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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g的分析心理学和Adler的个体心理学

时间:2023-04-1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他的分析心理学因集体潜意识和心理类型理论而声名远扬。心灵能量在对立冲突中产生,Jung称之为对立律。例如,Jung认为,个人对职业成就的关注增加,那么对精神生活的兴趣就必然减少。Jung认为,一个健康成熟的人格应该是不断趋于平衡的人格。(二)人格的结构Jung继承了Freud有关意识和潜意识的划分,并进一步把潜意识分为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

Jung的分析心理学和Adler的个体心理学

一、Jung的分析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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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Jung

Carl Gustav Jung(1875~1961)是瑞士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医师,分析心理学的创立者。他是一个智力早熟的人,自小内向、敏感、想像力丰富。十几岁就广泛阅读古希腊罗马哲学家中世纪经院神学家以及近代哲学家黑格尔、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著作。早年曾和Freud合作,后来,由于对力比多概念、早期经验决定论等的解释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两人宣告决裂。他的分析心理学因集体潜意识和心理类型理论而声名远扬。

(一)心灵能量

与Freud不同,Jung认为力比多(libido)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命能量,性驱力只是它的一个表现方面。他用心灵能量(psyche energy)代替力比多来指代这种涵义更丰富的生命动力(Jung,1969,p.17)。心灵(psyche)就是整个人格,是与人的物质现实相对应的心理现实。在心灵中存在着生命之能,即心灵能量。心灵能量不可感触,但会使人产生感情、思想和行为,这好比物理能量会产生光、热和电。心灵能量产生于心灵内部各种势力的对立冲突,冲突越激烈,能量就越大。心灵中的每一种结构都有它的对立面,有对立就必然产生冲突。例如,人格结构中的阴影(shadow)与自我(ego)就互为对立面,阴影是人类的邪恶本性,是人性中令自己恐惧的部分;而自我的其中一项功能就是将不愉快的经验赶出意识。显然,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心灵能量在对立冲突中产生,Jung称之为对立律。心灵能量一经产生,则要么释放以产生行为,要么在心灵中四处流荡。Jung借用热力学的两条基本原理来解释心灵能量运行的规律,即守恒律(principle of equivalence)和熵律(principle of entropy)(Jung,1928)。守恒律是指,在心灵的某处若有一定量的能量消耗,那么就会有等量的、形式或同或异的能量在心灵的其他方位产生(Jung,1969,p.18)。这条原理说明,心灵能量不会凭空消失,此处能量减少必然伴随着彼处能量增加;反之亦然。例如,Jung认为,个人对职业成就的关注增加,那么对精神生活的兴趣就必然减少。熵律,是指在心灵的某处若有能量聚集,在强度上占优势,就必然会在心灵内部产生驱力,使能量从高强度区域向低强度区域流动,达到平均分布。一个极端外向的人迟早会变得较为深沉,就是因为心灵能量由外向内扩散的缘故。Jung认为,一个健康成熟的人格应该是不断趋于平衡的人格。

(二)人格的结构

Jung继承了Freud有关意识和潜意识的划分,并进一步把潜意识分为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个人潜意识有些类似于Freud概念体系中的潜意识,其中蕴藏着过去的经验,这些经验要么不太愉快,要么不太重要,因此被遗忘了;其中也包括无法意识到的微弱的感觉经验(Jung,1969,p.376)。集体潜意识则是最难触及的意识层面,也是心灵中最为神秘的领域。它是整个人类进化史上所有人类经验的仓库。换言之,集体潜意识中埋藏着人类祖先的智慧,即远古人类在艰难的生存过程中获得的宝贵经验。人人都有这些经验,它们蕴含在神经系统中,使人生而具有对某些特定刺激产生特定反应的倾向。例如,惧怕黑暗,敬畏鬼神,依恋母亲,警惕陌生人等。

