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思”：叙事距离与认同

3.“谁思”：叙事距离与认同

从叙事距离的把握上说，张艺谋的《英雄》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警觉。为了满足当下消费时代的怀旧情绪，影片以一种“集锦”的方式，用“与武术之精神同”的强势逻辑，引入了棋院、古琴、书馆、书法、藏书阁等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事物与场所，将之最大限度地纳入到消费渠道。从叙事角度说，文化碎片过多，导致观众与人物、情节的距离过远，甚至使情节本身充满矛盾。如“红色”段落里，无名编造的故事旁枝逸出，如“箭阵屠城”的介绍，仅为了体现电影场面的恢弘壮大；“求字”的细节只是为了引入优雅的文化奇观，无名想从“剑”字悟出武术，更成了毫无叙事动力的累赘。文化碎片极大地分散了情节的聚合力，如残剑与飞雪显得突兀的结局，就难以纳入情节的整体构架中。

众所周知，人物身份是在故事情节中确定的。马克·柯里就认为，人物身份不在身内，就因为身份仅存在于叙事之中，“我说这话的意思有二：一是我们解释自身的惟一方法，就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选择能表现我们特性的事件，并按叙事的形式原则将它们组织起来，以仿佛在跟他人说话的方式将我们自己外化，从而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二是我们要学会从外部，从别的故事，尤其是通过与别的人物融为一体的过程进行自我叙述。这就赋予了一般叙述以一种潜能，以告诉我们怎样看待自己，怎样利用自己的内在生活，怎样组织这种内在生活。”⁽⁷⁾《英雄》在叙事上的失当影响到人物身份的建立。从内部表达来看，作为叙述者的无名并没有选择“自己的故事”，更未选择表现自我“特性的事件”，涉及到自身情感世界的几乎没有；从外部表达来看，无名与他人的关系仍然限定在“刺秦”。在他人的故事(如在残剑与飞雪的情感纠缠)中，无名是缺席的，无意义的，因此，也不能从他人“一般叙述”中知道怎样看待无名。更为糟糕的是，在现时态的故事中，无名事实上仅仅起到了替残剑传话的功能。“刺秦”这一事件本身并未发生。因此，严格地说，无名这一人物并未真正地塑造起来。

与此同时，人物身份与叙事距离关系密切。距离过远，叙述者与人物难以相知，人物便难以生动起来；过近则又使观众、叙述者与人物简单等同，很难使叙事文本的意义丰富，充满张力。布斯就曾说：“只有不成熟的读者才会真正与人物打成一片，完全失去距离感，因而也失去所有的艺术经验的机会。”⁽⁸⁾影响叙事距离具有多种因素。在创作者、叙述者、人物与观众组成的四方叙事支点中，我们通常只留意到创作者与人物、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关系(如《英雄》中文化因素引入的主观意图、人物与文化的身份关系)，而忽视了许多外围因素，如创作者因何种因素塑造人物，观众又是怎样认同人物，为达到叙述目的，叙述者是如何叙述人物，应给予怎样的表现空间，等等。

显而易见，叙事距离最终关系到人物认同。《十面埋伏》的人物认同存在着比《英雄》更明显的缺陷。如果说无名以死多少证明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质，那么，《十面埋伏》中的金捕头、刘捕头以及小妹、“大姐”均未获得足够的认同。片头的文字叙事中，“杀富济贫”的飞刀门代表了体现民声、道德的正义判断，柳帮主、小妹、“大姐”以及卧底的刘捕头成了正义的化身；衰落的唐王朝，金捕头、追杀的盾牌兵、州府总捕则成为其对立面。然而，影像叙事进行了一个彻底的颠覆。飞刀门与州府之间的生死之战竟然被一笔带过，正义并未获得确切的胜利。飞刀门不仅派刘捕头卧底，而且也利用小妹的美色作诱饵，这是传统道德所忌讳的；后来它竟成了小妹与金捕头自由爱情的障碍，刘捕头更代表飞刀门对小妹执行“死刑”判决：如此种种，飞刀门的正义意义被削减。而金捕头与刘捕头的人物认同在翻案式的叙事中很难进行。如把“风流”挂在嘴边的金捕头表现得意义含混，如果说窥浴事件的确显示出风流，那么真正风流的人似乎没有必要向对象说出自己的风流成性。而对刘捕头的叙事则在反—正—反的叙述中更新得过于随意，令观众失去了兴趣。(www.xing528.com)

