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自由主义史及第二帝国对比

四、自由主义与第二帝国

真正被革命击败的党派是自由主义者，或者说是其中那些因感觉到独裁下深刻的道德堕落而挫伤了人性尊严意识的人们。职业的自由派们倒是得其所哉。像基佐，他的狭隘与政治迟钝堪称革命的主要原因，竟还能写出本油滑的小书，唤作《De la Démocratie en France（法国民主）》，自鸣得意地宣称，他早预言过所有民主的愚蠢行为不可避免的后果。梯也尔则更加聪明狡猾，他缄口不语，等待另一次机会好攫住1848年从他的指缝溜走的权力。

至于德·托克维尔，尽管他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理由宣称对事件过程的预见，却以非常不同的感觉观察形势。在自由的丧失当中，他觉出自己独立于一切社会、法律与政治利益的人性被痛苦地肢解得七零八落。

“我不相信，”他说，“对自由真正的热爱能出现于对物质利益的思量，而这样的利益多半是要遮掩起来的。对于自由来说，一直能赢得少数人心的就是它自身的吸引力，它独特的魅力，而与其利益毫无关涉：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独一统治下，能够不受束缚地讲话、行动、呼吸的乐趣。任谁想在自由中追寻别的东西的人，都是天生的奴隶。”

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还没有被任何独裁所驯服，它堪称反抗独裁最为直接的第一个中心。建立在公民投票和官僚体制之上的帝国，把专制主义民主的腐败影响带给所有的人民，它制造并展现了奴性的民众与有意志与特性的人之间的区别，仅仅是这一事实，就已经提供了复兴自由主义的许多机会。

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理论，受到了贡斯当与德·托克维尔的影响。贡斯当提出了对抗专制政府的保证主义政治体制；而德·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民主纲领，因为民主暴政的堕落而显得更加紧迫。这种倾向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布莱，他遵循古代与现代自由的思路，建构了国家及其限度的理论；有西蒙，他著有许多著作，详细分析了良心、工作、公民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自由权；还有普雷沃-帕拉多尔，在《La France nouvelle（新法兰西）》中提出了一种自治计划。这些作者表现出相同的思想倾向；他们不仅有同样的基本理论，他们的批判赖以产生的环境，也不允许在判断上产生太大的差别。拉布莱说，1848年革命表明了我们这一代人与自由主义观念相距何其遥远。立宪政府建立三十三年之后，第一次革命灾难性的错误有了复活的可能。宣传家们自夸取得了进步，他们宣称，是个人为社会而存在，而不是社会为个人而存在，这便又回到了《社会契约论》与国民公会的专制；空想主义者摧毁了家庭，建议把法国变成个工厂；而议员们充满着1789年的偏见，除去削弱行政力量，他们就想不出建立民主统治的更好办法，仿佛有力的权威不是自由的首要保证一样。^［21］

拉布莱认为，革命的积极成果之一，是在1814年和1830年立宪主义自由权的废墟上重新集中了政府的权力。如今国家就是一切；君主制度漫无限制，官僚体系至高无上。人民主权的成功，仅仅在于摧毁了自己，并证明了贡斯当对这种原则的深刻怀疑，该原则的制定毫无保证可言，并倾向于使得保证变为多此一举。选举和议会的主权地位同自由混杂起来，便为专制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并从反面间接地证明，在公民能够行使政治权利以前，他们必须在社区、部门、教会、体制与学校的事务当中得到训练，俾使他们受到认真的教育。

地方自治是一切专制主义的真正解毒药。要反抗的敌人并非政府形式，也非带来法国强盛的政治统一，而是行政上的划一与官僚主义的侵犯。在此，所有的自由主义作家都已经如他们复辟时期的先辈一样，同意将古老的英国制度作为他们行政改革的样板。

这种对地方自治的承认暗示着另一种自治，它不涉及地方分割，而是在一种自发建立的理想机体中更加自由机动地分配力量：这就是结社的权利。当时的革命显示了这种权利的重要性。对拉布莱来说，政治骚动惟一的解决方法，就是为这些活动提供其他的发泄渠道。^［22］西蒙的洞见更加深刻，他从中发现一种教育工人阶级的手段，可以既满足他们对平等的要求，又在他们中间形成崇高的自由理想。但结社的观念必须从独裁与所有苟安地依赖国家帮忙的思想彻底分离出来；它的实现不是国家的事务，而是行动完全自由的工人自己的事务。^［23］

这是第二帝国时期的自由主义比之复辟时期新出现的独特特征。在其他方面，两者并没有区别，至少在精神方面是如此；尽管现在自由派的批判不再针对旧日的君主制，而是针对民主的专制主义。

这些作家们出于慎重进行游击战的需要，倾向于不管政府的形式，也倾向于以纯粹非个人的方式展开冲突，展开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他们从不将这种对立视为终极现象，因而在表现出对国家的敌视的同时，却从不远离自己国家的政治传统。正如拉布莱所说：