Jung认为在心灵的各个意识层面存在许多功能各异并相互联系的单位,包括自我(ego)以及人格面具(the persona)、阿尼玛和阿尼姆斯(anima and animus)、阴影(the shadow)和真我(the Self)等原型。正是这些功能单位构成了完整的人格。根据这种设想,他描绘了人格结构的草图(见图5-3,参见Jacobi,1962,p.126))。自我位于意识的中心,负责清醒时的活动(Jung,1923)。它的功能包括选择性注意、知觉、记忆、思维、情感以及自我意识,因此它具有相当的统合力量,使人保持同一感和连续感。集体潜意识中的经验是以原型的形式存在的。这些经验在各个文化和各个历史阶段的人类生活中反复出现,与之相关的意象留存在人的心灵中,围绕一个主题组织起来,就成为原型(Jung,1947)。有多少共同的人类经验,就有多少原型,其中包括母亲、英雄、国王、白马王子、神、魔鬼、智慧老人等在古今中外不断出现的意象。原型尽管数量繁多,却只有少数对人格产生关键影响。Jung描述了一些重要原型,它们分别为人格面具、阿尼玛和阿尼姆斯、阴影和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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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心灵的结构及其要素

人格面具是人在公众面前的表现。作为社会的人,我们身负许多角色,只有与角色身份相符的表现才能被认可。因此,人们要和睦相处,协同完成工作,就必须戴上面具。但是,面具毕竟是一种掩饰,角色也决不是完整的自我。所以,如果过分地沉溺于角色扮演中,人格面具就丧失适应价值而变成自欺欺人。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分别是男人心灵中的女性原型和女人心灵中的男性原型。从生理上讲,男女两性都有雌雄两种荷尔蒙,只是在量的比例上有差异;从心理上讲,男人能表现出女性化的特征,女人也能表现出男性化的特征。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使男性和女性可以因爱而融为一体。但一个人若过分认同自己心灵中的某一个性别,都会出现适应困难。阴影是人性的阴暗面,是恶的源头。一切为人不齿的念头和冲动都藏在这里。人必须压制阴影中的冲动,否则会扰乱社会,受到惩罚。让人为难的是,阴影不单是恶的源头,也是活力、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源头;完全压制阴影会使心灵了无生气。而且,即使阴影中的冲动被压制,其能量也并未消失。这种恐怖的力量蛰伏在心灵底层伺机而动,一旦自我的力量有所懈怠,它就会侵袭整个心灵。真我是人格进入成熟状态时的产物。它脱胎于自我,并远远超越自我。真我稳居心灵中心,像恒星一样平衡各种对立势力。它的出现意味着人格变得更加和谐统一,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心灵的各个要素中,真我出现最晚,而其完全实现则像一个神话,这种完美状态只能无限接近,永远无法达到。

(三)中年危机与个体化

Jung认为人格发展贯穿人的一生,不仅受过去经验的影响,也受到未来的指引。他并没有明确地描述人格的发展阶段,而是强调人到中年时人格发展的危机与转变(Jung,1930)。童年早期,个体还没有区分主客体的能力,他的人格基本上是其父母人格的反映。在这一时期,父母对儿童人格发展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当儿童能分清“我”与“非我”时,其自我才开始实质性的发展。在青春期,个体的人格基本成型。这时个体面临生活的压力,几乎要把所有精力都奉献给学业、工作以及家庭。在这一时期,个体关注客观现实而忽视主观世界,其意识功能占主导地位。人到中年,婚姻和事业已基本稳定,外界成就达到巅峰。可Jung发现:大多数人虽功成名就,却总免不了感到了无生趣。他把这种现象称为中年危机。他认为,这种危机也是转机,是人生必经的阶段。中年时生活问题已基本解决,可心灵能量还很充盈。大量能量淤积于心,无处发泄,就导致了心理危机。解决之道是将能量用于探索内心的深层,给人格创造新的发展机会。当潜意识中的内容被带入意识,与意识同等地发挥作用时,个体的人格就进入了新的境界,Jung称之为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

个体化意味着个体成为一个独特的人、实现自己的潜能并发展自己的真我。要达到这种境界,个体必须放弃前半生以意识为主导的行为方式和优先关注客观现实的价值观,转而接受潜意识的引导。当然,接受潜意识并不意味着由潜意识主导我们的人格,而是使它与意识平等,在人格内部产生平衡。个体化的进程中,个体开始意识到人格面具的局限,并准备接受自己心中的阴暗面和另一性别,当这些都已完成时,真我就发展成熟了。此后,人格发展进入超越(transcendence)阶段,不断趋近完美。