相对说来，熟稔大众叙事的冯小刚在实现人物认同方面更为出色，擅长在社会道德规范的钢绳上危险的行走。如《手机》中的严守一，《天下无贼》的王薄也不例外。我们来具体分析其中人物身份逆转的奥秘。片头叙事将王丽与王海确定成敲诈勒索的边缘身份(但是，贪恋美色的刘总裁咎由自取、两人在敲诈时一唱一和的戏谑，有意削弱了王丽与王海对社会道德的触犯)。这给正文规定了一个叙事反转：怎样使两人重归主流的道德范畴之列。王丽首先被观众认同。这种认同有多种因素，从个人内在的情感世界来看，影片设定她的因怀孕增强了回归主流的渴望，并力图以拯救傻根的行为进行自我拯救，这显得非常合理。从镜头表达来看，王丽在正文叙事一开始时，就成为关注的对象，情节事件的原动力往往始于她。如由于与王丽的关系，傻根衔接起具有动作性的两方人物。她获得了充足的表现空间，表情、动作、语言成为观众视线的聚焦之所在，更能拥有很大的表现权利袒露自我内心。因此，“当我们对他人的内心生活、动机、恐惧等有很多了解时，就更能同情他们。”⁽⁹⁾实际上已经极大地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王薄的身份认同则放在了后半部分。影片前半部分在道德上极力抑制王薄，如骗傻根的钱，出言粗暴，动辄打人。但是，王丽与傻根的大敌却一直都是由王薄来对付。他表现出非凡的武功，行云流水的舞蹈动作吸引了观众的眼球，而且从道德上来说，王薄拒绝小叶的诱惑，并未背叛自己的恋人；更未在黎叔的强势面前屈服。因此，愤世嫉俗的王薄(常以狼自喻)从本质上并未彻底违反社会主流的道德观(正如黎叔说“还带出点人味”)，在站台与王丽激烈的语言交锋中表露的人生哲学，针对有缺陷的现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同时，王薄在明白了王丽“行善”的苦心之后，最终回到了列车上。从这里开始，王薄皈依了主流。于是重新出现在傻根面前时，不羁的长发变成了朴素的短发，自嘲为“重新做人”。毫无疑问，王薄之所以获得充分的认同，由三个意义层次的原因：①“技”，杰出的才干。②“德”，基本的道德底线。③“思”，具有独具个性的人生体验。为了使王丽逃出警察正义的惩罚、换取子辈的自由，王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以不触犯主流道德的商业电影所命定的事情。

如果说《天下无贼》成功实现了人物身份的认同，那么，《可可西里》的叙述者与人物之间则始终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与强调寓言色彩的《寻枪》不同的是，陆川选择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的现实题材。因其真实，直接影响到影片的叙事方式。正如上文所说，日泰的英雄品行被尽量的平淡化，更多的是作为普通人出现，而不是传奇性英雄。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不否认电影具有其他方面的功能，但它主要是艺术。当宣传自然保护题材进入了艺术领域后就不应该再是单纯的“自然保护”题材。因此，日泰与观众的疏离、叙事者的含混态度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故事的感染力。从叙事上说，行程、追踪等线形经历，比较忌讳的是简单的重复。简单情节的重复，必须获得夸张变形的寓意增殖(如《寻枪》中马三在陈军、老树精、周小刚之间的单线反复)。《可可西里》的纪实思路严重地影响到叙事的想象性表述，雷同的自然环境与缺乏阶段特征，使观众不知其身在何处：丧失叙事的时空感，也就失去了叙事的紧迫感。从塑造人物上说，为了把英雄真实的一面勾勒出来，陆川强调其普通的一面。但是，日泰并未获得袒露心怀的机会，一直封闭着自己的情感世界，以沉默拒绝了向镜头流露丰富的情感，脸部陷入到生硬的黑暗中，隐藏自己的表情。与此同时，人物的人际关系也仅仅乐于显露日泰的日常事态。女儿央金只不过是偶然露脸且没有戏份的人物。巡山队员们虽然有着长期的相处，除了开始时小段的欢庆场面与爬雪山前的家常闲聊外，涉及个人情感的少之又少，对日泰的烘托远远不够。对手“老板”也没留给日泰表演空间；即便对他的死亡，表达得过于平淡。如此，低调叙述英雄的目的固然是达到了，然而缺乏感染力，观众与人物的距离过远，难以进行深度的情感投入，这在客观上降低了影片的宣传效果，就有些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