“国家，作为民族与正义的代表，是最为伟大尊严的人类机构；这正是可见形式的国家。但是，如果它超出了自己的领域，这就是暴政。国家的限度在于公民自由，在于1789年的原则。但是为保证这一自由，宪法还不够充分。宪法是镌刻在神殿前面的华美铭文；但圣殿纵有神名，神却不在其中，在他的殿里受崇拜的是个幽灵，一个背离并欺骗崇拜者的幽灵——那就是主权者。”^［24］

当这些作家们在个人主义气质的指引下，强调国家限度的重要性，同时又不否认其积极功能时，另一些作家则选择了另一种观点，指出个人权利只有通过国家，才能获得意义与实践上的完整性。这种观点远非反自由主义；但是，当它成为政治理论的首要动因，就存在着过分强调排斥自由的权威的危险。这种危险，在第二帝国时最具活力的政治作家杜邦·怀特的著作中便是显而易见；他的重要著作《L'Individu et l' État（个人与国家）》，其主题就是说，自由与国家、生活与法律都是同时平行成长的。从法律上说，自由意味着没有人被迫服从仅仅是他的同伴的意志；服从惟属于法律，即假定的理性表达。甚至法律也不能规定任何人去做与其本性的基础与目标相矛盾的事情：不仅是法治，还有法律的平等性，都由自由与人权的精神表现出来。

但是，自由和权利，是与国家同步出现的。平等与法律的统治充满混乱；力量的进程则是简洁明了。唤醒了平等意识的社会，展示其机构不断增长的复杂性；首先要颁布权利，而后将这些权利具体化为各种法规；再以后，为确保这些法规的实施，它建立了保证、规定、惩罚，建立了全部的权威等级，全部的程序、限制与制约机构，便是名正言顺的组织——因为除非如此构建，权利就没有用处。权威的建立，正为了使得自由得以维持。^［25］(www.xing528.com)

“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字眼好不伟大，如果有什么字眼称得上伟大；但是我知道，它们绝难做到自力存在。革命，作为其不朽的光荣，表达着这些字眼；但是革命的承诺，还非得政府才能做得到！”要么不见权利的影子，要么又是特权满地——除去这样的修修补补，权力的平均——或所谓平等，又怎么能建立起来？这样的修补，只有国家才能够做到。除去国家对崇拜的监督，还有什么崇拜的自由？宗教宽容，就是赋予国家更多权力的进展之一。这就是自由增长的途径：它只有以强加于一切之上的依赖与约束为代价才能存在——这就是权威的任务。^［26］

因此，德·梅斯特写下的原则——制度越虚弱，越有人企图制订之、阐述之——受到杜邦·怀特的指责。社会的进步表现着不断增长的立法与管理活力，表现着一种成长的权威从中心向周边的有力扩展。生活的每一成长，都必得伴随着机构数量的增长；因此，现代国家的巨大扩展，远不是暗示着对个人不能容忍的压迫，而是代表着个人自由的增长。

这些都符合事实；但它打开的途径却是充满危险。它可能鼓励这种幻想，即自由准确地说存在于法律法规的复杂性之中，它由此给自己穿上正当的外衣，好在社会环境当中存在下去；这样，它会导致以服装模特代替真正的人民，而只注意外表的观察家却对此视而不见。杜邦·怀特在《L'Individu et l' État（个人与国家）》的续编《La Centralisation（论集权）》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在该书中，对权威的热爱演进到提倡划一的集权，而自由派的自治被指责为是封建主义的复活。^［27］

但是，作者并不是没有意识到集权的罪恶。国家成为所有批判的目标，于是它的无限权力带来权力的可商榷性；最后，集权还可能导致革命。但是他讲，没有关系，如果必须来一场批判的话！在列举集权国家仍能自由的手段时，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害得他讲，除代表机构而外，“还有所谓资本的卓越力量，它在产生集权的同时，提供着对集权之于行政权力强烈影响的现成制衡”。^［28］除非我们的理解错误，这俨然意味着这位作者吁求的是革命的巴黎公社之作为对国民公会的制衡；换言之，这是在革命最坏的无政府状态中，发现自由主义国家的典范。

