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艺生态及批评系统结构意义

二、电视文艺生态及批评系统结构意义

电视文艺生态及批评的系统结构考察要求我们以“电视文艺”为考察对象的时候,重要的是要把“电视文艺”还原到它所关联的相应系统结构中。这一点的启示来源于自然生态学中关于生态系统的研究成果。在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研究中,我们要重点借鉴的是生态思想中的“整体”观念。

1.自然“生态系统”的界定及特点描述^[68]

宏观生物学范畴的生态学研究以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研究为中心。^[69]其中“生态系统”(ecosystem)这一概念由英国植物生态学家坦斯利于1935年首先提出。他认为,我们不能把生物与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分开,生态系统不仅包括生物复合体,还包括人们称为“环境”的各种因素自然系统。生物有机体的存活需要不断地与其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一方面环境向生物有机体提供生长、发育和繁殖所必需的物质和能量,使生物有机体不断受到环境的作用；而另一方面,生物又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地影响和改造环境。生物与环境的这种相互作用,使得生物不可能脱离环境而存在。在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由于环境的复杂多变,生物似乎总是处于从属、被支配的地位,只能被动地去适应、逃避。事实上,这只是二者关系的一个方面。生命作为一个整体,不仅能够被动地适应环境,而且还能主动地影响环境,改造环境,使环境保持相对稳定,向有利于生物生存的方向发展。生态系统就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其特征是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与系统之间存在着能量的流动,和由此推动的物质的循环。

生态系统是由生物组分与环境组分组合而成,是结构有序的系统。根据生态系统中的组成成分,及其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和各组分能量、物质、信息流的分布方式和特点,可以归纳出这样三种生态系统的结构形式：

第一,物种结构(组分结构)。指生态系统是由哪些生物组成的,以及它们之间的量比关系,较小的生态系统组成较大的生态系统,简单的生态系统组成复杂的生态系统,最大的生态系统是生物圈。

第二,时空结构。生态系统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运动变化的,在时间进程中演化,并分布在一定的空间内,表现了生态时间有序性和生态空间有序性,以及它的时空统一性。

第三,营养结构。一个完整、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通过生产者、消费者(捕食者)、分解者三大功能群体的有机组合,形成了物种和自然物质的更新、演替、再生的良性循环。食物网、食物链是生态结构的营养结构,每种不同的物种,都有适合自己生存的生态位(即适合某物种生存的最佳环境)。

建立合理的生态系统结构有利于提高系统的功能。生态系统结构是否合理体现在生物群体与环境资源组合之间的相互适应程度,合理的生态系统结构能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并保护资源的持续利用。从时空结构的角度,应充分利用光、热、水、土资源,提高光能利用率；从营养结构的角度,实现生物物质和能量的多极利用与转化,形成一个高效的、无废物的系统；从物种结构上,提倡物种多样性,有利于系统的稳定和发展。

生态系统的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生态系统成为一个合作的与和谐的有机整体。美国学者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认为：“生态学的前提是自然界所有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他强调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是第一位的。所有的部分都与其他部分及整体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生态共同体的每一部分、每一小环境都与周围生态系统处于动态联系之中。处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小环境的有机体,都影响和受影响于整个由有生命的和非生命环境组成的网。作为一个自然哲学,生态学扎根于有机论——认为宇宙是有机的整体,它的生长发展在于其内部的力量,它是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体。^[70]曾对生态理论创建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汉斯·萨克赛有一个观点,他认为：生态理论其实可以理解为“研究关联的学说”。当时他“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是指一种整体性的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观念形成了特殊的系统思维,称为“生态思维”。用这种整体性关联的思维,我们才能更为准确地理解、考察一定的生态系统对于其中心或主体的生态功能是否合理和良好,以此来寻求自身与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的整体性的平衡。^[71]

整体性是生态系统最主要的客观性质,是生态系统的最重要的特征。具体还包括这样一些观念：第一,层次观。生命物质有从分子到细胞、器官、机体、种群、群落等不同的结构层次。生态系统有一定的结构,它由多种单元和无数不同大小、不同等级的子系统构成。这种结构是有序的,表现了它的组织性。不同组织层次的相互作用,表现了它的功能的有序性,以及结构与功能的整体性。第二,系统观。生物的不同层次,既是一个整体,也同样是一个系统,均可用系统观进行研究。系统分析的方法区分出系统的各要素,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动态变化,同时又综合各组分的行为,探讨系统的整体表现。第三,协同进化观。各种生命层次及各层次的整体特性和系统功能都是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产物。协同进化是普遍的现象。协同进化的观点应是生态学研究全过程中的一个指导原则。

