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客家: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

（一）多族群的一体化与汉化

汀江流域地区的通用方言——客家话被归类为汉族主要方言；汀江流域地区居民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民族识别中几乎都自我申报为“汉族”，也被认定为汉族。从这二点来看，至少可以说，曾经生活在汀江流域地区的数量繁多且大多并非汉人的族群在历史长河中，最终不仅完成了融合为一个客家族群的一体化过程，而且完成了汉化过程，成为汉族客家族群。因此可以说，这个多族群一体化的过程始终与汉化相伴随，以汉化为基本方向，是一种汉化的一体化。不过，需要强调的是，首先，这一汉化过程的完成，绝不单纯是汉人对非汉人实施教化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其次，作为这种汉化最终结果的汉族客家文化，并非中原汉族文化的保存或移植，而是在当地特有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生成的一种地域文化。汀江流域地区的通用方言——客家话尽管在音韵上与唐宋时期的中原方言相近似，但在词汇方面具有南方民族语言共通的基础部分^〔77〕，这也可以说是证据之一。

汀江流域地区多族群的一体化及汉化过程可抽象地区分为以一体化为主和以汉化为主的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又都是一个由量变的逐渐积累到质变的飞跃的过程，而汉族认同的形成需以汉文化要素在地域文化中的积淀为基础。

（二）汉文化要素在地域文化中的积淀

1．客家话（汀州话）的形成

汀州话是汀江流域地区的通用方言，不仅在汉语方言研究界，而且在当地民间都被认可为“客家话”。在汉语方言研究界，几乎一致肯定汀州话大致形成于南宋末期，是早期客家话的代表。如上所述，汀州设置之初，仅州府衙门附近一带就居住着“人都”、“鸟都”、“闽都”等语言互不相通的族群，所以，在当地民间被称为“客家话”的汀州话的形成，可以说是汀江流域地区繁多族群融合为“客家”这一族群的象征。关于汀州话的形成背景，将在第六章加以详细讨论。

2．定居型生活方式的普及

如表5．1所示，从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到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8年），在这一个半世纪里，汀州登记在册的居民增加了141 978户。从这个数字可以推知，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这种在册户数的激增，不可能是单纯自然增加所致，而是伴有大量社会性增加的结果。关于这个时期、这个地区的人口社会性增加的主要原因，至少可以考虑两点：一是有大量人口从其他地区移居到此地；二是此地的土著或先住民中有大量人口成为登记在册的“编民”。上述第一点是学界经常提到的话题，即所谓中原汉人因避战乱而移居闽粤赣边区，“客家中原起源论”也常以此数据为依据；第二点与定居式生活方式的普及相关，因这一点不太为人们所论及，所以下面着重加以分析。

表5．1　唐宋时期汀州人口数量的变化

　　唐宋时期的户籍登记，有“主户”与“客户”的区别，但即使是“客户”，因其户籍已是登记在册的，就表明该户人家已定居于此地。因此，登记在册的户数，尤其是其中持有土地的“主户”数量的增加，可以看作是一个反映定居型生活方式普及程度的标志。汀州一带，唐开元二十四年（736），有三千余户“避役百姓”被发现，作为“客户”登记在册，重新成为国家控制的“编民”。此后经过344年，至北宋元丰三年（1080），据《临汀志》记载，“主户”有66 157户，约为“客户”的4．3倍，占总户数的80%以上。再经过179年，至南宋开庆元年（1259），“主户”的数量增至127 616户，为元丰三年“主户”数的1．9倍。易言之，在这近180年的时间里，新增61 459户在当地持有土地，以“主户”的资格定居此地。这表明，与元丰三年以前相比，自元丰三年以后，定居型生活方式在当地的普及程度有了长足的推进。

