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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客家:客家的族群和民族认同

时间:2023-10-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客家的族群及民族认同演化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种变化——无论是客家认同的形成还是汉族认同的确立,抑或是汉族认同向畲族认同的转变、客家认同的放弃等等,无一不是许多因素彼此错综复杂地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合力的产物。汉族客家族群的形成和崛起更是众多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在此背景下,客家人的族群及民族认同的演化进入以汉族认同建构为主的阶段。

流动的客家:客家的族群和民族认同

客家的族群及民族认同演化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种变化——无论是客家认同的形成还是汉族认同的确立,抑或是汉族认同向畲族认同的转变、客家认同的放弃等等,无一不是许多因素彼此错综复杂地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合力的产物。

构成合力的要素中,有必然的,也有偶然的;但即使是偶然要素,对于这一合力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可或缺的。汀江流域地区特有的历史地理环境的形成即是如此:汀江为韩江上游,因此本为山区的汀江流域地区必然能与潮汕沿海平原一水相通,但是如果汀江航道未被开通,如果没有矿业的大规模开发,如果潮汕地区不曾有发达的海洋贸易,汀江流域地区可能就难以孕育出客家族群、尤其是汉族客家族群。

汉族客家族群的形成和崛起更是众多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汀、梅两江流域是山区,但与多数内陆山区相比,有着特有的地理环境和不寻常的经济开发、社会发展的历史。唐宋时期、尤其宋代,作为当地社会经济基础的官营或半官营矿业,在推进多族群一体化的同时,规定了这个一体化的汉化方向,最终形成一个以具有汉语方言特质的客家话为母语、并有着客家认同的客家族群。元代,这里曾是抗元卫宋的最后一块根据地元朝把“南人”和“汉人”同置社会底层施以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最终把作为“南人”的当地居民推向“汉人”,使他们“人心向宋”,萌发了对中原的向心意识。进入明代以后,以林木、纸和烟草的生产和贸易为主要产业的汀、梅两江流域的地方经济,因纳入潮汕海洋经济而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在社会文化方面,伴随经济上的富裕和定居生活的普及,科举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在此背景下,客家人的族群及民族认同的演化进入以汉族认同建构为主的阶段。在这个建构过程中,可以看到从对中原的向心意识到汉族认同的发展轨迹。其中,对中原的向心意识渐渐地不再只是对中原文化的崇尚、对以“中原”为象征的王朝文化统治秩序的认可,而升华为对自己“根在中原”的认同;这种“根在中原”意识的表达又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由自在到自觉的发展,前者以“宁化(石壁)传说”的形成和传播为象征,后者以徐旭曾在《丰湖杂记》中提出的“客家乃中原士族之后”的宣言为标志。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可以说是客家人对汉族认同的一种宣誓,它是客家族群主体部分的汉族认同确立的象征,也是汉族客家族群形成的宣言。而无论是对“根在中原”意识的自觉表达还是汉族认同宣誓,其背景的共性在于:客家人作为一个整体受到侮辱与客家精英群体对此种侮辱的针锋相对的反击:你说客家是“蛮夷”,我就强调“客家是中原士族之后”;你说客家“非汉种”,我就强调客家的汉族血统最纯粹。在这一过程中,客家族群的客家认同,因汉族认同的确立而强化;客家族群的崛起,以作为汉族民系之特殊一支的身份而实现。这是一条必然性的轨迹,但其间有许许多多偶然事件的激发和推进。1905年,黄节在《广东乡土历史》中,称客家人“非粤种,也非汉种”,把客家人排除于汉族之外。这引发客家众怒,各地客家文人联合成立“客家源流研究会”,纷纷著文反驳“客家非汉族论”,温廷敬直接以“客族非汉种驳斥”为文章标题,邹海滨和张煊也合著《汉族客福考》。其后,1915年,上海中华书局新编的《中国地理》教科书中,出现“误写客家非汉族”的问题,对此,钟用龢著文《客族考源》,力论客家是来自中原的汉族。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世界地理》的“广东”条目中,写有“其山地多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们,如客家等便是”之句,客家人成立“客系大同会”,召开客家大会,推选代表与商务印书馆交涉,最终迫使“该书馆声明错误,并通函各地学校,立予更正,未卖清的余书,即停止发行”。〔25〕总之,在客家族群主体部分的汉族认同建构过程的背后,有汀、梅两江流域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汉文化在地域文化的浸润和积淀、客家人的经济政治文化综合实力的增强,以及这种实力与对客家的族群歧视压力之间的抗衡。后者,是汉族客家族群较之汉族其他族群的一种特殊“经历”,恐也是其汉族认同比汉族其他族群都更为鲜明、更为强烈的重要原因。

跳出将汉族与非汉族的界限固定化、绝对化的二分法模式,可以发现客家及其文化其实是汀、梅两江流域特有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发展史的产物。在这片土地上,地域社会由“化外”向“化内”的转型与多族群的一体化及汉化互相交织,最终孕育出一个具有鲜明汉族认同的客家族群。客家人,是流动的;客家族群、汉族客家族群,都形成于流动之中。

【注释】

[1]除广东的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的畲族人使用一种近似于苗瑶语族苗语支族中的瑶族“布努”话的语言,其余99%的畲族人以客家话为母语。然近年有语言学者认为畲语“只是近似于客家话”,“是不同于汉语客家方言的少数民族语言”。但笔者在上杭田野调查时听一位民族成份由汉族改为畲族的中年男子说:“‘近似于客家话的畲语’,这话太不好懂了。大多数畲族人的母语和汉族客家人的母语,各自内部都因地而异,甚至一个村子的这头和那头的话都会有点不一样;所以,拿一个地方的畲族人的母语与另一个地方的汉族客家人的母语相比较,当然会发现它们不一样,但同一地方的畲族人的母语与汉族客家人的母语是一样的。还有,以我自己为例,我的民族成份由汉族改为畲族了,但我的母语不可能变吧?难道能说我以前的母语是‘汉语客家方言’,而现在的母语是‘近似于客家话的畲语’吗?”

[2]上杭县人民政府民族与宗教事务局提供(1999年12月)。

[3]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景宁畲族自治县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景宁地方有畲族人口1.6万,占景宁总人口的10%”(《景宁畲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景宁畲族自治县概况》,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4]武平县人民政府民族与宗教事务局提供(1999年12月)。

[5]上杭县庐丰畲族自治乡的蓝姓畲族大多居住于丰康、丰济和丰乐三个行政村,大路背村位于丰康桐树园。据说在20世纪50年代,庐丰乡内只有大路背村蓝氏祠堂还保存着盘瓠传说的“祖图”。

【注释】

〔1〕王东:《客家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

〔2〕同上书,第173页。

〔3〕梁肇廷:《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客家人、棚民及其邻居》,冷剑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

〔4〕同上书,第79页。

〔5〕梁肇廷:《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客家人、棚民及其邻居》,冷剑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

〔6〕同上书,第78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16页。

〔8〕王东:《客家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www.xing528.com)

〔9〕黄光学等:《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10〕同上书,第135页。

〔11〕同上。

〔12〕同上。

〔13〕同上。

〔14〕黄光学等:《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15〕同上。

〔16〕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福建省编辑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0页。

〔17〕黄光学等:《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18〕同上书,第115页。

〔19〕同上书,第111页。

〔20〕同上书,第115页。

〔21〕《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2〕武平县地方志编辑委员会:《武平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24—125页。

〔23〕同上。

〔24〕施联朱:《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61页。

〔25〕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北众文图书1981年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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