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自由主义史：贵族与君主的关系

二、贵族与君主

从这种观点出发，法国的历史与大不列颠有着根本的区别。欧洲大陆的各国当中，法兰西王国甚至在现代时期晨光熹微之时，就已明显地体现着大陆政策至为关键的要求。身处西班牙与英国两大君主政体的包围之中，法国被迫不断为生存进行斗争，这使其很快意识到，需要集中力量，克服封建主义潜在具有的分裂。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四，国家集权的伟大工作一直在推进。但是，作为这一过程的始作俑者，国王在资产阶级的合作下，从未正式向古代政体的立宪原则发起进攻，而是逐渐将行政行为加于这种原则之上，借此将新实体下那大而无当的形式归于无用。靠借州长的势力剥夺贵族的政治权力，靠削弱贵族独立与威望源泉的经济实力，靠将贵族吸引到首都，好远离他们的故土和独立活动的领域，国王只能实现对贵族间接的攻势。贵族尽管仍有特权，却成为寄生的依附阶级。他们失去了使其成为领导阶级的政治能力与才干，他们的经济地位一落千丈，他们的阶级偏见阻碍他们靠工商业致富，于是日益依赖于国王的颁赐与薪金——因此，靠这种越发难以辩解贵族地位的变化，他们的特权反有所强化。

实际上，这些特权起初并不是免费的礼物，而是暗示贵族一方要为整个共同体作出相应的服务。他们对地产的占有，他们的豁免权与选举权，在承受这些负担的人民看来，恰恰证明了他们应该担当保护、防御与政府工作等等任务。贵族是优秀卓著的“首要等级（general class）”，他们被明确豁免了日常事务，好彻底致力于为全社会的福利服务；贵族的权力来源既然具有独立性，他们便能够组成真正的国家，在君主和民众之间充当中介，又能充任抵挡任何篡权行为的堡垒，不论这种行为来自上层抑或下层——由此，贵族的土地垄断也有了合法性。封建领主自行征募、维持和领导军队，这种封建军队的组织，也适足以解释他们在军事方面的突出地位。

但这种对特权自发的辩解，随着相应功能的消失而消失。贵族的豁免权到头来变成了劳动阶层的重负，这种负担由于毫无益处变得更其丑恶。在十八世纪时，人们普遍觉得贵族太不公正，更糟的是还觉得他们道德堕落；所以，正如一位同时代人所说的：“恶名和品爵可以同时放到一个人的身上去。”^［2］

但是，贵族并不是专制国王耿耿于怀的惟一特权阶层。所有的阶层与社区莫非王臣，知识等级各异，结局万殊。社区的自由其实与贵族的自由同时产生；因为愈益抵制新型君主制的约束，也因为其社区的传统与自治，它们越来越对新型君主政体感到不满。为对抗这种社区的自由，国王一方面采取扩大行政活动以便逐渐吸纳的政策，而其更加激烈武断的权宜之计，则是收回其特权，当面临财政压力时，再将这些特权出售给原来的所有者作为缓解；这种收售交替的方法，在专制主义盛行的最后两个世纪里是如此大行其道，以至于这种特权价值大跌，较之单纯的禁止（虽然这会充满暴力）更其无可救药。因此在十八世纪，社区的自由被看成是完全过时的东西，尽管它与传统的声望密切相关；这是现代自由主义不得不痛悼的最大损失之一。

商业行会，工商阶级，或一般地说资产阶级，却拥有截然不同的特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王自己造成的。他们既承受负担又享有特权，这样的双重特点，使国库从中受益匪浅。他们的特权，总起来讲对社会有益，在社会方面与曾一度被视为合理的贵族特权不同；显而易见，尽管封建体系仍旧存在，社会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已经转归中产阶级。国王对这个新兴阶层如此厚爱，竟至于授予他们的主要成员与贵族一样的头衔与豁免权。正是以这种方式，一种根本具有现代特征的社会功能，便由古老风俗立为神圣。

但是，反叛特权统治的最初迹象，仍旧出现在这一特权并不比其他阶级为少的阶级，尽管这一阶级被授予特权，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当它少年气盛、需要保护帮助时，它成长壮大，获得了力量；现在它走向成熟，觉得自己终于可以遗世独立。一度保护它的外衣，现在变成了负担。对工业农业的限制曾经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发展，现在成为其进一步扩张的障碍；尽管他们拥有的部分特权仍有实际价值，这却无补于这样的事实，即他们不得不由于制度的一致性，被迫肩负贵族消极享用大量特权形成的全部负担。1614年资产阶级在三级会议上与贵族争吵时，这种利益与损失的统计，构成了他们最具说服力的论据。贵族要求废除官职的世袭，^［3］第三等级表示同意，但希望应该附加上废除出卖官职，同时要废除年金，这已经成为巨大的财政负担，受益的却只有贵族。^［4］