宗族开基，可以作为反映“定居稳定度”的一个标志。杨彦杰研究发现，至20世纪90年代初，汀江流域地区客家宗族“绝大部分都已繁衍了20多代，最多的达到30代，少的也有17代”。^〔78〕以25年为一代来计算，其宗族开基大约最早在600多年之前，至晚在800年之前，即相当于南宋末至明代初。还值得留意的是，这些宗族中的绝大多数，其开基祖并不是来自汀江流域或汀州以外的地区。换言之，这些宗族的祖先在开基前已经生活在这个地区，只是没有较为稳定地定居下来。而从汀江流域地区各县地方志的记载来看，这在当地似乎是普遍现象。各县各姓氏的宗族，几乎都是在南宋末至明代中叶期间开基，其中又以在元代开基的为最多。^〔79〕例如，长汀县265个姓氏中，南宋以前开基的仅为34姓氏，其余几乎都在元代开基。^〔80〕

杨彦杰还做了更细致的计算，“繁衍到第30代的宗族大都南宋末年或宋末元初迁来开基的”，“至于28代以下的大多宗族，几乎可以肯定大部分都是元朝才迁入开基的，尤其是28至25代这一段更是如此。因此，可以看出，元朝是闽西许多宗族迁移开基的重要时期”^〔81〕。那么，为什么汀江流域地区登记在册人口如前所述在宋代大量增加，而宗族开基则以元代居多？关于这个时间差的原因，杨彦杰解释说：由于元朝统治严苛，导致“人口大量迁往内山”^〔82〕。而笔者认为，除了杨氏所说的这一原因，还可能与该地区宋代矿业生产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对此将在第六章展开讨论。

总之，在汀江流域地区，大量曾经无所拘束“自由民”成为登记在册的“编民”，开始了定居生活，并最终迎来宗族开基，这表明定居型生活方式终于在这一地区得到普及。那么，定居型生活方式的普及对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究竟有什么重要影响？山田贤关于清代四川移民的研究，似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山田氏用“地域统合”这个概念来说明移民社会的秩序形成及其过程，他把这个过程区分为从初期的“同族聚居”到“宗族形成”，再到从宗族中产生地区精英，从而使整个地区同化于王朝国家的儒家文化秩序这样三个阶段。他还指出，从季节性流动型生活方式到定居型生活方式的转变，这是移民社会秩序形成的前提。^〔83〕不言而喻，南宋末期至明代中叶这一时期生活在汀江流域地区的居民，在很多方面都与清代的四川移民不同，但是，就生活方式从流动型向定居型转变这一点来说，两者是共通的。定居型生活方式在汀江流域地区的普及，既是当地居民逐渐同化于主流文化，当地社会由“化外”转型为“化内”，逐渐被整合进中原文化统治秩序的前提，也是这一过程的一个阶段性标志。

3．“郎”字之前缀以数字的男性起名习俗的消失

永定湖坑《李氏族谱》中有记载说，在宋末元初时，（男）人皆以“郎”名之，在“郎”字之前缀以“十”或“百”、“千”、“万”等数字，这种现象进入明代以后才逐渐消失，并开始有字号。就是说，从宋末元初至明代早期，当地男子起名有在“郎”字之前缀以数字，如“百一郎”、“千四郎”这样的习俗。查阅当地其他姓氏的家谱或族谱，可以发现这种现象在汀江流域地区确实具有普遍性。《宁化客家百氏》中有91个姓氏罗列了其各代先祖的名字，其中，拥有名字为“郎”字之前缀以数字的先祖的姓氏有54个，而这之中有18个姓氏，宋末元初之前的先祖的名字没有这种现象，宋末元初之后的先祖的名字出现这种现象，明初至明代中期的先祖的名字又不见这种现象。如在李火德这一支的《李氏大族谱》中，就能看到这样的变化：李火德生于开禧二年（1206），殁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他与其妻有二个儿子，名字分别为“文龙”和“文凤”，二人都在战乱中失踪，以致李火德六十三岁时依然膝下无子，为此再娶陈氏为妾，婚后六年中陈氏生下三个儿子，起名为“三一郎”、“三二郎”和“三三郎”；这种起名习俗从第七代开始减少，至第十代完全消失。

