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自由主义史：宗教发展及其倾向性特征

三、宗教发展

我们现在要转入的主题非常复杂，其中结合了不可调和的大量因素。从信仰的角度说，英国可以分成英国国教徒、非国教教徒与天主教徒。但是，除去这种公开宣示的分野，卫理公会运动与英国低教会派运动也开始发展；目前发生的倾向性特征是，非国教教义向国教靠拢，而国教教义向天主教靠拢。

格莱斯顿提及的事实已经被普遍公认，就是非国教教义是英国自由主义的支柱。^［13］其原因我们已经谈过。^［14］不信奉国教的教派，是被加尔文精神激发起来的自由社区，其存在依赖于个人的主动精神、宣传运动和竞争。在组织上，他们是教派自治的，也就是组织各自独立的团体，拥有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仪式和自己的管理。他们从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和逐渐出现的工人阶级精英当中吸收成员；在新兴工业中心里，他们拥有巨大的力量。在这些教派中，选举的过程与管理、政治与组织工作的训练一直不曾中断。但是他们的极端个人主义宗教观点和对《圣经》的阐释，在十八世纪时曾带给他们启蒙主义的自然神论倾向，并面临失去其所有宗教一致性的威胁。在法国革命期间，他们投身于革命潮流，并险乎被保守派与理性主义的反动所推翻。

但是与此同时，新生活的催化剂也在他们之中起着作用，把他们逐渐带回到最初的精神源泉。1739年，卫斯理与惠特菲尔德发起了卫理公会派运动，试图恢复加尔文派的精神，而无视教派间的巨大差异；尽管其加尔文主义因放弃了预定论的信条而受到某种削弱。卫斯理的布道开始时受到敌视，因为其道德和信仰的严格作风，俨然标志着向狭隘的陈腐思想态度的回归。但是，不屈不挠的宣传员们不断增长的热情，逐渐战胜了所有对立，在旧的国教躯体中建立起新的精神。非国教因而恢复了清教主义的信条和内在凝聚力，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其免于分裂。而且，卫理公会教派的教义超越了教派之分，用于调和各教派孤立的排他主义，将其注意力吸引到共同的理想与目标上来，而不侵犯它们各自的个性。必须记住，它们多半从中产阶级吸收成员，在卫理公会派宗教观点与精神上的一致中，它们发现了联合这一新兴阶级力量的有效工具——便是首先将其分离出上帝选拔这一神秘教条及其全部革命性启示，而后再将其分离出狭隘而毫无人性的功利主义自私观念。

所以在十九世纪，不信国教的教派力量开始复活，并与激进主义携起手来，以矫正其片面性。十九世纪里，英国工业与商业领域里，声势浩大的人道主义运动、慈善运动、社会运动与反奴隶制运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卫理公会教派的影响。这种自私与情感的结合，往往遭到一般英国式君子讽刺的批评。偏执的议会议员科贝特，早在其中找到了他破口大骂的题目。但是不要忘记，这种结合工作带有非同寻常的力量，也在不觉之间带有一种产生稳定性的技巧。再没有别的事物，会如此中庸而能容忍工业主义产生的社会压力；通过作用于宗教，通过作用于新兴统治阶级的人道主义情感，它将其引向其自身利益更高也更科学的概念，在现实中，其他阶级福利中的友好旨趣，只会促进之而不是妨碍之。

与不信国教的各教派相对立的，是强大的英国官方教会。十九世纪初，高教会与低教会之间的旧有区别已失去其早期的重要性，低教会派与牛津运动思想的骚动，还未曾困扰教会生活平静的外表。教会中拥有高位的人，既是封建贵族中的一员，也属于封建贵族保护下的平民，他们依靠王侯般的薪给生活，与国家的宗教生活缺乏联系，从宗教的外在形式看，他们只不过是敷衍塞责地履行公务而已。甚至教区中的教士，大部分都兼圣俸，他们不在教区里，对教区的兴趣与喜爱打猎的人对猎场的兴趣并无二致。此间的教会，乃是种宗教保守主义，这里等级森严，传统盛行，是国家结构的组成部分。国家养育了教会，并赋予其举足轻重的权威。^［15］