争吵持续了近两个世纪，进而由一个问题发展为针对整个特权制度；但是，法国资产阶级表达的意见，已经显示出了其所持观念的特点。

甚至在起初，第三等级要求的就是对公共权利的支配，法律面前所有的人平等地位，可以使每个人都处在利于发展才能的位置，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构成不同个性发展的温床。这种要求最终获得了胜利；有幸统治法国的君主专制政体，允许活力充沛的臣民介绍传播罗马法，而罗马法在多种习惯法相混合的地方，平等对待一切有资格的臣民。因此，新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已经获得一种正式的普遍因素，即法律面前的平等。

可是这种形式的内涵是什么？我们仅仅看到新的自我意识在觉醒，并在反对封建政体的斗争当中不断巩固；但是它仍处于其最强大的盟友——国王的荫庇之下，并把专制权力的扩展转化为促成国内全体人民联合的手段。直到革命爆发，它始终对国王效忠不贰；换言之，它尽其所能，希望国王会完成改革，从封建主义的最后遗迹中解放它自身和人民。米拉波在立宪会议的会场上最后一次复活了这种希望。但是，当国王在新旧势力之间首鼠两端，更倾向于倒退而不是前进时，资产阶级转而对国王也持反对态度，并以自己的力量为自己两面作战，并且将展现出其思想所具有的所有特征。

在英国，国王与各阶层之间的斗争与此截然不同。英国的国王，同样通过一个贵族家庭对其他贵族家庭的胜利以及王国内的政治统一，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但是，抵御外敌的迫切意识，在大陆不惜牺牲个人自由来强化，对海洋天然保护之下的岛国人民便不甚重要。最重要的压迫工具——武装军队，简直形同虚设；因为一方面，海军虽是英国主要的防御力量，却有着个人主义的结构，而且不妨说其行动充满边缘色彩，往往做的是自由的盟友而不是专制的盟友；另一方面，军队几乎总是参与大陆上的战争，正是因此，其在国内镇压反抗的活动反无所裨益。

所以，专制主义尽管暂时坚持自己的权利，并在都铎王朝时达到鼎盛，还是不能不面对有力的抵制中心，这最终成为摧毁它的主要原因。

在这一点上最引人注意的事实，是英国贵族与法国贵族的根本区别。两者都从地产以及与地产的占有相联系的公共职能中获得权力，但英国贵族与土地的联系却远为紧密，由此产生的对行使职能的关心也远为强大警醒。在较大与较小的贵族之间，早就产生出政治和行政工作的明显区分。前者在上议院里有自己当然的代表，而后者的直接产物是下议院，同时（这也是它最重要的职能）构成地方行政与司法的支柱。正是代指乡村低等贵族的“绅士”这个称呼，与特有的英国自治思想有密切关系，这种思想正是反对各种对中央政府的侵犯最强有力的保障。(www.xing528.com)

此外，法国贵族建立了排他性的等级制度，而英国贵族却没有明确的界线，把自己与其他阶层的人民区别开来；尽管这并不缩短各阶层间的距离，却使得阶级差别不至于刺眼讨厌。另外，贵族身份专属长子，其他儿子被吸纳进中产阶级，从事工商活动，这便扩充了家庭的财富来源。

其次，法国的制度是穷人为富人花钱，而英国是富人为穷人花钱。财产的所有者，不仅享受不到赋税豁免权，还必须向教区内贫穷失业的人提供帮助。济贫税在工业革命时代曾受到经济学家猛烈的攻击，其实在狭隘的封建经济体系之下，倒确实是代表了伟大政治洞见的举措。这项措施，不仅刻意使富有阶层的威望得到提高，同时也使社会免于饥荒的侵袭，而在其他地方，饥荒的破坏性袭击往往导致疫病的悲惨蔓延。

十七与十八世纪，对于法国贵族来说，意味着衰微与经济崩溃的时期，而在英国贵族看来，却是最伟大的繁荣时代。他们的地产大为增加，他们动用政治权力，通过立法行为，占有绝大部分未经开垦的土地，与作为中世纪集体财产残留物的公用土地。圈地运动受到土地扩张带来的经济利益推动，转而成为大土地所有者的独占利润；而他们兼并的土地，虽则源自于法律与社区习惯，却因过度分割变得贫瘠不毛。大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使他们不仅能够自行获取最大的份额，还能够尽可能买进众多小自耕农的土地。^［5］

圈地是许多世纪以来，这个极尽保守的阶级采取的最革命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历史性影响无可估量。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独立的自耕农逐渐被消灭；正如英国历史学家们不厌其烦指出的，这些自耕农，便构成了克雷西之役和阿金库尔之役光荣的步兵团，并可能在现代形成一个经济、政治的坚固核心，能够抗衡或加强新兴工业主义的蓬勃活力。可这一阶级的残余一经被逐出土地，命定只能走进工厂，变成工业无产者。他们眷恋着土地，辛勤地劳作，然而于事无补。