围绕这种起名习俗，有两点值得注意和思考。第一，有调查报告说，自称先祖在明代初期从汀江流域迁居福建东部或浙江南部的畲族居民，后来相当长时期内还保留了这种起名习惯。^〔84〕而从汀江流域地区的蓝、雷、钟三姓氏的族谱来看，他们与当地其他姓氏一样，这种起名习惯在明代初期至明代中叶期间逐渐消失。例如武平东留的雷氏宗族，从开基至上世纪末为28代，从第7代先祖开始不再使用这种起名方法。^〔85〕又如上杭官庄的蓝氏宗族，1332年出生的四九郎有三个儿子，名字分别为“玉才”、“福泰”和“仲贵”。^〔86〕第二，在明代初期至中叶这一时期逐渐舍弃了这一起名习惯的汀江流域地区的居民，与先祖在明代初期至中叶这一时期离开汀江流域、并继续保留了这一起名习惯的福建东部、浙江南部的居民，有着不同的民族认同。20世纪50年代初期民族识别时，前者自我申报为“汉族”，后者则自我申报为“苗族”或“瑶族”。从这一起名习俗的舍弃者与保持者在民族认同上的这一差异来看，也许可以说这一习俗在汀江流域地区的消失，正意味着这一地区的居民在明代中叶基本完成了“汉化”。

（三）对中原的向心意识向汉族认同发展

汉化，是汉族认同的前提，但它并不等同于汉族认同的形成。历史上汀江流域地区居民汉族认同的形成，经历了从对中原的向心意识向汉族认同发展的过程。

1．抗元斗争和元朝统治与对中原的向心意识的萌芽

元朝统治和抗元斗争在汀江流域地域社会由“化外”向“化内”的转型以及当地多族群的一体化汉化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www.xing528.com)

（1）宋末元初，包括汀江流域地区在内的闽粤赣边区成为抗元卫宋的最后一块根据地，当地普通民众因此而与中原王朝有了第一次直接的“政治合作”。

德祐元年（1275），文天祥临危受命，作为江西安抚使号召抗元。“初起时，崎岖峡谷，耕氓峒丁，造辕门，请甲仗，不啻数万”^〔87〕，文天祥“结约赣州诸豪”，纠集“溪峒剽悍轻生之徒”，“会合诸郡民丁，结为大屯”。^〔88〕景炎元年，也即至元十三年（1276）十月，文天祥率兵进驻汀州继续抗元，^〔89〕后因汀州知事黄去疾可能投降元朝，于丁丑（景炎二年）正月由汀州经龙岩往梅州，中途经过连城，在“临川驻扎一个多月，指导当地乡民建窑烧制陶瓷器皿”。^〔90〕又，南宋末，宋宗室赵必岊在赣州组织抗元卫宋斗争，失败后转到汀州“捐重赏募峒丁廖陈六等寻进取”，至景炎二年（即至元十四年，1277）汀州因知事黄去疾的投降而归顺元朝之后，他便隐身埋名于当地“畬民之中，直至死去”。^〔91〕从这些文献记载，可以确认以下两点：

首先，宋末元初在汀江流域一带，追随宋臣和宋宗室参加抗元卫宋斗争的民众，绝大多数都属于被称为“峒丁”或“畬民”的未开化族群。“丁”者，成年男子也。“峒”者，在唐宋时期，多指称南方尚未开化的周边地区，如史书上关于汀州的设置就表述为“开山峒，置汀州”，而居住在这些“化外”之地的未开化的族群常被称为“峒人”、“峒苗”等。而如第四章所述，在宋末元初，“畬民”本是对落后的刀耕火种“游农”的称呼。