这样的状态，被一种有似于不信国教派产生过程的新生活运动所打破。卫理公会教派运动之后，是威尔伯福斯发动的低教会派运动，它与卫理公会教派颇多相似，而其最重要的区别则在于它试图从内部对英国教会进行工作，这使它遵循了新教之路。它的活力与卫理公会派无甚区别，也产生出同样的道德与社会结果；在它重点影响的各阶级民众中，同样形成对秩序和忠于公共权力的渴望，以及互相帮助和组织的渴望，这也是卫理公会教派在产业阶级中产生的结果。

这种自下而上的热情，最终甚至征服了冷漠如霜的高级教士。新兴教派的模范生活和真诚的低教会派劳动，与奢侈放纵的老派猎狐者以及不在教区的教区长们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为英国国教会宗教与道德生活的真正复活铺平了道路。因此在牛津，这个顽固正统教权主义把持的堡垒，从1830年前后开始，便出现一种宗教危机的迹象，所有对宗教问题感兴趣的人，都焦虑地注视着这所古老的大学。

所谓牛津运动的先驱是著有《基督教之年》的约翰·基布尔，此书是一部浸淫了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诗集，其宗教热情鼓舞了一批大学生——在1827年，这些学生的领袖有纽曼、普西、格莱斯顿、弗劳德，以后还包括曼宁。最初，运动的特点并不明确；宗教的觉醒，似乎会强调英国教会与天主教会的分离。1829年，约翰·皮尔爵士在支持天主教解放运动以后，起而竞选大学的议员，年轻一代动员起力量击败了他。但是运动的内在意义，在此后才略为间接表现出来。1833年，在纽曼对意大利进行了重要访问之后，大学的成员开始出版名为《时代书册》的丛书，由各自独立的匿名文章组成，广泛宣传作者对各种问题的主张。这种宣传形式，以后受到了各政党的广泛运用。

牛津运动派的意图，是强调和巩固英国国教会内与非国教派相区别的因素。他们坚决主张，英国国教会不是一个教派，而是一个真正的宗教；它本身就是基督教，通过未经中断的使徒传统，直接回到基督教的本源。这种区别的标志不仅拘泥于形式，而是产生了重要的结果；如果英国国教会是一个教会，或者说就是教会本身，它就具有了信徒与上帝间的中介职能，而这一职能其他教派皆不具备，或者说无法具备。圣职的授予、宗教仪式、祈祷、礼仪与僧侣等级集团，都获得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简直称得上是天主教式的；而牛津运动派使用天主教一词，好将英国国教从罗马教会区分开来。(www.xing528.com)

从这些前提，得出一个重要的政治结果。如果英国国教会的特权出自对使徒的继承，它就不需要国家方面的支持；事实上，它应该重新考虑最初由亨利八世与伊莉莎白赋予的分离的教派特点。政教分离，将教会从国家分离出去，是这一关注彼岸的教士新激进主义的口号；可是这种教士激进主义，却与自由激进主义有着相似的实践结果。格莱斯顿向教权分离观念的转变，有其牛津运动派朋友们影响的确凿证据。国家分离、天主教主义、仪式主义、形式主义，这些不都是在沿着罗马的前进方向在发展吗？牛津运动派充满忧虑，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也要避免这些不可避免的影响；他们意识中奇怪问题的存在，有鉴于这样的事实，即为了反抗教皇制的吸引，他们希望保存英国国教自身内在的宗教活力；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们却不得不恢复罗马天主教会建立于其上的所有传统价值。

