者与封建主都有瓜葛，但他对这两个阶级都没有真正的亲和力。

在《闵希豪生》中，作者对当时的人与事有许多影射和旁敲侧击，如对当时的黑格尔、古茨科、格勒斯等。因此，今天阅读起来是费劲的。全书由两个故事穿插组成：一个是闵希豪生部分（全书第一、第三、第四、第六部），另一个是作者有意加进去进行对比，但情节上又完全独立的农村故事——奥贝尔霍夫部分（全书第二、第五、第七、第八部）。由于两个故事交织得十分松散，因此奥贝尔霍夫部分常常独立出版，这其实是对作者原意的误解。把这两个故事如此松散地结合起来并加以对比的写法，是伊默尔曼有意模仿E·T·A·霍夫曼的长篇小说《雄猫穆尔》。

一个名叫闵希豪生的人冒称是著名吹牛男爵闵豪生的孙子，并带着他的佣人来到一座半已崩塌的贵族宫廷。闵希豪生在宫中给一位老态龙钟的男爵以及其他人大讲他的奇异经历，叙述中夹杂着许多科技术语，而这些听众一个个都只有中世纪的科学想像力，因此他们的头脑最后只能被闵希豪生的谎言塞满。这些听众都有顽固的几乎是荒诞的妄想，但他们又觉得自己的思维最正常。闵希豪生利用这些人的心理大大地愚弄了他们。闵希豪生对他们吹牛说，他要开办一个股份公司，把空气压缩成固体，利用空气来做砖瓦。闵希豪生操纵这些脱离生活的人的思想，愚弄他们成了闵希豪生的乐趣。作者以这个与世隔绝的男爵宫廷讽喻当时落后专制的封建诸侯小国。闵希豪生在宫中讲完了他的许多故事后，人们便不知他的去向了。作者通过闵希豪生对男爵等贵族的愚昧落后作了尖锐的挖苦。闵希豪生在讲故事中又讽刺了当时的许多文人，并让闵希豪生代表“时代精神”。此外，作者穿插了奥贝尔霍夫这一农村故事，把那里的生活描写得恬静而富诗意，象征作者的生活理想。这两部小说都只有文学史上的价值，因为它开创了用小说的形式对现实进行批判的新时代。

1848年前后，瑞士出现了三个比较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的成就比同时代的德国作家要大。他们是戈特赫尔夫（Jeremias Gotthelf，1797～1854）、迈耶（Conrad Ferdinand Meyer，1825～1898）和凯勒（Gottfried Keller，1819～1890）。

戈特赫尔夫是写所谓农村小说的作家。这种农村小说为农民的地位呐喊，并反映农民的贫困，为农民争民主和人权，所以这种小说在思想比较民主并倾向于共和政体的瑞士成就较大，发展也最早，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这种小说的现实主义倾向才明显起来。农村小说以朴素健康的形式详细地描写农民的生活，但此类小说往往把富裕农民生活理想化，并敌视城市的工业发展及工业化引起的城乡分化。

戈特赫尔夫本名阿尔拜尔特·皮齐乌斯（Albert Bitzius），父亲是牧师。他从小长在农村，熟悉农民生活，也看到农村的贫富对立。后来他在大学学习神学，毕业后一直在农村当牧师，并进行创作。1837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农民的镜子——或耶列米阿斯·戈特赫尔夫撰写的个人生活史》（Der Bauernspiegel oder die Lebensgeschichte des Jeremias Gotthelf，von ihm selbst geschrieben）。这部小说并非作者自传，而是叙述一个失去双亲的贫苦农村小伙子的故事，小说使作者成了名，因此作者以后便用了戈特赫尔夫这一笔名。

小说主人公耶列米阿斯从小生活很苦，靠在村中打短工过活。他在生活中深感自己毫无地位，感到人与环境的冷酷。在这样的处境中主人公与一个名叫阿乃丽（Annelie）的姑娘相恋了，不久阿乃丽怀孕，但由于他们都很穷，没法结婚。阿乃丽在分娩时，不幸母子双双丧生，耶列米阿斯失去了他所爱的人。之后，他又因冒犯政府被捕入狱。经此遭遇，他对上帝和世界都甚觉失望。不久他从狱中逃出，到法国部队中服务。在法国部队中他遇见了一个拿破仑的卫兵，这个卫兵乐于助人，很有头脑，他使耶列米阿斯皈依了基督教，并教育他严肃而有道德地生活。后来，耶列米阿斯在1830年七月革命的街垒战中负了伤。复原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村民对他并不表示欢迎，他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去。正在不幸的当儿，他在故乡接到一封信，信中通知他，那个拿破仑的卫兵业已去世，并给了他一笔遗产。这笔遗产总算把他从贫病交迫中解救出来。自从有了这笔钱，他开了旅馆，照管孩子，接待旅客，并向人们宣传科学，反对迷信，也反对政治上的过激主义；另一方面写他的生平传记，期望在为集体的服务中得到幸福。这一小说有教育小说的色彩。戈特赫尔夫是瑞士著名教育家贝斯泰洛齐的忠实拥护者和信徒，作者也让他的主人公在小说结尾成了教育家类型的人。

戈特赫尔夫在1842年写的中篇小说《黑蜘蛛》（Die schwarze Spinne）至今人们仍爱读（已有中译本），被列为德国中学生课外阅读的材料。这个中篇语言优美，故事曲折，富童话色彩。小说用的是倒叙式框形结构，通过倒叙把过去和现在联结起来。故事发生在埃默河谷一个富有的农民家里。某个星期天，人们正在为一个孩子施洗礼，有人问这孩子的祖父，为什么在这幢房子里有一根古老的颜色发黑的窗柱？于是祖父便讲起了这根黑柱子的来历。这是一个叫人害怕的鬼怪故事，事情发生在几个世纪之前。某骑士要造一座奢侈的宫堡。农奴们为了建筑他的宫殿受尽苦楚，单是采伐森林中的树木作建筑材料已使农奴们不堪其苦，可骑士还命令他的农奴们在一个月内修成一条两旁种植一百株榉树的林荫道。农奴们不知如何如期完成这样的苦役。这时魔鬼化装成穿绿衣的猎手，表示愿意帮助，但要求农奴们给他报酬，报酬便是一个尚未洗礼的孩子的灵魂。一个名叫克利斯蒂娜（Christine）的不信鬼神的女子接受了魔鬼的契约，结果工程进展神速，农奴们对魔鬼援助所怀的恐惧也与日俱减，最后终于消失。农奴们认为牺牲一个没有洗礼的孩子总比牺牲成百上千条生命要轻得多。一天，终于有一名妇女生下了一个孩子，敬神的神父接受魔鬼的挑战，勇敢地为孩子洗礼。之后，克利斯蒂娜脸上的一粒黑痣突然肿了起来（这粒黑痣传说是魔鬼给她一吻引起的，又有神话传说，这黑痣是与魔鬼结合后产生的）。黑痣随着时日越来越像一只会结网的蜘蛛。当牧师为第二个出世的孩子进行洗礼时，这颗可怕的黑痣爆开了，并且从中喷出无数黑色的小蜘蛛。这些小蜘蛛破坏了山村里的一切，带来了死亡的恐怖。不久，村里的第三个孩子出世了，克利斯蒂娜已恐惧万分，而牧师仍然不怕魔鬼，勇敢地为第三个孩子洗礼。由于克利斯蒂娜对恶魔食言，她终于被恶魔变成了一只大蜘蛛。这只大蜘蛛贪婪地袭击人们，致人死命，人人都对黑蜘蛛充满了恐惧。这时，一个虔敬上帝的妇女（她代表母爱）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把黑蜘蛛关进已经挖好了洞的窗柱里。两百年后，山村富裕起来，但也傲慢起来。那个自我牺牲的母亲的一个名叫克利斯顿（Cristen）的后裔要建造一幢华丽的新屋，便把那所古老的旧屋送给了他的仆役。他的仆役却在一个圣诞之夜，大家都在痛饮的时候，把黑蜘蛛放了出来。于是“黑色死亡”又威胁人们。最后克利斯顿决定像他的先辈那样牺牲自己的生命抓住蜘蛛，重新把它关进窗柱的洞穴里。祖父在讲完故事时说道：那黑色的窗柱防范的是旧思想与旧意识，而黑蜘蛛便是旧思想与旧意识的象征。这一段话使这个神奇的故事具有了教育意义。

当时另一位著名的瑞士小说家是迈耶。他主要是一位历史小说家，他写的不少中短篇小说的历史背景是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他的历史小说探讨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道德和权力的关系。作者认为历史上有权的人常常没有道德，常常是耍弄权术的人，比较流氓，而有道德的正派人往往没有权力。他的作品往往以这种正派人的死亡为结局。

迈耶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格奥尔格·耶纳奇》（Georg Jenatsch，1876），副标题是《一个古老的同盟者的故事》（Eine alte Bündnergeschichte），中心人物是三十年战争时期瑞士的一位历史人物耶纳奇。全书并不以一个故事、一个冲突贯串始终，而是由一件件、一桩桩故事串连而成，采取主人公回忆、书信、谈话、目击报道等形式。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写真正的历史人物，或为他写传记，正如作者在给出版者所写的信中所说，他的目的是通过这一历史人物表现“正义和权力、政治和道德之间的冲突”。小说分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正好是写主人公的三个变化阶段。在第一部中耶纳奇是一个年轻的新教牧师，是反天主教斗争中的首领。三十年战争开始时，西班牙人猛烈地进攻瑞士的格劳宾登州。耶纳奇充满爱国精神，号召人们保卫国家的独立。就这样，他成了支持西班牙利益的天主教派头头泼朗塔（Planta）男爵的死敌。后来泼朗塔进行密谋，使耶纳奇的妻子死于非命。在天主教派的压力下，耶纳奇及其新教同伙不得已逃亡他乡，西班牙人和奥地利人便占领了他的国家。但是耶纳奇最终还是施计杀死了泼朗塔，为妻子报了仇。可是他渐渐地认识到，单凭他的不屈意志以及对敌人的仇恨并不能使他的祖国得到解放，要解放还要依靠军事力量。于是他求救于法国公爵亨利希·冯·洛汉（Heinrich von Rohan）。这是一位为正义和忠诚的理想而奋斗的新教徒，是法国派来帮助瑞士的。耶纳奇成了公爵手下的一名上校。

第二、第三部写公爵签约保证格劳宾登州的自由和独立。耶纳奇满以为他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但当时法国宰相黎塞留不愿在条约上签字。于是耶纳奇与西班牙人搞了一个秘密联盟，把法国人赶走了，并且还准备皈依天主教。不久，西班牙人认为耶纳奇实力已经太大，这样不利于西班牙，便决心把他除掉。在一次假面舞会上，耶纳奇被泼朗塔的女儿杀死，小说即以耶纳奇被杀结束。

迈耶通过耶纳奇这一形象，批判了当时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如拿破仑三世、俾斯麦等）。作者认为政治与道德无法一致，政治充满了不道德。

凯勒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瑞士小说家，也是这一时期德语批判现实主义最杰出的代表。凯勒的思想继承了人道主义传统，他的创作则继承了歌德扎根现实、追求生活的传统。他的小说，特别是中短篇小说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因此凯勒被称为“中短篇小说的莎士比亚”。

凯勒出生于瑞士苏黎世一个工人家庭，五岁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小时读的是贫民子弟学校，14岁进入瑞士的州立技工学校。1834年夏，由于凯勒反对本校一个无能的教师，参加了一次反对该教师的类似游行的活动，被校方开除。这对15岁的凯勒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从此丧失了受系统教育的机会，不得不很早就考虑自己的职业和谋生手段。后来母亲送他去一个画家那里学画。最初他学的是风景画。22岁时凯勒去当时的艺术之城——慕尼黑学习绘画，一直到24岁。不久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学画的才能，便于1842年返回故里，改为从事文学创作。这些经历，凯勒后来都写入他的长篇小说《绿衣亨利》（Der grüne Heinrich）之中。1846年凯勒发表了他的诗作，并在瑞士认识了不少从德国流亡来的作家，如黑尔韦格、弗赖利格拉特，在思想上受到他们良好的影响。同年他开始写作自传色彩浓厚的长篇小说《绿衣亨利》。1848年年轻的诗人凯勒获得了瑞士的奖学金，前往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学习。他在那里听著名文学史家赫特纳（Hettner）的文学史和美学课，后来赫特纳与凯勒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赫特纳劝凯勒在《绿衣亨利》第二版时改用第一人称。在海德堡，对凯勒影响尤其深的是费尔巴哈关于宗教本质的课程。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思想对凯勒的世界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他放弃了彼岸世界的信念，并从此注视现世生活。这一世界观的变化也使他在艺术见解上摆脱了浪漫主义的影响，而把自己的艺术任务放在忠实地反映现实这一点上。1850～1855年，凯勒在柏林。这是他第一个创作丰收时期，他发表了他的《绿衣亨利》第一版，还写了一些中短篇。1855年他重返瑞士后，发现瑞士有了不少的变化。工业和交通大大地现代化了，同时看到人的财产占有欲也大大地“现代化”了。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罪恶的一面，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如何损害着人的心灵。回乡后，凯勒被选举为苏黎世州的秘书长，他一直担任这一公职到1876年。后来为了能全心全意地从事文学创作，他才辞去此职。自从有了固定的政府职务后，凯勒摆脱了长期的贫困生活。凯勒很乐意担任这一职务，认为政府职务能使他为同胞尽责，成为对同胞有用的人。任职期间，他起草公文、报告，并与其他州的政府交往，这些工作他都做得十分认真负责。但后来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堪公务的负担了，为了专事文学创作，便于1876年辞职。1890年凯勒病逝于苏黎世。凯勒虽有过恋爱的经历，但一生未婚。凯勒的创作除早年有些诗歌外，主要是小说。他的长篇小说有《绿衣亨利》（1855年发表第一个版本，1879～1880年发表第二个版本），《马丁·萨兰德》（Martin Salander，1886）。凯勒的创作成就还集中反映在他的中短篇小说里，主要有：（1）《塞尔特维拉的人们》（Die Leute von Seldwyla，1856年出版第一部分，共五个短篇，1874年出版第二部分，再加上五篇，计十篇）。这个集子中著名的有《三个正直的制梳匠》（Die drei gerechten Kammacher），《乡村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und Julie auf dem Dorfe），《人仗衣服马仗鞍》（Kleider machen Leute）等。（2）《苏黎世中篇小说集》（Züricher Novellen，1877），此集共有五个短篇，著名的有《七君子的小旗》（Das Fähnlein der sieben Aufrechten）。（3）《七个传说》（Sieben Legenden，1872）。

