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表征理论历史回顾，社会表征产生的理论背景

一、社会表征产生的理论背景

欧洲社会心理学的三个里程碑即为社会认同理论、话语分析和社会表征理论。社会认同理论提供了一种基于群体的认同分析，同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对照，在欧洲的社会心理学中，群体较个体更具有讨论的价值，人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凭借着群体的关系，人进而推导出“我是谁”的概念以及自己如何举止、应该相信什么样的标准。社会就如同是一个集体。正如社会认同理论者强调的那样，社会认同理论指出了个体之内的社会。第二个进程即为社会表征理论，它也强调社会群体的中心性，但它将焦点摆放在群体如何影响与形成个体的意识，强调人们关于社会世界的常识理论和知识贮备。这个理论不但关切于常识内容和不同的社会群体间的差异，也探讨个体与群体如何使用表征来理解与建构一个共同与共享的现实。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第三个进程为话语分析，其起源是现代社会建构者对于实证科学的批判。话语分析强调人类互动中体现话语和修辞的中心性。由于对人们“所说的是什么”而不是“所想的是什么”的强调，话语分析不但开始挑战当前社会认知和认知心理学的种种假设，也开始挑战前两个发展进程的经典理论。

通过对社会表征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该理论充分显现了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独特特征：社会关怀和主流融入（方文，2002，651－655）。这种典型的特征显著地反映在欧洲社会心理学在学科方法论的反省、方法技术的创新、研究主题的选择和理论构建上。这种典型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都与美国主流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迥然不同。难怪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奠基人，也即社会表征理论的开创人莫斯科维奇说，美国主流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框架、理论模式与方法技术是在与欧洲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迥然有别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中生成和发展的（Moscovici，S．1972，55－56）。同时，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另一领袖人物（社会认同理论的奠基人）泰弗尔（H．Tajfel）也严厉批评了美国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实验程序是真空中的实验，宏大的社会现实被歪曲为人为的实验室中毫不相关的个体之间虚假的社会互动。在对这些美国主流社会心理学研究定向的批评和反省过程中，欧洲社会心理学的一些独特的研究和技术得以创建，这就是修辞学（Billig，M．，1966）和话语分析（Van Dijk，T．A．，1993；Potter，J．＆ Wetherell，M．，1999）。

尽管社会影响和群际关系并不是新的研究主题，但是欧洲学者对这两个领域的关切注意表现出与美国经典研究有别的独特特征和分析水平的差异，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对社会行为所发生的宽广的社会脉络的重视和对理论与元理论建构的追求，这在社会表征理论的发展中可略见一斑。从1960年开始，莫斯科维奇在巴黎开创了关于社会影响的研究，开始关注群体创新和社会变迁以及对少数人的影响（Moscovici，S．，1980，208－239）。在此后的10年中，英国社会心理学家泰弗尔领导的社会认同小组开始深入研究群际过程和群体中的过程现象，如偏见、歧视、刻板印象、群体成员资格和群体凝聚力等。这些都为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随着欧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深入，它的理论逐渐获得了美国主流社会心理学的承认和肯定，其中像社会表征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已经开始进入美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域中，在天才学者莫斯科维奇思想基础上的社会表征理论日益成为对美国社会心理学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之一（Deaux，K．＆ Philogene，G．，2001）。

二、社会表征理论的产生脉络(www.xing528.com)

社会表征的概念有相当长的历史，并跨越社会科学中许多相关的领域。在一向重视个人因素的心理学中，事实上，从冯特（W．Wundt）那里已经开始了对“社会表征”的萌芽思考。在冯特的民族心理学体系中，他曾经提出个人心智与集体心智两个对立的概念，认为个人心智的研究取向将个体视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而团体被视为数个个体的集合。相对的，集体心智的研究取向则强调个人的总和不等于全体。冯特将心理学区分为实验室科学和社会心理学两个领域，其中实验室心理学属于个人心理学层次，研究对象指向个体。该层次认为人可以被放置于实验室中去观察和分析，其研究方法一般不考虑外界情境，属于去脉络化的量化研究方式。而社会心理学为集体心理学层次，其研究对象是语言、宗教和习俗等社会现象，研究方法也多采取如质性研究方法等多重方法的组合。其实，冯特的集体心智的概念已经开始接近于社会表征的概念了。

冯特的观点对其后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Durkheim）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迪尔凯姆区分了集体与个人的表征，他认为个人表征是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属于“个人建构”，而集体表征属于社会学领域，即社会学中的社会心理学领域。迪尔凯姆所说的集体表征是指知识的系统化部分，比如科学和宗教等，这些是由社会学学者进行研究；而个体表征则是可以改变的，是由心理学学者进行的研究。对迪尔凯姆来说，集体表征是社会成员所共享的，其发生是来自社会的，内容也与社会有关。尽管他认为表征是由个体的“次层级”（substratum）中产生出来，但他强烈地坚持并认为表征并不能以个体的层次来加以解释。他将群体精神表达为“集体表征”，并将其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题。他认为知识和社会结构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一般所能得到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社会，他将其认定为“集体习性”（collective habits）（刘文旋，2003，74－82）。这种“集体习性”的东西是一切道德和法律准则、价值、审美标准、政治和宗教信仰的基础，它们不仅是个体的体现，也具有强制性和集体性的特点，而我们能够用以对这些事实进行理解和解释的方法就是经验主义的方法。因此，他所谓的“集体表征”与社会事实一样，是对社会本质的外在表现，是与价值、信念、规范和知识系统以及潜在的社会事实相符合的，是社会实在的最终基础。集体表征是社会表征的最初形式，迪尔凯姆的集体表征概念为之后的社会表征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及社会表征理论的真正成型，可以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莫斯科维奇继承了迪尔凯姆的对于集体表征的想法，提出了社会表征的概念，对当时欧洲太过于个人主义的心理学取向进行了反思。他在探讨社会心理学的现象时，曾经试图将社会学的概念加以放置，同时考量了个人与社会，试图整合社会文化与个人心理层面，以建构一个社会心理学。而与迪尔凯姆的集体表征相比较而言，莫斯科维奇的社会表征概念则更具有动态性和转变性，也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信息传递与交流，被表征的社会对象（social object）会不断地加以进化和改变。其中，莫斯科维奇利用各种方法从事研究，如民意调查法、测验方法、结构与非结构问卷法和内容分析方法等。可以讲，在莫斯科维奇的倡导下，社会表征的概念正在被重新唤起，并且作为许多研究的理论基础被进行不断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