其次，上述“峒丁”、“畬民”参加抗元卫宋斗争，起初尚非出于“爱国保族”的自觉，而是由宋臣或宋宗室以重金“购募”的。

（2）元朝在汀江流域一带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特别残酷，当地民众与元朝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特别尖锐。相同的境遇客观上促进了当地“南人”诸族群的融合，并把他们推向“汉人”。

元朝在政治上实行严格的种族区分和种族歧视政策，各族的政治及社会地位，以蒙古人居首，色目人次之，汉人又次之，南人最下。作为南人，汀江流域一带及整个闽粤赣边区的居民被置于社会的最底层。在经济上，元朝统治者对民众加以沉重的苛捐杂税，以盐税为例，其在财税中的比例竟达80%，为中国史上最高。盐税的苛重，必然招来盐价的腾贵，从而导致盐走私的猖獗。而汀江流域及其周围地区，自宋以来一直是盐走私最严重的地区。此外，这一地区的民众还由于以下两点承受了更残暴的压迫。

首先，至元十八年（1281），汀州六县成为忽必烈的女儿囊加真公主的封地，于是“六县之达鲁花赤听其陪臣自为之。而汀州四万户，丝以斤计者，岁二千二百有奇，钞以锭计者，岁一千六百有奇，谓之岁赐。政烦赋生，盗又数起”。^〔92〕

其次，元朝廷视汀州为“一道控扼重地”，安置重兵驻扎。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汀州一带驻有“汀州万户府”、“邵汀万户府”和“汀漳屯田万户府”。^〔93〕关于当时的驻汀兵员人数，虽尚未见确切记载，但从相关史料也能作一推测。据《元史》所述，上万户管军七千以上，中万户管军五千以上，下万户管军三千以上。^〔94〕另外，《元史》中存有汀漳屯田万户府人员状况的记录：“至元十八年（1281），命管军总管郑楚等，发镇守十卒年老不堪备征战者，的百有十四人，又募南安县居民一千八百二十五户；元贞三年（1297），命于南诏、黎、畬各立屯田，调拨见（现）戊军人，每屯置一千五百人，及将陈吊眼等余党入屯，与军人相参耕种。其中，汀州屯有屯户一千五百二十五人，田二百二十五顷，漳州屯有屯户一千五百十三人，田二百五十顷”。^〔95〕

（3）自至元十四年（1277）汀州归元以后，汀江流域及其周围地区各族群民众的抗元斗争此起彼伏，绵延不断。以在史书上留下记载的为例，初期有陈大举（陈吊眼）和许夫人率领的“畬军”和黄广德、钟明亮、廖得胜、欧狗领导的起义，后期有罗天麟、陈积万、曹柳顺、曹福山、马文甫领导的起义。^〔96〕共同的抗元斗争培育出当地非汉族民众对中原的向心意识。上述一系列起义，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

首先，元世祖曾下令：“诏谕漳、泉、汀、邵武等八十四畬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安堵如故”。^〔97〕由此可见，当时在这一带坚持抗元斗争的主体是“畬民”。那时的“畬民”，不同于现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的畲族，但其中绝大多数还尚未“汉化”为汉人。而且，这些“畬民”也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族群林立，故有“八十四畬”之说。

其次，如至元十四年（1277）宋臣陆秀夫、张世杰合攻泉州讨伐蒲寿庚时，陈大举和许夫人率领汀州和漳州的“畬军”配合张世杰围攻泉州；^〔98〕又如至正六年（1346）罗天麟联合陈积万起兵反元，攻取长汀、宁化、清流、将乐、顺昌等县，迫近南平，队伍发展到两万多人。^〔99〕由此可见，不仅有大量“畬民”已能自觉配合宋臣抗元复宋，而且抗元斗争已超越族群界限，成为当地民众的共同行动。