长篇《绿衣亨利》是凯勒的代表作。从1842年创作初稿到1880年第二版，前后历经37年。20多岁开始构思，30多岁出第一稿，将近60岁时完成第二版修改本。这样，凯勒便把他一生世界观的变化、对事物见解的变化以及个人的经历都注入这本著作里了。1842年写这部小说初稿时，凯勒还是个青年，世界观还不明确，生活经历也不充分，生活见解也不成熟，草稿有较多的浪漫色彩，情调既抒情又哀伤。40年代后期，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成熟，并在瑞士聚集了很多流亡的民主主义者，这些对凯勒都产生了积极影响。1848年后，瑞士成了统一的联邦国家，并有了自己的宪法。在这期间凯勒又在海德堡受到费尔巴哈与赫特纳的先进的思想影响。他在思想上业已明确：最大的欢乐存在于为人类的工作之中。凯勒还说过：无神论只会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一时期凯勒在哲学思想上、世界观上都起了积极的变化。凯勒在哲学上已经站在当时先进的唯物主义者的行列，在文学创作上则站在现实主义者的行列。他的许多先进的思想还记录在他的日记和通信里。就在发生这些积极的变化之后，他写下了《绿衣亨利》的第二稿本。同时代的不少作家在1848年革命后深受叔本华哲学影响，悲观失望，情调低沉，凯勒却与这些德国作家不同，他充满朝气，目光向前，可见他在当时确实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作家。

《绿衣亨利》全书共分四卷，它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入胜的情节，也缺乏曲折离奇的故事，只是通过一个人从小到大的过程，描写了一个人的孩提时代、求学时代一直到他的成熟时代。小说写了主人公的追求，以及他通过许多日常的经历，逐步了解到生活的意义，从而反映了作者自己的人生见解，所以这是一部典型的教育小说、成长小说。《绿农亨利》写的都是日常十分平淡无奇的事，也许连我们的经历都远比它富有戏剧性，小说甚至没有写到1848年的革命，但是这部小说决不因此是主人公干枯的生活流水账。作者有许多细致入微的观察，再用他那抒情的笔调向读者娓娓倾谈，使作品诗意盎然很富吸引力。文学史家常称凯勒的现实主义为“诗意现实主义”，这是因为凯勒所写的一切：大自然、村民生活、健康的农家姑娘、农村里的狂欢节等等，都极具诗情画意。小说写的是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的瑞士，但是我们看到，主人公的精神发展是植根在人民的生活之中，植根在许多普通的善良的人的环境影响之中，而不是植根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之中，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对主人公的发展只是处处起了阻害作用，因此这部小说并没有对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加以歌颂。不过，小说也没有对资本主义作尖锐的批判。

《绿衣亨利》采用第一人称，主人公亨利·雷（Heinrich Lee）从小长在农村，祖父是农民，父亲是石匠，后来由于自己发奋竟成了一名建筑师。亨利五岁时不幸丧父，此后在慈母的教育抚养下成长。母亲是农家妇女，对亨利充满了母爱。由于亨利经常穿由他父亲的绿色衣服改制的外衣，所以人们都称他为绿衣亨利。亨利在农村的生活气氛下，自幼对宗教和上帝十分虔诚。到了求学的年代，他进了平民子弟学校。作者细腻地描写了亨利第一次撒谎和偷窃妈妈的钱，以及他的后悔和内疚。亨利的母亲发现钱匣里少了钱并证实是亨利拿的，但没有打他骂他，而是让他自觉改正。她说：“为了防备你拿，就把钱锁起来，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还是像从前那样，把钥匙插在这里，看你是否自觉自愿地改过自新……”母亲良好的教育促使亨利健康成长。亨利的成长和成熟，除了客观环境对他的教育外，还要寻根于他经常的内省。他进小学后，经常目睹教师对学生体罚、挂牌子等人格侮辱的行为，表示出深深的不满。学校的宗教课程须死记硬背，那毫无生气的教义问答都成了亨利后来痛苦的回忆。14岁时亨利对学校的一位教师的无能表示不满，并对这位教师进行了一次恶作剧。不料亨利被误认为是这次恶作剧的为首分子而被学校开除。从此亨利失去了受系统教育的机会。回家后，他向母亲陈述了事实，母亲并不责备他，只是把他送到乡间外祖母和舅舅的家里。亨利怀着痛苦的心情控诉这种教育制度：“全能的国家已经把一个孤苦伶仃的寡妇的独生子拒绝于一切校门之外……把一个一点都不爱捣乱的儿童或者青年排斥在它的教育系统之外……不许一个儿童受普通教育，就等于斩断他的心灵的发展，斩断他的精神生活。”亨利在舅父那里先是学习绘画。舅父是一个普通农民，却对亨利有很好的指导。在那里，他认识了两个女子，一个是与他同年的当地小学教师的女儿安娜（Anna），另一个是他的远房堂姐尤蒂特（Judith）。前者是一个美丽文弱、具有女性温柔的女子，后者早年守寡，是一个健康乐观、朝气蓬勃、成熟而有胆识的女性。这两个女子对普通人亨利的成熟都起了良好的作用。长期的接触使亨利与安娜相恋，可是同村居住的尤蒂特对亨利也怀着大姐姐似的感情。

小说第二卷写亨利的青年时期，作者详细地描写他对安娜的初恋，以及他如何动摇于安娜和尤蒂特之间的矛盾心情。这时他已在农村就学于一个画家，并决心成为风景画家，希望以此作为日后的谋生职业。年仅16岁的亨利感叹地说道：“我独自和绿树在一起惯了，面对严肃冷酷的社会生活及其领导者，感觉自己异常孤单，没有抵抗力。”这一感叹是他对整个社会发出的。但尽管如此，亨利周围的人却时时给他带来温暖与人间的关怀，如母亲、安娜、尤蒂特、舅父、小学教师等等，特别是纯洁的爱情一直使他心灵高尚。他这样写道：“我觉得，和群狼一起乱叫，并没有使我受到毒害，这是由于安娜这颗吉星高照的缘故……她是宁静的光，天天晚上日落后，经常照亮我的被黑暗笼罩的心灵……”

第三卷写亨利一直待在家里，因为没有职业而无法养活自己。不久，他初恋的女子在乡间死于肺病，他的青年时代的爱情也随之结束。18岁时，亨利必须入伍，必须和同村的尤蒂特告别了。有一天，他在演兵场操练时，看见尤蒂特与大批移民队伍一起前往美洲，军官竟禁止他和尤蒂特话别。两年之后，亨利为了日后的生计，决定去慕尼黑学习绘画。可是他没有钱进大学，于是只得到处求教他人，准备自学成才。亨利因无其他专长只得靠糊旗杆糊口，最后他发现自己没有学画的才能，于是便决定打零工积些钱，准备返回瑞士。在步行回国途中，亨利受饥挨饿，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半路上他遇到了一个名叫迪德利希（Dietrich）的好心伯爵和他的养女窦绿苔（Dorothea）。伯爵收留他在自己家里住了半年。在这半年中，伯爵父女对亨利的世界观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伯爵父女是费尔巴哈的忠实信徒、无神论者，他们启发亨利，使他抛弃了宗教信念，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成了无神论者。亨利的精神危机直到在德国接受了唯物主义后才有了转机，这正说明：在当时的瑞士没有使亨利成熟的先进思想的土壤。费尔巴哈哲学使亨利最终解决了他在宗教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摇摆，使他最后投身于现实生活。他把宗教信念化为具体行动——投身于现实生活。至此他认识到，生活的意义是为别人造福，而不是去追求彼岸世界的“幸福”。费尔巴哈哲学促成了他世界观的转变，这一转变发生在亨利的青年时期，而青年时期所接受的东西往往对一生起最大的影响。费尔巴哈哲学对亨利起了精神上的解放作用和引导作用。

这位伯爵买下了亨利的许多画，并酬以重金，与此同时，亨利也悄悄地爱上了窦绿苔，只是他没有表白的勇气。这位女子与前面所述的两位不一样，她对亨利的成熟起了极大的影响。亨利自从结识伯爵父女后，坚定了他不当风景画家的决心。他认为风景画对人民没有直接的好处和直接的影响，他决定为集体做更有意义的工作。半年后亨利离开伯爵家，带着伯爵的酬金返回瑞士。他返家时，母亲已濒临死亡，在她死前她还留下了自我责备的文字，说不知是否正确地教育了她的孩子。亨利的母亲是一个劳动者的良母形象，有着赤诚的爱子之心。亨利所爱的窦绿苔，由于亨利羞于表达，以致她也默然，后来与一位富商结了婚。回国后，亨利看见祖国变化很大，工业进步，交通发达，内心十分欣喜。当时的瑞士已成了联邦国家，呈现出民主气氛，亨利终于在国家机关谋到了一个职务。远在美洲将近十年的尤蒂特听说亨利已返回瑞士，也返回家乡。她返乡后，给了亨利很多精神上的安慰，驱除了他心灵中的阴影，表示要永远和他在一起。尤蒂特这时已经30多岁，但容貌不减当年，亨利决定与她结婚，不料却遭到尤蒂特拒绝。她说，她不愿因家庭生活妨害他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并说她比他年长近十岁，他们可以成为精神上的好友。就这样，尤蒂特和亨利在一起度过了20年。后来尤蒂特帮助护理村上患传染病的儿童，不幸自己也染病而死。亨利虽孑然一人，但他在国家机关的任职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凯勒写《绿衣亨利》时认为：人只要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便是为祖国服务，便是生活意义之所在。凯勒当时认为个人和社会的矛盾是可以通过个人与社会的合作来解决的。1886年凯勒写《马丁·萨兰德》时才进一步看清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才认识到：通过个人与社会的合作是不能解决社会矛盾的。(www.xing528.com)

《绿衣亨利》是一部灵魂发展史，是一个多方面的人转向关心政治的人的发展史，是一部思想与生活目的的追求史。从情节上看，小说分为童年、青年、学画和返乡四个部分。从内容上看，亨利的精神发展经过爱情、艺术、哲学到脚踏实地做具体工作为集体谋利益的过程。从实质上分析，亨利的追求是从幻想世界到现实世界的过程，是从有神论到无神论的发展过程。在整个亨利的发展过程中，爱情一直使他内心纯洁高尚；艺术又使他明确，只有真实反映现实的艺术才对人民有益；费尔巴哈哲学帮助他认识人生的意义。亨利的成长受到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他的成长不是归功于国家的教育，而是要感谢普通的人民。

小说的结局与歌德的《迈斯特》有一致的地方，但亨利的境界没有迈斯特、更没有浮士德那样高。凯勒出色的地方是没有像歌德在《浮士德》中那样孤立地写主人公的精神发展，而是把亨利的成长放在健康的人民生活中来写。这样，凯勒几乎把亨利写成了“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尽管凯勒希望把瑞士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理想化，但凯勒在描写亨利的成长过程中，批判了妨害他发展的教育制度，认为这一制度摧残儿童、不负责任、专横，还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成了商品等现象。从主人公一直追求生活的意义这一角度来看，这部小说至今仍不失其教育作用，此外，小说对民主的肯定今天也还有启发作用。附带一提：这部小说已由既精通意大利语又精通德语的著名教授田德望先生译成中文。他在晚年还用了近20年时间从意大利文把但丁的《神曲》用散文体译为中文。田德望是我国首屈一指的《神曲》专家，他在意大利、德国留学期间专攻但丁的《神曲》。

《塞尔特维拉的人们》是凯勒出色的中短篇小说集。塞尔特维亚是凯勒虚构的瑞士某小城名，有如16世纪民间故事书《希尔德的市民们》中虚构的希尔德城一样。这一集子叙述了十个发生在这一小城的既可悲的又可笑的故事，描绘了宗法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并渗入农村的19世纪中叶瑞士人民生活的面面观。十个故事的共同历史背景是瑞士从行会生产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过渡时期，其中作者着意描写的是农民、中产阶级和手工业者。

《人仗衣服马仗鞍》是这十个故事中具有喜剧色彩的一个。文彩尔·斯特拉本斯基（Wenzel Strapinski）是塞尔特维亚一个失业的小裁缝。一天他在马路上闲逛，被过路的华贵马车上的马车夫请上马车，顺道去了塞尔特维亚附近的城市哥达赫。由于文彩尔有着浪漫而感伤的外表，尤其是他穿了一件外表华贵的长大衣，于是被人看做是一个有钱的波兰伯爵，受到了哥达赫旅店老板殷勤的接待，受到那些势利眼市民的款待。文彩尔面对这一误会没有勇气去解释，也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后来他在哥达赫悄悄爱上了一位当地行政顾问的女儿——耐特欣（Nettchen），也就对人们对他的误会心安理得地欣然接受了，还从人们对他的误会中捞到了好处。他的高贵的外表终于引起了耐特欣的好感，并把他看成是她梦中追求的白马王子，最后他们决定订婚。订婚所需的钱是文彩尔在哥达赫中彩票和赌钱赢来的。不料在订婚的庆宴上，碰巧来了一批从塞尔特维拉到哥达赫旅游的裁缝，其中有认识他的人。在宴会上，这批裁缝演出了一幕哑剧，说明裁缝的工作是何等重要。当文彩尔听到“人做衣服，衣服又使人神气”时，自知真正的身份已经被哥达赫人识破了，于是狼狈逃跑。新娘耐特欣赶快去寻找，终于在雪地里发现了小裁缝。她在了解真相后消除了她最初的愤怒，发现了小裁缝的无辜与善良，觉得他比哥达赫的庸俗市民高贵得多，便不顾父亲的反对及市民们的嘲笑，决意与他结婚。而文彩尔也用行动来证明耐特欣对他的信任是对的：他最后在塞尔特维拉（后来在哥达赫）成了一个体面的布店老板。耐特欣和文彩尔的关系在真相揭穿前是一种迷误，而真相揭穿后，两人的关系才成了真正的现实。耐特欣蔑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传统，她在知道文彩尔的真实身份之后才发现了他内在的美，此后的订婚才是真正的爱情，即他们真正的爱情其实产生于他们之间虚伪的关系揭去之后。作者嘲笑了哥达赫的市民并不懂人的真正价值，批判了“只重衣衫不重人”的社会现象。这种以误会为基础的小说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如豪夫的《年青的英国人》，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等，它们的情节都是一个人被人误会为高贵者，于是闹出不少笑话，但它们的主题思想并不一样，因此并不给人雷同的印象。

