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新教在沦陷地区的发展与挑战

（二）基督新教

自卢沟桥事变以后，沿海地区次第沦陷于日军之手，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之下出现的傀儡政府，虽然在名义上有管辖之权，但实际上一切均为日方所严密控制。对于基督教新教，由于其主要差会与英、美有密切的关系，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还没有做出激烈的迫害举动，但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以后，英、美变成了日本的交战国，到这年年底，日占区的大批英、美传教士被关进集中营，教会的活动几乎近于瘫痪。据统计，英、美传教士被关进集中营者约有一千二百人，后来日方两次遣返，到1945年6月，还有七百六十六名传教士被关在集中营里。在后方的传教士估计不足一千人，虽然在西南省份发展了一些信徒，但教务活动只是维持局面而已。同战前相比，新教传教士减少了约五千人，信徒人数在1945年初约七十七万人⁽¹³⁾。

由于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教会的资料在战乱中蒙受损失，比较困难对整个教会详细而具体的情况作统计分析，只能从一些教会人士的回忆录中摄取一些反映教会状况的信息。同时，在大后方的基督徒办了一些诸如《公报》等杂志，刊载了一些战时沦陷区教会的动态。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到基督新教教会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

在《公报》中，有一篇作者署名“木郎”的《上海沦陷后的教会》，记叙了1941年12月8日日军向英、美宣战，开进上海公开租界时的情形：当时，上海的交通已经断绝，满街都是耀武扬威的日本军人。他们手里拿着一捆一捆的封条，上写“大日本海陆军占领”，将一切与同盟国有关的产业都封闭了。监理会的慕尔堂竟被改为日本海军司令部，他们还将太阳旗挂在十字架上，经交涉才扯下。日本军人通知上海的英、美传教士：不准出家门一步，不准移动任何物件。到第二次，他们将封条上的“占领”两字改为“保护”。又过了几天，他们通知英、美人士前往领取通行证，才准许自由行动。上海英、美银行全被日本冻结，教会的经费来源断绝。另外，有些教会依靠房地产为经费来源，但战乱使他们收不到房租，教会医院情况尚可，但一些教会学校停办了。最后，这篇文章写道：

日人对付基督教是用双重政策，一面利用军部以武力压迫，一面则派遣日本牧师来华运用亲善手段。日本牧师在上海所组织的教会，名之曰“中国基督教会”。在杭州所组织的，则名之为“东亚基督教会”。名称虽异，侵占的目的只有一个。其牧师多系酒色之徒，在日本既有家室，在中国复租妻妾，令人看去绝无半点基督徒的样子，是真牧师还是假牧师，反正天晓得。⁽¹⁴⁾

在华北地区的教会，自卢沟桥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历时四年有余，其间教会中西领袖，合力维持，得以支撑残局。殆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所有盟邦在华北沦陷区的权益及设施，为日军所监视和没收。基督教会因与英、美有关，也被认为是敌性机关，均列入监视封闭之列。

华北的教会，指的是河北、山东、山西三省而言，因其所在地日寇之政策，以及敌主管长官对于教会之态度不一，因此遭遇也不尽相同。在山西省，敌人宪兵队憎恶教会，故横施压迫，不遗余力，一切教堂、学校、医院和神学院以及青年会，被强行封闭和占领。牧师、医生、教员先后被捕者数十人，其中有死于非刑者。三省之中，以山西教会受害最大。其次为山东教会，当时山东的日伪政权素持反教态度，故依赖敌势，将所有教会学校、医院、青年会，悉行封闭或改组，尤以济南齐鲁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中学受害最深。当时，日寇视齐鲁大学为国际间谍机关，所以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齐大的教会人士如罗世琦、胡钧扬、延道林以及青年会总干事郑仿桥等，均被捕入狱。日寇还将齐大停办，由日籍教授出头改组为山东大学，与教会脱离关系，齐鲁医院亦为日军占用。至于河北省，从表面上看，似乎较山西和山东省为轻，在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寇并未逮捕教会人士，教会房产亦未被公然强占。但实际上，日本当局对教会的管制政策如出一辙。如北平、天津两地之敌宪兵队及敌特务机关长，表面上均以温和手段对付教会接洽事务。他们或采取座谈方式、或亲自参与宗教仪式，且召集西方传教士谈话，容许他们在城市中自由往来，有存款者每月可领取五百元生活费。另外，对于中国的教会，日寇也采取座谈会、讲演会的方式，邀请他们参加，意在改造他们的思想，促使他们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效力⁽¹⁵⁾。

当时，华北有一些中国教会的领袖，在敌人的软硬兼施之下，同时为维持教会的工作，要求日方允许恢复华北的教会活动，由驻北平的日本牧师代为接洽，重新组织一“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并数度与敌特务机关长松琦中将商讨改组华北教会，并由日寇下令将华北教会的房产器物，以及教友数目、教产数字造册具报，严加管制。再由日人移交华人代管，成立了一个“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这个机构实际上处于敌特务机关长、兴亚院以及伪政府的监督之下，表面上是一个华人基督教社团，实际上是代日本人管理教会的机构。“每次礼拜及大小聚会，必先将讲题内容，详细呈报敌宪兵队，俟其批准以后，始克举行。届时并有敌方宪警到场监视，听取报告。由是正义之福音不能宣扬，宗教之自由完全失掉。”⁽¹⁶⁾

日本人将这个所谓“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视为“合法”的机构，要求其他一切新教教会都加入这个团体，否则予以封闭。据当时有人回忆：

