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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导论:历史研究方式的差距与外在结合

时间:2023-12-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但这种结合是外在的结合,这与恩格斯所讲的研究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的要求有甚大的差距。因为通常的这种史论结合、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式,仅仅是一种描述的技术,是一种外在的处理方式,而不是历史本身的规律的展现。

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导论:历史研究方式的差距与外在结合

三、若干结合

1﹒历史与逻辑的一致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历史。一种是跳跃式的、曲折前进的偶然资料的历史。我们如果处处跟随它的话,那就会注意很多无关紧要的材料,打断思想的进程。另外一种历史观,就是经过修正的、典范形式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就是这样的历史,具有历史意义的历史。之所以具有历史意义,就是因为这种历史反映了历史的规律。此外,还有两种不同意义上的逻辑,一种是形式逻辑,它是不管真理性的,而新的逻辑,也就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则相反,它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地接触现实。历史和逻辑一致,一般就认为是“史论结合”,既要有史料,也要有观点,还要有自己的逻辑分析和推理,并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但这种结合是外在的结合,这与恩格斯所讲的研究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的要求有甚大的差距。因为通常的这种史论结合、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式,仅仅是一种描述的技术,是一种外在的处理方式,而不是历史本身的规律的展现。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我们可以在历史中看到逻辑,看到它的发展规律即它的进步,它的目的性。我们对这种发展规律有一种历史感、感悟,一种体验,并且因此也有一种评价,评价就是一种态度,我们对它有感悟就是持有一种态度。于是,历史和逻辑就在这样一种内在的关系之中。逻辑不再是一种实证的手段,而是一种直接的本体的把握[3]。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所要达到的境界。

2﹒历史的思想与思想的历史的结合

在历史中,一切客观规律都只有通过主观能动性才能得到把握,这跟自然规律是不一样的。客观的事情只有在主观中把握才是历史,才能显示出它的历史规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既需要有讲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线索等,从历史中有所总结、有所提炼和提升,包括敢于正视错误和问题,深刻总结经验教训,讲授历史观念、历史规律,具有鲜明的历史总结意识和反思意识,这其实就是“历史的思想”。同时,历史人物又是思想的载体,“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也必然要讲授各种各样的思潮,更要着力讲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的与时俱进,这就是“思想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应努力做到历史思考与理论力量共臻一炉。

3﹒历史与现实的贯通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不只是走进历史,而是在走进历史之后又跳出来,去面对今日和未来。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追问历史是为了关照现实,以历史为经,以现实为纬。“现实”是当下在场的,“过去”只有透过现在的视界才能获得“历史性的存在”之资格。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世界周围没有道路,历史周围没有道路,而只有一条穿越历史的道路。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而言,就是要凸显这条穿越中国历史的道路,也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当下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历史与现实贯通,体味到这条穿越历史的道路,追往抚今,汲取力量,共同创造。历史是开放的,它的规律总是有待于我们去提供、去创造。但历史又不是完全盲目的,在每一阶段我们回过头看,我们把我们的视野融合了以往的视野,我们就可以看出其中的某种规律性,从中感受到历史的心跳,因为历史蕴藏着关于当下、未来的智慧,从而形成“效果的历史”、“作用的历史”的价值取向。

4﹒历史呈现与价值判断的互映(www.xing528.com)

香港中文大学推出耗时7年的10卷本、500多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由10位作者撰写,时间从1949年到1981年,目前已出版6卷。香港《凤凰周刊》2008年第29期刊发记者马楠的《中文大学推出港版共和国史新编国史香港付梓》一文,该文认为中国当代史的编写有3种类型:“以往内地出版的中国当代史,大多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党的理论基础为主导思想,意识形态烙印较为明显。而西方出版的一些中国当代史,又多少限于资料不全及立场预设的原因,不能客观反映史实。这部在香港出版、由中国内地学者撰写的当代史,多少超越了以上两种当代史的写作局限。”该文所赞赏的就是科学客观主义: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不允许掺入主观的价值判断。在历史中,不存在纯客观的记载、描述,当你用语言描述的时候,它本身就带上了道德倾向、感情色彩和价值判断。事实上也是这样,所有的历史学家无不带入自己的倾向、色彩和判断,在历史客观主义看来,这是历史学的一个大缺陷,就是历史学免不了带进主观的东西。但是对于历史学本身来说,如果没有这种倾向性,那也就没有了历史。像马克斯·韦伯主张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应该持“价值中立”,但他在其名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也不可能保持绝对的“价值中立”。

历史唯物主义和一般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在出发点上就包含目的、评价,也就是包含有历史的因素、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用辩证的、理性的、发展的思维把握历史,从表面的、纷乱的历史活动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理清历史转折的前因后果,从盘根错节的历史进程中,摸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反映历史的本质真实;同时,充分肯定人类认识的深化有个动态的反思与自省的过程,但历史反思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抽象反思则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例如对战争的认识,列宁曾说过,弄清战争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者解决自己对战争的态度的必要前提。如果我们离开了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简单地从人性、欲望、情感及民族习性等来寻找战争根源,或者从所谓暴力和死亡的抽象概念出发而否定一切战争,那么,战争也就没有了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一切民族独立和解放,一切为人民幸福和自由的奋斗,一切的英勇牺牲和献身都变得没有价值和意义。

历史首先是历史事实,随后是历史认识或理解,最后是历史话语。一句话,客观的历史事实(历史本体人)、历史认识和表述历史的话语三个方面,共同构成历史意义的显现形态,形成历史呈现中的价值判断。

【注释】

[1]邓笛编译,《环球时报》2007年3月30日,《报刊文摘》2007年4月9日。

[2]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334页。

[3]邓晓芒:《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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