但是，撇开这种独裁主义民主的倾向，杜邦·怀特至少保有与自由主义的接触，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他的集权倾向。但在孔德的社会学中，这一切全都消失了踪影，他表现给我们的是一种纯粹而简单的民主，在其科学“实证”的外衣下面，尽是些粗野与残忍。从社会是卓越现实这一原则出发，孔德得出结论说，所有为个人设立的机构都应该取消。批判的自由，是所谓（与圣西门派的用语一样）“批判性”学说的基石；摧毁了它，其他一切将同样不复存在。在科学而“有机的”社会，良心自由不比天文学、化学或生理学占据更多的位置。人民主权是毫无意义的说法；权利一词必须从政治学词典中除去，就如同原因一词必须从哲学词典中删掉一样；个体的人难免抽象；惟一的存在是社会，而政府的惟一形式是实现其利益的独裁。在孔德看来，1852年政变的优点在于开始了独裁阶段，这是第二帝国时期法国惟一纯正的阶段。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评价这一概念，说它“恐怕是除伊格纳提乌斯·罗耀拉而外，人类头脑所能想到的精神与世俗专制主义的最完整制度”。甚至孔德的门徒，忠诚的利特雷与后来的社会学家涂尔干，也认为这太嫌古怪，而不接受其极端的结果。可是社会学上的实证主义，甚至其温和的形式，对民主来说也不啻沼泽一样，在其中原则与方案都将腐败溃烂；当它侵入现代政治生活，其理性的特点会遭到贬损、抑制和腐化。这种病症，使最贵族化的优秀思想憎恶地远离民主政体，把对抗实证主义的哲学反动，转变成出于异己而过时的政治教条的利益，而进行的反民主十字军东征。这对欧洲的公共生活无异于严重的损失，因为民主，尽管仍旧是政治中压倒性的因素，却为蒙昧未开的头脑所独占。

比之孔德的神权专制主义，蒙塔朗贝尔真正老派的神权理论，就俨然不仅威严十足，甚至富于自由主义的色彩。对拿破仑的兴起，蒙塔朗贝尔悲哀地指出，沉默已经成为法国的理想，而长期以来，这国家还是言论自由的偶像哩。

“但是后代将会知道，”他接着说，“在天主教与自由的事业当中，曾经有过一个老战士，他在1830年以前就已经将天主教的事业与保皇主义区别开来；他在六月政权的统治下就拥护教会从内政权力独立出去；他在1848年就竭力反对将天主教与民主相混同；他在1852年就抗议在宗教借口之下对自由的牺牲。”^［29］

天主教的默许，是最令蒙塔朗贝尔痛苦的事情。他们是否知道，在所有政府当中，对教会构成最大危险的往往就是专制政府？他们是否知道，独夫的统治，宣称为着所有人思想和行动，不过是异教徒的理想，一如罗马帝国时期实现的那样？自由与公共权利，都是教会及其信仰者的要求。而代议制政府，拥有分权原则和人民对政府工作的控制，永远有着伟大的状态，并对世界事务产生永久的影响；单个人的权力，则只能产生出辉煌然而短暂的伟大，产生出脆弱的权力——就如同路易十四或拿破仑一样。

在实践政治中，法国自由主义的各种理想动机相结合，形成了帝国的对立面。但斗争的迫切需要，使之与其他各类分子结盟——如共和派，正统王党，以及奥尔良派。所有心怀不满的不安定分子，都集合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之下，反对拿破仑政府的一潭死水。结果是一种混乱的大杂烩，通过独裁者在处理社会主义者、民主派和天主教徒时早熟稔在胸的腐化与奉承的娴熟技巧，很快发生了作用。

1860年前后开始的自由帝国，是拿破仑万花筒似的政策发展的第二阶段。用皇帝自己的话讲，自由不能建立王国，但或可使王国得到巩固。这样的话——或许还有别的许多话——他讲起来也许不失真挚；在专制政体中，毕竟还有个自由派，就是独裁者本身。但是这样的自由派，却难得表现出灵活娴熟的机敏。拿破仑三世之转变为自由主义，使他的政策走上一条在各国面前众叛亲离的道路，就是自由贸易之路。在这个问题上，他把思想改变得符合经济学家的信条，对此，我们早已视之为对英国制度肤浅的响应，却没能赢得十九世纪经济学家“圈子”以外任何法国作家和政客的支持。他成了个理论上的改宗者，忙着在实践中提倡自由贸易，并与科布登磋商1860年的商业协定。

但是，专制主义却不得不通过强制来制造自由；换言之，靠旨在制造自由的行动摧毁自由。工厂主与农场主占到国家经济力量的绝大多数，他们抗议拿破仑的行为，并组成了“保护国家劳动联盟”。工厂主也许从自由贸易当中有所收益：至少是那些从英国进口原料的人，或许更肯定的还有生产奢侈品的人，对他们而言保护主义全不适合。科布登很久以前就发现了这一点，就在曼彻斯特学派的运动中，他号召同胞们注意这两个国家纺织工业的互补特点，以及自由贸易会带来的好处——在此，英国的棉毛纺织业主将向法国的工人阶级提供衣物，而法国优质的亚麻布制品与巴黎服装工业也将在英国社会的上层当中找到市场。

但是工厂主们却决心维护其古老的保护主义传统，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代价。他们拒绝为结果难以确定的竞争而放弃保护主义。他们宁可与农场主一起，分享国家保护带来的微利。经历了拿破仑三世强加于不情不愿的生产者身上的自由贸易短暂插曲，法国金融业的历史表现为农产品与工业产品进口的累进增长，这一结果乃来自这两个阶级对立利益的妥协。