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的重要影响

一、宇宙观与政治文化

本书探讨中国宇宙观从四方到五行的根本转变，是如何发生在两个不同政治体制的变革之间，即由青铜时代霸权王国（商和西周，约前1700—前771）到铁器时代统一帝国（秦和汉，前221—220）的这一历史转折。这一历史变革产生了两个经久不衰的中华文明传统：一个是阴阳五行宇宙观这一文化遗产，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称之为“‘中国式思维’之原始与本质性表达”，或“中国式‘思想结构’”^[1]；另一传统则是统一帝国这一政治遗产，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当作中国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本书的任务便是要揭示在这场历史进程中文化与政治这两份遗产之间互动共生的关系。

宇宙观在中国早期帝国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也与今天如何定义所谓“中国性（Chineseness）”密切相关。这是因为宇宙观和统一帝国一直被视为中华文明的两个最为持久的结构。两千年来的正史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讲述，天地阴阳（宇宙观）和天下一统（帝国）是亘古不变的永恒真理，超越时间与事件。用古人的话说，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今天，宇宙观和统一帝国依旧是塑造中国民族认同的重要资源。无论是那些发掘国粹的保守派，还是批判扬弃传统的革新派——阴阳五行宇宙观都代表一种地道的中国本土原生的文化身份。而统一的帝国，则更被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看作是适于中国的唯一合法的政体制度。^[2]通过对中华文明中这两种持久结构的产生历史过程进行分析，本书试图揭示，在其表面统一和持续的模式背后，属于文化范畴的宇宙观和属于政治范畴的帝国，是如何在古代中国的同一个互生互动、演变发展的辨证过程中得以形成。

中国的宇宙观以“关联（correlative）”为特征。宇宙观，据人类学家斯坦利·坦比亚（Stanley Tambiah）的定义，是一个“概念和关系的构架，它视天地万物或宇宙为一个有序的系统，根据空间、时间、物质，以及运动来对其描绘，并且囊括神、人、动物、精灵、魔鬼等所有事物”。^[3]作为这样一种概念和关系的构架，中国宇宙观是一个基于阴阳、四方、五行、八卦等概念进行关联构建的庞大体系。这样一种关联宇宙观是一个有序的系统，在宇宙不同现实领域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将人类世界的各种范畴，比如人的身体、行为、道德、社会政治秩序和历史变化，与宇宙的各类范畴，包括时间、空间、天体、季节转换，以及自然现象关联起来。史华兹发现，中国的关联宇宙观类似于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描述的“具体的科学（science of the concrete）”——“一种拟人化宇宙观（anthropocosmology），其中，自然世界中的实体、过程和现象分类与人类世界之中的实体、过程和现象分类之间，呈对应或‘匹配’关系”^[4]。

作为在众多文明中曾经出现过的一种普遍思维模式^[5]，关联宇宙观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情境中，有着不同的功能和内涵。在中国，它最初的文化政治表现发生在公元前最后四个世纪间，即中国早期帝国的酝酿时期。正是在这场政治过渡中，关联宇宙观成为了一种共有的话语，借此，竞争中的社会力量以宇宙之最高权威相互辩驳，争夺对新帝国秩序的控制，并指导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实践。作为一种共有的话语，中国宇宙观成为政治文化的一种主要表达方式，成为早期中国帝国秩序形成之必要构成部分，并持续影响了此后两千年的帝国历史。

中国关联宇宙观的核心是“五行”系统，其产生和发展极好地例证了宇宙观和帝国的形成是如何互相构建的。五行是一种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所象征的宇宙观。作为一种分类系统，五行逐渐主导了其他分类系统，通过五种类别来将其他系统综合化及标准化。然而，比分类功能更重要的是，五行是一种互动和变化的宇宙观。五种宇宙能量存在于持续的相互作用中，它们彼此不断相克相生，产生了有规律的循环的序列。作为关联宇宙观的核心，五行将事件和行动同五个相互作用的宇宙力量之间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关联起来，旨在解释人类世界的事件，及指示人类的行动。(www.xing528.com)

关于“五行”一词的合适译法，学者们长期以来都在争论。传统的译名是“Five Elements”，这是对中国思想和其他文明的思想作比较研究最为方便的一个术语^[6]。但是“element”一词不能充分反映“五行”字面的内涵，因为“五行”在字面上可以理解为五种“行走”、“行为”或者“做法”，更没有传达出“五行”作为一种相互作用和变化的宇宙观的基本性质。因此，许多学者提出别的译法，诸如five“forces”、“phrase”、“agents”、“entities”、“activities”，或者“stages of change”^[7]。在这些译名中，“Five Phrase”得到了专家们较为广泛的认可^[8]。但是近来一些学者则对“Five Phases”提出质疑^[9]，其中，葛瑞汉（A．C．Graham）主张将“Five Processes”用于汉代以前的五行观^[10]。

翻译上的困难主要源于五行宇宙观本身，源于它的功能和内涵的易变性与多样性。正如我将在本书试图论证的，五行的内涵不仅因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异，而且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派系势力那里，也有着不同的应用。五行不单单是一组概念、一种哲学派别、一种思考模式，或者是一种普遍认可的表现形式；它还是一种在历史中不断变化的文化现象、一种用于政治论辩和权力斗争的话语；最为重要的，还是一种处在一个冲突和变化的世界中如何行动的艺术。政治角色利用五行宇宙观来讨论皇权、争夺权力和权威，并界定权力关系与社会等级。

五行宇宙观的变化体现了早期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变。随着20世纪的考古发现，重建青铜时代的历史成为可能，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探讨五行的起源时，开始放眼远古，将之上溯到古老的四方宇宙观。虽然四方和五行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象征性的类似和某种连续性，但是在两者的结构、功能，以及内涵上表现出来的基本性差异却是抹杀不去的。五行的早期“身影”能够在公元前4至3世纪，即从青铜时代向帝制时代过渡的资料中看到。五行的早期形式吸收了四方的某些结构和象征的特征，并且成为在当时占测和仪式行为中并存的众多分类系统之一。在这一阶段，五行的定义是比较随意的，使用得也不那么系统。此后，在中央集权制帝国的形成过程中，五行晋升为关联宇宙观的核心、分类的主导系统，以及不同利益群体在他们的政治摩擦中一个共享的话语。

为什么宇宙观和政治结构同时经历了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在这一共时转变中，文化与政治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宇宙观的新内涵和新的政治制度之间是怎样相互建构的？为回答这些问题，本书试图揭示宇宙观与帝国、文化与政治在历史的变化过程中相互生产、交互改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