(四)人格类型理论

心灵能量可向外部世界投放,也可向内部世界投放,但具体到每个人,则必定有一种倾向占主导地位。Jung根据这种能量投放倾向的差异将人分为两类:倾向于向外投放能量者大方、热爱交际,更关注他人和外部世界;而倾向于向内投放能量者冷淡、容易害羞,更关注自己的想法和感情。前者属于外倾型(extraversion),后者属于内倾型(introversion)(Jung,1964,p.52)。Jung还假设心灵有四种功能:感觉(sensing)、直觉(intuiting)、思维(thinking)和情感(feeling)(Jung,1927)。感觉和直觉是对立的,感觉是指凭感官了解内外世界的信息,而直觉不经由感官就能获得信息,是类似于预感之类的功能。它们都只接受信息,并不对之进行解释和判断,故被称为非理性的心理功能。思维和情感也是对立的,思维要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解释,并判断其真伪;而情感则要对信息进行评价,看该信息是否令人愉快,自己是否喜欢。它们都会运用逻辑推理对信息进行组织与分类,故被称为理性的心理功能。虽然我们都具有这四种心理功能,但只有一种或一对能占主导地位。非主导地位的心理功能会被压抑在个人潜意识中。值得注意的是,感觉与直觉作为对立的心理功能不能同时占主导地位,同理,思维与情感也是如此。Jung根据两种心理倾向和四种心理功能把人分为八类:外向思维型、外向情感型、外向感觉型、外向直觉型、内向思维型、内向情感型、内向感觉型、内向直觉型。

(五)心理病理理论

虽然Jung认为人格会自动趋向整合的全面和谐的发展。但是这一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利的环境会阻止人格的成长,助长其符合环境要求的部分,并压抑其余部分。这种单方面的发展必然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心灵中被压抑的邪恶能量会毫无征兆地爆发出来,扰乱心灵的内部秩序,造成整个人格功能失调。这样就产生了神经症(neurosis)和精神病(psychosis)。神经症和精神病病理相同,只是在严重程度上有所差异。神经症患者的自我功能还没有彻底丧失,能够维持基本的意识活动;而精神病是恶化了的神经症,这时潜意识的势力吞噬了意识,自我彻底瘫痪。Jung认为治疗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关键就是把潜意识冲突带到意识中来,使病人意识到被压抑的内容和过程并接受它们。

二、Adler的个体心理学

Alfred Adler(1870~1937)于1895年获得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从业后,很快成为当时精神分析学派的核心成员之一。由于他公开反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两人关系宣告破裂。此后,阿德勒创立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其理论重点由生物学定向的本我转向社会文化定向的自我,对后来西方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www.xing528.com)

(一)自卑与超越

Adler认为人类活动的动力既不是Freud所讲的力比多,也不是Jung所说的心灵能量。人类奋斗的动力来源于克服自身不足的强烈愿望。人生来就有种种不足,有不足就会感到自卑。为了消除这种窝心的感受,人会不断奋斗以弥补自己的弱点,这就是Adler所谓的补偿。个体的人格就是在各种补偿活动中不断成型的。

自卑感人皆有之,它起始于婴儿期的无能感。没有成人的帮助,婴儿就不能生存。这种处境自然使其产生卑微的自我感觉。自卑感还来源于个体真实的或想象的身体缺陷,例如身材矮小、面貌丑陋等。Adler把这种因身体缺陷而产生的自卑感叫做器官自卑(organic inferiority)。自卑感是个体对自身缺陷的觉知,正是基于这种觉知,个体才会诉诸种种补偿活动以抗争自己的不完美。可以说,人格发展的过程就是个体对不完美的自我状态的抗争史,只要没有达到自己设定的完美状态,抗争就不会停止。Adler把人对最终完美状态的追求称为追求卓越(striving for superiority)(Adler,1930)。自卑是个体奋斗的起始原因,卓越是其追求的终极目的。人生的主题就是自卑及其超越。Adler认为,一千个人会有一千种完美的“我”。这是因为,理想的自我状态是主观想象出来的,因人而异。这种主观想象的完美状态叫做虚拟目标(fictional finalism)。梦想是虚幻的,但它对人的影响却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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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Adler