《乡村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塞尔特维拉的人们》中最好的作品，也是1840～1900年间德语文学中最优美的作品之一。这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故事，其情节在文学史上也屡见不鲜，正像作者自己在小说一开头写的：“讲起这个故事，假如它不是根据一件真实的事情，证明了以往的伟大作品所依据的情节个个都在人生中扎了多么深的根的话，那将是一个无聊的摹拟。”

小说叙述离塞尔特维拉不远的乡村里住着两家农民，从他们的财富与田产看，可以说是富农；一家叫曼茨（Manz），一家叫马蒂（Marti），两家的田地紧紧相连，但中间却有一块无主的荒田。这块荒田原本是一个破落的吹鼓手的财产，但是他的孙子——一位流浪的提琴手，没有足够的法律上的证据，因此他也无权继承这块田产。于是曼茨与马蒂在耕耘自己的土地时，都不断地蚕食这块无主荒地。后来宣布出卖这块荒地，售得的钱款暂由公家保管。经过两家激烈的竞争，最终由曼茨买下了这块土地。曼茨有了所有权后，要求马蒂把过去蚕食的土地归还。马蒂自然不同意，于是两家不顾一切地打起官司来了。最后双方都弄得倾家荡产，于是都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祸根，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事情也十分凑巧，像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在这彼此仇恨的家庭里，出了一对彼此相爱的青年男女。曼茨家的儿子萨利（Sali）和马蒂家的女儿芙兰欣（Vrenchen），在他们两家还不是仇敌时就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如今芙兰欣已18岁，出落得仪态非凡，萨利也少年英俊、仪表堂堂，可是家庭的仇恨一直是他们心灵上的阴影。一次，萨利与芙兰欣幽会竟被芙兰欣的父亲发觉，姑娘的父亲气得浑身发抖，就给了自己的女儿一巴掌。萨利看见自己的情人被打，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便抓起一块石头向老头子掷去，姑娘的父亲当场被打昏。不久，他病了一场，接着竟成了呆子。芙兰欣不得已把父亲送进了公费养老院。这时的芙兰欣既无母亲，又等于没了父亲，这给两人的关系更加上了一层刺激。他们衷心相爱，又深感两家的仇恨所造成的鸿沟使他们不可能结合。于是他们在某一天去邻村赶庙会，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天后双双投河自尽了。小说以这对情侣的惨死作为结局。作者以极细腻动人的笔触，花了很大的篇幅描写他们这尽兴欢聚的一天，从而使读者对这一对青年人的命运充满了同情。凯勒通过这一对恋人的悲剧命运描写了宗法制度瓦解、资本主义因素渗入农村后，农村资产者——富农对财富的贪欲和利己本性。两家富农不但牺牲了田产，还葬送了一对青年人的幸福。作者对这对青年恋人的纯洁爱情充分肯定与同情，谴责在这个只讲财富与金钱的社会里容不得这种纯洁的爱情，即使在农村里也充满了为财富而进行的残酷角逐。

正如小说一开头和结尾所指出的，小说有它的事实根据，而不是对莎氏著作的无聊摹拟。凯勒根据的是1847年9月3日苏黎世《星期五报》上发表的一则报道：莱比锡附近农村一对相爱的青年男女由于两家有世仇而不能结合，于是在痛痛快快玩到半夜一点后，在田野上互相用枪射击而死。这个中篇在凯勒生前便已成为他最为出色的作品。20世纪50年代此小说已由田德望译成中文。

《三个正直的制梳匠》的情节则近乎荒诞，有点像《希尔德的市民们》。它叙述三个从德国的萨克森、巴伐利亚和士瓦本来的青年到塞尔特维拉的一家制梳商店做工，三个人同样卖力地干活，为的是不让老板辞退。他们同样地节俭过日子，不饮酒，不抽烟，为的是积蓄钱财。他们也同样深明世故，处处小心，为的是不得罪人，也不让自己吃亏。他们怀着同样的一个目标：积攒钱财，一等商店倒闭便把商店盘过来，以便自己做东家，做一个真正的中产阶级。可是谁也不向另外两个人泄露自己的“天机”。作者对这三个“正直的”制梳匠是一点也不欣赏的，说他们“没有远大的眼光，也不注意当前的事物，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类，还不如说更像某些低级的有机体、奇异的小动物和植物的种子，偶然被空气和水带到某个地方，便在那儿繁殖起来”。三个人在店里都拼死地干活，目的是以此来挤掉另外两个对手。三个人又同时了解到：与他们同住一条街的一个姑娘有七百盾证券的财产。三个人竟同时向这位姑娘发动爱情攻势，以便通过结婚把这笔财产搞到手。正当三个人各做各的美梦时，老板却因挥霍过度而债台高筑，加上商品滞销，为节约开支，决定辞去两人，留用一名。可是三个人谁也不肯走，老板就出了一个拿他们开心的滑稽主意。他说：三个人在付清了工资后，于同日同时上路，朝城外走半小时路程后便在那里休息一下，然后三个人再同时朝他的店门奔跑，谁先抵达，他就留谁在店里。三个“正直”的制梳匠都财迷心窍，于是开始了这场名副其实的“田径赛”，惹得全城出来观看他们拼命奔跑的狼狈相。最后，三人中的两个只顾向前奔跑而没有发现已经抵达店门，仍一直朝前奔去，竟让那个在山坡上对姑娘发动“爱情攻势”的跑得慢的士瓦本人先到达店门。老板最后连店也盘给了他。

这一中篇是有象征意义的。它反映了19世纪中叶瑞士宗法制度瓦解和资本主义兴起时期，一些小手工业者努力向中产阶级“奔”去的情境。其中有的成了中产阶级，有的失败。这一现象实质上反映了小资产者的内部分化。其次，小说又忠实地反映了这一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化”，许多小手工业者思想也在“现代化”——只想发财致富，爬上中产者的地位。制梳匠的赛跑象征他们向发财致富的目标奔去，其间，个个显示出他们的可笑与狼狈相，全城的人都嘲笑他们。这一奔跑形象地表达了对钱财的追逐。在这篇小说中，甚至在《塞尔特维拉的人们》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中世纪式的小城气氛和风貌。

《苏黎世中篇小说集》包括五个中篇，它使凯勒在小说出版的次年获得了苏黎世荣誉公民的称号。集子中最主要的是《七君子的小旗》。故事发生在1849年的苏黎世。1848年瑞士通过了联邦宪法，许多小邦正式统一为联邦国家。凯勒在这个作品中给我们描绘了1849年瑞士的一幅生气勃勃的共和国图像，倾注了他对自己祖国无限的爱国感情。这七个所谓“君子”乃是彼此有几十年友情的老朋友。他们在1848年前动荡的年代里努力争取社会变革，他们的共同理想是反对封建贵族，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他们是真诚的爱国者。如今，尽管已经成立了民主联邦国家，可是他们仍每年聚会两次，重温旧谊。他们团结友爱，相互帮助，倾心而谈。这个团体既无名称又无章程，它的发言人是海迪格尔（Heidiger）。他是裁缝，也是七个人中最穷的一个。他们中间最富有的是原来的木匠弗莱曼（Freimann）。海迪格尔的儿子卡尔爱上了弗莱曼的女儿海米纳（Heimine）后，双方家长都表示反对，但双方反对的理由却不一样。海迪格尔反对儿子与富家女儿结婚，因为他认为：自己不与弗莱曼攀亲家，那么他在弗莱曼这个富有者面前是平等的。贫者与富者一旦结了婚，贫者之家往往为富者家庭看不起，这就会产生不平等。海迪格尔不希望富有者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渗透到他的家庭关系中来。他认为人一旦变得富有，思想常常起变化，待人接物也就变了，就会以“金钱”为中心，处理不好与亲戚的关系。他一直在富有者面前维护自己精神上的优越感和独立性。弗莱曼是个上升为中产阶级的原小资产者。他反对自己女儿与海迪格尔儿子结婚的理由是：卡尔是个机关里的穷文书，他希望自己的女婿是个做生意的，并希望有资金与他合伙经营房地产，因为他相信苏黎世将来要大大扩大，肯定可以通过造房子发财。他们两家都希望并同意让他们之间原有的政治关系（共同反对贵族专制，具有爱国主义）不要发展为经济关系，原有的朋友关系也不要发展为亲戚关系。于是弗莱曼为女儿找了个品质不好但却有钱的对象，可是女儿不爱这个人。卡尔与海米纳的婚事由于双方家长的反对而不能如愿。一天，苏黎世全城举行射击节以庆祝1848年瑞士宪法的颁布。人人兴高采烈，前去参加。这“七人团”手持一面小旗也去参加射击节。在这个隆重的大会上，七个人公推弗莱曼代表“七人团”发表祝词。可是弗莱曼的演说词内容却不切实际——还在谴责已经被打垮的耶稣会教士和贵族，而且演说词毫无文采。临场时，弗莱曼不知说什么好，正处在困境之中，在场的卡尔自告奋勇代表“七人团”，即兴发表了一通充满爱国激情的长篇演说，获得了极大成功。弗莱曼说，这正是他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这时，弗莱曼与海迪格尔才认识到自己已经落后于时代，新的一代已经在成长起来。射击节上卡尔还因为成绩优秀得了一只银杯。凡此一切促使海迪格尔与弗莱曼改变了当初的主意，认为应该改变过去的想法，让这一对青年人结婚，把他们曾经奋斗了一生的事业交给幸福的青年一代去继续完成。于是这一对青年人终于得到了双方家长的允许，幸福地结了婚。

这篇小说表明，凯勒已看到了新的阶级分化，在过去为了同一个目标斗争的人之间已经出现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凯勒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用热烈的爱国感情和对民主事业的热爱去统一人们的思想，并消除彼此的隔阂与不同看法。凯勒认为爱国和热爱民主可以使人团结一致，可以解决贫富矛盾。海迪格尔与弗莱曼便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同意了卡尔和海米纳的婚姻。因此小说中这对贫富悬殊的有情人的结合，意味着社会矛盾在共同的爱国和民主精神下得到了解决，而这一精神和思想的代表者便是卡尔。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是大鱼吃小鱼，向两极分化，因此，凯勒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矛盾解决办法，因此小说的后半部缺乏情节，人物满口说教，艺术上苍白无力。只凭卡尔的一席激情演说便使双方家长醒悟，这在思想上缺乏说服力，在艺术上也显得手段贫乏。可贵的是凯勒在欢迎新时代——统一后的瑞士的同时，已经看到了新的社会矛盾，并且通过海迪格尔之口对这一矛盾的发展趋势表示担忧。海迪格尔说：“总有一天，我们这个国家也会和别的国家一样，发生金钱大量集中的现象。”此外，作品随处反映出作者对金钱的憎恨，认为金钱只会败坏人的道德，使人与人的关系虚伪起来。

长篇小说《马丁·萨兰德》表明，凯勒对瑞士1848年后的民主制度已由开始时的欢欣鼓舞渐渐表现出失望的情绪。可惜这部长篇在艺术上并不太成功。

主人公马丁·萨兰德本是一个农村教师。他久居乡间，感到农村的闭塞落后，他要了解世界，于是到城里去做了商人。萨兰德靠一笔遗产与妻子的钱，成了一家编织工厂的股东，并从事草编商品买卖，感到一种职业的自由。然而这个信任别人的马丁·萨兰德投身于工商界不久便发现，城市里以及他周围的许多人和事使他很不痛快。他学生时代的朋友路易斯·伏尔万特（Wohlwend）做投机买卖，萨兰德为他作保，但伏尔万特却背弃了他，使萨兰德损失了大笔财产。为了重振家业和积累资本，他不得不流亡巴西。他经历了七年浪迹天涯的流浪生活，终于又重返故里。由于骗子手伏尔万特的阴谋，他在银行保存的大多数证券变成了废纸，他第二次破了产。他必须再度去南美洲积攒财富，因为他看到，在这个社会里要使自己立足，必须要有一定的财富。三年后他又回到家乡，并以富有的市民身份参加了瑞士共和国的公众生活。他开了一家店铺，同时，在政治上他已成了一个积极的民主主义者。萨兰德的一对女儿——奈蒂和赛蒂（Netti，Setti）已经成年，并与园艺师魏特利希（Weidelich）的一对双胞胎儿子有暧昧关系，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婚姻关系，使萨兰德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协助他们。这对双胞胎各怀鬼胎，积极投身政治生活，企图通过政治手段往上爬。萨兰德完全被这对兄弟骗了。这对兄弟后来成了公证人。萨兰德这个轻信的人不顾妻子的反对，同意女儿和他们订婚，双胞胎终于依靠萨兰德的帮助混进大参议会。马丁·萨兰德一直梦想着对青年一代进行免费教育的计划，企图用教育来清除那些已经在社会上日趋明显的腐化现象。他愈益沉湎于这一梦想之中。可是萨兰德也发觉，他要革除社会弊端的幻想永远不能实现。他每天在报纸上读到的是越来越多的欺骗行径，腐化了的道德，追求利润和金钱，寡廉鲜耻的投机……他惊讶地目睹着他曾经赞美过的民主理想在日益没落、消逝，成为幻想。作者把理想寄托在萨兰德的儿子阿诺尔特·萨兰德身上，他正在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学习法律与历史，研究政治问题。

小说描写了两个家庭的历史，即萨兰德一家与魏特利希一家。萨兰德依然保持着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特性，还是民主主义者，可是他却处处受骗、上当、碰壁。面对这样的没落趋势，他只能徒然叹气而已。而惯于吹牛、看风使舵、投机欺骗、把参与政治当做敲门砖的投机家却平步青云，有势有权。不讲信义和道德、恩将仇报的人（伏尔万特）心安理得，生活顺利。正派老实的人却一再破产。通过这样的对比，凯勒抨击了19世纪80年代瑞士的资本主义社会。作者原打算再写一部《阿诺尔特·萨兰德》，主题是写能干的阿诺尔特最终想出办法来改变社会的败坏现象，但凯勒没有写成续篇便与世长辞了。即使凯勒活下去这一计划也是完不成的，因为瑞士的资本主义发展没有典型性。萨兰德经过亲身经历，投身商界，才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坏人得势、好人受骗的社会。他接触了许多口蜜腹剑的人（伏尔万特、魏特利希一家）才认识到：只有他们这样的人在社会里才像鱼儿得水般自在。总之，萨兰德为认识这个社会付出了“学费”。

这部小说写的理想形象马丁和阿诺尔特比较苍白，所写的反面形象却比较有生气。小说的结构散漫，还不时插入对当时时事问题的评论。凯勒想写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面貌，可惜没有成功。这部小说对研究凯勒的创作道路和思想发展是极有价值的。

