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学术独立自由原则有哪些？

一、学术自由之探幽发微

学术自由是大学独有的价值观，它应包含大学教师教学与研究的自由、发表其研究成果的自由、参与学术团体活动的自由、进行学术交流的自由及大学生学习的自由。学术自由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所说的“学者必须有权力探索一个论点到它可能引向的任何地方”，是对学术自由最早的表述。1809年，普鲁士王国内政部文化及教育司司长威廉·冯·洪堡等人在创办柏林大学的时候，就把“尊重自由的科学研究”与“教学与学习的自由”作为现代大学的基本原则，允许各种学派并存和自由竞争，培养了很多具有真才实学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使德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并被西方其他大学所借鉴。

准确地说，学术独立在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中是不存在的，虽然在书院中有零星的学术独立、自由的因子，但是，它毕竟不能对主流文化形成冲击并促使其发生质的转变。到了现代，由于受现代西方学术精神的影响，在学人群体中间，开始有了明确的学术独立、自由意识。王国维在1905年的时候便大声疾呼：“未有不视学术为惟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2]在这里，王国维指出了中国学术发达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学术独立。与王国维的思想一脉相承，陈独秀在1918年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学者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3]到了陈寅恪那里，学术独立、自由的意识就更为强烈了。1929年6月，陈寅恪在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导师王国维辞世两周年建立的纪念碑的碑文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4]他在这里主要表述了两层意思：一是王国维在学术上所彰显的独立、自由精神，具有永不磨灭的价值；二是只有在治学中超越于“俗谛之桎梏”才有可能发现真理并将之发扬光大。国学大师陈寅恪可以说是学术独立自由精神的化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已将生命与学术熔铸在一起，正因为他一生信守“学术研究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思想。”^[5]因此他的道德文章才被世人所景仰。

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根据“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对学校进行改革，其基本思路是：“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效，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任它们自由发展。”怎样循思想自由原则呢？蔡元培的解释是：“正如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则大学之所以为大也。”^[6]明确地指出西方大学文化精神的核心是思想自由原则。

在蔡元培的大力倡导下，“思想自由”逐渐成为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核心价值观，当然对学者而言，“自由”主要的还是落实在学术自由上。不仅是在北大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乃至其后的许多大学。

蒋梦麟早在1918年，就提出过大学是为研究高等学术而设，“故当以思想自由为标准”。在1919年，他又提出了“文明之进步，赖自动的领导，赖高等教育之思想及言论自由以养成之。大学学问自由（Academic Freedom）之主张，已成为欧美之先进国学问之大宪章……吾国高等教育，近方萌芽，欲求将来学问之发达，亦非保其学问自由不可”。^[7]蒋梦麟曾在美国获得教育学博士，他接任北大校长后，在借鉴美国大学模式发展北大的同时，仍继续沿袭蔡元培“思想自由”的原则，强调学校必须容纳新思想和新派人物。从蒋梦麟对1923年中国知识界爆发的那场著名的“科玄之争”中的态度，可以看到他在维持思想自由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坚定性。(www.xing528.com)

1930年，蔡元培在为《教育大辞书》所撰《大学教育》中，又再次强调了这一思想，并系统阐述了“思想自由”的内涵：“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即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唯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8]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在具体的办学实践中，他继承并贯彻了蔡氏的办学理念。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为代表的一批留学归国的传统士子，先后从国外带回了先进的大学理念，在不同的大学里实践着自己的理想。特别是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支撑西方大学的基石——思想自由原则，经过“五四”以来的精心培育，已经很大程度地融入他们的办学理念之中，在抗战之前已基本上与西方大学文化接轨。西南联大的建立，虽说是战争背景和国家体制相结合的偶然性产物，但三校固有的在思想自由传统下的民主氛围，却在新的条件下继续保持，更加和谐共生。没有这种民主氛围，西南联大的学者们也不可能各抒己见，潜心治学，在争鸣中形成学术自由的盛况。

联大校友朱德熙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时，就常常说，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的奇迹，其原因是三校“共同之处就在于都有学术空气，都有学术上的民主作风。缺了这两条，大学是办不好的”^[9]所谓“学术上的民主作风”，显然是学术独立、自由的另外一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