一次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位日本牧师声言，如果有甚么教会不加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便是“重庆系”。我想这个罪名是一个洗刷不干净的罪名，日本与英、美交战，称英、美教会为敌系教会……八九月间，“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又在演变了，日本国内的教会已经改为“日本基督教团”，日方也命“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改组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因此于9月8日“内务总署”召集教会领袖于灯市口妇女圣道学校举行第三次基督教讲习会，并筹备教团的成立，会期三日。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料想基督徒会堂被封闭的日子临近了。⁽¹⁷⁾

对于华北各地的教会学校，日寇曾经一度封闭，经过移交和改组手续以后，始行启封。所有大学一律改为市立，由伪教育行政机关之统制，将学校与教会绝对分开，并禁止一切宗教活动。学生必须宣誓，效忠于“大东亚战争”，方准入学，并强迫学生进行游行或宣传。功课方面，则减少英文，增加日文；学校行政方面，则有日本教官操最高权力。校长一职形同虚设，时人称之为“奴化教育”。(www.xing528.com)

此外，对于北平的燕京大学和医院及医学院，日寇早就视为眼中钉。卢沟桥事变以后，司徒雷登就下令将燕大的中国国旗和燕大的三角校旗换成美国国旗⁽¹⁸⁾。据司徒雷登的记载：

学生们在美国人的校园里受到保护，生活得很愉快，大家都懂得他们不应利用这一切有利条件进行抗日活动。我不得不多次提醒其中一些爱国分子说，他们或离开学校去干他们想干的事，或者完全停止活动。这既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同时也不至于危及他们的同志。日本人密切注视着地下敌对活动，豢养了一大帮秘密警察和密探。他们的告密使许多人遭到逮捕和拷打，我们的学生尤其受到怀疑。他们通常是在周末进城的时候，从校车里被抓走。但我的秘书非常机智，要不了多久，费不了多少周折，就能把被捕的学生弄出来。⁽¹⁹⁾

同时，司徒雷登和燕大的教职员工，也做了一些掩护流亡学生南下的工作：

学生们出于爱国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不断地乘火车逃往中国非沦陷区。我同学校里的青年的教职员一起（他们过去也是本校学生），给他们安排很适当的出逃路线。一条是南下的陆路——京汉铁路，另一条是通过上海，还有一条专门为女孩子们安排的、更安全也是更漫长的路线，要绕道香港、仰光和缅甸。沿途都有我的朋友，我委托他们筹集资金和采取其他的办法，帮助这些学生。⁽²⁰⁾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这种活动已经不能持续下去，日本派兵看管学校，实行停闭，并逮捕大学校长及教职员十数人，学生二十余人，协和医院院长及职员数人。内有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文学院院长周学章，法学院院长陈其田，研究院院长陆志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历史系教授洪煨莲、邓之诚、侯仁之三先生，社会系主任赵承信，总务主任蔡一谔，至于神学及宗教学院，均被视为不合法的机关，被勒令停办，不准复校⁽²¹⁾。

在战争期间，基督教新教教会的教产也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根据南京方面教会人士的报告，北美长老会的溧水堂、溧阳堂，以及淳化堂的堂宇悉被炸毁，句容堂、天王寺堂、湖塾堂等，均被当地日伪机关占用。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的各处教堂，也被抢劫一空，中华圣公会的教堂也被日本人占去，作日语学校之用，教务活动无法举行⁽²²⁾。在广州和香港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尤其在香港，青年会副总干事赵甘霖全家罹难，许多被日军凌辱的妇女，都在女青年会避难，一些教会的教友，甚至传道牧师，因为生计困难而在街头摆摊，等等⁽²³⁾。

总而言之，沦陷区的教会，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已经一改旧观，或者为日军所直接占领，或者由日本直接操纵的“教团”所控制。西方差会的经济来源也被冻结，而本地的教会也陷入重重困难之中。

在大后方的教会，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是“基督教新教边疆服务工作”，或称“边疆传道运动”。这个运动从1939年冬天正式开始，发起人是诚静怡。当年春天，他正视察后方教会工作，慰问流亡同道，历经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份，在重庆等地与当地同胞教友张伯怀、孙恩三、陈立庭、陈铁生等商议，呈请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孔祥熙批准，成立“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该计划出力最多者是张伯怀，他任该部主任。张原先是全国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副主任、南迁以后的齐鲁大学的文学院院长，他对于边疆服务工作，怀有很大的兴趣和责任感⁽²⁴⁾。

“边疆服务部”的宗旨是：“以基督服务精神、本中央固圉边民之意，对边疆民族从事各种服务，藉以启发边民智识，救济边民疾苦，改善边民生活，促进全民团结，充实国家力量”⁽²⁵⁾。边疆服务工作分为：（一）川西区——边疆服务部之川西服务区，于1939年正式工作，择定理番县边境之雅谷脑、理蕃城、威州为三个工作中心，而将区办事处设于雅谷脑，设立小规模的教会医院，白天行医，晚间向边民举办识字课，同时设立正式的小学校，教育边民子弟。（二）西康区，该区工作始于1940年夏天，由中国医药传教士于子欣负责。他率领两位同道，赴西康地区所属八县，开始西康区的服务工作，其工作中心设于西昌。开设医院，以医药卫生工作为中心，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为人治病传道，并联络西昌原有的教会，开展传道工作。除以上两区以外，该会还组织了学生边疆服务团，组织青年学生参加边疆服务工作，利用暑假、寒假，到各个服务区内为边民服务。此一边疆服务工作，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各界人士纷纷建议增开服务区，扩大服务地点；兰州的科学馆建议成立西北服务站，贵州的教会也请求在该省设立服务点⁽²⁶⁾。因此，尽管华东和华北沦陷区的教会步履维艰，但由于战争整个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内迁，新教的布道工作竟在边疆地区获得了若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