凯勒一生的创作反映了凯勒对民主制度由歌颂、理想化到逐步失望的过程。他的小说的主题常是教育人要在各种工作中为祖国服务，并从而成为一个正直的对国家有用的公民，所以他的小说富于教育色彩。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他不像许多作家那样（音乐史上如瓦格纳）逃避到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中去。他不但未受叔本华的影响，反而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成了无神论者，这在当时是十分进步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凯勒的创作远远高出于同时代的许多德语作家，如拉贝、施托姆、戈特赫尔夫、施蒂弗特等。作为自由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他相信社会会逐步进步。过去有的文学家把凯勒的作品列入所谓乡土文学，这实在是曲解了凯勒作品中渗透着的对祖国的热爱。凯勒的作品流露出对瑞士山川、人民、人民生活、节日、故乡……有着无限的亲切感，这也是他要让他的亨利返回瑞士故乡的原因。凯勒的作品有着可贵的爱国精神，这种爱国精神决非狭隘的地方乡土观念。瑞士人民非常尊敬这位爱国作家，在苏黎世湖畔有他美丽的巨大白色雕像，市区有他的故居博物馆。

奥地利小说家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1805～1868）与凯勒生活在同一时期。施蒂弗特的父亲是织亚麻的工人兼商贩。他在大学里攻读的是法律、数学和自然科学。为了养活自己，他在维也纳的贵族家庭任家庭教师。施蒂弗特在大学时代便开始了文学生涯。他还是一个业余画家，即使成了名作家后，他仍继续从事绘画。他的画作至今仍挂在维也纳的博物馆里。施蒂弗特患癌症三年，备受疾病折磨而死。

施蒂弗特的创作主要是中短篇小说。他的《习作》（Studien）包括13个中短篇，《我曾祖父的皮包》（Die Mappe meines Urgroßvaters，1841）是其中的最佳之作。

施蒂弗特虽主要写中短篇，但在文学史上却以他的长篇《晚年的爱情》（Der Nachsommer，1857）闻名。它可以说是一部教育小说。施蒂弗特在文学史上以描写自然景色、田园风光见长——描写森林、草原、沙漠、大海、黄昏、夕阳……是他的特长。在语言上，他的后期之作比前期质朴。像同时代的瑞士作家戈特赫尔夫一样，施蒂弗特也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学说”而不是当做“艺术”来对待。这说明施蒂弗特很重视自己的作品的教育作用。

作者自称《晚年的爱情》是一个中篇，其实是个长篇。小说继承了德国教育小说的传统。主人公亨利希·德兰多夫（Heinrich Drendorf）是维也纳富商的儿子，他的家财完全可以让他不必去学什么技术，而依赖家产过活。亨利希却接受了家庭教师的启迪，决心学习一门自然科学。他自己做了一些实验后，选定地质学作为他的研究学科，并决心用自学方式进行他的地质研究，为此他经常穿行于山间。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他收集了山区的各种地质标本。一次，他在漫游阿尔卑斯山时遇到了暴风雨，不得不躲到李沙赫（Risach）男爵的田庄避雨。后来男爵竟因此与他成了朋友，并挽留他在他家居住。亨利希在男爵家看见男爵精心经营着这个小世界，男爵把这一切都安排得既合理又有艺术。与李沙赫的相识对亨利希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他在李沙赫家继续地质科学的研究，同时又对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亨利希是个一学就会的人，不久他就进入了艺术的大门。在男爵家，亨利希又认识了在男爵家做客的男爵的女友玛蒂尔德·塔罗娜（Mathilde Tarona）和她的女儿娜塔丽（Natalie）。亨利希与这母女二人也成了知交。长久的接触使亨利希对娜塔丽产生了感情，最后他俩决定结婚。在结婚的前夕，李沙赫向亨利希讲述了他与玛蒂尔德·塔罗娜的关系：李沙赫在大学时代曾作过塔罗娜家的家庭教师，当时玛蒂尔德还十分年轻，两人之间产生了强烈的爱情。但由于玛蒂尔德过于年轻，因此还不能结婚。不久，李沙赫离开了塔罗娜家，玛蒂尔德也与别人结了婚。20年之后，玛蒂尔德守了寡，又重新与李沙赫有了来往。但是，他们虽生活在相隔不远的田庄，也经常见面，却没有结婚，彼此间都怀着“晚年的爱情”，这种爱情又使他们彼此亲近了。

默里克（Eduard Mörike，1809～1875）放在这一节介绍可能是不太合适的，可是放在浪漫主义一节里也不合适。由于他创作的时代已在浪漫主义时期之后，所以只能插在这一节里作一简介。

默里克是一个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家，主要写抒情诗，也写过几部小说。他的小说在浪漫主义色彩中央杂着现实主义的因素。创作上他既受歌德又受E·T·A·霍夫曼的影响，从浪漫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这一过渡时期的不同文学思潮都对他的创作起过作用。《画家诺尔顿》（Maler Nolten）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就像有的文学批评家所说的，这部小说是心理小说，又是神秘小说。画家诺尔顿本来爱上了养父母的女儿阿格纳丝（Agnes），但诺尔顿误以为阿格纳丝不忠，随后便爱上了一个名叫康斯坦茨·冯·阿尔蒙特（Konstanze von Armond）的伯爵夫人。可是诺尔顿的好友拉肯斯（Larkens）却冒充诺尔顿的名字继续与阿格纳丝通信，还有意把“阿尔顿”给阿格纳丝的信传递给康斯坦茨，企图以此来破坏诺尔顿和康斯坦茨的关系。康斯坦茨见到这封信后便与诺尔顿疏远了。正在此时，阿道尔夫公爵向康斯坦茨求婚。

拉肯斯后来因在现实生活中碰壁而自杀。诺尔顿在与康斯坦茨分手后，又与阿格纳丝言归于好，并搬到拉肯斯的好友的田庄上居住。在田庄里，诺尔顿向阿格纳丝承认：过去是拉肯斯冒充他的名字与她通信的。诺尔顿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他现在已真心爱她了。但阿格纳丝知道这一真情后，精神恍惚，觉得人与人的关系真是一个揭不开的谜，便失望地自杀了。诺尔顿遭此精神打击，不久也忧伤而死。而康斯坦茨在得知这一连串的死亡消息后，几个月后也死去。这样，小说的主要人物都先后死去。这根本谈不上是一部教育小说，情节的中心便是对死亡的一种病态感情。小说中，人物死亡时总出现一个吉卜赛女郎，而这个吉卜赛女郎又早对诺尔顿钟情，这一情节增加了小说的神秘色彩。最后，小说点明，这个女郎是诺尔顿的叔父与一个吉卜赛女子的私生子。吉卜赛女郎在诺尔顿死前也神秘地死去。作者通过这些“死亡”给我们描绘了生活的阴森可怖和神秘莫测，这也许是作者在曲折地表达他对现实的失望和对环境的厌恶。小说的结构散漫，情节发展也常超乎自然，不时出现“突然”变故。就此而言，可以说作者受了浪漫主义文学的一定影响。这部小说写于作者的青年时代，晚年他作了修改，最后由他的女友尤丽乌斯·克莱勃尔完成。

默里克最好的散文作品，至今仍不失其阅读价值的是他的中篇《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旅途上》（Mozart auf der Reise nach Prag，1855）。这部小说依据的是1848年出版的一本莫扎特的传记，当然加上了作者的想象。

莫扎特一生去过两次布拉格。第一次是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在布拉格演出，莫扎特应邀前去亲自指挥他的作品演出并大获成功。布拉格人对他的作品的理解与欢迎使莫扎特十分高兴。回维也纳后，莫扎特又欣然接受为《唐璜》谱写歌剧。莫扎特立即开始作曲。为了在心情比较愉快的环境中创作，他又第二次前往他所喜爱的城市布拉格。小说描写的便是他的第二次布拉格之行，叙述莫扎特偕其妻康斯坦茨从维也纳去布拉格途中一天里发生的事情。他们在途中一家旅馆里耽搁了一天。在吃午饭前，莫扎特在旅馆附近散了一会儿步，附近正好有一座某伯爵的私人花园。花园里有一棵小橙树吸引了莫扎特的注意，这棵树使他想起了他在意大利的日子，于是他便进入花园，沉思地、心不在焉地摘下了树上的一只小橙子。不料这棵橙子树却来自法国路易十四的宫殿，所以伯爵非常钟爱，正准备把这棵树送给他的侄女作订婚礼物，订婚的庆宴恰好在这天举行。由于这一“摘橙子”的过失，莫扎特与伯爵全家认识了。当伯爵知道这个私摘橙子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莫扎特时欣喜万分，早就把责备忘得一干二净了。伯爵随即邀莫扎特夫妇去做客。伯爵一家本是莫扎特的崇拜者，他们全为莫扎特的活泼的性格、敏捷的乐思和音乐的天才所倾倒。音乐大师遂向这个贵族圈子里的人讲述他目前正在写歌剧《唐璜》，并随手在钢琴上向在座者演奏了一段新作。他的演奏顿时产生了迷人的感染力。这时，伯爵的侄女突然意识到这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也许活不长了，因为他把他的才华像火一样过早地燃烧尽了！

这篇小说呈现给读者的是莫扎特性格的两个方面：一面是他快活乐天的性格，像他的许多作品所表露的那样；另一面，我们又看到莫扎特预感到自己寿命不长、创作将要枯竭的悲伤沉郁的内心活动。他的天才、他的创作和生命力像一口猛烈喷射的油井。作者把莫扎特性格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了。从这篇小说分析，默里克并不理解《费加罗的婚礼》的倾向，也不理解《魔笛》的人道精神，作者只是写出了他对莫扎特音乐的热爱。由于这部小说文字优美及多变的叙述风格（故事有时由作者叙述，有时又由人物自己叙述），使它成为默里克的代表作，成为德国艺术家的优秀传记文学作品之一。

默里克在德语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于他的抒情诗。他的诗歌风格自然，朴实无华，情感真挚，有如民歌。但他的诗歌内容常局限于描写四季、春光、夜色、爱情等方面。请读他的短诗《就是他》（Er ist's）：

Frühling läßt sein blaues Band
Wieder flattern durch die Lüfte.
Süße，wohlbekannte Düfte
Streifen ahnungsvoll das Land.
Veilchen träumen schon，
Wollen balde kommen——
Horch，von fern ein leiser Harfenton！
Frühling，ja du bist's！
Dich habe ich vernommen！

春光把蓝色的带子
重新在空中飘起，
甘美亲昵的香气
先兆般拂过大地。
紫罗兰已经梦到，
不久就要来临——
听，远处有轻微的琴声！
春天，果然是你！
我已听到你的声音！

短短九行，写出了一个人对冬将去、春将临的喜悦，以及对春天、对生命的渴望。最突出的是作者把春天拟人化，读来倍感亲切，使这首小诗更富有感情。诗的韵脚十分自然，毫无雕琢之感。确如威廉·拉贝所说，默里克是个“古老的大梦幻家”，他确实是当时与世隔离不问政治的作家。

1848年后，有批判现实主义倾向的主要小说家有施托姆和拉贝。19世纪下半叶真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并为20世纪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先导的则是冯塔纳。除了这三位作家外，当时还有人们十分欢迎的消遣文学作家，其主要代表是舍费尔（Josef Victor von Scheffel，1826～1886）和卡尔·迈（Karl May，1842～1912）。此外，这期间还有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保尔·海泽（Paul Heyse，1830～1914），著名方言作家罗伊特（Fritz Reuter，1810～1874），小说家奥托·路德维希（Otto Ludwig，1813～1865）和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1816～1895）等。

舍费尔有两部作品很有名，一部是诗体小说《赛金根的号手》（Der Trompeter von Säckingen，1854）。此书在19世纪下叶出版后便再版250次，可见受欢迎的程度。另一部是他的长篇小说《艾克哈特》（Ekkehard，1855）。前者叙述一个城堡号手对赛金根男爵女儿的爱情故事。尽管阶级差距悬殊，但是这对情侣还是如愿以偿，结局美满。这部爱情小说虽拥有大量读者，但在文学史上并无地位。《艾克哈特》是一部取材于10世纪德国历史的小说。小说叙述瑞士圣伽伦修士艾克哈特和士瓦本某女伯爵之恋。一次，女伯爵在修道院里认识了年轻修士艾克哈特，并邀请他去她的城堡作教师（目的是要使他成为她的秘密的恋人）。艾克哈特也以“下人”的身份爱着他的女主人，但又不想违背他的誓言。于是他在诱惑与道德之间不断徘徊而不能作出抉择。最后他失去了求爱的良机，长久的期待惹起了女伯爵的恼怒。一天，当他终于鼓起勇气，在城堡的小礼拜堂里把她拉到自己的怀里，不料女伯爵愤然将他推开，并准备给他严厉的惩罚。经过一个女仆的帮助，他才逃出了城堡，躲避到一个山洞里，并在那里用拉丁文写下了一首诗，诗名《瓦尔塔利之歌》。他把这首诗写在羊皮纸上，并绕到一支箭上射给了城堡里的女伯爵，还写上了使徒雅各的格言：“经历了考验的男人是幸福的。”女伯爵读后潸然泪下，因为她永远也见不到艾克哈特了。艾克哈特后来在一位萨克森公爵那里供职，而女伯爵也始终没有结婚。这本感伤的爱情小说一直到1930年仍很受欢迎，一度被一些人视为德国文学的光辉成就。

“消遣文学”是歌德时代之后才出现的。这主要是教育开始普及，而一般市民又看不懂高水平的作品，便喜欢以消遣性作品自娱，于是，这类文学便应运而生。消遣文学主要是小说，尤多女作家为妇女写这种小说。19世纪消遣文学的主要女作家是约恩（Friedericke Christiane Henriete John，1825～1880），她的笔名叫玛丽特（E.Marlitt）。她的声名在当时远远地超出了国界，她的作品几乎译成各种重要语言。另一位重要的消遣文学代表是卡尔·迈，他的作品很受人喜爱，甚至至今还在改编成广播剧。卡尔·迈曾因生活贫困偷盗，被判刑七年多。他一生写了许多冒险小说、幻想小说、异国风光的见闻小说，尤多写北美洲印第安人的故事。到1955年为止，他的作品共计发行了1 200万册，译成几十种外语，甚至译成盲文，连德国的小朋友也读他的小说，可见他作品的通俗性和有吸引力。卡尔·迈过去在文学史上几乎不被一提，如今在文学多元化的时代，卡尔·迈也成了文学研究和大学德语专业的讲课内容。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保尔·海泽（1910年获奖）是教授的儿子，主要写中短篇小说，他以薄伽丘为楷模，小说题材多取自意大利的历史。海泽是多产作家，1855～1905年间，共写了23卷中短篇小说集。此外，他还是意大利文学与西班牙文学的著名德译者。海泽的作品避免写社会矛盾和生活的阴暗面，而追求异国情调和形式美。这迎合了1848年革命失败后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欣赏趣味。但他的作品有时也写粗犷的自然，讥讽市侩对艺术的无知，并描绘健康的人间的感官享乐，这些也触犯了当时的传统见解，因此被视为对时代的批评。当然，这样的评价似嫌过高。海泽作品的总倾向是避免写生活中窒息人的气氛，他常把现实加以诗化，不写生活中的丑。就此而言，他离批判现实主义还有相当的距离。海泽虽创作甚丰，并且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他的名声即使在德国也并不像其他德国文豪那样响亮。

