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艺文化生态批评例析

四、电视文艺文化生态批评例析

案例1：戏说风对于电视文艺文化生态的侵蚀

电视文化生态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系统之中,随着电视传播和制作的社会环境、媒体环境以及人们对待电视文艺的创作、评价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而在某些时期,又显得相对固定。

以20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电视剧的发展为例,伴随着电视剧市场化道路,电视剧制作公司各显神通,屏幕上刮起了一阵阵通俗剧的流行风：室内剧、平民剧、警匪剧、言情剧、武侠剧、戏说剧、青春偶像剧。一方面表现出电视文化多元化的良好势头,也出现了不少精品之作,另一方面片面追求收视率、盲目跟风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戏说剧引起了理论界广泛的关注。

不知从何时开始,“戏说”成为荧屏上一道耀眼的风景。打开各种报刊,对这种“戏说”的评论很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是一古脑地批评,说这些电视人是篡改历史的罪人；后是为这股“戏说”风的存在找寻依据,主要观点可以总结为“戏说”自有其存在的道理,什么“现实的题材太敏感”呀,什么“借古可以讽今”呀,什么“艺术创作应该允许艺术家虚构、发挥”呀,最终的结论是对其批评没有多少意义,还是顺其自然吧。美学大师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认为：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音乐、绘画,各种艺术形式都可以左右民族思想,也能转移民族习性。它能激发民族精神,也能使民族精神趋于消沉。电视文艺作品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慎重对待。

继1993年《戏说乾隆》的成功之后,戏说历史剧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大幕,回首这十年戏说历史剧,既给观众带来了娱乐,创造了一个个收视奇迹,如1996年的《宰相刘罗锅》、1999年的《还珠格格》、2000年的《康熙微服私访记》、2001年的《铁齿铜牙纪晓岚》等,也因胡乱篡改历史,戏说历史成风而产生了很多流弊,负面呼声很高,广电总局提出净化荧屏,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禁止戏说风。笔者认为“戏说”作为电视剧创作的一种形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大量事实例证也证明这种形式同样可以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好作品,它给电视剧的创作人员提供的新思路是借助历史人物的存在讲述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故事,历史人物成为传奇故事的载体。这种对待历史的方式减少了纯历史带给受众的冰冷、板滞的感觉,使受众更加喜闻乐见。所以“戏说剧”作为电视剧多元生态格局中的一种,代表大众文化中对于历史消解的一个维度,完全“禁杀”显得过于武断,我们应该看到,主要问题出在成“风”上。因为看中戏说剧这块大市场,一时,大大小小的制作公司,不管自己的实力如何,草台班子、匆忙上马,假冒伪劣戏说剧产品大量涌现,稗官野史、民间传说、逸闻趣事、街谈巷议全都成为历史电视剧题材,先戏谑古人再开涮名著,从戏说历史到戏说经典,“胡说”成风,直至受众、学者、政府把所有的帐都算到了戏说剧头上。电视戏说剧的出现丰富了电视剧的节目形式,推动了电视剧艺术的发展,因为在任何时代,思想的多样性、个性的多样性、风格的多样性、精神的多样性都始终是人类社会繁荣、健康、发展的文化基础；用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方式,我们可以获得新的视角,在此我们重点考察的是戏说成风与胡说剧对于文化生态的破坏。

第一,大量电视戏说剧在荧屏上集中出现,片面繁荣,特别是大量清宫戏的一时涌现,破坏了电视剧的生态,而跟风的弊端在于风格的统一性,甚至人物关系也雷同。《中国青年报》2002年9月5日“文化”版上《“戏说”在造历史的反》一文作了这样描述：“回顾近年来的荧屏,数十部‘清宫戏’轮番上演,而‘戏说风’在其中屡见不鲜。从《还珠格格》、《康熙微服私访记》第一到第四部、《铁齿铜牙纪晓岚》、《宰相刘罗锅》、《一代廉吏于成龙》、《天下粮仓》、《李卫当官》到《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乾隆王朝》,一部部相继火爆荧屏,屡攀收视高峰。……在镜头前,原来雍正、乾隆等人可以这样英明神武、忧国忧民；生卒年月根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竟可以同朝为臣；大贪官可以与所谓忠臣像小孩过家家一样若无其事地斗着小心眼儿。荧屏上,皇上、格格、太监、皇后们走马灯般轮番登场,各领风骚一两年,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戏说风’起于青萍之末而愈刮愈烈。”