再次，据郑所南在《铁函心史》的“元鞑攻日本败北歌并序”中所述，“陈吊眼据漳已久”，“此通诸山峒，山寨八十余所……，年号昌泰，未知拥谁为主……，然恐藉大宋之名，鼓舞人心，实私为一己之谋，图集事功”。陈吊眼后来遭元军镇压，损失二万兵力，但仅一年功夫便又“聚众十万”。^〔100〕如此号召力，应当与他“藉大宋之名，鼓舞人心”，以“复宋”为口号有关。此事显示，当地诸族群民众已与南宋末不同：彼时是因宋臣或宋宗室的重金“购募”，才参加抗元卫宋斗争；而此时已是“人心向宋”，一呼百应。宋是中原王朝，“人心向宋”可视作对一种对中原的向心意识。

总之，元朝统治者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使汀江流域及其周围地区的各族群民众有了共同的敌人，而共同的抗元卫宋、抗元复宋斗争促进了各族群的融合，激发了人们对中原的向心意识。

2．宁化（石壁）传说的形成和传播与对中原的向心意识的升华

在客家人的家谱或族谱中，几乎都有关于祖先来自宁化石壁或祖先在宁化石壁（或宁化）入闽的记载。是客家的祖先同乡传说，它强化了汀江流域地区诸多族群的一体化；而作为“祖先来自河南光州固始”传说的衍生物，它已蕴含客家“根在中原”之意。与只是认可中原王朝文化统治秩序相比，“根在中原”这一观念属于更高层次的对中原的向心意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直接转化为汉族认同。“宁化（石壁）传说”的形成和传播，反映了汀江流域地区居民的对中原的向心意识的升华，为汉族认同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社会心理基础。第七章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3．“客家中原汉族起源论”的提出与汉族认同形成

进入明代以后，以林木、纸和烟草的生产和贸易为主要产业的汀、梅两江流域的地方经济，因纳入潮汕海洋经济而迎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在海洋经济潮流中，“客家人士，随着同住闽粤的其他汉人，竞向海外各地从事工商业的经营”。^〔101〕清代中期以后，迁居广州、汕头、上海等国内大城市和海外的客家人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成功人士，他们作为社会精英活跃于各个领域，一改以往客家人的“下等人”群像。经济实力的增强，也改善了汀、梅两江流域地区客家居民的生活状况。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到过梅州城的日本人，曾留下这样的感叹：

这里交通基础设施完备，文化开明进步，其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周围其他城市。^〔102〕

这种状况，极大地提高了客家人的自信心和荣誉感。而另一方面，也有一批批的客家人因采矿或“种山”从汀、梅两江流域扩散到南方各省山区，很多地方频频发生“土客械斗”，客家人被斥为“蛮夷”。

在此背景下，“从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开始，有一系列客家精英人物热衷倡导族群意识的复苏”。^〔103〕19世纪初，进士徐旭曾有感于东莞一带“土客械斗”的不断升级，著《丰湖杂记》^〔104〕，以千余字叙说客家人的由来、语言特征和习俗文化。文中强调：“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其随帝南来，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成为“客家乃中原士族之后”的宣言。震惊海内外的“广东西路事件”发生之后，更多的客家文人加入“客家乃中原士族之后”的宣传和论证，其中有大埔籍举人林达泉著《客说》，以客家方言为依据，力称“客家为是唐虞三代的遗裔，远非苗蛮土著可比”；大埔人邹海滨与人合著《汉族客福考》，强调客家的祖先是古代中原汉人。^〔105〕这种旗帜鲜明的“客家中原汉族起源论”的提出，标志着汀江流域地区客家的民族认同从“根在中原”的对中原的向心意识向汉族认同的发展。需要说明的是，促成这一过程的社会背景已经超载汀江流域地区的范围，汀江流域地区的客家是与整个客家族群一起完成汉族认同形成过程的；客家族群的汉族认同的形成，是客家人日益增强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实力与客家族群所承受的歧视压力相抗衡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