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城乡规划观点现状

近年来，国内的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规划史的研究，并且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成果。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并不长，但是由于波澜起伏、进程曲折，所以要进行一个发展分期的划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学术界已有的各种见解可谓见仁见智。这里我们仅仅列举一些代表性的研究结论。

如果按照一种最简明的划分方案，可以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规划历史分为三个大的时期：①1950年代的初创时期；②1960—1970年代的坎坷时期；③1980年代以来的发展和改革时期（国家建设部城市规划司，1989）。这与徐巨洲[3]、邹德慈[4]、李芸[5]、庄林德[6]、汪德华[7]、黄立[8]等学者的划分方案大致相同，尽管其中关于划分阶段的细节还有些许差别，但是并不影响整体的共识。可见，对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城市规划发展阶段分期，大家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主要的差异是体现在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阶段划分。

汪光焘[9]围绕中西方规划理念的相互碰撞和融合过程，提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规划发展的四个阶段：①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以苏联计划经济改造后的西方功能主义影响为主。②改革开放初期，对外交流逐步恢复，借鉴国外（主要是西方）先进理念，并结合国情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城市规划道路。③1990年代前后，国际上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共识深刻影响中国城市规划行业的发展，城市规划与科学技术开始广泛结合，跨学科的交流也逐步开展。④21世纪以来，城市规划定位更加准确，相关法律框架基本建立，规划体系和标准体系逐步完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逐渐融合，同时开始探索中国城市规划的本土化特色。

黄鹭新、谢鹏飞等[10]以资本注入和土地改革为主要线索，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规划的发展划分为六个时期：①以摆脱计划经济约束为特征的恢复重建期（1978—1986年）。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虽然尚未摆脱作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继续和具体化”的认识，规划方法上（包括在大规模居住区的规划实践中）也仍未突破苏联的理性物质空间规划模式，但已经开始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被动和封闭逐渐转向适应商品经济的主动和开放。②走向市场经济并在实践中发展的摸索学习期（1986—1992年）。这一时期开始重视学习西方的城市规划经验，并在前期的恢复重建基础上继续摸索学习，进行了更深入的实践积累和理论探索，并初步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体系。③市场化资本和土地制度改革推动的加速推进期（1992—1996年）。此时的城市规划被定位为一切配合政府工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服务。而许多规划师则仍然把自己看做是技术人员，认为自身的职责就是要通过一切可能的技术手段来帮助政府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④宏观调控和建设引导控制作用不断显现的调整壮大期（1996—2000年）。由于城市发展速度极其迅猛，规划项目数量和规划人员队伍不断壮大，规划师们已经开始反思既有的发展模式，规划编制中开始渗透更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⑤适应协调多变形势和多元发展的反思求变期（2000—2004年）。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在法定规划和非法定规划两方面都尝试和探索了新的内容和方法。⑥向和谐社会、多值决策和科学发展迈进的更新转型期（2004—2008年）。在“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和“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导下，在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不断得到加强，其外延也在不断向物质空间、国民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不断融合和互动的方向发展，它对实现生态文明、社会进步、城乡统筹的贡献也在日益加大。

王凯[11]提出改革开放20年来，城市规划事业的大发展是和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的大变革分不开的。城市规划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是随着这一变化不断调整着的。他将2000年以前的规划划分为两个阶段：①1980年代的城市规划处在拨乱反正、勇于探索、积极进取并初步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城市规划理论、方法的时期。②1990年代的城市规划则面对新的经济体制转轨，处在逐步完善原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并正在摸索新体制下城市规划新思想、新方法的时期。王凯（2009）认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城市规划工作的编制重点在不同类型的规划中都发生了变迁，而城市规划思想的转变集中在“发展”、“土地价值”、“城市竞争力”、“城乡统筹”、“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六个关键词上。

邹德慈[12]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促使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变化。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制于计划，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被忽视。经济体制转换后，城市发展的机制发生根本变化。城市规划变得“主动”，方法上也开始创新，重视城市研究和区域研究，重视研究与物质规划相结合以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的“商业性质”逐渐体现，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策略和郊区农业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属性，使城市土地利用的问题变得复杂。土地制度的改革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但也留下负面问题。30年的开放政策对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深远。既带来城市规划工作范围、学科领域、信息交流等方面的扩展，也包括思想的活跃和解放。某些“禁区”被打破（城市与区域割裂、城市与乡村割裂），主观指定的“陈规”不断被打破，学科开放交叉，大大丰富了规划的内容，也提高了规划的水平，适应了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就对外开放而言，30年来中国的城市规划从过去的单方面面向苏联转变为全方位地面向世界各国（重点在西方）。(www.xing528.com)