奥托·路德维希以他的戏剧理论和莎士比亚研究著称于文学史。他自幼爱好音乐，一度从学于著名音乐家孟德尔逊。创作上，他既写小说也写戏剧。路德维希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他像赫勃尔一样，落后窒息的德国不能使他的作品有突出的成就。路德维希在政治上的保守及德国的封建分裂造成了他与世隔离的态度；主观与客观的限制使他的才华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他的代表作是戏剧《世袭森林管理员》（Der Erbförster，1850年首演）。这个五幕悲剧首场演出的成功使路德维希一举成名。这一剧本被文学史家赫特纳誉为最好的命运悲剧。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上半叶。森林管理员乌利希（Urlich）的女儿玛丽和厂主兼地主史坦因（Stein）的儿子罗伯特订婚了。这两家未来的亲家却因故激烈地争吵了起来。争吵的原因是：史坦因要砍伐一片树林，乌利希坚持不让砍伐，因为砍伐对培育森林不利。前者性急，后者固执，争执激烈。后来史坦因买下了乌利希管理的这片森林，于是一个身为主人，一个成了下属。既然已成了主人，史坦因便下令砍伐，并解雇乌利希，聘请酒鬼高特弗利特（Gottfried）替代了他。这个职位原为乌利希家世代相传，所以乌利希有世袭森林管理员的称号。史坦因冷酷地解雇他后，乌利希便派儿子去城里法官处告状。法官说：乌利希从道德角度讲是有理的，但从法律角度讲史坦因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因此史坦因也是有理的，法官从法律角度判案，只能承认史坦因有理。一个偷猎者本与高特弗利特有仇，他从乌利希的次子安德列斯那里偷了一把枪，在林中用这把枪打死了高特弗利特。事后又把这支枪丢在尸体旁。这一暗杀行为恰好被史坦因的儿子罗伯特目睹。原来伤心的罗伯特来林中是与乌利希的女儿——他的未婚妻玛丽偷偷约会的。罗伯特当即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杀了凶手。可是乌利希在家中却听到了误传的消息，说他的次子安德列斯在林中被人杀害，因此立即赶到林中。乌利希在林中只见罗伯特一人，便向他瞄准。在林中与罗伯特秘密约会的玛丽见状，便奔上前去掩护自己的未婚夫，这样不幸的子弹便击中了乌利希自己的女儿。乌利希见自己误杀了亲生女儿，成了凶手，悲痛欲绝，也在林中拔枪自尽。在自杀前他领悟到了一个“真理”：他固执地坚持正义，坚持自己有理，但这样做最终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幸与灾难。这一剧本写于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路德维希从保守的立场出发，试图以这一剧本警告人们：不要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正义感去反对有权的封建统治，否则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幸和灾难，可见剧本的保守性很明显。它在政治上是1848年革命失败的回响，体现了德国市民阶级的守旧性。作者认为：不顾一切地坚持正确的东西乃是一种悲剧性的错误。剧本主角乌利希的性格刻画是成功的。剧本以森林为背景，这给全剧制造了特定的悲剧气氛。主人公乌利希如同克莱斯特笔下的戈赫斯一样；他在家庭中的权威，对子女的态度，他的性格与作风，却又像赫勃尔笔下《玛丽亚·玛格达莱娜》中的木匠安东。整个剧本从思想到构思，路德维希都受了《玛格达莱娜》的影响。

路德维希的主要小说是《天地之间》（Zwischen Himmel und Erde，1856）。这是一部悲剧性的爱情小说，情调有如施托姆的《茵梦湖》。瓦匠兄弟——哥哥为人正直、诚实，弟弟狡猾阴险，但外表和善。两兄弟都爱着同一个女子。弟弟利用哥哥外出的机会，运用诡计使那女子与自己结了婚。哥哥回来后，尽管他一向光明磊落，可是弟弟却一直疑神疑鬼，生怕自己的妻子与哥哥往来，顿萌杀兄之念。一天，弟弟在为教堂塔顶盖瓦时，由于塔顶甚高，似在天地之间（书名来历），便企图让自己的兄长在盖瓦时失足摔下去。不料他设计的陷阱却为他自己做了安排，反而是自己摔死在塔下。这样哥哥似乎可以和这个女子美满结合了。但哥哥不愿这样做，他们像兄妹一样生活下去。这便是小说的全部情节。小说生动具体，现实主义地描绘了小生产者、小手工业者的思想和生活，描绘了当时的小城景象。作品典型地刻画了弟弟的市侩作风、鼠目寸光和毫无远见，他关心的无非是个人眼前鼻下的琐细利益。这样的小市民性格在当时的社会里是典型的。在艺术上，作者出色地描写了弟弟的心理活动，他如何一步步起了杀兄之心的内心活动写得细致而生动，在这方面可以说为后来的自然主义心理描写开了先河。

用北德方言写作的小说家罗伊特是梅克伦堡人。他是一个小城市长的儿子，大学时代便与进步学生往来。这些学生要求一个统一的自由的德国，罗伊特因与这些进步学生往来而被捕，罪名是企图推翻皇室统治，参与“叛国”，竟被判死刑，后改判徒刑30年。在监禁期间，他受尽苦楚。1840年国王弗里德利希·威廉三世逝世，他大赦获释。监狱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坚定了他的反封建立场，正如他自己在传记体著作《我的监狱生活》（Ut mine Festungstid，1862）中说的：“当我们被抓起来关在监牢里时，我们都不是民主主义者。等我们出狱时，我们大家都是了。”牢狱使他的肉体受折磨，却使他的精神更坚强了。他出狱后开始写作。劳埃特的作品控诉容克地主与当时的封建政治制度，为农民说话，为农民争权利，成了有民主思想的优秀作品。他的妻子生怕他会因写作再度入狱，不让他拿作品去发表，因此，他的小说断片《哈肯斯泰茨和他的农奴》（Herr von Hakensterz und seine Leibeignen）于1947年才在前民主德国出版。

1857年他发表了民主色彩很强烈的诗体小说《无处为家》（Kein Hüsung）。这本书是作者献给著名诗人恩斯特·莫里兹·阿尔恩特的。作者长期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因此他了解农民的苦难，自身的遭遇又使他痛恨封建专制，这些成了他作品中民主性精华的思想基础。关于《无处为家》，他自己在给友人的信中有过这样一段自白：“这本书是我用我心中的血为受苦受难的人类写成的；我把这本书看做是我最好的作品。”

小说的情节发生在罗伊特的故乡梅克伦堡，这里是农民的地狱，地主的天堂。1848年的革命虽给地主以打击，但革命失败后，地主又抖起了昔日的威风。1852年政府颁布了鞭笞法令，即地主可以因任何一点细故而鞭打农奴。这一法令促使罗伊特为保卫农奴的人权而斗争。小说的主人公是农奴约翰，他爱上了女仆玛丽亚，并且决定与她结婚。可是农奴结婚事前要得到主人的允许。如果主人不给他一间住房，他也就没有成家的可能。主人得知约翰要与玛丽亚结婚便断然拒绝。原来玛丽亚拒绝过地主的非礼要求，地主早就怀恨在心，因而乘机加以报复。一次，地主借细故动用鞭打权，用鞭子把约翰打得浑身鲜血直流。约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用粪叉将地主刺死。约翰无法安身了，便逃亡他乡。后来玛丽亚生了孩子，但她一直不知约翰的下落，忧心如焚，长期的精神刺激使她发了疯，死在湖中。多年后，约翰返回家乡，为的是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自由的地方去。小说最后以约翰“要自由！”的怒吼结束。但那自由的地方在哪儿呢？作者也无法回答。这部小说形象地描写了农奴的奴隶生活和地主的享乐生活。约翰的遭遇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不是个别的。作者在给出版者的信中写道：“约翰不再是一个个人，而是全阶级的代表。”

此外，罗伊特还著有长篇《我的农民生活》（Ut mine Stromtid，1862～1864）。总的说来，罗伊特的创作在内容上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想上是民主主义的。

稍后的弗赖塔格则不然。他出生于西里西亚，曾在布雷斯劳做过一阵私人教师，后来从事新闻记者工作。他著有小说《失去的手稿》（Die verlorene Handschrift，1864）和历史小说《祖先》（Die Ahnen，1872～1880），代表作则是描写德国商业资本兴起的长篇小说《责任和权利》（Soll und Haben，1855）。小说叙述孤儿安东·伏尔法特（Wohlfahrt）在父亲去世后，前去布雷斯劳大商人的商号里当学徒。在那里他以他的勤恳、正派、谦逊、谨慎得到了老板、老板的妹妹以及同事们的尊敬。安东因为公务还结识了贵族男爵。这位男爵不懂经商之道，也缺乏干练和才能，因此经商失败，他的大部分财产落入了高利贷者艾伦塔尔手中。之后男爵用余下的钱财在波兰购置地产，男爵和他的女儿极力说服安东做他们的顾问。于是安东全心全意为男爵服务。作者描写了1848年的革命以及德国人如何与“愚昧的”波兰人斗争。安东虽全力以赴，但高傲的贵族之家并不懂得他的“忠心”，他只得重返老主人布雷斯劳的大商人家，安东终于赢得了大商人妹妹的爱情，并且成了商号的股东老板。

小说描写了三个阶层的人，即正直的大商人、天良丧尽的高利贷者和毫无本事的贵族。作者完全肯定中产阶级及其发家，美化了它。安东是作者心目中的正面人物，他终于通过“吃辛吃苦”由一个孤儿爬上了股东老板的地位，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小说否定犹太人的“不道德”经营，并且认为贵族也是废物，最值得肯定的是“勤勤恳恳”做生意、“合情合理”赚钞票的中产阶级。可见弗赖塔格是当时中产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言人。

弗赖塔格在当时享有盛名。这部作品也很受欢迎。其原因也许是这一长篇适应了当时中产阶级发展的需要。它实质上描写了小私有者如何变成资本家的发财过程。作者把一个市侩写成了好汉并大力美化颂扬。弗赖塔格在小说之前便开宗明义，说要在作品中寻找一个在自己的工作中表现出干练与能力的德国人。作品表明，这种干练与能力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追逐利润的能力；这与市民阶级上升时期的歌德主张在实践中追求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理想相去何其遥远！由于时代的不同，观察社会的立场不同，必然会产生代表不同阶层利益、反映不同阶层意识的作品。

施托姆（Theodor Storm，1817～1888），生于德国北部接近丹麦的胡苏姆。可是施托姆生时，胡苏姆及它所属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尚在丹麦管辖之下。1852年以前施托姆在故乡担任律师职务。由于施托姆反对丹麦的统治，主张德国人自己治理，所以他在故乡没法再待下去，只得流亡到波茨坦。1864年德丹战争爆发，同年丹麦战败，石勒苏益格被普鲁士占领，施托姆这才重返故里，并在胡苏姆担任公职。

施托姆主要写中短篇小说，共计写了50多篇，他同时也是一位抒情诗人。他的作品，尤其是早年的作品，避免写重大的社会题材，施托姆的现实主义倾向更多地反映在他的后期创作中。施托姆受浪漫主义作家的影响较深，所以浪漫主义的抒情性成了他的创作特征之一。他的文学活动开始于和两位朋友共同搜集家乡的民歌。1843年施托姆与他们共同出版了民歌集《三个朋友的歌集》（Liederbuch dreier Freunde）。施托姆的第一部中篇，也是他的成名作，便是在五四时代就译成了汉语的《茵梦湖》（Immensee，1850）。小说叙述的是一段不幸的爱情故事，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和倒叙手法，用倒叙把主人公的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倒叙的内容构成了作品的主要情节，但小说开头与结尾却是“现在”，它们构成了“过去”的框形。这种“框形结构”也是施托姆十分爱用的手法，目的是进行“今昔对比”，制造感情上的惆怅、眷恋、痛苦和感伤。小说主人公莱茵哈德（Rheinhard）暮年孤单寂寞，一天，他触景生情地回忆了少年时跟美丽的伊丽莎白（Elesabeth）甜蜜的爱情。莱茵哈德一直在乡间生活，后来要到外地求学，不得不与伊丽莎白分离。这期间，软弱的伊丽莎白屈从于母亲之命，与莱茵哈德少年时代的同学艾利希（Erlich）结了婚。伊丽莎白婚后没有幸福。她常想念着莱茵哈德，经常独自孤单地唱着一首诗来安慰自己痛苦的心，表露女主人公对外在压力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感情。这首诗可说概括了小说的情节：

Meine Mutter hat's gewollt
Den anderen ich nehmen sollt'，
Was ich zuvor besessen，
Mein Herz sollt'es vergessen.
Das hat es nicht gewollt.