2003年6月13日《华商报》刊载了另外一篇文章《“清宫戏”直接点燃修史“火药库”》,文中对“清宫戏”的恶性疯长表现了深切的担忧：“由于一直没有一部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清代历史的大型典籍,‘清宫戏’一开始就注定像一个失控的马群,个个张牙舞爪、左奔右突,无所顾忌地纵蹄狂跑,……有的虽表现出一副历史正剧的面孔,实际上却对耳熟能详的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最为大胆、最为骇人听闻的篡改。在一些电视剧中,清史成了一个可以任意涂抹的小姑娘,……尤其是刚刚播完的《走向共和》中,一些忠心耿耿的臣子在剧中变成了食古不化的无能之辈,而对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人令人咋舌的美化、翻案,更令多少人对自己以往所受的历史教育产生怀疑,这种颠覆性的变化,是潜移默化、惊心动魄的,也是令人警醒的。”

历史教师黄志峰在给《中国艺术报》编辑部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这些戏说剧对于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冲击和对青少年历史史观已经产生和正在产生的颠覆性影响：“随着一大批‘戏说’历史剧在电视上的热播,我的历史课开始受到学生们的质疑和挑战。……我告诉同学们,在中国历史上,关公被称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并称,在他的身上寄托着人们的理想人格,可《武圣关公》这样的电视剧却要把关公塑造成一个与其皇嫂(刘备的夫人)偷情、与三个女人暗渡陈仓的‘风流汉’；我告诉同学们,包公是一个秉公断案、作风正派的清官,可一部电视剧却硬说他与几个女子有染。”

第二,戏说剧的“胡说”现象,更是造成了很大流弊。消解了历史深度,混淆了历史概念,颠倒了历史黑白,破坏了受众对于历史文化的理解,导致了文化生态恶化。仲言《历史·经典与“戏说”》^[32]一文对此有相应的批判：“历史经过一系列恶作剧式的戏说：风流倜傥的皇帝救民水火,侠肝义胆的勇士充斥私欲,建功立业的栋梁男盗女娼,卖国求荣的汉奸侠骨柔情,江山社稷维系在颦笑之间,民族大义演化为一己私仇,国家利益让位于争风吃醋,正义与邪恶、英雄与败类、公德与私欲、良知与无耻都被重新诠释,社会公认的历史观价值观遭受颠覆,隐藏在偶然背后的必然性不见了,历史成了一堆杂乱的毫无理性的无聊噱头。……名著被涂改得面目全非,受到了残忍的阉割、肢解和毁灭性破坏,经典的价值和神韵荡然无存。”^[33]另一篇名为《电视秀：“戏说”》的文章作了这样的论述：^[34]“在物质话语时代,在电视文化的历史想像中,历史性描述与艺术性描述所共同规范的历史想像的合理性,与大众文化消费主义所孕养的电视剧——‘戏说’发生剧烈碰撞。电视剧的娱乐性、消费性、世俗性在消解历史深度、文化深度。历史小说本身,还是应该以历史为根基,在某种不健康的审美心理作祟下,在‘戏说’与金钱和恶俗的卑劣合谋的过程中,历史和经典的严肃与神圣被出卖了。历史和经典成了赵公元帅麾下的提线木偶,成了‘卖点’和‘票房’的象征性符号,成了某些人登堂入室的敲门砖、捞取私利的招牌、沽名钓誉的诱饵。”(www.xing528.com)

这些批评从对文化的关注入手,暗含了文化生态失衡的内在含义,但没有明确提到“文化生态”这一概念,笔者认为,如果能够合理借鉴文化研究中关于文化生态批评的相关理论资源,就更加强化批判力度,增强批评的说服力。除此以外,用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方式来批评戏说剧,我们还可以从戏说剧对于受众精神生态的塑造和对社会生态的影响这两个角度来客观评述戏说剧的成败得失。

案例2：CCTV西部民歌大赛对于电视音乐文化生态的变革^[35]

2004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举办的CCTV《西部民歌大赛》吸引了民族音乐界内外的众多人关注的目光,笔者在《对CCTV〈西部民歌大赛〉文化意义的解读》一文中称其为“一次民族音乐文化的奇异景观”、“一次不出门的音乐人类学田野考察”、“一次对于电视文艺困境的成功突围”、“一次对于民族音乐文化生态的剧烈冲击”。其中将“原生态”观念深入人心对于当今音乐文化生态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