2.媒介研究中生态学观念与范畴的借鉴

自然生态学关于生态学原理的揭示,关于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关于生态位、生物钟、群落演替、食物链和食物网、生态金字塔、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生物入侵等研究的深入,都对我们研究电视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参照。

从生态系统观点看,电视本身构成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由很多层次不同的子系统组成。它同时又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用生态学原理与方法来研究当代传播现象和传播问题,被西方传播学者认为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最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其科学性和合理性甚至超过辩证唯物主义方法。”^[72]邵培仁在传播学的研究中,将生态学的原理与范畴大量借鉴到传播学研究中来,《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等论文开创了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先河。邵培仁在多篇论文中认为,媒介生态观念是当代媒介生态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建立人—媒介—社会系统的和谐关系和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而作出的新的认识和理性思考。确立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互动观、平衡观、循环观和资源观”,对于化解媒介生态危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媒介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与此同时,他还认为在大众传播和媒介经营中存在着“食物链”、“生物钟”规律,有其在生存与发展中的“最小量”规律和“适度量”规律；另外,任何一种媒体都必然有其特殊的时间与空间上的“生态位”。了解和掌握这些规律,有助于极大提高大众媒介的社会效能和经济效益。

崔保国借鉴国外对于媒介生态的研究成果,认为“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 studies)是吸收了传播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的成就和研究方法逐渐发展起来的,是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以及人与媒介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媒介生态学研究除了包括媒介的种类、系统结构、功能、行为外,还包括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还对“媒介生态系统”作了这样的表述：“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媒介与个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受众生态环境；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媒介制度与政策环境；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相互竞争构成了媒介的行业生态环境；媒介与经济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构成了媒介的广告资源环境。”同时,媒介生态系统变化也会导致社会生态系统的一系列变化。

王炎龙对“传媒生态”作了这样的界定：“所谓‘传媒生态’,是指在特定的传媒时代,传媒系统内部结构之间、同质异质传媒之间、传媒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要素、结构、功能的相互影响与调控机制。”“传媒生态”不是单纯研究传媒的生态环境,也不是单纯研究传媒系统,“而是研究生态学与传媒系统的共同领域———传媒与生态的复合系统,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运动规律,以及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与最佳结合。”并认为：研究传媒生态,就是最终要实现“生态传媒”,即使传媒内部结构优化、传媒功能有效实现、传媒资源与环境合理配置,达到传媒产业的可持续发展。^[73]

3.电视文艺生态及批评的系统结构特征

当我们将“生态”这一观念引进到电视文艺与批评中时,我们强调以一种生态整体的视野来审视电视文艺。在共时性的多层次的文化场、历时性的协同进化中对电视文艺加以系统关注与考察。

首先,在共时性的时空“场”中分层考察电视文艺。自然界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人的生存离不开大自然。世界是以“场”的方式来展开其自身的生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生存之场中,宇宙的生存有赖于地球的生存,地球的生存有赖于物种的生存,而人类的生存则有赖于整个世界的生存处境。同时,人的生存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而且还包括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这就使人的生态结构具有了多层次性的特点,除了自然生态,还涉及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甚至精神生态的内容。人类的生态过程不同于生物的生态过程,因为人的生态系统涉及人的种群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的种群构成了社会关系,它以一定的文化形态存在着。^[74]媒介处于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环境中,电视文艺同样存在于一定的网络关系“场”中。从系统论观点看,电视文艺自身构成一个系统,它是媒介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同时又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电视文艺处于复杂的多层次的环境系统中,我们在研究电视文艺的时候,需要突破电视文艺节目本身的文本视野,将它们分层还原到不同的环境背景中,才能获得全面、客观的认知。长时间以来,提到电视文艺,我们总是习惯于孤立地研究其中的某一个元素,如节目类型研究、主持人研究、受众研究等,生态学思维方法提供给电视文艺研究的启发在于超越分门别类、局部研究视野的局限,将电视文艺还原到其相关的结构系统和环境因素中,运用生态学整体观点解剖和理解电视文艺节目与现象。