我的母亲啊
要我嫁给别家人，
要我的心儿啊
忘掉我的心上人。
不由我啊暗伤心！

这篇小说用意在于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提倡恋爱婚姻自由，这正是小说在五四时代便受当时中国青年欢迎的原因。作者通过这位热情少女的悲伤与男主人公在孤独的晚年对往昔爱情的甜蜜回忆表达了这一主题。小说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因此，这部小说只是对社会、环境、封建意识作了十分软弱的抗议。无论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茵梦湖》都具有施托姆早期作品的典型特色。从对大自然的诗情画意的描写中，衬托出人物淡淡的哀伤、痛苦的“放弃”和内心的孤单。

《茵梦湖》使施托姆一举成名，奠定了他的小说家地位。作品的语言优美，整篇如同一首散文诗，正如作者自称的那样，他的小说是从诗里发展出来的。小说的结构也像一首诗，每一章犹如诗中的一节。每一章都刻画出男女主人公在这一阶段的情绪状态，又从这一情绪状态反映出情节的进展。茵梦湖上漂着的睡莲象征着可望而不可即的幸福，象征莱茵哈德与伊丽莎白的爱情。施托姆的作品，尤其是早期作品，多半抒写男女间缠绵悱恻的爱情、小市民的家庭生活等，在后期著作中社会性才有所加强。顺便一提，这篇小说在中国有近20个译本。

他的另一名篇《木偶戏子保罗》（Pole Poppenspieler，1874）在题材上与《茵梦湖》雷同，也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它的结局却不是感伤的而是幸福的。小说也采用了施托姆惯用的第一人称与倒叙手法。从艺术效果上看，第一人称的优点是使读者有亲切感，并有利于主人公抒发感情。施托姆这两部作品在风格上明显受到艾辛多夫的影响。

《茵梦湖》的倒叙是通过老年的莱茵哈德面对一幅画独自回忆，使故事从过去叙述到现在。《木偶戏子保罗》则是通过主人公讲故事叙述自己的爱情经历，从现在倒叙到过去。保罗小时很爱看木偶戏。一天，镇上来了一个家庭木偶戏班。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小保罗帮助木偶戏班的小女孩去买花布给木偶做衣裳，从此结识了这个家庭戏班。一次，小保罗弄坏了一个木偶，差一点使演出出洋相。事后小保罗与小女孩怕父亲责骂，双双躲藏起来，经过一番搜寻才被双方的家长发现。保罗的父亲本来就是机械师，便帮助修好了弄坏的木偶。此后两家结识并互有往来。可是好景不长，浪迹江湖的戏班子不能久留一地，这对小情侣也只得含泪告别。保罗成年后到外地学艺。竟在异乡与儿时的女友重逢。保罗不免旧情复燃，决意与她结婚，可是当时的艺人是受人鄙视的，因此一个手工艺师傅与一个艺人之女结婚有失体面。但保罗不怕乡人闲话，坚持要与她结婚。保罗回乡后，甚至村里的小女孩也嘲笑保罗娶了一个女艺人。保罗的岳父一气之下变卖了所有木偶，不再操此营生。不久，岳父死了，后来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保罗把故事讲到这里，听故事的人方知道，那女艺人不是别人，正是保罗现在的妻子。

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批评了当时社会对艺人的歧视，艺人纵有很高技艺也难免一生潦倒，地位低下。小说还反映了小城小镇的视野褊狭、闭塞落后，赞美不计较社会职业而追求纯真爱情的婚姻。尽管这一作品的结局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作品仍蒙着一层淡淡的哀伤色彩。应该说，它比《茵梦湖》题材更为狭隘。

《被淹死的人》（Aquis Submersus，1876）也是一个爱情故事，这是17世纪的爱情悲剧。情节也是因为等级偏见拆散了一对真挚相爱的情侣，造成了双方的精神痛苦。故事叙述一个名叫约翰内斯（Johannes）的画家，自小死了父母，他的父亲在大学时代与一个名叫葛哈杜斯（Gerhardus）的贵族结下深厚友谊。这样，在父亲死后，葛哈杜斯便收养了约翰内斯，并资助他去荷兰学画。约翰内斯与葛哈杜斯的独生女儿卡塔林娜（Katharina）相爱。不久他从荷兰学画归来，恰逢葛哈杜斯病故，他的儿子做了家长。这位新家长却是一个暴君，私自把妹妹许配给了一个纨绔子弟。按照当时的传统，贵族女儿在出嫁前要为她画一张像留在家里作纪念。约翰内斯应命为卡塔林娜画像，两人不免旧情萌发，产生了暧昧关系。约翰内斯向“新家长”陈述了此事，请求答应他与卡塔林娜的婚姻。其兄听后勃然大怒，不但加以拒绝，还开枪打伤了约翰内斯。伤愈后，约翰内斯被迫返荷兰，因为在荷兰，画家可以像贵族那样受到尊重。约翰内斯与卡塔林娜计划私奔到荷兰，却始终没有成功。若干年后，约翰内斯已经是一个相当有名的画家，并靠卖画成了有钱人。遗憾的是他没有得到有关卡塔林娜的消息，只知道其兄得悉妹妹与约翰内斯的关系后，卡塔林娜已不再在府邸居住。约翰内斯终于回国。一天，他应邀为一牧师画像，无意中发现牧师的妻子竟是卡塔林娜，两人在花园中见面后不免互诉衷情。卡塔林娜在与牧师结婚前已怀了她与约翰内斯的孩子，而今孩子也取名约翰内斯。这意外的相遇使卡塔林娜充满了痛苦，她在封建道德的约束下，深感自己是一个犯罪女子，他们在彼此倾诉时，卡塔林娜疏忽了照看正在玩耍的孩子。这时，传来了一个孩子在池塘中淹死的消息，这孩子正是小约翰内斯。约翰内斯看见了自己儿子的尸体，痛苦地说道：是父亲的罪过招致了孩子的死亡。约翰内斯为孩子画了像，并把像献给了当地的教堂，然后在苍茫的暮色中带着生离死别的精神创伤离别了这座村庄。

这个中篇同样是对封建等级观念与家长制的一个温和的控诉。约翰内斯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人，因为不是贵族出身，便无权得到贵族出身的女子的爱情。作者把约翰内斯与卡塔林娜之兄作了对比。后者是恶劣的贵族典型，有权便胡作非为，但却不学无术，而前者虽有才能，却无权自主。作者又把卡塔林娜之兄与其父加以对比，施托姆肯定了那个开明贵族，虽然他在小说中一直没有出场，却是作者心目中的心地善良的好贵族。

小说用的也是主人公回忆的倒叙手法，其情节是通过作者在教堂发现一幅男孩的画及两本手画稿展开，而这两本17世纪留传下来的发黄的手画稿便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约翰内斯的爱情与生活经历——也就是小说本身。这部作品的感伤色彩同样也是十分浓烈的。

施托姆作品中有较多社会内容的最成熟的作品是《白马骑士》（Der Schimmelreiter，1888）。这部小说把传说和现实结合起来了。小说并不以爱情为题材。它叙述施托姆家乡传说中的一位堤长造堤的故事。在民间传说中，这位名叫豪克·海恩（Hauke Haien）的堤长常以骑着一匹白马的鬼魂形象出现。农民出身的豪克是个有技术天才的人，他从小对造堤有浓厚兴趣。他充满自信，凭着自己的才能，经过刻苦的自学由小工做到了堤长，成为一个技术专家。豪克的缺点是蔑视群众，他把村中的居民看做是习惯于当前的现实、思想，极具惰性的人们。这里虽已一个世纪没发过洪水，但一旦洪水泛滥，原来的堤坝会冲垮，堤后的大片土地也难保。为了长久的利益、后世的利益，为了保护土地、向海要地，豪克决心围一道新堤。他向上级陈述了各种有说服力的理由，也得到了上级的支持与同意。但目光短浅的小土地所有者，根本不愿为造堤出钱出力，因为按规定，新堤建造费用必须按占有土地的多寡由土地占有者分担。新堤造成后，有利于保护土地及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但当暴风雨还没有淹没土地的时候，鼠目寸光的土地所有者是不愿意建造新堤的。豪克不向群众耐心宣传建造新堤的意义和作用，而只是自己日夜苦干。最理解他的是妻子——前任堤长的女儿。由于豪克孤家寡人的做法，连修堤的工人也不明白他的意图，也认为没有必要建造新堤。这样，豪克成了一个孤军奋战的人。他的计划不为人理解，这使他十分苦恼，可是他又无法改变他和群众的关系。豪克显然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他的优点是重实践而不尚空谈。他的错误是认为只要有上级批准和支持就行，没有认识到完成这一事业要依靠大家的力量。一天晚上，狂风大作，大雨如注，那尚未完工的新堤霎时被洪水冲垮，他的妻子和孩子全被洪水淹没。豪克只身一人，见到妻儿惨死，事业已毁，也纵身跃入水中自尽。这最后的结局极富象征意义——豪克是一位孤独的英雄，难免要遭毁灭。

豪克是自学成才的知识分子，他是鄙陋状态的德国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代表。豪克与维特一样，都是与环境格格不入的人物，但是无力改变环境，只是自我清高，对环境厌恶。豪克的悲剧是个人脱离民众招致事业失败的悲剧，也是只看到眼前利益的民众与只身奋斗的英雄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悲剧。

施托姆小说的思想倾向常是怀旧，是“断念”，充满忍受和无可奈何的情调。他的主人公大多没有魄力，缺乏上升时期市民阶层的朝气。就这方面而论，《白马骑士》可以说是个例外。

施托姆是德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优秀抒情诗人。他的诗从内容上看，主要写他的北德家乡的自然景色，此外就是写爱情。他也写了一些歌颂自由、保卫德意志家园不受异族（丹麦）统治的爱国诗篇。施托姆早年搜集民歌，因此他的诗很受民歌影响，大多形式朴素，并富于音乐性。此外，他的诗从内容到形式也受浪漫派特别是艾辛多夫的影响。施托姆善于寥寥几笔便形象地勾勒出情景，塑造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请读他的短诗《妇女的手》（Frauenhand）：

Ich weiß es wohl，kein klagend Wort
Wird über deine Lippen gehen，
Doch was so sanft dein Mund verschweigt，
Muß deine blasse Hand gestehen.

Die Hand，an der mein Auge hängt，
Zeigt jenen feinen Zug der Schmerzen，
Und daß in schlummerloser Nacht
Sie lag auf einem kranken Herzen.

我知道得分明
你的唇不会吐露苦恼情，
你的口温柔不语的内容
由你的苍白的手来承认。

我的双目所紧盯的手啊
传达了那种难言的痛苦，
在那无眠的长夜，
它正搁在患病的心胸上。

这首诗写出了一个无法向爱人吐露衷肠的恋人的烦忧。

诗人对家乡胡苏姆的深情集中表现在《城市》（Die Stadt）一诗中：

Am grauen Strand，am grauen Meer
Und seitab liegt die Stadt，
Der Nebel drückt die Dächer schwer，
Und durch die Stille braust das Meer
Eintönig um die Stadt.

Es rauscht kein Wald，es schläft im Mai
Kein Vogel ohne Unterlaß，
Die Wandergans mit hartem Schrei
Nur fliegt in Herbstnacht vorbei，
Am Stand weht das Gras.

Doch hängt mein ganzes Herz an dir，
Du graue Stadt am Meer，
Der Jugend Zauber für und für
Ruht lächelnd auf dir，auf dir，
Du ganze Stadt am Meer.

在灰色的岸边，在灰色的海滨，
那里便是故乡城市；
迷雾重重地压着屋顶，
穿过寂静传来了单调的海涛
划破了城市四周的宁静。

没有呼啸的森林
五月里小鸟啼不停。
只有在秋天的夜晚，
野雁才苦喊着从这里飞过，
海滨有芳草在飘动。

可是我整个心挂念着你——
海滨灰色的城市；
儿时魅力，永远含笑地
藏在你那里，你那里，
海滨灰色的城市。

这首诗表达出诗人对家乡的恋情：海边的故乡虽常常灰色，但却时刻使我思念，因为那是我度过了童年时代的城市。

拉贝（Wilhelm Raabe，1831～1910）的作品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和色彩比施托姆要鲜明得多。拉贝的作品同施托姆的一样，均作于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他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描写革命失败后的德国的。

拉贝是法院工作人员的儿子，曾在柏林学习哲学和历史。1857年，拉贝发表了处女作《麻雀巷的编年史》（Die Chronik der Sperlingsgasse），这部小说使他一举成名。成功的喜悦使他中断了大学学习，自此开始专事写作。格廷根、蒂宾根和柏林的三所大学都曾授予他名誉博士。他不像同时代的其他作家那样爱与名人交往，拉贝几乎没有一个名人朋友，他晚年的生活几乎与世隔绝。拉贝是一个丰产作家，著有大量长、中、短篇。其中最著名的中篇是《黑色的木战舰》（Die schwarze Galeere，1861）。著名的长篇有《饥饿牧师》（Der Hungerpastor，1864），《阿布·台尔凡》（Abu Telfan，1867）和《运尸车》（Der Schüdderump，1870）。拉贝的作品在取材的时间上从13世纪一直到一次大战前，空间上从欧洲一直到北美、南非。可是拉贝1870年以后几乎就没有离开过自己的书房，可见他想像力非常丰富。他自己说过：“只能描写自己经历过和看见过的，还不能算作家，不过是记录员。作家必须懂得把他的见解披上各时代和各国的外衣来真实地加以表达。”

《黑色的木战舰》是部历史小说，它描写16世纪末尼德兰的自由战士与西班牙殖民者的斗争。作者用一个爱情故事使这一斗争不仅具有民族解放的意义，而且具有具体的人道意义。扬（Jan）是尼德兰的“黑色木战舰”上的舵手。一天晚上，他在夜色的保护下，悄悄地返回西班牙人占领的安特卫普，为的是看一看他的未婚妻缪加（Myga）。某西班牙船长早就看上了缪加。碰巧这一天，他与他的好友一起企图用暴力抢走缪加。他们在缪加处发现了扬，彼此展开了一场搏斗。诺里斯虽重伤了西班牙船长，但自己与缪加也被他们俘获，并被带到了那条西班牙船上。扬被判死刑后被迫跳海逃跑，并返回自己的船上。不久，扬在黑夜里无声无息地驾驶着“黑色木战舰”直奔安特卫普，对西班牙占领者的战船发动了一次奇袭，不仅缴获了这艘船，还从魔掌中夺回了自己的未婚妻，并把船开到公海，从而获得了自由。

小说中，黑色木战舰是在情节的戏剧性高潮时才出现的，它成了尼德兰解放战争的象征。在情节上，作者又把解放自己的未婚妻与解放自己的祖国结合在一起，使读者更感受到只有民族、国家得解放才有个人的幸福。这篇小说并不是拉贝最主要的作品，但却是最为人熟悉的中篇。

文学史上一般把他的《饥饿牧师》、《阿布·台尔凡》和《运尸车》称为“斯图加特三部曲”（Stuttgarter Trilogie），因为这三部作品均是拉贝在斯图加特时期（1862～1870）创作的。这一名称并不符合文学上三部曲的概念，因为这三个作品在情节上、内容上彼此都毫无关联，各自均是完全独立的作品。