这样的背井离乡主要是因为，贵族在扩展地产时发现，把小规模的谷物种植改为只需要少量劳力的大规模牧场甚至更为实用有利。往日的小规模农耕有什么用处？只能使人口增长而已——然而一位十八世纪伟大的农业学家说得好，人口是最无用的产品。^［6］在封建主义最黑暗的时期，人的批量生产自有其价值，当时的采邑首先是生产人的农场，好提供战士；但是，眼下英国贵族已经历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尽管由于封建主义仍能提供有利条件，他们还保留着封建主义的形式，但是，他们却在努力向其中输入功利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内容。通过十八世纪的农业发展，大地产成为引进工业化大规模农业生产的最好形式；如果当时人重复托马斯·莫尔爵士所谓羊吃人的抱怨，人们会回答他说，羊儿是要为毛纺厂提供原料，而纺织厂的数量正在与日俱增。

因此在英国，通过旧地产体制难以察觉的变化，迎来了农业的发展；这种发展，在大陆仅仅在革命以后才得以出现。人们没有要求摧毁任何重要的封建制度；但到十八世纪末，最优秀的评论家们一致认为，大不列颠已经处于农业进步的最前列，并成为欧洲大陆各国的榜样。

然而英国的贵族，经济上强大无比，履行公共职责时热情洋溢，对宫廷与首都的吸引力又无动于衷，君主专制主义反对贵族的武器很快变得徒劳无功。议会算得上贵族阶级最卓越的表现；靠了议会，贵族得以保护自己和人民的特权不受国王的侵犯。在斯图亚特时代贵族占了上风，在经历克伦威尔专制政治的短暂插曲之后，又重新确立了自己相对于复辟国王的优势地位；而随着二次革命，这次为满足大众的要求而把一个外国王朝拥上王座的革命获得成功，贵族的权利得到明确承认，他们的优势地位日益扩大，变得神圣不可侵犯。1689年建立的君主制权力适度，有名无实，无不极合贵族的口味；由于覆盖上混合型政府这一件华美的外衣，使国内所有政治势力都得到适当比例的代表，竟掩藏了寡头制权力的实质。

这种表面的权力均衡，甚至骗过了孟德斯鸠敏锐的眼睛，而他一直倾向于用过于理性主义的眼光看事物。他对英国的看法部分出于幻想；然而他还是从这样的看法出发，提出分权的正式观念和相互制约与均衡的体制——felix culpa。我们固然不免将这称之为谬误，因孟德斯鸠提出的绝非历史模式，倒是开了理想模式的先河，然而他毕竟表现出明晰透彻、理性地精确表达新政治见解的能力。而十八世纪的其他门徒，学他的榜样研究英国模式，却很快发现了其真实的本质。所谓的混合君主制，不过是贵族共和制而已。

然而英国此一时期的宪法拥有明确的自由成分，这一事实并不因而改变。个人的自由，特别是人身与财产的安全，得到可靠的保证。行政分权自主，司法完全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国王的特权受到严格限制；事实上，在1688年革命之后占优势地位的辉格党，就已经倾向于完全摧毁君权，并把政治权力集中到议会手里。大陆上哪能出现类似的场面？正是在十八世纪末，在革命的狂热之中，大陆上的人们感到了他们的自由，并宣布了他们的自由；两位敏锐的英国观察家，尽管精神上截然不同，却一致认为，这种自由只是一种幻觉。^［7］根据自己国家的经历判断，他们断言，没有贵族团体，自由就无法实现，因为不存在反对专制主义的屏障。而法国付出了代价，才算认识到，在君主政体的专制主义与民主政体的专制主义之间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至少在受奴役这一点上简直殊途同归。

但是十八世纪并不要求在贵族制自由与民主制由之间作出选择。在贵族与国王之间插入了个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它使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并将最初对立的双方引向不可逆料的方向。在法国，在反对封建特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起初与国王结盟，到头来却转而反对国王，并发展成资产阶级贵族，在他们身上再现了许多旧封建制度的标志。在英国，资产阶级的作用与此恰好相反。在反对国王的斗争中，在加强其传统的贵族式自由的努力中，他们加入贵族的队伍；而他们得到的好处，不仅是人身与财产安全之类一般的利益，还得到对商业与工业的特殊保护。可是在十九世纪，他们到头来也终于转而反对旧日的盟友，并对贵族的领地特权发起进攻。

在这里我们发现，在十九世纪，英国与大陆的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奇特的相互影响。每一方都试图在国内重演对方在前一世纪出现的阶段。英国自由主义倾向于效法大陆在理性主义与民主方面的态度，而后者却从前者的传统形式与特权方面汲取灵感。其最终结果，将是在相互融合当中产生出真正的欧洲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