冯高尚[13]通过对《城市规划》和《城市规划学刊》两本学术期刊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间所刊文章主要研究内容进行分类汇总、统计分析，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规划学科研究内容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经历了以下六个阶段的变迁：①1980年左右，学科研究以工程技术性研究为主。注重详细规划和道路交通调查组织等基础性研究，城市各类用地的布局原则、局部地块规划设计方法和城市规划学科中的技术性问题都是这一时期的规划学科研究重点。②1980年代中期学科研究的热点在前期热点的基础上，逐步拓展到社会经济领域，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城市经济体制、城市产业、城市迁居、环境污染与保护以及分区规划等研究内容，在这一时期逐渐成为学科研究热点。③1990年代中后期学科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大城市的空间疏解和区域整体化发展、CBD开发问题、开发区的实证研究、第三产业问题以及城市交通拥堵、公共交通等城市问题，并初步开始研究外资对我国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以及流动人口、房地产开发和控制性详细规划问题。同时，计算机、信息网络、遥感等新技术在城市规划领域内的应用也在这一时期成为热点。④2000年左右城市规划学科的研究热点在全球化、信息化发展对城市规划的影响等方面，注重政策制度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城市空间形态结构演变、土地整理、土地储备、人口老龄化、社区建设、近期建设规划等问题研究。同时，有关社会阶层和社会空间分异等问题也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改变而逐渐展开。⑤近年来，城市规划学科的研究热点更多地趋向于多学科综合化，并且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更为密切。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区域层面的城市空间整体协调发展规划、历史文化遗产及地方特色保护研究、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原则等。

杨保军[14]认为改革开放30年规划学科发展的成就巨大，但是也存在前瞻性和战略性思维能力的不足等问题，在涉及国家大政方略方面的话语权不多，在空间开发领域也多扮演“追随者”角色，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有限。他提出了不同阶段的规划作用和作为：①在建设规划时期，以物质形态的空间规划为主，理论武器是美学，标榜设计的空间是有秩序的、协调的、美观的。因为美学缺乏客观的标准，因此，规划难免被领导轻易改变。②在综合规划时期，规划关注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空间经济学的研究成为理论武器。③面对社会问题，规划重点在于利益的再分配，空间社会学应该引起城市规划的关注——“忽略空间要素的经济学理论是残缺的理论，而脱离空间要素的社会关怀是隔靴搔痒的，有时候甚至是虚伪的”。同时对30年的规划行业作为，杨保军概括出如下观点：推动了经济、提升了地位、壮大了队伍、拓展了市场、领教了政治、模糊了是非、轻视了环境、偏爱了汽车、委屈了文化、亏待了社会、承担了责难、回归到本真。

周扬[15]以国家大政方针以及规划“话语”的转变为基础，将1977年来中国城市规划研究划分为五个阶段：①“后文革”话语下的城市规划（1977—1978年）。此时城市规划研究的视野很窄，基本上只是充当了计划的落实与深化功能，城市规划研究基本上都含有“革命式”的话语。②“农村改革与居住区及居住区规划”话语下的城市规划（1979—1984年）。这个阶段的城市规划研究重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主要针对城市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空间，尤其是为激增的城市人口提供居住空间；二是开始探讨“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尤其是对农村改革背景下的小城镇发展进行研究。③“城市中心主义”话语下的城市规划（1985—1992年）。分权化的改革及外向型经济发展等，使得城市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载体，催生了新一轮的规划建设热潮。④“快速城市化与市场转型”话语下的城市规划（1993—2003年）。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市场化转型的快速推进，城市规划研究视野从城市建设本身拓展到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在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也面临着诸多方面“不可持续发展”的危险。⑤“城乡关系及科学发展观”话语下的城市规划（2004—2008年）。区域规划、城乡统筹、公共政策等成为这一时期规划界的主题词，相关的规划实践创新也在全国范围广为展开。

邹德慈院士2012年在其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新中国城市规划史”中，基于城市规划自身发展具有时代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对新中国的城市规划发展历史分期提出了“二、六、十一”的总体方案。所谓“二”，是指宏观层次划分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两个历史时期；所谓“六”，是指中观层次的六个主要发展阶段；所谓“十一”，是指微观层次的十一个亚阶段。具体方案是：①新中国城市规划初创期（1949—1957年），其中又包括了1949—1951年、1952—1957年两个亚阶段；②城市规划发展的动荡期（1958—1965年），其中又包括了1958—1960年、1961—1965年两个亚阶段；③城市规划发展的停滞期（1966—1977年），其中又包括了1966—1970年、1971—1977年两个亚阶段；④城市规划发展的恢复期（1978—1989年），其中又包括了1978—1983年、1984—1989年两个亚阶段；⑤城市规划发展的建构期（1990—2007年），其中又包括了1990—1999年、2000—2007年两个亚阶段；⑥城市规划发展的转型期（2008年至今）。这是迄今为止国内规划界学者提出的最为细致、详尽的分期划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