(二)生活风格与出生顺序

在克服自卑,追求卓越的人生历程中,个体的人格不断成长。由于每个人的缺陷和虚拟的生活目标都不一样,由之而生的行为模式也是独特的。Adler把每个人在补偿自卑感的活动中形成的独特习惯或行为模式称为生活风格(style of life)。在他看来,生活风格在个体5岁时就已经基本定型,成为其人格发展的基本框架。在生活风格的形成过程中,早期的社会环境非常关键。Adler尤其强调亲子关系和出生顺序的作用。

父母是孩子最早的社会关系,是一个人一生中最早密切接触的他人。与父母的关系模式往往延续到个体成人后与其他人的关系中。但Adler尤其重视母亲在人格形成中的作用。这是因为母亲往往是个体最早、最深入和最广泛的亲密接触者。通过与母亲的互动,儿童开始形成对人际关系的看法。一个好母亲会让孩子感到他人是可亲可信的,她可以教会孩子以正确的态度应对生活考验,如工作中的合作精神,朋友之间的友爱尊重以及面对爱情时的勇气和执著。这样孩子长大后就会有较高的社会兴趣(social interest)。社会兴趣是人性中亲社会的一面。社会兴趣高的人乐意与人为善,有公益心,是Adler眼中心理健康的人。社会兴趣虽然是天生倾向,但是没有恰当的培养就会被埋没甚至扼杀。一个不称职的母亲往往令孩子缺乏社会兴趣,对他人充满疑虑和敌意,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容易出现适应问题。Adler甚至认为,一切丑恶的社会问题都可归结为社会兴趣的沦丧。

多子女的家庭中,兄弟姐妹虽同在一个屋檐下,受到的待遇却大相径庭。这就是Adler强调出生顺序的原因:不同的出生顺序意味着不同的早期环境。第一个孩子集父母的宠爱于一身,享受无微不至的关怀。但好景不长,当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他的地位就明显下降了。他必须忍受另一个孩子来分享本来由他独享的父爱母爱。Adler形象地称这种经历为“废黜”。越是被父母呵护备至,被“废黜”后的失落就越刻骨铭心。这种独特经验使长子形成了怀旧的性格,并倾向于保持现状。他们成人后善于维持秩序,恪尽职守,但可能墨守成规,并特别看重权位。第二个孩子造成了长子的心理冲突,但他自己却不会体验到这种冲突。一般而言,父母对第二个孩子不再感到新奇,不会娇宠他。所以,当更小的孩子出生时,他不会感到失落。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二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会风平浪静。在他的心里有一个必须超越的目标——长子。这种与强者争胜的雄心会一直保持下去,因此,第二个孩子成人后会热衷于竞争。但是,若长子过于优秀,这种竞争的热情可能会熄灭在萌芽状态;又或者长子因为妒忌而恶意压制,第二个孩子在抗争过程中可能形成扭曲的人格。最小的孩子是全家的宠儿,也永远不会被废黜。在这种支持性的环境中,最小的孩子可以全力追赶他的先行者。在所有孩子中,他很可能发展最快,成就最高。但是,宠爱过了头就会变成溺爱(Mairet,1964,p.107)。被溺爱的孩子永远是无助的,依赖的,没有办法应对生活考验。最后一种情况是独生子女。在家里,独生子女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但出了家门,他就不再是关注焦点。这种境遇让独生子女感到巨大的失落。由于没有兄弟姐妹,他只能同父母交流,因而往往显得少年老成。但是他既不会与人分享,也缺乏竞争意识,在人际方面可能困难重重。

个体的人格当然不会严格按照Adler描述的情形发展。这是因为,除了亲子关系和出生顺序这两个典型因素外,还有很多因素影响人格的发展。例如,个体对自己人格发展具有的能动性,即Adler所强调的自我的创造力。Adler认为,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5岁以前的经历只勾勒出人格的草图,最终的人格形态还是靠自己在以后的生活中描绘。这使他与Freud的早期经验决定论划清了界限。