其次,在历时性时空中考察,电视文艺的存在从来都不是静止的,它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当中。我们看到整个世界都处在生命的律动中,凡事物都是一种具体的生命形式,任何生命形式都具有不可分割性,我们不能把活的对象世界(宇宙,自然,生命、人、生活)予以静态的肢解,同时,这个生命化的世界的运动,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这种内在化的生命规律可以认识、掌握,但绝不可人为地抽象为干瘪的条款。当我们提到“电视文艺”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电视文艺”的对象,从所处的环境到自身的发展变化,电视文艺也处在一个动态的系统中,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影响着电视文艺的制作观念、价值取向,技术的革新改变着电视文艺传播途径,不断造成新的竞争。电视文艺节目从形式到内容本身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这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都定义、改写着电视的功能,从而间接地决定了电视的组织结构方式和电视的生态变化。如果我们无视电视文艺这种动态性特征,既不能真正把握电视文艺的真正特征,也不能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电视文艺批评也就永远只能跟在千变万化的电视文艺实践之后浅层次的说好说坏,难以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难以实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还会陷入到一个找不到固定批评对象的困境中,我们的结论也难以带有普遍性意义。

以“生态学”和“生态批评”的视野考察电视文艺与电视文艺批评,把它们按照不同的层次分别还原到不同的系统中动态加以考察,在不同层次的结构中考察各要素的作用,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才能避免看待问题的片面性,从更深层次发掘当代电视文艺发展诸种问题的症结所在。加强对于电视生态系统结构的考察,对于规范电视行业运作、增强电视整体效益、关注电视文艺对于精神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的影响将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注释】

[1]本处“生态学”相关论述参考：蔡晓明《生态系统生态学》,科学出版社2000版。

[2]ecology一词源于希腊文,由词根“oiko”和“logos”演化而来,“oikos”表示住所,“logos”表示学问。因此,从原意上讲,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住所”的科学。不同学者对生态学有不同的定义。英国生态学家Elton(1927)的定义是“科学的自然历史”；澳大利亚生态学家Andrewartha(1954)认为,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的分布与多度的科学,强调了对种群动态的研究；美国生态学家Odum(1959, 1971, 1983)的定义是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科学；我国生态学家马世骏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相互的科学。

[3]“生态学”作为自然科学——生物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发展历史大致可以概括为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欧洲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的文艺复兴,是生态学思想的萌芽时期；第二阶段,从公元16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是生态学的建立和成长时期；第三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是生态学蓬勃发展时期。

[4]1.如按现代生物学的组织层次来划分,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从微观到宏观依次)为：基因、细胞、器官、有机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研究目的为认识这些对象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2.如按生物类群来划分,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为：植物、微生物、昆虫、鱼类、鸟类、兽类等单一的生物类群,研究目的同样为认识这些对象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5]最重要的是1960年代的IBP(国际生物学计划), 1970年代的MAB(人与生物圈计划),以及正在执行的IGB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和DIVERSITAS(生物多样性计划)。为保证世界环境的质量和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如保护臭氧层、预防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国际上一个接一个地签定了一系列协定。1992年各国首脑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国也加入了这项公约),是近十年来对全球有较大影响力和约束力的一个国际公约,有许多方面涉及到了各国的生态学问题。

[6]以下论述参照余谋昌著《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 23页。

[7]弗·迪卡斯雷特：《生态学——一门关于人和自然的科学是怎样产生的》,载《信使》中文版1981年,第11期。

[8]余谋昌著：《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9]参看章海荣《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10]本处论述主要参考：张岂之《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载《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

[11]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页。

[12]阿恩·纳斯：《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期生态运动论纲》,载《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学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 61页。

[13]本段论述参照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载《文艺研究》, 2002年第3期。

[14]转引自雷毅著《深层生态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76页。

[15]本段论述参照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载《文艺研究》, 2002年第3期。

