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传统文化特质的分析介绍

1.父亲的传统文化特质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作为主角的父亲大都浸染了东方传统的文化气息。一方面，它成为展示东方文化的独特表象，另一方面，更是消费文化在当下崭新的诉求。它折射出对父亲情感理解的时代变化，但这种时代变化也映照出父子之情的匮乏与相互守望的姿态。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激进主义的代表人物(如李泽厚、刘再复、王元化等)在90年代都不约而同地改变了原有的文化立场，从主张革命到“告别革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经历了西方文化的冲刷后越发显得隽永动人。于是，不同地域/国别以多元化的口号抵御着文化霸权/帝国主义的一统天下。东方淋漓尽致地发挥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中和美质，以此证明本民族文化存在的合法性，便成为了目前的策略选择。这时，文化传统面临着全然不同的语境，这种认同“是从遭受贬损的传统那里，经由大众传播，建立起的一种人为整和的认同。”⁽³⁾大众媒介已不同于精英的纸张媒介。大众媒介再现的传统也不同于记忆中曾有过的传统，“对于中华性的‘命名与再命名’却反映了一种对于独特民族性的想象式占有以及实际上的迷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更清楚地看到，对传统的认同是无法被回忆的，认同需要被叙述出来。而认同本身便是由某种叙述话语组成的，个人、团体、民族的认同恰恰是被虚构出来的产物⁽⁴⁾。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保守主义激发了叙事艺术的再度转向，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成为了摆脱同一性陷阱的想象武器。

当文化触觉迟钝的影视艺术做出呼应，已是近几年的事了。轰动一时的《洗澡》、《那山那人那狗》、《激情燃烧的岁月》等影视作品，标志着文化逆向与价值回归。继现代婚恋题材之后，被传统文化疏漏的父子之情又一次吸引了大众的眼球，体现出了这一时代独特的辩证法：用传统文化的方式重新诠析、书写了传统所疏漏的文化内质。上述作品不仅演绎了父子的传统情感，而且组建了传统的父权/夫权之家。在传统文化中，“所谓的家，指夫妇共同生活组成的人群最小单位。……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家长制家庭和夫权制婚姻制度则一直是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基础。”⁽⁵⁾父亲成为家庭纵向关系的领头者和伦理代表的权威者，成为宗法制必要的基础。因此，“中土家庭尚尊敬……夫视父母而如严君，夫妻而如宾客，则其他可知矣。然分际过严，隐情莫达。”⁽⁶⁾在崇尚尊敬的传统家庭中，“父慈子孝”便成了传统父子关系的简单注脚。《小戴礼表记》云：“今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无能则怜之；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这就是父母对儿子不同角色的精当描述，严父慈母成为家庭必要分工的人物模式。在传统家庭中，父亲以威仪成为贤子的表率，但与儿子难得亲热。传统文化的疏漏，在大众媒介的叙述中获得了重写的可能，也意味着全球化语境中文化隐喻的改变。目前叙述父子情的影视作品，都透露出在“子”完成了成人仪式后，父亲因“威仪”造成的隔膜逐渐被消解。而这显然是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消费性想象。

《那山那人那狗》中的父子关系的扭转重塑是建立在一个特殊的基点之上：父亲退休，儿子接班。这当然意味着父子权力的更迭和地位的互换。当父亲出现在世俗面前时，他头上的光环黯淡了。尤其令他尴尬的，是儿子听到了来自他人评判父亲的另一种声音，也难以接受父亲付出之后的沉默与平凡。在这种情形下，影片重塑父亲以获得儿子/观众认同的资本有三：首先，便是自己的经验(精练老到的业务能力)。在五婆家中，儿子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着一张白纸，就能够顺应着父亲的思路，将“谎言”说得深情动人，暗示出儿子接受了父亲在业务上的指导；其次，用丈夫身份深入父亲的情感世界，突出父亲内心的愧疚，以善的方式获取观众的认可；再次，用父子冲突暴露父亲身上的缺点，由此强调父亲作为人的真实性。如以“邮路就是邮路”为借口，武断地否定汽车隐喻的现代性可能带来的便利；而当儿子指出父亲善意欺瞒的方式实质上就是“包庇”五婆不孝的孙子时，他更以父辈的身份管束尽管正确的儿子。在完成父亲的情感重塑后，体现传统“父慈子孝”的生动细节终于出现在第二夜，已成人的儿子在睡梦中表现出依恋，而父亲却含着温情的微笑，默默地注视着熟睡中的儿子。(www.xing528.com)

但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业务所代表的社会适存能力越强，与家庭成员交流的机会就越少，因此，越是有能力的父亲，就越难享受家庭温情与天伦之乐。传统文化所划定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父亲的精力分配。社会适存所需要的能力、技术、人际的培养早已耗尽了父亲的身心。社会的公共领域虽然给父亲提供了展示知识、技能等巨大的舞台，但同时也占据了他主要的时空，更在无意中压缩了家庭私人化的界域。如此一来，父亲被认同的首要“资本”就表现出相当含混的意义：社会适存的能力构成了父亲赢得家庭地位的核心；但从赢得家人尊重的一开始就需要父亲远离家庭、进入社会。因此，父子亲情培育的先天不足，并没有在《那山那人那狗》中获得解决。相反的是，两人的沟通似乎证明威仪与亲热两者兼得的不可能，因为亲情交流是出现在现实角色发生互换之后。

当我们把父亲形象放在整个全球化语境中时，便可发现，这既是东方文化通俗化的一种表象，又是消费文化崭新的诉求。当影片依托在农业土壤诞生的传统文化，“将封闭的农村看做世外桃源”时，它就不可能直面“民风古朴的山民面临的精神危机。”⁽⁷⁾与《洗澡》相似，它也面临着传统文化这把双刃剑的威胁。在全球化语境中，对东方传统文化的认同出现了两面性：一方面，在原创思想匮乏的状态下，影片崇扬的传统文化的确更新了观众的感官体验，且勉力完成了对民族的文化之“根”的想象指认；另一方面，东方传统氤氲下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和之气，又与商业思维的“折中”原则不谋而合。“这种折中主义唤起的是杂志读者的习惯，是标准的工业形象的消费者的需要——是超级市场顾客的精神”⁽⁸⁾消费主义的标准化，现代商业逻辑追求“量”的最大化，的确与中庸主义有着先天性的联系。“所谓中庸之道的主流得到完全的胜利。所谓中庸，是把一切拉平，把一切异质搅拌为一种均质，把梵高那类艺术家一扫而光。它要求的是平均化的美学，平均化的诗，平均化的才具，平均化的勇气，平均化的庸蠢。”⁽⁹⁾在他们看来，平均化就是庸俗化，而庸俗化正是消费文化获胜的法宝。《那山那人那狗》等一系列折射东方传统文化的影片在现下如此盛行，正因为东方文化提供了全球化语境中消费主义的崭新诉求：标志现实生存的业务能力导致的“威仪悖论”在社会中越来越凸现。影片似乎暗示我们，父子情感的交流只能发生在父子权力的易位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