《饥饿牧师》可以说是一部教育小说。它通过描写两个小孩成长的不同道路，用对比的手法写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做人态度。小说中的这两个孩子有着完全不同的“饥饿”（在作品中，“饥饿”的象征含义是渴望与追求）。鞋匠儿子汉斯渴望知识、人道和真理，追求人生的意义（精神饥饿）。犹太旧货商的儿子莫斯（Moses）渴望权力、地位，追求财富（物质饥饿）。1819年，这对儿童几乎同时出生在一个小城。他们一起进为穷人孩子设立的学校。在同学们欺侮犹太小孩时，汉斯常常帮助莫斯，这样两人慢慢成了朋友。可是莫斯从小就是一个虚伪的人。中学毕业时，莫斯的父亲给了儿子一笔他积攒起来的钱，莫斯看到钱时所表现的贪婪使父亲万分惊讶。不久，父亲死去，汉斯与莫斯都上了大学。汉斯怀着对知识的渴望，住进阁楼，研究神学。莫斯为了能早日往上爬，选读了法律与哲学，后来到了巴黎。汉斯因母病危，从外地返乡，在途中认识了退伍少尉葛兹（Götz）和他的侄女法朗切斯卡（Franziska）。母亲死后，汉斯为了谋生先后在几个家庭任家庭教师。后来因汉斯支持工人反对老板，不能在老板家里继续谋职，被老板解雇。经葛兹少尉介绍，他到葛兹的兄弟——一位枢密顾问家里任家庭教师。凑巧，法朗切斯卡作为穷亲戚也正寄居在他家。在这位顾问家里，汉斯得知了葛兹在巴黎的许多劣迹。汉斯在枢密顾问家里一切还过得去，只是不堪忍受顾问太太颐指气使的傲慢态度。后来莫斯为继承枢密顾问的遗产，诱骗了枢密顾问的女儿。可是顾问太太把女儿逐出了家门，使莫斯的指望落了空。这件事连累了汉斯，汉斯又被解职。这时，葛兹少尉的好友伸出了友情之手，邀请汉斯和法朗切斯卡前去东海的一个村子居住。这是一个海滨渔村，村上的老牧师为他们主持了婚礼，汉斯最后做了老牧师的后继人，老牧师还给了汉斯一个绰号——“饥饿牧师”。在远离城市、孤寂的田园小村里，汉斯与法朗切斯卡彼此幸福相爱，汉斯还在牧师这一劝人为善的职业中找到了精神安慰，并把“饥饿牧师”视为一个荣誉称号。作者让汉斯到处游历，让他生活上几经曲折。在这充满了欺诈的世界上，汉斯不仅不能改变现实，还处处碰壁，最后主人公只能“独善其身”，到渔村过半隐居式的田园牧师生活，从中得到精神解脱，总算在世界的一个小角落里找到了宁静。作者在这部作品中通过汉斯的经历广泛地描写了19世纪60年代的德国社会的各式人等——从工人到资本家，从贵族到平民。

《阿布·台尔凡》通过一个青年人浪游非洲的经历，把“不开化”的非洲与已进入文明时代的欧洲和德国进行了对比，并描写了主人公到处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处处为社会所不容的遭遇。

莱昂哈德（Leonhard）本是一个学神学的学生，15年前因故被父亲驱逐，流浪到了非洲，靠打短工度日，后来他被人当奴隶贩卖到非洲阿布·台尔凡做苦工（阿布·台尔凡即月亮山，是作者假设的）。15年后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莱昂哈德在非洲被一个名叫莫克（Mook）的商人赎买，这才有了重返欧洲家乡的机会。可是15年的分离并没有改变父亲对儿子的冷淡态度。父亲的态度促使他常常去邻居家养病的小姐尼库拉（Nikola）处寻求同情与温暖，这位小姐渐渐成了他的知心朋友。通过尼库拉，莱昂哈德又认识了几个并未泯灭人道之心的朋友。不久尼库拉与一个品质恶劣的男爵结婚。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莱昂哈德在家乡与救命恩人莫克重逢。莫克遂向莱昂哈德叙述了自己的身世。原来莫克本爱着尼库拉，男爵使了种种诡计使他的父亲——一个正直的法官丢了差使，一家遭殃，又骗娶了他的未婚妻。如今他回来的目的是控告男爵的罪行。此外，这个男爵还诱引过另一个女子，可见他是个十足的恶棍。为了逃避控告，男爵畏罪潜逃伦敦，最后在伦敦与人决斗而死。莫克虽能与尼库拉重逢了，但他却避走他乡，最后在美洲参加一次战役阵亡。莱昂哈德感到在这世界上简直没有任何愿望可以得到满足，世界犹如烦恼与困苦的海洋，在这茫茫人间，他不知何处该是他的归宿。

这部小说与《饥饿牧师》相比，悲观主义进一步加深了。如果说饥饿牧师在海滨渔村从事牧师职业，还能从中得到一点内心平静的话，那么《阿布·台尔凡》中的莱昂哈德在地球上已经找不到这样一个平静的小角落了。这表明作者面对现实，日益感到悲观失望，不知道何处才是归宿。

拉贝通过主人公在非洲的奴隶生活写出主人公在非洲只是遭受了肉体折磨，但一返回“文明”的欧洲，他却遭到更深的痛苦——精神折磨，在这“文明”的社会里他并没有享受到人间的温暖，处处都有坏人设陷阱，埋伏算计。

在《运尸车》中，拉贝所描写的越发可叹了。小说中运尸车并未出现，作者只是借此比喻人间的命运与灾难。情节发生在哈尔茨山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及19世纪下叶的维也纳，叙述一个名叫迪特利希（Dietrich）的农村理发师和他的从小失去母亲的外孙女安东妮（Antonie）的经历。安东妮原是一个私生女，母亲死后被一对好心肠的贵族出身的夫妇收养。这对夫妇同时还收养着一个穷亲戚的孩子，名叫亨尼希（Hennig）。这对男女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彼此间有了一定的感情。安东妮长得非常美貌。他的外祖父在维也纳流浪，后来因为他善于钻营，不仅发了财，还晋升为贵族。他听说家乡的外孙女出落得十分标致，便远道从维也纳返回，准备在她身上打主意。既然是外祖父回来，人们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把安东妮接走。若干年后，亨尼希去意大利，途中到维也纳看望安东妮，才知道她已病得很重，但一位伯爵仍在向她求婚。亨尼希看到这情景，准备跟她结婚并带她回故乡。安东妮意识到亨尼希的举动只是出于对她的怜悯，并非出于爱情，因此表示拒绝，并屈从于外祖父的旨意，与那个向她求婚的伯爵订婚。安东妮最后孤独地病死在维也纳。小说写了一个善良女子的孤苦无援，无人理解她的痛苦，只有死亡才能解脱她的痛苦。这个三部曲的结局表明作者对现实的悲观愈益加深，最后感到只有死亡才是出路。拉贝寻求改造社会的力量，但他看不到人类的光明，他一生在追求民主与人道。他的作品给予当时的社会尖锐的批判，所以他的作品极不受统治者的欢迎。拉贝的名声到了20世纪初才得以传播。他的创作反映了19世纪下叶德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后正直者的孤独。这些正直的孤独者在现实面前是弱者，他们为了不让自己染黑，只能洁身自好，独善其身。拉贝的悲观源于他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找不到改变现实的社会力量。

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个真正大师当推冯塔纳（Theodor Fontane，1819～1898）。冯塔纳在生前并不享有现在这样高的声誉，直到20世纪初，他的作品的价值才日益受到公正的评价，并在文学史上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冯塔纳的祖先原系法国人，是法国新教徒，即胡格诺教徒，17世纪下叶由于宗教迫害，他们从法国流亡到了柏林，以后就一直定居在勃兰登堡地区。冯塔纳的父亲是位药剂师，冯塔纳小时也曾在药店当伙计，17岁时已经参加了柏林的一个文学组织，立志从事文学事业。后来他做过几家报馆的记者和编辑，1870年普法战争时担任普鲁士前线记者，还被法国人俘虏过。普法战争后冯塔纳长期为一家报馆作戏剧评论工作，还一度担任过柏林皇家艺术院的秘书，后辞职。将近60岁时冯塔纳才成为专业作家，并专注于长篇写作。

冯塔纳以写诗开始他的文学生涯，先是以写叙事诗闻名，后来作为记者又写了一些旅游印象记。晚年的冯塔纳写作十分勤奋，从《暴风雨之前》（Vor dem Sturm，1878）到1898年去世，冯塔纳写了二十多部小说，主要是长篇，并写了两部自传作品。从《暴风雨之前》发表到去世，是冯塔纳的创作丰收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普鲁士俾斯麦在统一德国后日益镇压民众的历史时期。冯塔纳的作品批判了这一时期普鲁士贵族统治的现实。冯塔纳自己说过，现代小说的任务在于通过描写生活，描写社会和人，毫不歪曲地反映人们所经历的生活。冯塔纳着重通过贵族社会的婚姻与爱情关系，来揭露普鲁士贵族社会的虚伪道德和贵族偏见。

《暴风雨之前》是冯塔纳的第一个长篇，它广泛地描写了1812～1813年解放战争前夕勃兰登堡的贵族、市民和农民的生活。作品由许多插曲组成，各插曲之间关系松弛，所以它还不具备冯塔纳日后作品的典型风格和结构特点。

《沙赫·冯·乌特诺》（Schach von Wuthenow，1883）是冯塔纳第一部批判普鲁士的重要中篇小说。故事发生在1805～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被拿破仑打败前夕的柏林。小说通过普鲁士军官沙赫（Schach）和一位过去是美女后来生天花成了麻子的姑娘的婚姻关系，来反映普鲁士社会的陈腐的道德观念。骑兵上尉沙赫有一次出席美丽的寡妇卡拉雄（Von Carayon）太太举办的家庭晚会。他们俩早就互相钟情，可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沙赫却与卡拉雄太太的女儿维克多（Victoire）有了关系。事后，维克多向母亲坦白了一切。母亲为了她自己和女儿的名誉，要求沙赫立即使“已经发生的事情成为合法”。沙赫表示愿意对他的行为承担责任，双方并就婚期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正在这时，沙赫的对头在柏林发表了三幅嘲讽沙赫及卡拉雄母女的匿名讽刺画。沙赫虽爱卡拉雄太太却转和她女儿结婚一事也成了社交界的闲谈资料。沙赫为此不告而别，并在应该举行婚礼的那天躲到自己的乡间田庄。卡拉雄太太向国王上告，国王遂命沙赫与其女结婚。沙赫只得服从，可是在结婚典礼后，他随即举枪自尽。

冯塔纳这一中篇揭露了普鲁士虚伪的名誉崇拜，沙赫的行动便是这种虚伪的名誉崇拜的产物，沙赫也是维护这种虚伪名誉的牺牲品。所谓的普鲁士精神正是建筑在这种虚伪的荣誉感基础之上的。人们一面嘲笑它，否定它，一面却又必须尊重它，当它的奴隶。冯塔纳在他以后的作品中进一步阐发并挖掘了这一主题。

《迷惘与混乱》（Irrungen und Wirrungen，1888）是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1880年的现实，是冯塔纳生活的时代的一部“当代小说”。它叙述的是一个贵族出身的少年与一个平民出身的少女的恋爱故事。这一对男女最后都屈服于社会的偏见与压力，被迫把他们的生活纳入了当时的社会轨道。女主人公莱纳（Lene）是洗衣妇的养女。莱纳纯朴美丽、聪明而有见识，在一次划船时认识了年轻的男爵——少尉军官布托（Botho），两人一见倾心，迅速堕入情网。布托感到与她在一起很自然，没有贵族沙龙里的那种做作感情。莱纳虽然文化程度低，但是布托认为她对他的真挚感情高于一切，比什么都好。他们就这样彼此真诚相爱地度过了一个夏天，布托回到他的贵族社会后，布托的父母出于经济、门第的考虑，要布托和某贵族小姐结婚。布托经过痛苦的内心斗争，最终屈从于现实的规范。莱纳深知他们夏日的幸福不可能久长，最终也顺应社会，与一个比她老得多的工人结了婚。这一对男女都认为门阀观念和社会压力比他们之间的爱的力量强大得多，他们都无法违背当时的社会而生存，因此只能牺牲他们的幸福。冯塔纳对社会的批评正隐藏在他表面上对这种社会观念的承认之中。因为读者明白，这一对有情人失去幸福正是社会等级偏见造成的。

中篇小说《施蒂娜》（Stine，1888）写的也是同样的主题，内容也是写门第不同的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但最后以贵族青年服毒自杀为结局。《施蒂纳》比《迷惘与混乱》更具悲剧色彩。这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对现实都持极冷静的态度，而不抱任何幻想。在《施蒂娜》中，施蒂娜拒绝贵族青年私奔到美洲的计划。她说：她无法扮演贵族夫人的角色，即使在美洲，他们的幸福也会像在欧洲一样消亡。这两个来自平民中的女性虽然是作者所赞美的，但她们都不是反叛者，而是忍受者，忍受正是冯塔纳作品中几乎所有正面人物的性格特点。

长篇小说《燕妮·特莱勃尔太太》（Frau Jenny Treibel，1892）的矛头针对当时的中产阶级，批评了中产阶级把判断一切的标准只归结为金钱两字。冯塔纳曾在给他儿子的信中说，这部小说的用意在于揭露中产阶级观点的空虚、冷酷、傲慢与伪善。燕妮·特莱勃尔太太便是70年代已经变得富有的德国中产阶级的典型。

燕妮·特莱勃尔本是小商贩的女儿，她富有感情，耽于浪漫主义幻想，喜欢高谈阔论，她处世的价值尺度却是物质第一，因此她年轻时虽爱过一个青年，后来却嫁给了工厂老板特莱勃尔。2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燕妮·特莱勃尔和那青年仍一直偶有来往。燕妮成了阔太太，那青年则不过是一所文科中学的普通教师。这个青年时代的恋人的女儿柯林娜（Corinna）已经到了出嫁年龄，她富有才气，并爱上了父亲年轻时的恋人燕妮的小儿子列奥波特（Leopold）。列奥波特虽很爱柯林娜，但这桩婚姻却始终得不到母亲的认可。燕妮的反对并非针对柯林娜本人，而是针对她的贫困。燕妮·特莱勃尔在20年后见到她年轻时的恋人时，曾经充满感情地对他说过，如果她是一个生活在观念世界（而不是物质世界）的人的话，一定会比现在幸福些。可是面对自己孩子的婚姻，她考虑的依然是物质。列奥波特却是一个只知空下决心不会果断行动的弱者。最后他只能屈从于母亲的压力，与一个汉堡商人的女儿结婚。冯塔纳通过聊天、对话刻画人物性格、心理，并以此烘托时代气氛，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用对话展开情节，这一手法在《燕妮·特莱勃尔》中运用得已很成熟。这一写作特点尤其完善地体现在他的最成功的小说《艾菲·布利斯特》（Effi Briest，1895）中。