[16]以下关于生态批评的论述主要参照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载《文艺研究》, 2002年第3期；刘蓓《生态批评研究考评》,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17]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在《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中提出“文学的生态学”后, 1978年鲁克尔特在《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一文中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的概念,强调批评家必须具有生态学视野,提出文艺理论家应当“构建出一个生态诗学体系”。生态批评理论的研究受到人们的重视,先后出版了不少著作：贝特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1991年)、克洛伯尔的《生态批评：浪漫的想象与生态意识》(1994年)、布伊尔的《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文学和美国文化的构成》(1995年)、格罗特费尔蒂、弗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本》(1996年)、克里治、塞梅尔斯主编的《书写环境：生态批评和文学》(1998年)、默菲教授主编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2000年),托尔梅奇等主编的《生态批评新论集》(2000年),贝特的《大地之歌》(2000年)、布伊尔的《为危险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与环境》(2001年)、麦泽尔主编的《生态批评的世纪》(2001年)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形成的生态批评,已经成为西方的一门显学,并逐渐对世界文学与批评产生影响。

[18]Cheryll Glotfelty& Harold Fromm, ed. 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 xviii, p. xviii, p. xviii.

[19]Jonathan Levin,“On Ecocriticism(A Letter)”, PMLA 114. 5(Oct. 1999), p. 1098.

[20]Donald Worst, The Wealth Of Nature：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7.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载《文艺研究》, 2002年第3期,第48页。

[21]刘蓓：《生态批评研究考评》,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22]Michael P. Branch, et al.(eds.), Reading the Earth, New Direction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 1998, p. 3.

[23]刘蓓：《生态批评研究考评》,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24]刘蓓：《生态批评研究考评》,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25]刘蓓：《生态批评研究考评》,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26]参照韦清琦《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载《外国文学》2002年第3期。

[27]凯萨·曼孔卢姆(Casey Man Kong Lum中文名：林文刚),美国纽约大学博士,著有《媒介生态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www.xing528.com)

[28]陈星译,《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4期。

[29][美]大卫·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7月版,译者邵志择。

[30]本段关于“媒介生态”渊源与发展的阐述主要参考崔保国《媒介是条鱼——关于媒介生态学的若干思考》,载《传媒观察》(2003)。

[31]崔保国：《媒介是条鱼——关于媒介生态学的若干思考》,载《传媒观察》(2003)。

[32]崔保国：《媒介是条鱼——关于媒介生态学的若干思考》,载《传媒观察》(2003)。

[33]何传启：《什么是现代化?》,载《中国科学院网》2002年8月21日,网址：http：//www. cas. ac. cn/html/Dir/2002/08/21/4717. htm

[34][美]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35]《天涯》1999年第1期。

[36]蔡尚伟、赵毅：《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1期。

[37]1934年,西班牙作家弗德里柯·德·奥尼斯(Federico De Onis)在他编选的《西班牙暨美洲诗选》一书中,第一次采用了这个词。而正式开始讨论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

[38]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于1965年出版了《保卫马克思》。次年福柯(MichelFoucault)出版了《词与物》。之后,德里达于1967年发表了《言语与现象》,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 1980)于1970年发表了《S/Z》,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于1979年发表了《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标志着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德国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就“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论战,促进了后现代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并直接影响了后现代主义思想阵营的分化。1966年,德里达、罗兰·巴特访美,在美国刮起了以解构主义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旋风,美国后来居上,取代法国而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大本营。学者伊哈布·哈桑、弗·詹姆逊、丹尼尔·贝尔,以及大卫·格里芬、理查·罗蒂等人均成为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代言人。美国文艺理论家弗里德利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于1983年发表了《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将后现代主义的其他理论拓展开来的,要数美国后现代主义文艺美学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 1987 年,他出版了《后现代转折》一书。

[39]参照顾明远、孟繁华主编《国际教育新理念》“后现代主义教育观”部分对于“后现代”的综述,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

[40]参照徐友渔：《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文化定位》,载《现代与传统》1996年第3期,总第10期。

[41]王建民：《中国社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矛盾共生——以“大话西游”和“神舟五号”为例的阐释》,载中国社会学网2004- 12- 21。

[42]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载《现代化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11月出版。

[43]蔡尚伟、赵毅：《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1期。

[44][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45][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46]这种机械唯物论的思维方法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每种物质都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特殊的规律,这些规律都是可以认识的。人类认识物质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即任何一个复杂的大的物体都可以分解成简单的小的物体。认识了简单的小的物体的运动规律,再将这些规律综合起来就可以解释复杂的大物体的运动。这样就得出了现代自然科学的两条基本的原理,或称为思想方法,第一个称为“决定论”,即任何事物肯定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如果你还没有得到,你只要再继续寻找。第二个是“还原论”。即大的事物可以分解成小的事物,并可以用小的事物来说明大的事物。