最终，行动的逻辑战胜了意愿的逻辑。正如纽曼的名著《自辩书》显示的，在巨大的精神痛苦中推迟很久的向罗马天主教的转变，最终发生了。最初只是孤立的个别情况，但由于改变信仰者在公众中的地位——如纽曼和曼宁，也非常令人震惊，后来则成为对公众与政府经常的震惊与困窘。不久之后，英国天主教会重新进入公众生活的范围，在红衣主教怀斯曼的出色领导下，从它的新成员中获得巨大的力量。曼宁继怀斯曼之后成为红衣主教，在他任职期间显示的不屈不挠的改变信仰者的热情，有助于结束天主教团体的恶名。后来，1870年的宗教会议上，他是教皇无错误观点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纽曼，一个神秘而孤独的灵魂，作为一名宣教者取得了巨大成就，作为回报，他也得到了红衣主教的职位。他在一种奇怪的隐居状态中写的著作，几十年以后被人们重读和思考，引发了基督教的现代主义运动。

但是，正是英国天主教的这种不妥协精神，在被教派不同搞得四分五裂的国土上的工作，间接有助于加强宗教自由思想与对宗教自由的热爱。天主教会可能是罗马的奴隶，但是它们要求在与国家关系方面完全的自由，要求取消国教会的特权，尤其是其令人憎恨的爱尔兰分支的特权，它的存在对天主教农民来说是极其难以忍受的负担。

甚至在国教会的内部，最终导致弗劳德、纽曼与曼宁改变信仰的精神危机中，在一定程度上也产生对其竞争对手意见日益增加的尊敬，由此形成对一种真正意义上宗教自由的更高意识，由不同的途径通往相同的目标。这种意识在格莱斯顿身上尤其明显，尽管他为了保持对英国国教会的信仰而与老朋友们分道扬镳，但是在其基督教政策后来的发展中，显示着更明确也更人道的精神自由。

在这些人当中，没有转向罗马的是牛津运动的领导之一普西，庇护四世曾开玩笑地把他比作唤起对教会信仰的清脆铃声，可是对他自己却没有发生什么作用。^［16］但是，尽管普西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位置，但是从国教会对他的苛责与国教信徒对他的敌意中可以看出，他还在与一小部分朋友一起，继续实践着公开宣传和加强的重要功能。天主教运动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对英国国教会内部最根深蒂固的需要的反映，一旦改变信仰的危机过去以后，我们发现它在高教会派内部重新肯定自我，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影响着每年一度的坎特伯雷主教会议，每次会议都展示着一种羞怯但却明确的与罗马的妥协倾向，和天主教会的这两个主要分支的重新联合的倾向。

归根结底，这是对宗教普世主义态度的表达，同一态度也影响着卫理公会教派的超越非英国国教各教派的分裂的尝试。在宗教活动的领域之外，同样的精神作为激进主义者、经济学家与自由主义者的普遍性出现，正是这种热情使之打破了老一辈的光荣所强加于他们之上的孤立，并加入到欧洲生活的环流中去。可能英国十九世纪的最显著特点就是这种将自己欧洲化的倾向，这与在大陆上部分国家里同时发生的研究、模仿英国的倾向相结合，结果是对问题、思想态度、感情与制度的全面理解、相互适应与相互同化。

概括说来，在宗教信仰的这一点上，在它们的分布与流变中，展示出一个与社会阶级的秩序相关的被授与圣职的大主教制的形式。大量的乡村人口都属于国教会，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导致了非国教的教派的成长，它们特别是从社会的中间阶级中吸收成员，贵族则在英国国教中寻找他们的宗教信条。这种大主教制不是一种静态的等级制度，而是机动的和松散的框架，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个人通过个人的努力，使自身的能力与财产都超出群体之上，即倾向于脱离国教而加入中间阶级的非国教的教派，而渴望着获得贵族地位的中间阶级的上层，一般是向相反方面移动，即加入国教会。这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国教会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拥有土地的贵族的信仰，通过拥有财产而进入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的产业阶级的成员，倾向于从非国教会的教堂转入国教会的教堂。在一个进步的工业社会中，这种从中间阶级的非国教向上流社会的国教的观点上的转变是容易的和迅速的。^［17］

因此，宗教成为社会能量流通的强有力的兴奋剂，并是各阶级之间联合的粘合剂。在它的大主教的分配中，只不过是其个人形式的特殊性质，它同时产生着稳定性与进步，并以一种明显的方式，为英国生活的稳步发展贡献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