(三)生活风格的类型

在Adler看来,每个人的生活风格都是独一无二的(Ansbacher & Ansbacher,1956,p.166)。但为了让人们了解什么样的生活风格是健康的、适应良好的,什么样的生活风格是病态的、适应困难的,他提出了四种生活风格类型:控制型(ruling type)、索取型(getting type)、回避型(avoiding type)以及社会型(socially useful type)。

控制型的人缺乏社会兴趣和勇气。只有凌驾于他人之上,才会使他们感到安全和重要。这样的人专横、冷酷,常常有意无意地对他人造成伤害。极端控制型的人会直接伤害他人并以此为乐,他们为社会所不容,最终会沦为罪犯和神经症患者;还有一些控制型的人通过虐待自己来伤害他人,如酒徒、吸毒者以及自杀者,这些人总是让关心他们的人陷入巨大的痛苦。索取型的生活风格是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人不能直面生活考验,总想依赖他人。小时候娇生惯养,成年后也希望别人来迁就并照顾自己。他们不注重培养生活技能,常利用自己的魅力来获得别人的帮助(Mosak,1977,p.78)。这种人只懂索取,不能贡献,对社会毫无用处,但也没有太大害处。回避型的生活风格很像鸵鸟的处世方式:遇到危险,就一头扎进沙里。这种人几乎与现实生活绝缘,他们企图通过回避生活问题来避免任何失败的可能性,同时也扼杀了任何成功的机会,在现实中毫无建树。回避型的人往往耽于幻想,在白日梦中享受卓越感(Adler,1930,pp.142-143)。社会型的生活风格是Adler极为推崇的健康的人格类型。这种风格的人成长于互相尊重和关爱的家庭中,养成了与人为善的品格,社会兴趣很高。他们勇于面对生活难题,愿意与人合作,也乐意把才能用于帮助他人和改善社会。

显而易见,控制型、索取型和回避型的生活风格都是不健康的,它们的典型特征是缺乏社会兴趣,是个体对自卑感补偿失败或补偿不当的产物。持有不当生活风格的人,面对生活问题时往往无法适应。不利性格与生活现实的冲突是导致神经症和精神症的根源。

(四)社会兴趣与心理健康

Adler从人类进化的角度出发,把社会兴趣看成心理健康的标志性特征。社会兴趣是人类为了共同目标而友爱合作的内在天性。这个共同目标就是不断地完善我们的社会,使人类这一种族以不断升级的功能应对生存压力,适应严酷的外界环境。可见,不仅个人在努力追求卓越,整个人类社会也在向更完善的形态发展。补偿自卑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以个人的奋斗不断完善自身的不足,迈向卓越;一是与人合作,通过互助弥补各自的不足。对一个健康的人而言,个人奋斗与社会兴趣都是其生活风格的必要成分。努力是个人超越自卑的必要条件,而合作是连接个人奋斗与社会进化的纽带:通过合作,个人加入了社会发展的洪流,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己的潜能。

但是,社会兴趣可能在恶劣的环境下被扼杀。有的父母时而溺爱,时而拒绝,使孩子无所适从,不能相信自己和他人;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有身体上的缺陷,这种处境使他们的自卑感异常强烈。这样的孩子成人后,其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就未必能保持一致。他们要么放弃个人奋斗,要么过度强调个人奋斗。前者被无能感吞噬,只能依赖他人和回避困难;后者迷恋权力和地位,形成控制型的生活风格。这两种人都极度关注自己,缺乏社会兴趣,陷入自卑情结和卓越情结中不能自拔,最终会不同程度地陷入到不同类别的心理困境之中。

Adler相信,要治疗神经症,关键是改变患者对自己和他人的错误信念,使他放弃错误的生活目标,代之以新的、建设性的目标。“要引导患者走出自我关注的迷津,为他人而奋斗;使他领悟自身内在的社会兴趣,认识到自己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在这个家庭中,人人平等……”(Adler,1973,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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