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思维方式：协调与超越

导　　言  困惑的思维与思维的困惑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每一种思维方式都凝结着该民族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它制约着同一文化氛围中人们的基本行为规范。

自“五四”运动以来，不少激进的文化革命先驱者对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进行了淋漓尽致甚或是矫枉过正的批判。从“打倒孔家店”运动到近年的文化讨论热潮，剖析和抨击中国传统思想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令人抱憾的是，这类批判大多是一种直观的批判，一种就事论事的辨析。批判的矛头往往是指向浮于表面的具体的思想观念，很少触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这个核心部位。至于从中国文化的原始形态的演化过程中捋出其基本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思维方式，再以此为前提来反观中国文化的各种派生形态和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这样一种宏观的和思辨的批判，迄今仍然是一块亟待垦殖的处女地。

中国文化的原始形态即中国神话。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廓清中国神话的原始面目，而在于从中国神话历史化和伦理化的过程中抽象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我把这种基本精神称之为协调的现实精神，并以此与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超越的浪漫精神形成对照。中国神话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现实感、父权家长意识、不可变易的正统性观念和自我肯定机制，都充分地体现了协调的现实精神。传说中的神祗与古史中的帝王的融合，少典氏帝系的出现和伦理化润色，女神的附庸地位，以及对叛逆神的道德化贬抑，都说明中国神话是一种以伦理意识为核心的历史化了的神话，而这种伦理意识则构成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

在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以伦理意识为核心内容和基本规范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深深地渗透于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哲学、宗教、法律思想、科学思想和政治经济思想中。这种唯伦理性的思维方式具有两个基本特点，即思维的现世性取向和实用性取向。具体表现为思维的直观性和非思辨性；“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充满人文色彩的现实主义生活态度；对异质文化的强大的同化功能和排拒功能；环境认同的坚忍精神；象征型的联想习惯；狭隘的平均观念；慵惰的复古心理，以及自我麻醉性的生存意识和幸福意识等。沉重的伦理意识束缚了思辨理性自由翱翔的翅翼，哲学蜷曲于经验直观的伦理学的狭小圈子中。宗教则把眼光集中于此身得救、轮回转世和遗泽子孙等功利目的上，一切具有否定现世和超越现实倾向的外来文化或信仰，不是被同化而成为伦理化的现实社会的一种无关痛痒的点缀，就是被拒之于国门之外，斥为有伤风化的洪水猛兽。伦理意识以及现世性和实用性的思维取向使古代中国人把脊背朝向大自然和虚无缥缈的形而上之存在（或“上帝”），而专注于个人的道德生活，从而一方面导致了古代中国人科学意识及神学意识的淡漠，另—方面则造就了具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的封建世俗文化。

在唯伦理性思维方式的作用下，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思想在数千年中一直把“皇恩”和“青天”的“人治”虎符贴在自己的左右脑门上，不停地忙碌于填补自身的各种破绽，煞费苦心地为层出不穷的“无法无天”现象提供合法的解释。科学唯一被承认的功能就是作为“天人感应”道德说教的诠释工具，它一面不断地把各种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探索贬为“雕虫小技”，一面则专注于真正的雕虫小技。而一部充满了兼并和反兼并内容的封建社会经济史，说到底是平均主义思想和小农意识周期起伏的兴衰史。

普遍弥漫的伦理意识协调着现实中的人际关系，由血缘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伦理规范扩大为社会和国家的政治规范，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历史行为网络，使中国封建社会成为一个具有极强的同化能力的封闭系统。在其中，对往昔的缅怀构成了支撑现实生活的强大的心理依据，任何否定和超越现实的要求都遭到了坚决的抵制和无情的清剿，在强大的社会压力和心理惰性的双向夹击下化为齑粉。众生的希望之光习惯于投向往昔，而不是投向未来。人们一面肩负着越来越沉重的成规祖训，一面沉浸在天朝臣民的幸福意识中悠然自得地听任历史命定论的摆布。乃至于两千年过去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还未曾经历过一次历史性的“蜕皮”。(www.xing528.com)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的民主和科学思想随着西方的机器技术一起闯入了中国长期锁闭的国门，在国人的心理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使自我陶醉了两千年的传统思维方式和陈旧的思想观念第一次面临着真正的挑战。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惶惑不安的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了艰难的应战，渐渐从文化的表层现象深入到深层结构。在逐渐肃清了传统思想观念的外围后，处于观念体系核心部位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改造和更新问题呈现在文化批判者的面前。

到20世纪80年代，国门重新对外开放，以相对性和多维化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现代思维方式又随着令人目眩的物质成就一起传入中国。这种本身还处于混乱的变革过程中的西方现代思维方式，对于长期习惯于单向度思维的中国人来说，无异于是一个天方夜谭般的世界，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和无穷的魅力。在这股巨大的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人再度感受到困窘迷惘，一时间陷入到一种观念的失重状态中。在懵懵懂懂地接受西方现代思维方式的过程中，中国人尝到了某些甜头，更领略了深重的苦涩。“全盘西化”的思路，只能导致一种可怕的“溶血”现象的产生。当可供选择的道路从一变为多时，选择本身就成为一种令人痛苦的严峻考验。每一次获得同时也是一次放弃，每一种自由选择的背后都拖着一条长长的责任的尾巴。这一切都与传统文化的安身立命、顺其自然的思维习惯之间的反差太大了，所以一度时髦的“全盘西化”思想逐渐开始冷却，变得不时髦了。另一方面，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与“全盘西化”思想相对峙的文化保守主义（最典型地表现为“现代新儒学”思想）近年来却具有一种世界性的回潮趋势。当人们发现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倒污水一样把传统文化及其思维方式完全倒掉时，他们就转向了一种“中体西用”的妥协立场，主张弘扬儒家文化，提出重建“道德形而上学”的理想，企图用西方现代哲学的进口胶水把传统的唯伦理性思维方式重新粘合在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上。这一切都说明了国人面对外来挑战所采取的种种应战姿态，说明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正处在一个艰难而痛苦的变革过程中。

这个变革过程现在才刚刚开始，它将是一个相当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思潮必然会层出不穷。然而，这种理论的混乱恰恰孕育着一个崭新的希望。在经历了一段极其自然的思想混乱之后，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必定会走上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适合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又具有崭新的时代面貌的正确道路上来。

一种全新的中国现代思维方式虽然尚未从母腹中分娩，但是那临盆前的躁动已经预示了这样一种前景：一个卸掉了数千年传统思想重负并且又经历了与外来思想的数次碰撞的文化是一个处在涅槃新生前夜的文化，与这种正面临着剧变的文化相适应，被暴风骤雨冲洗过的东方大地上正孕育着中国现代思维方式的萌芽。这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将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她身披战袍，头戴金盔，从孕育着她的宙斯的头脑中蹦出来，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自己的神圣使命。面对着来自传统和异域的种种非议，她将像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但丁一样坦然地回答：

“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