《艾菲·布利斯特》是冯塔诺最优秀的长篇。艾菲也是冯塔纳创造的最动人的妇女形象。它是冯塔纳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影响下写成的。《艾菲·布利斯特》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地位虽逊于这两部名著，然而艾菲这一形象却可以毫无愧色地列入世界文学最动人的妇女画廊之中。

贵族出身的艾菲年方十七时，由父母做主嫁给了母亲青年时代的情人殷士台顿（Innstetten）男爵。这一婚姻自然出于门第的考虑。殷士台顿是凯辛地方的县长。婚后艾菲便随丈夫到了凯辛。这是一个偏僻小城，没有什么社交生活，而殷士台顿公务繁忙，热衷仕途，对妻子缺乏丈夫的关怀，对待比他年轻20岁的艾菲与其说是妻子不如说是女儿。这样，艾菲的内心渐渐感到寂寞，十分失望。不久女儿的出生使艾菲成熟了一些，但是天真的女儿也无法排遣她的寂寞，无法充填内心的空白。在这种处境下，殷士台顿的朋友和同事——有玩弄女性经验、懂得妇女心理的凯辛司令官克拉姆帕斯（Crampas）便乘虚而入，和她发生了暧昧关系。可是艾菲并不爱这位军官，因此当她的丈夫要调动工作返回柏林，终于离开凯辛时，艾菲真把从此能摆脱克拉姆帕斯当做一种解脱。于是夫妇俩在柏林平静地生活了一些年。到柏林六年之后的一天，殷士台顿无意间发现了克拉姆帕斯给艾菲的情书，他深感自己的荣誉受到了损害。他决定让他的好友去向克拉姆帕斯递交一份决斗挑战书。殷士台顿向好友坦率地说，他之所以要算这笔旧账，绝不是出于对克拉姆帕斯的仇恨，绝不是出于渴望报仇的动机，而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贵族的体面。他说，即使他发现了妻子几年前的不贞，他仍然非常爱艾菲。不过他不能“感情”用事，而必须按贵族社会的“原则”办事！在决斗中，殷士台顿举枪击毙克拉姆帕斯。接着，他与艾菲离了婚，女儿归殷士台顿抚养。艾菲的父母对女儿的不幸深表同情。他们虽深爱女儿，可是出于对社会舆论与传统观念的畏惧，也拒绝把女儿接回家来。艾菲形单影孤，离开了自己的所有亲人，只能与她昔日的女仆生活在一个简朴的公寓里。她只是在经济上得到双亲的周济，实已无异于与世隔绝了。她既见不到父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生女儿。离婚3年后，艾菲思女心切，最后鼓足勇气，通过部长夫人说情，恳求殷士台顿让她见一见自己的女儿。当艾菲最终得到与女儿会面的允许时，欣喜莫名，似乎生活重新有了希望与光明。可是10岁的女儿已经受了严格的贵族教养的熏陶，因此在会面时对母亲冷若冰霜。母女的重逢使艾菲的痛苦达于绝顶，她从此万念俱灰，因为生活中的最后一点光已经熄灭了。她痛苦地向上苍悲诉说：这样的惩罚太重了！艾菲咒骂殷士台顿的冷酷，他把他那一套观念全部灌输给女儿了！自此，艾菲的肺病日渐严重，终于一病不起。善良的老医生看到艾菲的痛苦，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给艾菲的双亲，说除了双亲的关怀爱护之外，对艾菲已经没有更好的东西了。双亲这才让艾菲回娘家疗养。这时，殷士台顿出任司长，而可怜的艾菲却在父母的田庄里静悄悄地离开了人间。

艾菲的悲剧究竟是谁造成的呢？作者在小说的结尾通过艾菲父母之口提出了这个严酷的问题。造成这一悲剧的并不是殷士台顿的冷酷，而是贵族社会必须维护的门第体面和名誉感。这种“名誉感”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只不过它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而已，所谓讲“出身”、讲“阶级成分”、讲“政治面目”……难道与贵族社会讲“门第”、“名誉”……有什么区别吗？这一切“观念”就是一定时代流行的一定的“时尚”罢了。整个普鲁士精神便建筑在这虚伪的荣誉崇拜之上，正是这种传统观念驱使殷士台顿采取了客观上逼死艾菲的步骤。殷士台顿虽依然爱艾菲，但他必须保卫普鲁士贵族社会的传统道德，因为他深知自己是这个贵族阶层的一分子，深知他个人对这一阶层的依存关系。他对好友说：“我们根本不能离开它而独立。”殷士台顿不仅自己身体力行，维护贵族社会的秩序，而且还言传身教，培养自己的女儿继承这种道德，要女儿向他效法，这才使女儿在生母面前也表现得冷漠无情。艾菲的丈夫、女儿和双亲都屈从于这一道德观念，成了自觉或不自觉的普鲁士封建秩序的维护者。艾菲的母亲在给艾菲的信中说得明白，是舆论迫使他们对艾菲进行谴责的。在这种传统道德观念的压力下，艾菲已经失去了任何人间的温暖。可是艾菲自己也同样是维护门第体面和名誉崇拜的牺牲品和思想俘虏。像冯塔纳的许多正面人物一样，艾菲也是个毫无反抗性的忍受者。她对这种观念，对这个贵族社会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反抗。因此我们可以说，冯塔纳的批判锋芒针对的不是个人，而是普鲁士整个上层建筑本身，正是这一社会道德标准本身使人们变得冷酷了。冯塔纳对艾菲是充满同情的，当艾菲的亲人一个个都对她疏远，与她“划清界限”的时候，体谅关怀她的只有昔日的女仆。艾菲过去在女仆危难时救助过她，今天她也要和艾菲分担痛苦。艾菲的亲人都受封建传统观念支配，只有贫苦人出身的女仆还依旧保持着人的情感和同情心。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作者对劳动者的态度。晚年冯塔纳对劳动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896年冯塔纳在给一个英国朋友的信里曾经写道：只有对劳动群众还能期望新的一切和未来，贵族和中产阶级早都没有能力有所作为了。

从情节发展来分析，小说的高潮是在殷士台顿发现妻子有外遇的情书之时，但小说的核心思想则表现在殷士台顿发现情书后，要好友为他递交决斗挑战书。殷士台顿在与好友的一席谈话中阐明了他的决斗动机，而好友则被作者描写为普鲁士贵族社会冷静的观察者。全书36章，在殷士台顿发现情书后，才发生了决斗、离婚、艾菲的独居、母女重逢、重病、返乡与死亡等一连串事件。冯塔纳在叙述这一切时冷静而不动感情，似乎用聊天的方式极简练客观地讲述一桩故事。冯塔纳一向反对自然主义的描写，他在描绘景色时，笔墨一贯十分经济。即便是这简短的写景，目的也是为了写情。在《艾菲》中，决斗、母女重逢、重病、艾菲之死等重要事件都只是一笔带过，而写到私通、离婚、艾菲之死及其埋葬，用的更是三言两语的暗示手法，并不作正面描述，或过多描述，作者不因其具有戏剧性——情节性而对它们大写特写。作者之所以不写这些有吸引力的情节，是因为这些情节对揭示作者要表达的主题并没有什么帮助。像冯塔纳的其他小说一样，《艾菲》也是以一个事件为中心，而没有一般小说中常见的穿插、插曲和节外生枝。全书只写艾菲的婚姻和她的悲剧命运，而没有节外生枝去分散读者的注意。冯塔纳的小说中人物往往很少，目的是使情节集中，因此卢卡契称冯塔纳的长篇结构具有“中短篇小说的倾向”。为了传达时代气氛，反映多方面的时代面貌，冯塔纳采用了人物对话这一方式。他无疑是写对话的卓越大师，冯塔纳用对话表达人物性格、地位身份、思想状态……以及各阶层人的观点。书中除殷士台顿与其好友的著名对白外，最值得一提的是结尾时老布利斯特见到老犬在艾菲坟前伤感而对老妻发出的感慨：“路易斯，狗呀，是有灵性的动物，这一点我一直这么说，这种灵性在咱们自己身上并不像意料中那么多，咱们一直谈什么本能，末了，还是狗的本能最强。”

艾菲由于幼稚犯了过失，贵族社会及其“原则”却把艾菲折磨至死。因此读者的责备对象绝不是艾菲，而是艾菲周围的人。周围人的过失却又是这个社会的存在决定的，这样，读者的谴责对象最后是这个社会，从这里体现出了作品积极的社会意义。《艾菲·布利斯特》因其思想深度与艺术成就可以列入世界文学名著而无愧色。

《施泰希林》（Stechlin，1899）是冯塔纳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1897年先在一家杂志上刊载，1899年冯塔纳去世后才以书本形式出版。这部小说反映了作者的内心矛盾。冯塔纳的同情投向了没落的贵族一边，可是他又清醒地看到这没落的老一代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

1897年冯塔纳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到《施泰希林》时这样写道：“一个老人最后死了，两个青年人结了婚——这几乎是500页所写的全部事情。书中找不到任何纠葛和纠葛的解决，找不到内心矛盾和冲突，找不到紧张的情节和意料之外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人一方面在古老的勃兰登堡庄园中，另一方面在新式的伯爵住所里碰头会面，他们讨论着上帝和世界。在这些闲谈对话中各种性格得到表露，故事也就从中展开。”作者的这一段自白给我们提供了一把了解这部作品的钥匙。这部小说缺乏生动的情节与吸引人的中心戏剧事件，出版后一度被人评论为冯塔纳晚年缺乏创作能力的产品。但是后来人们发现了对话中潜藏着深刻的智慧，它便日益受到欢迎。此外，对于了解19世纪末的德国社会，《施泰希林》也有较好的认识价值。

施泰希林是一个小湖的名字，也是这个小湖边的贵族别墅的名字。别墅主人便是退休少校施泰希林。他丧偶已数十年，独居于此，时年已66岁，他的儿子沃特玛尔（Woldemar）也已32岁，在柏林的骑兵部队任上尉。近来他在柏林常与一位伯爵往来，并爱上了伯爵的小女儿阿尔姆加德（Armgard），与她订了婚约。一天他同阿尔姆加德回到施泰希林探访父亲，恰巧不久前父亲作为保守党候选人，在地方议会的选举中败给了社会民主党对手。但老施泰希林并不为在议会中丢失席位而闷闷不乐，他愉快地接待儿媳。一对年轻的未婚夫妇及阿尔姆加德的姐姐和老施泰希林的朋友在田庄上聚首欢谈。姐姐和施泰希林的老友劳伦茨牧师谈论“旧式家庭”存在的价值，谈论生活的方式和社会的形式。他们最后的结论是：一个新的时代将要来临了。这一时代的特征便是民主的世界观，并认为过去和未来应该相互和解。沃特玛尔和阿尔姆加德举行结婚典礼后便去了南方。老施泰希林却生了病，他以一个哲学家的安详迎接死神的接近，在这对新婚夫妇返回田庄之前，他便猝然死去。沃特玛尔返回田庄，在征得妻子同意后辞去了军中职务，和阿尔姆加德搬进了施泰希林别墅。

小说中的施泰希林是一个知道自己的阶级已在没落的“明智”贵族，他对自己在选举中的失败并不沮丧，他看到贵族及其意识统治一切的时代已经过去。施泰希林的死亡象征着贵族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施泰希林在一定意义上便是冯塔纳自己。老施泰希林的话乃是老冯塔纳自己的心声。施泰希林说：“我尊重既定现实，当然也尊重正在形成中的事物。”“一切旧事物，只要对它还有权要求，我们都应该爱，可是我们却应该为新的事物而生活。”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作者面对新事物日益成长时的矛盾心理。施泰希林没有与“死神”搏斗，他没有挣扎，因为他看到了新时代到来的必然性。《施泰希林》是作者对他已习惯的一切无可奈何的告别词。

冯塔纳除了是位小说家外，还是著名的叙事诗人、勤奋的书信家，并以写游记闻名。50年代被派往英国作记者时他就写了三部英国游记。1861～1882年间他又写了著名的《勃兰登堡漫游记》（Wanderungen durch die Mark Brandenburg）。当冯塔纳以德国报馆驻苏格兰的记者身份记叙他在伦敦和苏格兰的印象时，他已产生了创作这部游记的动机。全书共四卷，每卷均以勃兰登堡的一个地区为中心，描写勃兰登堡各地区的风光，特别写了他在故乡森林中的漫步和河上的泛舟，写了城市的变迁史，叙述了与各个城市相关的传说和历史人物以及和冯塔纳同时代的人物的故事，间或还穿插以简练的短篇小说，描写了冯塔纳时代勃兰登堡地区人民的生活和劳动，写了当时的水果贩卖，老百姓的捕鱼，自古以来的手工劳动，挖煤工的辛苦，运输，砖瓦厂及制砖方法等等。作者怀着对劳动者的同情之心，写了当时勃兰登堡地区的贫富不均和工业化情景。冯塔纳在小说中没有塑造过无产者的形象，但在这部漫游记里却直接写了无产者的贫困生活。

在冯塔纳的创作道路上，《漫游记》一书成为他写小说的重要艺术准备。这本书中的风景描写，人物、事件的描写及其他耳闻目睹的一切都成了作者日后艺术创作的基础。其中的有些对话被原封不动地用到他日后的小说中。至于勃兰登堡生活描写及那儿的风土人情的记录更成为《艾菲》、《施泰希林》、《暴风雨之前》等作品的原始材料。当然《漫游记》也有它自身的独立意义，它的价值在于提供了有关19世纪末勃兰登堡地区历史变迁、经济特点、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资料，无异于一部勃兰登堡“地方志”。

冯塔纳一生经历了俾斯麦统治由兴而衰的过程。他在普鲁士国家的亲身见闻使他深信贵族社会的必然没落。冯塔纳的批判锋芒主要针对这一社会的没落的观念和偏见。作者在批判贵族资产者的同时，怀着极大的同情描写了当时人看不起的劳动者。冯塔纳亲自参加1848年革命后，对无产者的认识也随之加深。1896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新的更好的世界开始于第四等级身上。”

人们爱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冯塔纳的《艾菲》相比，说它们犹如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与1918年德国的十一月革命之比。这主要为了说明：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时代土壤产生了不同的文学成就。19世纪末的俄国成了欧洲民主革命的中心，而这时的德国，连进行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也还没有十分成熟。

冯塔纳是19世纪末德国最主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为20世纪德国批判现实主义起了先驱和开拓的作用。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哲学上出现了各种思潮，文学上也是各种各样的流派兴衰、更迭和并存。这样，德语文学在世纪之交便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多元的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