[47]“还原论”是笛卡尔创立的科学研究方法,它以“分析”为根本手段,将事物由复杂还原为简单,从多元还原为一元,直至找到构成事物的“终极粒子”。终极粒子是宇宙的最小单位,是构成万物的基础,代表着存在本身,规定了事物特性。宇宙就是由终极粒子叠加而成的精美机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机械的,不影响其内在性质。牛顿将这一过程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建立了以刚性固体材料为中心的经典物理学,使宇宙这部庞大的机器按精确的数学公式运转。洛克追随牛顿物理学,建立社会原子论,导致了理性主义启蒙运动,成为现代世界政治经济制度的理念基础。许多生态学家认为,正是笛卡尔—牛顿系统激发了人们把握宇宙的妄想和征服自然的欲望,成为现代生态与人类危机的根源。

[48]余谋昌著：《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9]余谋昌著：《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50]王岳川著：《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51]载《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

[52]载《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

[53]在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就产生了后工业社会的思想, 1973年正式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以土地生产为轴心,工业社会以机器生产为轴心,后工业社会则以消费和信息为轴心。

[54]海德格尔的技术异化理论可以概括如下：技术活动本身是一种异化的活动,因为它把人的生存方式限制到一个狭窄的线路中,尤其当技术活动深入到各个角落、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时,这种异化作用就越来越显著了。技术活动导致人本身成为被技术化的对象,甚至世界万物都成了被技术化的对象。它们似乎只有纳入技术系统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才有其存在意义。

[55]李景源、杨通进、余涌：《论生态文明》,载《光明日报》2004年4月30日。

[56]李锦源、杨通进、余涌：《论生态文明》,载《光明日报》2004年4月30日。

[57]以下分类参照胡经之、王岳川主编《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58]南帆在《批评的参与：话语再生产》一文中做了这样的描述：20世纪上半叶,一批马克思主义学派与精神分析学派的概念进入了中国批评家视野,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异于传统的文学眼光。三四十年代血与火的现实截断了学院式的思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文学批评成为了阶级斗争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开始敞开门户,接受种种批评学派的理论性访问,这为文学批评带来了一阵不同寻常的活跃气氛。载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9]转引自黄书光《转型期中国儿童人格教育的文化审视》,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科学教育版)》, 2003年第1期。

[60]尹鸿：《霸权与多元：新世纪电视文化随想》,载《尹鸿自选集——媒介图景·中国影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

[61]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载《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

[62]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载《新闻界》2001年第5期。

[63]王炎龙：《传媒生态规律与电视生存逻辑》,载《广电在线》2003年3月4日。

[64]《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简介》, http：//www. sina. com. cn。

[65]《Discovery探索频道简介》, http：//news. xinhuanet. com。

[66]《新闻晨报》, 2005年3月1日, http：//ent. tom. com。

[67]王先霈：《推动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载《中华读书网》2003年3月5日。王英琦在《生态之“魂”》中也有类似看法：“一切生态危机及生态污染,都源于人的心态污染,没有人性与精神的污染,就不会有环境和生态的污染。……人的精神生态是生态学中的重中之重。只有安顿好人的精神,找到人性的本质,使人回归到人之初的纯良自然状态,人才是真正的人,生态才能恢复到原初的生态。……21世纪是信息化和数字化的世纪,也是人性有可能完全异化成机器人、电子人、数字人的世纪。提倡人的精神生态和人性生态,目的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杜绝人的非人化、人的物化。”载2004年2月23日《江淮晨报》。

[68]本处论述参考蔡晓明《生态系统生态学》,科学出版社2000版。

[69]一个物种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所有个体的总和在生态学里称为种群(population),所有不同种的生物的总和为群落(community),生物群落连同其所在的物理环境共同构成生态系统(ecosystem)。

[70]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

[71]参照沈一明《生态理论：一种新的新闻舆论观》,发表于2004年中华传播学澳门年会。

[72]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载《新闻界》2001年第5期。

[73]王炎龙：《传媒生态规律与电视生存逻辑》,载《广电在线》2003年3月4日。

[74]唐代兴：《生态化综合：全球化语境下的文艺学方法》,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9期,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