如果说, 20世纪中国文化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那么, 21世纪中国文化则处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后现代”文化的典型特点就是零散化、无深度、游戏化、拼接化、娱乐化。从农业文明中走出,在现代化工业文明的都市中穿梭,我们离自然越来越远,我们的情感变得越来越麻木,我们也越来越习惯于这种麻木的感觉。随意拼凑的流行歌词比比皆是,音乐成了工厂里可以批量生产的商品,歌手、新人靠的是广告宣传和商业包装。在中国音乐界,我们看到大陆学港台、港台学欧美、日韩,时尚风愈演愈烈,那些制造出来的精神苍白的明星成了我们时代的偶像。民族音乐学界则是千人一腔,银屏上经常出现的是几副数得过来的面孔。每年推出的新人也是必须符合现有的学院派游戏规则才能获得通行证。而因为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变更,大家以追求时髦为荣,电视传播让这种“时尚”的观念进一步植根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很多村子里的年轻人都不唱民歌,改唱流行歌曲了,很多优秀的民族文化濒临失传的境地。“中国民歌是真正的经典之作,好得不能再好,它能够流传好几代,一直流传到现在,一方面是它的魅力所在,另一方面实在是太难得了。”(音乐人腾格尔)“现在的青少年对我们民族的音乐文化知道的太少了,甚至于现在的年轻音乐工作者,搞创作的都知道的非常之少。搞创作五十多年了,搞声乐创作五十多年了,必须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作曲家生茂)

法国当代哲学家、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博德利亚认为媒体具有“敞开”和“遮蔽”二重性,媒体让我们看到的世界以牺牲世界的丰富性为代价。自从电视成了强势媒体之后,每一特定时期,音乐的生态环境也因为电视传播的神奇魅力发生着改变。当前状况是观众对显在的音乐趋之若鹜,久而久之,竟然误以为中国就只有这么一些音乐形式。CCTV《西部民歌大赛》对这些观念来了个天翻地覆的革命,以鲜活的民歌文本彻底改变了人们(从研究专家、音乐人到普通观众)对于民歌的认识,打破了时尚音乐、学院派音乐唯我独尊的局面。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其著作《理解媒介》中首先提出“地球村”这一概念,并认为媒介正在使我们的社会重新部落化。关于媒介的功能、作用,媒介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目前正成为国内外学者密切关注的话题。关于电视(媒介)与新闻传播的关系,国内的学者关注的比较多,出版了系列相关专著,如《传媒的魔力——领袖人物运用传媒力量纪实》(曾文经编著)、《媒体的力量》(李希光、赵心树著)等,有人以此还称电视媒体为“第四权力”。但关于电视传播与文化变革的关系,目前的研究还主要是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入手,在如何积极利用电视传播的力量改变艺术的文化生态这一问题上目前涉足的比较少。一位国内知名舞蹈理论研究专家,谈及中央电视台的《舞说·说舞》栏目时竟然不知道。这一方面说明电视所传播的舞蹈资源有限,不能吸引舞蹈研究者的目光,一方面也说明一些纯艺术领域对于利用电视传播这个媒体进一步传播艺术精粹、改变当下艺术的生存生态的意识还不足。

“民歌是千百年形成的文化标志,随着城市的都市化,这种传统的东西似乎在慢慢地消失,作为传播者,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去发扬它,甚至可以说怎么去挽救它?”针对这个问题,此次大赛总导演、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李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的话：“传播就是发扬。作为媒体,如果不把自身作为传播民族文化的平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电视的关注、电视的展示,对于弘扬、承传传统文化来讲,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如果我们给一个黑水藏族的多声部和声一个金奖或者银奖,就会有很多年轻人关注这件事,去学习。”艺术的生存价值在于在更多的群体中张扬活力、陶冶情操、引发共鸣。乌金认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欧美文化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冲击太大了,中央电视台做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在自觉地肩负抢救保护我们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这样一个重任,这是一个历史的重任。”

随着城市的都市化,都市的国际化,外来文化对传统的冲击和影响非常大,民族文化有可能面临消失的危险。当“全球化”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命题,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不能让“全球化”变成“西化”和“美国化”。在电视传播中,如何运用媒体的力量保护我们民族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让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处于合理的位置,应该成为值得我们长久关注和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